2011年清史研究综述
2011年的清史研究，出版的专著和论文数量都相当可观。明清易代、江南经济、徽学、科举、学术史、传教史、边疆民族、中外关系依然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也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一是八旗制度、满族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满汉关系等问题继续成为研究的焦点，部分学者还对“新清史”进行了批评和回应；二是清史学界的理论趋势加强，从域外看中国、帝国、大一统、江南学等概念出发的研究逐渐增多；三是清史研究与现实联系进一步紧密，清末宪政改革、辛亥革命等问题成为另一个热点；四是研究手段和史料来源日益多样化，史料档案数字化，民族语、外语史料档案运用增多。同时，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史料和档案也得到相应重视。
一、学术会议和重点专著简介
本年度清史年会“中国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暨第十四届清史学术研讨会”于9月17 -19 日，由故宫博物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单位共同举办。本次会议围绕辛亥革命、清代政治、经济、思想、中外关系、人物、档案文献、清史纂修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11月10-13日，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了“明清海洋政策与东亚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海防政策与运行，海洋政策与江南社会，海洋政策与日本社会，海盗、海洋政策与地方社会应对成为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此外，本年度还在清代政治、文化、社会、中外关系、太平天国、人物等方面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主要有：“第十届清官史”研讨会（沈阳）、“明清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全真道与明清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济南）、“明清移民与社会变迁——麻城孝感乡现象”研讨会（麻城）、“江南（浙江）区域史暨明清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杭州）、“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广州）、“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纪念张履祥诞辰400周年暨张履祥与浙西学术”研讨会（桐乡）。这些会议的召开，活跃和推进了清史研究的发展。
本年度清史研究专著，政治制度史方面：陈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上海古籍出版社）考察了清前期政府和汉族文人通过评述南明历史，建构了当时的社会话语和集体的历史记忆；赖慧敏《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辽宁民族出版社）讨论了清皇族的家庭组织、阶层流动、公产、官庄以及经济生活等问题；李典蓉《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对清朝京控制度的形成和运作制度、生监和讼师在京控中的角色、不同社会群体在京控中的不同待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朱金甫和张书才《清代典章制度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晓堂《清朝对外贸易法制研究：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冯玉荣《明末清初松江士人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晶晶《清代钦差大臣研究》（学苑出版社）、许颖《清代文官行政处分程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也值得关注。
社会经济文化史方面，龚义龙《社会整合视角下的清代巴蜀移民群体研究》（重庆出版社）通过梳理清代各省迁徙巴蜀的移民在资源获取、继替、流转方面的史事，揭示了清代巴蜀移民社会整合的路径、困难和特点；鲁西奇、林昌丈《汉中三堰——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堰渠水利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通过考察明清汉中堰渠水利的发展和管理体制，探讨了传统农田水利领域中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王振忠《徽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探讨了徽学研究的历史、研究领域和未来发展方向；张天杰《张履祥与清初学术》（浙江古籍出版社）探讨了张履祥的理学、伦理、经世实学等思想以及交游情况。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陈鹏《路途漫漫丝貂情：明清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郑幸《袁枚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段润秀《官修（明史）的幕后功臣——纂修官现存拟订史稿研究》（人民出版社）、江凌《清代两湖地区的出版业》（中国书籍出版社）则分别对清代东北人口问题、东北亚丝绸之路、袁枚生平、《明史》纂修群体、两湖出版业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边疆民族与中外关系方面，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系统考察了历次和卓叛乱事件，指出清朝的政策失误和部分民众对和卓家族狂热信仰是叛乱屡次发生的主要原因。