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日本的战国、秦汉史研究
[日]柿沼阳平（早稻田大学文学部 日本东京）撰
杨振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编译
2010年是战国秦汉出土文字资料研究和海外学术交流取得世界性飞速发展的一年。首先，中国继因红外线图版而使战国楚简释文面目一新的《楚地出土战国筒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下文均省略中国出版著作的编者名）之后，又出版了全十册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楚简研究呈现活跃状态。此外，还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李成市、尹龙九、金庆浩撰、桥本繁译《平壤贞柏洞三六四号墓出土竹简（论语）》（《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4）介绍了北朝鲜出土的《论语》竹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也出版了。虽然后两本出现在日本书店实际上已到了2011年，但部分释文早前已在杂志上介绍过。这些从古董市场购入的资料，与出土情况比较清楚的居延汉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不同，关于真伪、年代等问题较难处理。但是这些资料给日本学界赋予了活力却是事实，特别是由于简牍的红外线摄影是由日本提供技术的，因此合作的学术新成果引人注目。
此外，2010年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日本，以及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研究、作报告的机会比历年有所增加。例如出版了《第一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中，与思想史有关的有池田知久《依据出土资料展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和谷中信一《通过战国楚简看先秦道家》，论述出土文字资料与《史记》关系的藤田胜久《战国、秦代出土史料与（史记）》，和以秦汉《田律》为素材论述中国文明化与地方习俗关系的工藤元男《秦汉（田律）考》。后两文是分别对藤田《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东大出版会，1997）和工藤《从睡虎地秦简看秦代的国家与社会》（创文社，1998）两书内容所作的进一步考察和发展。而在日本也出版了一系列日中共同成果，包括汇集日美加等国学者战国秦汉史研究论文的《中国史学》19号（ 2009），将东亚出土资料和信息传递进行比较分析的《探求资料学的方法》9号，探讨出土文字资料和地域性关系的《出土文献与秦楚文化》5号，清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研究特集《亚洲流域文化研究》6号，以作为世界史的中国史为主题的《河合文化教育研•研究论集》8号等。特别是除了《探求资料学的方法》9号刊载的与交通、出行有关的论文外，饭岛和俊也发表了《吏的出行和“宿”》（《中央大•人文研纪要》68）和《（元延二年日记）与吏的出行》（《国学院大学纪要》48），探讨与吏员行迹有关的问题，因此去年以交通、出行为关键词的成果很多。此外，借楚简研究发展之风，《中国研究集刊》50、51号刊登了多篇思想史方面的论文。进而，作为日韩共同成果，出版了钟江宏之、鹤间和幸编著《围绕东亚海交流的历史发展》（东方书店），其中，关于东亚海域物流的有下田诚《探求日本武器型青铜器与中国战国时期三晋青铜器的连接点》。东亚海域研究也以与“宁波项目”（特定领域研究“东亚的海域交流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的学际创新”）为中心确定研究主题，成为一大潮流。
在学术全球化的同时，另一方面研究的细化也在发展。由专业者进行合作取得了专业性很强的研究成果。例如，由几个研究者对史料进行译注工作是日本值得自豪的成果之一，去年简牍方面有早稻田大学简帛研究会的《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译注（二）》（《中国出土史料研究》14），饭尾秀幸《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译注（四）》（《专修史学》48），佐佐木研太、下田诚《龙岗秦简译注（前编）》（《中国出土史料研究》14）等，此外还有个人进行的译注如小寺敦《上博楚简（郑子家丧）译注》（《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57）等。前文提到的《出土文献与秦楚文化》5号也登载了个人进行的译注。