李涯《帝国远行：中国近代旅外游记与民族国家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游记人手研究民族问题。陈晓敏《清代驻京喇嘛研究》（燕山出版社）、王力《明末清初达赖喇嘛系统与蒙古诸部互动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周竞红《蒙古民族问题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侧重蒙古、西藏宗教与部落民族研究。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考察了明清时期中期两国的疆域观和实际疆域，以及这些疆域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陈慧《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中央编译出版社）揭示了中国与朝鲜自15世纪中叶起就以图们江为界河的历史事实。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孙文《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华夷变态）初探》（商务印书馆）分别从《燕行录》和《华夷变态》人手考察了中朝、中日关系。
本年度的晚清研究专著涉及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常书红《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以满汉关系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地位、角色、民族认同和满汉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赵雅丽《晚清京师南城政治文化研究》（凤凰出版社）考察了京师南城以中下层京官为主体的政治文化模式及其流变。此外，还有杨华山《晚清厘金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人民出版社）、马金华《外债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龙盛运《向荣时期江南大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程啸《文化、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以晚清教案和义和团为中心》（巴蜀书社）、邵晓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浙江民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尹公华《晚清中国与国际公约》（湖南人民出版社）、梁碧莹《陈兰彬与晚清外交》（广东人民出版社）、王瑛《李鸿章与晚清中外条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陈丹《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张立胜《县令、幕僚、学者、遗老——多维视角下的劳乃宣研究》（人民出版社）、李江辉《晚清江浙礼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张运君《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邓文峰《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国书籍出版社）等著作。
论文集方面，郭松义《清代赋役、商贸及其他》（天津古籍出版社）收入了《论“摊丁入地”》、《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明代的内河航运》、《清前期内河航船考略》等文章，是其研究清代经济史中有关赋役改革、商贸及运输路线的重要结晶。此外，还有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孙燕京《急进与慢变——晚清以来社会变化的两种形态》（商务印书馆）、邹振环和黄敬斌《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复旦大学出版社）。
译著及译文集有[瑞典]斯文•赫定《帝王之都——热河》（中央编译出版社）、[美]赖利《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和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德]狄德满《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江苏人民出版社）、[日]井上裕正《清代鸦片政策史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日]石桥秀雄《清代中国若干问题研究》（山东画报出版社）、[美]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馆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美]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凤凰出版社）、[日]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山田贤《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清史译丛》10辑（山东画报出版社）等。
二、清史研究方法和热点探讨
本年度，部分学者继续对美国“新清史”进行了批评和回应。杨念群《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期）认为清史研究应该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重新全面审视清朝的统治策略，整合两种思维的合理之处，走出第三条道路。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1期）指出“新清史”学者以“满洲帝国”称大清，并不符合康熙中叶以后满人的正式国家认同的实际，对“满人特性”的独特作用进行了批评。黄爱平《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清史研究》1期）认为清统治者通过对入祀帝王的调整，建构了包含少数民族王朝在内的完整的历代帝王统绪，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中华的认同。邵丹《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清史研究》1期）阐述了清末民初满人对东北故土的认知变化过程。赵刚《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重构——以（皇朝文献统考•舆地考、四裔考、象纬考）的几个问题为中心》（《新史学》第5卷“清史研究的新境”，中华书局）力图突破以往“汉化论”和“新清史”在满汉二分框架下讨论问题的模式，探讨了盛清大一统话语重构问题，以及清代多民族国家与早期全球化背景的关系。
“汉化”问题受到部分学者的深入讨论。王海燕《对“满人汉化”的思考——以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设立及裁撤个案为例》（《东岳论丛》6期）认为满人汉化经历了维护统治而学习接受汉文化、挽救满洲根本而抑制汉文化和完全汉化的三个阶段。甘德星《满洲汉化：台湾乾隆御碑研究》（《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认为乾隆御碑皆是先汉文后满文，满文由汉文翻译而来，反映汉文才是乾隆时期的第一语言。对于满人的满语退化的考察，陈力《清朝旗人满语能力衰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认为主要有三种原因：生产方式变换、经济环境变迁和清朝大兴科举，这最终使得“旗民联为一体，毫无畛域”。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满洲人形象——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山东社会科学》10期）论述了朝鲜人对于满人汉化过程的观感，认为朝鲜燕行使臣笔下满人怪异的形象是受朝鲜“社会总体想象”影响而形成的文化偏见。相反，儒化的铁保，由于其具有深厚的汉文化内涵却赢得朝鲜使臣的尊敬，参见曹春茹《清代满族诗人铁保与朝鲜文臣的诗文友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6期）。
史料档案数字化为清史研究提供了便利。黄一农<e考据时代的新曹学研究：以曹振彦生平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期）透过数位数据库以及满文档案，对曹振彦生平进行了深入考证，揭示了曹家在清初崛起的历史脉络。如何将史料、档案的数据化趋势较好地与传统历史研究相结合，“e考据”做了有益的尝试。他的《丰润曹邦入旗考》（《中华文史论丛》4期）、《重探曹学视野中的丰润曹氏》（《红楼梦学刊》3辑）两文也依此法对曹邦的来历、曹玺和曹鼎望两支的关系作了深入考察。
满汉关系研究。杨海英《南兵游击胡大受敕谕建州女真考》（《清代满汉关系研究》）认为，万历中期南兵游击胡大受敕谕建州努尔哈赤事件，可视为“一种来自下层的、带民间色彩、和平解决民族争端的新模式”。定宜庄、邱源媛《旗民与满汉之间：清代“随旗人”初探》（《清史研究》1期）揭示了一个既不同于正身旗人，又有别民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的边缘群体——随旗人。赖惠敏《从法律看清朝的旗籍政策》（《清史研究》1期）从户籍制度管理角度考察了清朝法律对待不同族群间的差异。杜家骥《清代内务府旗人复杂的旗籍及其多种身份——兼谈曹雪芹家族的旗籍及其身份》（《民族研究》3期）探讨了清代内务府旗人复杂的身份，并认为曹雪芹家族的旗籍和身份应是内务府正白旗、满洲旗分内、旗鼓佐领下包衣汉军。
孙守朋《嘉庆朝汉军旗人生计问题的政治史考察——以参与天理教起事的曹纶父子为中心》（《中州学刊》5期）认为，曹纶参与天理教起事，使得清朝一面加强屯居汉军旗人的管理，另一面则进一步笼络汉军官员群体。李平秀《从天地会看清代民间社会的满汉关系》（《清代满汉关系研究》）通过分析天地会“反清复明”思想，揭示了清代民间社会中存在的满汉对立关系。姜涛《关于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清史研究》1期）从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对旗人的屠戮和后期反满政策的转变，探讨了太平天国强烈的反满倾向。李细珠《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民族研究》3期）认为，在越来越严峻的反满形势和革命党人威胁面前，虽然清廷试图化除满汉畛域，调整满汉政策，但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刘小萌《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1期）认为，京城旗民两个部分经商群体相互间的商业关系，促进了北京城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陈力《清朝旗民婚姻政策考论》（《西南大学学报》5期）指出大量满汉通婚实例的存在，使满汉通婚的限制政策如同空文。赵寰熹《论康熙朝北京内城旗人的外迁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 期）认为，北京城八旗格局由内外城旗民分局到内城核心八旗驻防区、内城周边八旗驻防辐射区、外城汉人居住区三层新格局的变化促进了旗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此外，王宇《近三十年来晚清满汉关系研究述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总结了近30年来的晚清满汉关系研究。