此外，简牍的增加也给文字学、音韵学、语言学、文法论、语汇论带来了影响，特集《上古音研究的现在和展望》（《中国语学》257）等中国语研究者的活跃引人瞩目。这些研究专业性强，历史研究者直接参与讨论有时很困难，但适当参考还是必要的。另外，历法研究对于历史的时间系列的描述也有益，这方面的论著有小泽贤二《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和对其进行批评的平势隆郎的《不正确引用和批判之“形”》（《汲古》57）、《街角发现的奇妙表达2》（《史料批判研究》9）。关于中国古代的惑星运动，有武田时昌《太白行度考》（《东方学报》京都85）。那么，在上述大的学界动向中各研究领域是如何深化的呢？下面将分领域进行成果回顾。
简牍学、史料学。酉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名大出版会）不仅论述了简牍内容，还着眼于简牍的外形，对各文书给予汉代人的视觉功能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评价请看专门的书评，重视史料本身的视角对推进筒牍研究富有启发。西川利文《张家山汉简（史律）所见（史书）》（《鹰陵史学》36）认为《二年律令•史律》是关于史、卜、祝这样的专门职业的培养规定，乍看与此类似的《汉书•艺文志》引萧何之律是太史之史，《说文解字》序引尉律是以郡府为对象，它们史料的性质不同。大栉敦弘《日记前史》（小岛毅《东亚的海域交流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科研费报告书）概观了“日记”的资料，推测尹湾汉墓简牍“元延二年日记”、周家台秦筒“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岳麓书院所藏秦简“日志”等不是单纯的历谱，也不是日记本身，而是日记的前身，相当于与官吏的业务活动密切相关的墓主人个人的备忘录。
财政、经济、货币。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财政与国家》（汲古书院）是探讨汉代至唐宋变革时期财政史的巨著。与渡边的其他著作一样是必读书。钱币方面有江村治树《中国古代青铜货币的形成和发展（六）》（《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56），从考古学角度分析了战国楚的贝货，认为周代统治者之间是以赠予交换宝贝的方式将哭字贝货作为楚国的统一货币。古泽义久《战国、秦、汉初方孔圆钱在中国东北地区、韩半岛西北部的发展》（《古文化谈丛》64）以考古学、古钱币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一化钱是在战国燕，明化钱、明四钱是在秦、汉初的燕地区铸造的。货币经济方面，柿沼阳平发表了四篇论文：①《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诸潮流及其发展过程》（《中国史学》19，2009）整理了学说史。②《战国秦汉时代盐铁政策与国家的专制统治》（《史学杂志》119 -1）认为战国秦至西汉武帝时期民营盐铁业与官营盐铁业并存，盐铁专卖制度后统一为官营，通过这一分析提出三位一体的统治体制论。③《三国时代曹魏的税制改革和货币经济的本质变化》（《东洋学报》92 -3）认为民间供给型的货币布帛生产量增加，导致东汉末户调制的出现。④《战国秦汉时代王权与非农业民》（《史观》163）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指出战国秦汉王权具有人类学的“异人”特征，特别是汉代皇帝将国家财政依赖于农民，帝室财政依赖于异人=非农业民，因而是异人王。落合悠纪《汉初的田制与阡陌的一试论》（《法史学研究会会报》14）考察了《二年律令•田律》（246-248简），将一般释作“畛”的字释为“吻”，在此基础上复原了当时的田法。研究受制于一字一句的解释是学界的共同感觉，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史料缺乏，期待出土史料的增加。
政治、宫城、官制、郡县制。小寺敦《先秦时期“让”考》（《历史学研究》871）认为战国时代以前较少有政治场合中“谦让”的例子，《左传》中除了可能是几个后代的例子外，可能均是受血缘原理的影响，以尚贤思想为背景的“让”。在此基础上提出，作为王朝更替论的禅让和周代宗法制是战国以后附会形成的。小林伸二《田齐的军事与外交（一）》（《鸭台史学》10）将田齐的军事、外交放在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的国际形势下进行了考察。山田崇仁《关于屈氏的建立》（《中国古代史论丛》7）追溯分析了楚的屈氏出身于楚武王王子。土口史记的《先秦时期“郡”的形成及其契机》（《古代文化》 61-4）认为战国时代的郡主要是在秦领土扩张时期设置的，秦以外则缺乏这一契机。同氏《包山楚简的宦和宦大夫》（《史林》93 -4）论及与秦汉郡县制潮流不同的战国楚的领土统治，试图对将秦汉郡县制看作是战国领土制度完成形态的通说进行批判。大栉敦弘《新朝的统一统治》（《高知大-人文科学研究》l6）认为秦、西汉将关中作为根据地，对东方平原等其他地区进行统治，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关中防卫为目的的东方地区的南北防卫线，新朝时向环绕首都圈的四方形式转变。期待其对东汉迁都洛阳后防卫线变化等的分析。探讨西汉后半期“首都圈”的有福岛大我《西汉时期的“首都圈”和皇帝制度的变迁》（《专修史学》49）。