本年度晚清史研究的热点集中于对清末宪政改革的反思。金冲及《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近代史研究》6期）论述了清朝最后十年的困境和改革措施，指出清朝的灭亡是必然趋势。李细珠《日韩合并与清末宪政改革》（《近代史研究》4期）认为，日韩合并迫使清廷调整了宪政改革的策略和期限，加速了宪政改革的进程。小野寺史郎《大清臣民与民国国民之间？——以新政时期万寿圣节为中心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万寿圣节的庆祝活动意在建构“大清臣民”的自我认同。关晓红《清季三司两道改制》（《中华文史论丛》3 期）指出，清朝放弃了司道改制的全盘更新方案，而改为设置三司两道，最终造就了民初省级行政架构的雏形。吴佩林《清末新政时期官制婚书之推行——以四川为例》（《历史研究》5 期）认为，清末四川推行官制婚书体现了当时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的契合与紧张关系。
三、政治制度史专题
明清易代研究。何龄修《柳敬亭卒年考析——四谈柳敬亭问题》（《清史论丛》2011年号）认为柳敬亭告别人世在康熙十一年。吴三桂研究有新发现，滕绍箴《吴三桂墓碑考》（《云南师范大学》5期）认为贵州岑巩县马家寨的“吴公虢硕甫墓”确实是吴三桂之墓。在《陈圆圆晚年生活述略》（《贵州社会科学》12期）中，滕绍箴、李治亭认为马家寨的陈圆圆墓则反映了吴三桂死后，陈圆圆及吴三桂部分后裔一直在此隐姓埋名生活，而陈圆圆一直到康熙二十八年才去世。吴刚《“抢西边”和“欲得中原”——“已巳之役”中满洲贵族新旧“战争理念”的碰撞和冲突》（《清史研究》4期）认为，己巳之役中新旧贵族的冲突，对入关前后满洲贵族政体的“文化嬗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冯贤亮《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学术月刊》8 期）揭示了清初江南士绅的抗清活动以及在清廷密网捕杀下惊心动魄的日常生活。丁士仁《清初洮岷地区反清复明起义始末》（《西北民族研究》2期）则扩展了对于抗清斗争的视野，由江南汉族转向了西北回民，详细考察了顺治五年甘肃洮州回民的反清复明起义的背景、原因和过程。
帝王及宫廷史研究。为了塑造英主形象和维护清朝的正统性，康熙始终不遗余力。韩琦《科学、知识与权力——日影观测与康熙在历法改革中的作用》（《自然科学史研究》1期）指出，日影观测活动与康熙朝的权力运作、满汉关系密切相关，可以视为康熙帝控制汉人的作秀行为。张勉治《康熙皇帝首次南巡与文武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清史研究》1期）认为，1684年春季的礼仪争论揭示了清朝政治文化中文武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反映了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困境。常建华《长安之旅：康熙帝西巡探讨》（《社会科学》5期）强调康熙西巡的目的在于展示儒家文化治国的象征性，阐释清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成积春《治吏与“和平”——论康熙“中正和平”之道对吏治的影响》（《史学集刊》4期）认为，康熙将其“中正和平”之道施行于吏治，产生了吏治废弛、贪贿公行、暴动骚乱等极其消极的影响。此外，王思治《“太后下嫁疑案”辨证》（《历史研究》2期）再次肯定围绕顺治帝帝位纷争的险恶政局造成了太后下嫁这一事实。杨珍《陈梦雷二次被流放及其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6期）认为，“大位之牌”事是陈梦雷二次被流放的直接原因，揭示了清前期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祁美琴《清代君臣语境下“奴才”称谓的使用及其意义》（《清史研究》4期）论述了“奴才”称谓变化背后复杂的政治、社会、观念诸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杨念群《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从地方官对乾隆帝一份谕旨的执行力说起》（《新史学》5 卷）深入探讨了清朝帝王的“教养观”如何通过官僚的具体实施转化为一套政治治理技术。腾德永《乾隆朝内务府对库存参斤的管理——以内务府的“参斤变价”为考察对象》（《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认为，参斤变价成为了乾隆朝内务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导致东北参源枯竭。
八旗制度研究。杜家骥《清代八旗制度中的值年旗》（《历史教学》22期）指出雍正时值月旗的设置，使得八旗管理规范化的同时加强了统治职能。孙静《补遗漏、订舛误、清疑窦——（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按语初探》（《史学集刊》6期）认为乾隆时八旗世袭佐领向公中佐领的转变趋于频繁，八旗内部等级名分更加严明。乌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蒙古姓氏考》（《民族研究》1期）对部分蒙古姓氏名称的实际发音和这些部落姓氏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详细考释。任玉雪《论清代东北地区的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辑）指出由旗民分治到地域管理、由旗民双重管理体制到行省制度是东北厅制的特征与演变过程。
基层行政研究。胡恒《清代佐杂的新动向与乡村治理的实际——质疑“皇权不下县”》（《新史学》5卷）对“皇权不下县”的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应该重视县级佐贰官、杂职官的研究。魏光奇《清代州县的“主奴集团”的统治——透视“秦制”的根本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l 期）认为，清代州县官府是一个宗法性的“主奴集团”，州县财政不过是一种“家产制”。左平《清代县丞初探——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史学月刊》4期）认为，清代县丞衙门、衙役建置和县丞职责都因时地而设，与实际法律规定存在一定差异。傅林祥《清雍正年间的次县级行政机构及其职能探析》（《清史研究》2期）认为，分防、分理、分征三类次县级行政机构与知县衙门形成了县级政权的两个管理层级。
宗族研究。冯尔康《政府规制与民间舆情的互动——以清代族正制的制度内涵及存废推展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期）认为，族正产生的民举官定法，反映了政府与宗族双方密切结合的愿望，但推行效果并不理想。游欢松、曹树基《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学术界》11期）认为，地方宗族建设的正统化与国家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宗族建设倡导者个人有着极大的关系。史志强《伏维尚飨：清代中期立嗣继承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12卷）探究了清代中期立嗣继承中的性别问题、立嗣与收养界限不断模糊和血缘观念淡化的历史进程。蒋俊《明清时期桂西壮族土司的宗族制度》（《史学月刊》8期）认为，宗族话语成为土司表达国家认同、创制汉人族群身份和控制地方的手段。
司法律例和礼制研究。张晋藩《清代律学兴起缘由探析》（《中国法学》4期）认为，传承明律、重视司法、执法者注律以及律注法律化是清代律学兴起的原因。李典蓉《满文与清代司法制度研究》（《政法论坛》3期）指出运用清代司法档案的满文史料，有助于深入了解清代中央与地方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姚饧《“理解性差异”与清代刑案律例施用矛盾——以刑部与督抚争议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12卷）指出施用律例精神不同和律例本身的缺陷使刑部与地方督抚经常对“犯罪构成”产生不同理解。王洪兵《清代顺天府与京畿司法审判体制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12卷）认为，清代顺天府形成了顺天府、直隶总督、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等多种因素在内的京畿行政司法管理体制。礼制方面，邱源媛《清中前期宫廷满洲祭祀典礼制作及其意义》（《清史论丛》2011年号）探讨了顺治至乾隆时期，清朝典礼制度中的满洲元素及其影响。张亚辉《清官萨满祭祀的仪式与神话研究》（《清史研究》4期）通过对清官萨满仪式的分析，论述了“满洲中心观”的神话学依据。段志强《孔庙与宪政：政治视野中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事件》（《近代史研究》4期）分析了清政府试图以表彰顾、黄、王来宣示立宪诚意，以推动政改进程，从而使得“孑L庙”和“宪政”改革产生了暗合的联系。
四、经济史、社会史
经济和人口。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清华大学学报》2期）提出要抛弃“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充分认识江南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的经济状况。苏基朗、谭家齐《明末清初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人口损失与历史人口估算》（《清华大学学报》6期）设定了四个天灾人祸界别，以此估算明末松江的人口损失和发展状况，认为1640年左右松江府及周边州县人口已达500万之多。车群、曹树基《清中叶以降浙南乡村家族人口与家族经济——兼论非马尔萨斯式的中国生育模式》（《中国人口科学》3期）通过考察阙氏家族人口行为和其人口行为背后的经济驱动力，认为其生育行为是经过理性权衡和规划而成的。曹树基《石仓洗砂业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史林》3期）认为1820年后石仓砂扎价格的崩溃性下跌，不仅反映了当地冶铁业的崩溃，也反映了江南铁市场的崩溃。杜新豪、曾雄生《经济重心南移浪潮后的回流——以明清江南肥料技术向北方的流动为重心》（《中国农史》3期）分析了明清时期江南肥料技术的向北方传播的原因、途径及其结果。史志宏《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耕地面积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4期）认为康雍之际的实际耕地面积约为9. 84亿多市亩，而鸦片战争前增加到了11. 47亿市亩。吴善中《清初移民四川与啯噜的产生和蔓延》（《清史研究》1期）认为啯噜的产生是清初不加限制向四川移民和移垦社会未加整合的副产品。
赋税和漕政方面。许檀、高福美《乾隆至道光年间天津的关税与海税》（《中国史研究》2 期）指出嘉道年间天津每年所征关税、海税合计约12-15万两，已成为北方最大港口和商业中心。倪玉平《有量变而无质变：清朝道光时期的财政收支》（《学术月刊》5期）认为“道光萧条”说值得商榷，应是“有量变而无质变”的过渡型财政。漕政方面，赵思渊《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清史研究》3期）认为嘉道年间苏松地区的“告漕“案件是生员群体在既得利益遭到侵犯后的反应。周健《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中华文史论丛》1期）认为漕弊是各种“浮费”代表的额外财政对额定财政的空前侵蚀。
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对于西南矿业的研究较多。马琦《矿业监管与政府调控：清代矿厂奏销制度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探讨了矿厂奏销制度在清代矿业管理体制中的地位、作用和矿厂奏销清册的研究价值；他的《清代黔铅的产量与销量》（《清史研究》l期）考察了清代不同时期黔铅的产量和销量，并检讨了清代矿产量的计算方法。王德泰《清代云南铜矿开采中“底本银”制度考》（《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分析了“底本银”制度实施的时间、本银的发放、矿铜的抵扣和调整等情况。