藤田胜久《张家山汉简（秩律）和汉王朝的疆域》（《爱嫒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28）推测《秩律》中有不包含诸侯王国的倾向，高祖十二年十月至惠帝初年和吕后元年四月至吕后二年的情况是相同的。村元健一《东汉洛阳城南宫和北官的职能》（《大阪历史博物馆研究纪要》8）复原了东汉洛阳城的布局，认为光武帝想营造一个以南官为中心，配有明堂、灵台等儒教礼制建筑等的朴素都城，但明帝时期扩建北官后，南北两官开始一起使用。涉及官城研究的还有渡边将智《东汉洛阳城皇帝、诸官的政治空间》（《史学杂志》119 – 12），假定皇帝的执政场所、生活空间与各官府办公场所的空间距离是两者之间政治距离的投影。认为西汉时设在宫城内的会议场所，东汉时设在南官和官城外的三公府，与此同时，对内朝官进行再编，三公、将军、九卿掌管政策决策，尚书台负责文书传递。此外，米田健志《西汉的御史大夫小考》（《奈良史学》27）认为西汉的尚书是草制（替皇帝代笔）之官，御史大夫负责调查故事，制定政策草案。期待渡边和米田的研究今后能够交叉、碰撞。
法制、教化。广濑熏雄《秦汉律令研究》（汲古书院）认为秦汉律令不是一次编纂的法典，而是在出现问题时一条条制定的。该书有许多第一次发表的论文，内容上也有独创，因此有望引起有益的讨论。专论方面有冒谷至《笞杖的变迁》（《东方学报》京都85），认为汉唐间的笞杖刑，特别是秦汉时基本上为“督（训诫、叱责）”的意思，还没有纳入“刑”的范畴内。鹰取祐司《秦汉时期的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中国史学》19，2009），认为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为身份刑，相当于负的爵位。官宅洁《秦汉时期的恩赦和劳役刑》（《东方学报》京都85）认为西汉文帝十三年为了削减残存的无期刑徒和官奴婢，废除肉刑，将劳役刑有期化，以赦令将此前的劳役刑徒从刑徒身份解放出来，作为“复作”继续服一定的役务。期望其关于“庶人”和“士伍”关系的分析。而若江贤三《秦汉律中的司寇》（《爱嫒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27，2009）则以汉初有刑期说为前提，提出“司寇、隐官是被免刑、结束刑期的徒隶身份”。同氏还发表了《（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和奸案件的适用法律》（《社会文化史学》53）。虽然汉初有期刑说受到很多批评，但若江以己说为前提持续推进研究，是否可以与观点不同的学者展开讨论呢？刘欣宁（太田麻衣子译）《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121-107 -108 – 109简释读及汉律的量刑原则》（《古代文化》62 -3）对《二年律令》简文的排序问题进行再探讨。与近年不断发表的体系性的法制史研究相比，虽是基础研究，但却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排序问题的重要性。佐藤达郎《汉六朝时期的地方教令》（《东洋史研究》68 -4）探讨了地方长官的法令、公告类的地方教令；照内崇仁《对东汉时期私塾的基础性考察》（《史料批判研究》9）考察了东汉的私塾。
家族、老人、女性。柴田舁编《血缘关系、老人、女性》（名古屋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有三篇本领域的研究。①饭田祥子《同产小考》认为同产是同父的兄弟姐妹，同产是国家将包含父方堂兄弟的“昆弟”、“兄弟”与同父的兄弟姐妹进行区别、排列秩序所使用的公用语。②仲山茂《甘肃省武威出土的王杖简》对所谓王杖十简的学说进行了认真梳理，结论是赋予高龄者王杖并不单纯是优待措施，还通过持有者让民众看到王杖，凝聚皇帝的权威。同氏还发表了《关于王杖简资料性质的一考察》（《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34）。③柴田异《刘向（列女传）的世界像》将刘向所撰的《说苑》与《列女传》进行比较，认为《说苑》是指导男性行为和伦理的书，提倡王者、君主的德、感化的秩序形成论；与此相对，《列女传》是以维持发展男系谱系为前提，指导女性行为、伦理的书。关于《列女传》，黑田影《列女传图研究（二）》（《佛教大•文学部论集》94）对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的列女传图进行了解说。
爵制、国家。楣身智志《汉初郡国制的形成和发展》（《古代文化》62 -1）认为高祖六年将汉直辖地的列侯在全国内进行再编，呼吁共有“天下”的基础上，以“天下”安定为借口让功臣认可诸侯王的刘姓化。但事实上，高祖六年以后，功臣叛乱相继发生，异姓诸侯王的叛乱难道不是给了刘姓化的口实吗？而且因韩信等的死亡，也使得没有人有能力对此进行反对。希望论文亦能涉及仁井田陛、栗原朋信以来关于“封爵之誓”、“白马之盟”的讨论。松岛隆真《汉王朝的建立》（《东洋史研究》69 -2）将刘邦称汉王，变成授爵者（身份）的提供者这一时点看成是王朝的建立。但汉初的爵是依据军功的，因此刘邦授爵的开始应当不是“王朝”而是“独立的军秩序”的开始。矢泽忠之《汉初北方郡国的再编》（《东洋学报》92 -1）认为汉初原则上回避的“削减诸侯王国领土=中央郡县化”在北方郡国发展的原因是，中央和诸侯双方均有意让中央来承担防卫匈奴的任务。小林春树《（汉书）帝纪的著述目的》（《东洋研究》176）批评了板野长八关于汉王朝为了建立神话而著述的观点，主张《汉书》具有东汉王朝建立前史的性质。