此外，李博《清代顺治至嘉庆时期东北地区的私参活动》（《史学月刊》9期）叙述了由非法粮参贸易、私参买卖、私参代运等组成的东北盗挖人参活动。范金民《清代前期上海的航业船商》（《安徽史学》2期）认为海运业在上海的早期兴起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陈学文《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发展的新格局—一以衢州的造纸业和木植业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3期）指出衢州木植业中“拚”的产权分离和契约化的卖买关系，标志着明清商业资本发展的新途径。
徽州经济研究。张佩国《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中国社会科学》2期）通过考察绩溪司马墓讼争，揭示了地域社会场境中的整体动员体制。徐国利《朱子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安徽史学》5期）认为明清徽州的人们以朱子伦理观为基础，建构起了新的商业伦理观。李甜《雍正开豁世仆令与清代地方社会——以“宁国世仆”为中心》（《清史研究》4期）叙述了“宁国世仆”贱民群体的历史脉络、生活情况和存在的原因，分析了自雍正开豁世仆令以来宁国世仆的出户历程。王振忠《徽州与衢州：江南城乡的片段记忆——稿本（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初探》（《社会科学》3期）考察了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徽州士商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胡中生《融资与互助：民间钱会功能研究——以徽州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以徽州为例，认为钱会在乡族社会和事业经营中发挥着融资和互助的双重功能。
有的学者从宗教、士绅群体、卫生、文化等方面进行社会史考察。
宗教方面。李尚英《清代民间宗教述论》（《清史论丛》2011年号）从兴起、发展、组织形式、经卷、思想信仰、教派类别等方面全面考察了清代的民间宗教。潘星辉《鬼证：清人丧祭观的另类演绎》（《学术界》12期）认为在确认鬼神存在的前提下，清人通过志异小说，大大发展了鬼神形象、丧葬、祭祀等环节，从而最终将死者纳入到了宗族体系中。黄忠怀《从土地到城隍：明清华北村落社区演变中的庙宇与空间》（《清史研究》4期）认为土地庙完成了村落空间的初次整合，而村城隍则是村落空间小社区分化再整合的结果。章毅《祀神与借贷：清代浙南定光会研究》（《史林》6期）认为定光会的经济功能仍然被含摄于宗教性之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士绅研究。孙竞昊《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历史研究》3期）考察了济宁士绅在明清之际国家、社会格局中的复杂定位和波动。崔岷《“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近代史研究》3期）认为征税和司法权是团练与官府冲突的原因，团练之乱造成了绅士与国家关系的疏离。
医疗卫生。余新忠《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清史研究》3期）从卫生防疫角度探讨了晚清民众身体的“国家化”过程，认为这一进程既是西方科学、卫生的文明话语霸权，又是国家立法和相关机构的设置的结果。单丽《从1902年霍乱传播模式看清末北方社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辑）认为华北社会商业和铁路的发展，使得北方霍乱城乡传播逐步突破地域限制。
文化。冯尔康《清代乾隆时期扬州人的引领时尚——建设文化教育休憩城的历史启示》（《安徽史学》1期）认为乾隆年间扬州人在园林、茶馆、美容、戏剧、书院、扬州学派和城府建设七个方面处于“甲于天下”的地位。赵世瑜《图像如何证史：一幅石刻画所见清代西南的历史与历史记忆》（《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认为云南楚雄大姚县石羊镇文庙中的壁画揭示了当地井盐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帝国经略西南边陲过程中的意义，以及给当地社会文化造成的影响。
五、学术思想与科教文化专题
传统学术研究。学术流变方面，艾尔曼《早起现代还是晚期帝国的考据学？-18世纪中国经学的危机》（《复旦学报》4期）认为18世纪经学考据学转向显示了知识阶层对过去典章制度的信心危机，并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演变为去经典化和去权威化的趋势。林存阳《朱筠与清中叶学术变迁》（《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朱筠“识字以通经”的为学取向促使他提出从《永乐大典》中辑校遗书的倡议，对朴实考经证史之风产生重要影响，有力地推进了“通经稽古”新治学趋向。汪林茂《嘉道学术中的近代转型趋势——以浙江学术为例》（《史学集刊》2 期）指出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学术即已呈现出明显的向近代转型的趋势，并非完全是“冲击与反应”的西学东渐结果。有关晚清传统经史之学的命运，有三篇文章值得关注。张寿安《从“六经”到“二十一经”——十九世纪经学的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学海》1期）从经数与经目的变化上，考察了19世纪经学的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的学术转变过程。章可《（礼记•王制）的地位升降与晚清今古文之争》（《复旦学报》2期）认为今古文论争是促成近代经学的边缘化和史学走向中心的主要原因。朱贞《清季学制改革下的学堂与经学》（《中山大学学报》5期）认为新式学堂中“中体西用”和“分科教学”的两条主线，造成了经学的不断衰颓。
学派和学术人物研究。申屠炉明《清代常州学派的名义及范围》（《社会科学战线》5期）认为常州学派是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的学术派别，并非同一地的其他常州学者都可以归入到此派。冯峰《清代扬州学派形成考论》（《清史研究》2期）考证了清代扬州学派形成的过程、条件和学术倾向。罗军凤《顾炎武与清初（春秋）经学》（《清史研究》l期）认为顾炎武的鼓励广辑传注解经，重视《左传》，但不信任《左传》义理的思想，带有清初经学的特点，其方法影响了乾嘉汉学。于富春《王晕交游考》（《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考察了王晕拜师名门、跻身于官宦名流的交游创作经历。郑吉雄《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因缘——“理”与“道”的新诠》（《文史哲》3期）认为章学诚和戴震都注意到经史文献所记载内容背后的一种人伦、社群、文化的自然力量。徐道彬《论王念孙对戴震学术的继承与发展》（《安徽大学学报》4期）通过考察《广雅疏证》一书，梳理了王念孙与戴震的学术继承关系，并对“扬州学派”问题予以实证说明。
典籍研究。吴元丰《（满文老档）刍议》（《清史研究》1期）论述了《满文老档》名称的含义、抄本的形成、各版本特征、出版等问题。徐道彬《（四书按稿）非江永所作考论》（《文献》1 期）通过对《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四书按稿》的辨伪，论证此书非江永所作。李立民《（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史源探析》（《清史论丛》2011年号）评述了《经籍考》引用史源的特点，概要分析了其史源致误的类型和原因。
科举研究。李世愉《试论清代科场中的谎报年龄现象》（《清史论丛》2011年号）考察了清朝童生试、八旗科举、老年士子中的谎报年龄现象。李祖基《冒籍：清代台湾的科举移民》（《厦门大学学报》1期）揭示了清代前期闽粤移民冒籍赴台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认为科举移民促进了台湾的文化发展。刘希伟《清代科举考试中的“贱民”冒考问题》（《厦门大学学报》3期）则论述了清代奴仆、隶卒、倡优三类贱民的冒考现象。陈宝良《“清客帮闲”：明清时期的无赖知识人及其形象》（《福建论坛》4期）认为明清两代清客、帮闲这一特殊的下层知识人群体是商业化、城市化与科举制度的产物。贺晓燕《“举人大挑”述略》（《清史论丛》2011年号）从科举落第政策的角度论述了清代举人大挑的推行及其影响。
教育研究。赵连稳《北京清代书院经费支出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6期）对基本建设经费和日常经费两大类书院经费进行了深入的考察。马勇《新知识背后：以京师大学堂创建为中心的探讨》（《安徽大学学报》4期）以京师大学堂的创建为例，分析了新知识传播背后所蕴含的权利冲突。左松涛《多面的弄潮儿：沈戟仪与清末民初的私塾改良》（《中华文史论丛》3期）论述了清末沈戟仪的私塾改良活动，以此探讨清末十年社会改良运动中的人心世相。
六、边疆史地与中外关系专题
北疆研究。达力扎布《17世纪上半叶喀尔喀与明朝的短暂贸易》（《清史研究》2期）论述了后金控制漠南蒙古地区后，漠北喀尔喀南下与明朝建立亍短暂的贸易关系，以及三方之间的斗争过程。他的《清太宗和清世祖对漠北喀尔喀部的招抚》（《历史研究》2期）认为喀尔喀对内地的经济依赖关系是其归附清朝的主要原因。乌云毕力格和宋瞳《关于清代内外札萨克蒙古盟的雏形——以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清史研究》4期）通过满文文献考察了盟旗制度在清初的形成和演变。赵珍《清嘉道依赖伯都讷围场土地资源再分配》（《历史研究》4期）揭示了伯都讷围场开垦过程中旗民对比变化和官民在资源分配中的利害关系。衣保中、张立伟《清代以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开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史学集刊》5期）则指出内地汉人大规模开垦边外土地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本年度的新疆研究，自然灾害和屯民问题成为重点。阿利亚•艾尼瓦尔《乾隆时期新疆自然灾害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通过统计乾隆时期新疆自然灾害的情况，分析其规律和特点。她的《从清代文献看清政府对新疆的救济》（《清史研究》2期）叙述了清政府对新疆自然灾害的应对和赈济的情况。赵海霞《清代新疆商屯研究》（《西域研究》1期）关注清代新疆屯民，认为商屯可以分为集中于北疆和南疆逐步展开的两个阶段。鲁靖康《清代伊犁户屯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1 期）则探讨了伊犁户屯名实、开办时间和管理情况，认为户屯的性质是以“户”为承垦单位而非民屯。贾建飞《乾嘉时期新疆的金矿开采——以内地人的活动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论述了内地人涌入新疆开采金矿的情况，以及清朝由严到松的政策变化和管理办法。
西南边疆研究。常建华《确立统治与形成秩序：清顺治康熙时期对南方土司的处置》（《清史论丛》2011年号）认为，清政府在顺治时期着眼制定土司承袭基本制度，康熙时期则采取儒家教化政策，对部分土司开始进行改土归流。邹健达《乾隆年间“云南边外土司”建置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论述了乾隆时中缅围绕边外土司发生的冲突，以及对中缅关系和清朝治滇政策的影响。黄国信《苗例：清王朝湖南新开苗疆地区的法律制度安排与运作实践》（《清史研究》3集）考察了清王朝在湖南乾州、凤凰、永绥三厅新开苗疆地区，采用“苗例”作为处理苗民内部纠纷的法律规范，并配合“苗例”建立了一套有特色的法规体系。
东南沿海研究。刘彼德《17世纪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结构和特征》（《台湾研究集刊》3期）讨论了荷据台湾殖民地社会的结构、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和特性。汪曙申《试论十七世纪荷兰海权的崛起与对台湾的侵占》（《台湾研究》5期）认为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是东西方传统陆权与新兴海权势力消长的结果。陈忠纯《清前期平民领照渡台的范围探析——兼议限制渡台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厦门大学学报》2期）认为，清前期严禁民人渡台有担心台湾人口过多、防止非法人员偷渡两种原因，直到福康安的实地调查后才实行领照渡台制度。