传承、占术、日书。高户聪《山川诸神的性质》（《集刊东洋学》104）指出将先秦的神按照各自的身份、地位赋予秩序，有应当祭祀的神也有不应当祭祀的神，后者中有百姓进行祭祀、依时崇拜的神。富田美智江《战国时代的后稷像》（《中国出土史料研究》14）指出被认为是周的始祖、掌管农事的后稷，由于在战国时代为农学家官僚所利用、宣传，因而在周人以外也被作为农祖而崇拜。在舜、禹、神农等之中，官僚农学家特意选择后稷的原因是什么呢？海老根量介《战国（日书）反映的地域性和阶层性》（同上）分析了日书的篇目、语汇，推测楚系日书是以国家级、秦系日书是县以下级别为对象。各种日书有可能是各自的摘录，有必要对篇目数进行单纯的比较，但对各种日书的内容不是从时代而是从地域上探求差异的视角新颖。川村潮《阜阳汉简（周易）的史料性质》（《史滴》32）对出土阜阳汉简的双古堆一号墓的随葬品进行分析，推测是夏侯婴墓，认为阜阳汉简《周易》不包含龟卜，应为战国末成书，是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以前传写的。
异民族、对外关系。川胜守《西藏各族的历史和东亚世界》（刀水书房）由于西蝎定生的册封体制论没有将吐蕃纳入视野，而山口瑞凤的吐蕃研究也没有论及册封体制论，为了弥补这一缺环，该书以与中国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关系为轴，试图描述西藏各族的历史发展轨迹。但缺憾是有关战国秦汉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没有涉及近年的出土资料研究和佐藤长以后的相关研究。吉本道雅《后汉书东夷列传序疏证》（《中国古代史论丛》7）如篇名所示对《东夷列传》进行了分析。谷口房男《关于叟人》（《东洋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35）对西南夷的叟人，在“民族”的定义和民族官印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认为叟见于东汉至东晋，东汉末至五胡十六国时一部分迁徙、分散到各地，与他族不断混血、融合，其结果产生了“叟濮”、“寅叟”等混合集团。谷口满《先秦巴国的结构（梗概）》（《历史与文化》46）利用考古资料等分析了先秦巴的结构，推测它是由长江支流沿岸间隔约一天行程的散在的小巴国，以及共有祭祀、航运、婚姻的小巴国群的中巴国，以虎崇拜为轴的中巴国群的大巴国三个层次构成的。
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骨签、青铜器。作为首先对画像石研究提出理论性意见的小南一郎《图像所具有的意义》（《中国考古学》10）认为不应对图像一个一个进行解释，而应将图像整体放在空间的排列中来看。结构主义的视角很新颖，可能也会应用于神话分析等。作为实证分析，渡部武《中国汉代画像石所见犁型诸问题》（《历史与民俗》26）探讨了汉代的犁。也是一篇与农业史、环境史、科学史有关的佳作。秋山进午《从单辕马车到双辕马车》（《坪井清足先生卒寿记念论文集埋文行政与研究的夹缝间》，坪井清足先生卒寿纪念会编集、发行）列举陕西省靖边县老坟梁汉墓壁画等，证实了使用两匹马（在一根辕的两侧各有一匹）的单辕马车，在战国秦汉时代被两根辕中间夹着一匹马的双辕马车所取代的说法。内田宏美《汉长安城出土骨签的一考察》（《中国考古学》10）赞同骨签为弓弭的说法，认为它显示弓的制品信息，具有保护木制弓身的作用，中央政府将修理、废弃的弓上取下来的骨签集中起来保管。是考古学者研究弓矢的论文。冈村秀典《汉镜5期中淮派的形成》（《东方学报》京都85）提出官营作坊“尚方”衰退后，出现一部分镜工形成派别竞争的风气。以作镜名为基础追踪作镜动向是汉镜研究的一种方法，本文是结合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好文。南健太郎《关于洛阳汉镜随葬墓》（《熊本大学社会文化研究》8）认为洛阳出土汉镜主要作为穿衣镜使用、保存，很难从随葬情况看到其政治性背景。官本一夫《中国川西高原、洱海系青铜器的变迁》（《史渊》147）对以中原系、楚文化系文物的比较为基础进行实际年代推定的以往研究进行了批判，推进了与北方青铜器文化的对比研究。
以上回顾了2010年的成果，此外还有大久保隆郎《王充思想的各个方面》（汲古书院）等。由于篇幅的关系，很多思想史、考古学、文学方面的研究不得不割爱，整体而言确实是成果丰硕的一年。研究进一步细分化，另一方面专家同行间的合作也在发展，海外交流的机会也在增加。伴随着出土文字资料的激增，本领域的这一活跃状况应当会持续下去。虽然以中国中心的学界的全球化在发展，但在日本作为“研究外国的战国秦汉史的一个小集团”却日益相对化。虽然顺应中国的学术潮流，却很难期望从日本内部引发提出问题和构建独自的史观。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作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意义”，进行将中国方面的战国秦汉史研究相对化的体系性研究呢？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20编第5号《2010年的历史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