传教史。欧阳哲生《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3期）论述了此三位传教士的北京印象，认为这奠定了西方的北京学知识谱系。张振辉《卜弥格与明清之际中学的西传》（《中国史研究》3期）介绍和评论了17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卜弥格向西方传播中国文明成就的业绩。何芳《从档案看宁寿官门窗玻璃的安装——兼论西方传教士双重身份的终结》（《故宫博物院院刊》6期）认为，宁寿官扩建工程中平板透明玻璃供应短缺的原因在于西方近代专利制度的实行，使得西方传教士作为技术传播媒介的身份开始走向终结。李晓丹等《17 -18世纪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建筑的影响——从（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加以考证》（《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考证了西方建筑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影响。章可《概念史视野中的晚清天主教与新教》（《历史研究》4 期）认为，晚清新教与天主教对正统的争夺，使得天主教由总称变为一派，而新教则通过“新”的译名产生了“新教胜于旧教”的观念，对现代中国人的历史和宗教认知产生了巨大影响。
朝贡与外交体制。李育民《改易天朝体制的初试——义律融调中西的模式及其趋向》（《晋阳学刊》2、3期）论述了义律在广东以中英“官方直接通讯”来改易清朝天朝体制的活动。柳岳武《略论道咸同时期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诞生》（《史学月刊》5期）从总理衙门、驻外大使、外交意识产生等方面考察了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诞生过程。传统的中朝、中越朝贡关系也发生着改变。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与18世纪北京的琉璃厂》（《安徽史学》5期）认为18世纪朝鲜燕行使团通过与琉璃厂书商的交流，扩大了接触范围，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王元周《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1期）认为晚清中朝之间的朝贡制度日益松懈，双方官员和文人间交往扩大，为外交开辟了新可能。孙艳姝《晚清中朝朝贡关系详考》（《史学月刊》1期）则认为清朝对朝鲜的朝贡往来愈加严格控制，中朝之间的朝贡关系并未中断和衰落，甚至出现了一度的“回光反照”。王志强、权赫秀《从1883年越南遣使来华看中越宗藩关系的终结》（《史林》2期）认为中越宗藩关系的终结并不仅因法国势力的干预，还有来自中越双方的内在需求和动因。此外，仲光亮《论江户幕府对中国情报的搜集、处理机制》（《社会科学辑刊》2期）认为日本幕府通过长崎、萨摩藩、对马藩三个搜集点，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国情报搜集机制。拉宾•帕维尔《清朝俄罗斯文馆（18 世纪初-19世纪中叶）》（《历史档案》1期）介绍了俄罗斯文馆的历史、教学组织、师生来源、教学效果和最后命运。
中外贸易。顾卫民《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长崎与澳门之间的贸易活动》（《史林》l期）讨论了耶稣会士在长崎、澳门间的贸易活动以及托钵僧士对此的抨击。费驰t<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东亚商路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指出中朝日三国间存在着一条稳定的商路，主要流通品是中国丝织品、朝鲜人参、日本白银。王宏斌《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史学月刊》6期）指出乾隆时期，江、浙、闽三个海关仍然在正常履行对外贸易管理职能。赵春晨、陈享冬《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兴起》（《清史研究》3期）认为十三行商馆区的兴起在粤海关建立之后，与广东洋行制度同步形成，互相影响。刘强《18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制瓷业的衰落：一个全球的视角》（《史学集刊》2期）对中外贸易给中国制瓷业造成的影响作了探讨，从全球化视角勾勒出了四百年间中国制瓷业的兴起和衰落过程。
中外交涉。陈开科《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嘉庆十年中俄交涉述论》（《近代史研究》4期）认为戈洛夫金外交使团的失败，导致俄国形成19世纪的对华基本政策，并逐渐获得对华政策优势。陈文《清代中越陆地边境跨境问题管理（ 1644-1840）》（《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辑）从出入境、边境贸易、跨境流民、通婚等方面考察了清代中越之间的边境跨境管理制度。夏维奇《历史的另面：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与列强的较量——以西人在华架建电报之纠缠为考察中心》（《学术研究》7期）认为清政府在电报领域的坚强抵抗，为中国日后自建电报预留下较为有利的空间，展示了清政府与列强“不合作”的一面。王维江《从德语文献看1861年中普通商条约的签订》（《史林》6期）勾勒了中普通商条约的签订过程，分析了当时清廷大臣与普鲁士人交往的心态和对外认识水平。王士皓《“最为持平”之约——对晚清中国与拉美国家建交条约的认识》（《清史论丛》 2011年号）从对等性、领事裁判权、“一体均沾”等方面考察了中国和秘鲁、巴西、墨西哥等国的建交条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 北京 102488）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