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评介

  香港大学王爱和著,金蕾译《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一书2011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爱和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张光直先生。她在上世纪80年代出国之时,正值思想文化热。作者身与其间,有所感触,该书的种子便在那时播下了。她在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时,不满于历史上的文化批判,认为是人创造和使用文化,文化并不会打人、斗人、杀人,那是只有活人才能干出的。她不无愤懑地自问: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倒与导师张光直合辙了。

  为了解惑,作者选择了两个议题,其一是作为“中国人思想律”,以“关联”为特征的古代宇宙观,属于文化范畴;其二是政治权力。两者皆非单纯物,而是相互交织,对被文化所化之物进行影响与规训。

  本书计六章,第一章绪论;第二、三、四、五章是主体部分,探讨了不同时期宇宙观的变动及其背后的动力;最后一章为结论。

  第一章中,作者对中国古代宇宙观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史回顾,特别是对既有的理论模式进行了审思。这些理论模式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但作者并不“以论带史”,而是强调打破隔阂,将中国早期帝国的材料带入帝国与王朝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以之来丰富理论上的讨论。在学术史回顾中,作者批评了宇宙观研究中的一种简化论,如历史学家过分着眼于宇宙观的文献资料,从中寻找它的起源,而不是它的概念与系统;哲学家则又单纯地将宇宙观当作一种思维形式来对待。作者对此有所不同,她志在呈现宇宙观的多面性、不确定性、变易性,而非单一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她关心的是,宇宙观通过何种方式形成一种特殊的思想形态,换言之,她要探讨的是宇宙观延存的动力。在她的理念中,是宇宙观与权力的互动使前者成为中国式的思想结构。这个着眼点,考古学者应当熟悉,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探索中,学界曾长期追寻中国文明的来源。

  在对既有的理论模式与方法批评之余,作者也有选择性地吸收。比如,斯坦利•坦比亚的“整体( totality)”这一“文化一政治”概念被用来探讨文化与政治的相互联系与建设的过程。

  福柯“话语”理论的印迹也随处可见,话语并不等同于符号语言,而是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福柯有言:真正的权力来自于话语。

  第二章呈现了商和西周的“四方一中心”宇宙观,及商周统治者利用这种宇宙观来获得政治权力。由于作者志不在探索宇宙观的连续性,所以她没有对更早的宇宙观进行追溯。选择商晚期开始探讨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因为这一时期宇宙观与政治力量的那种互动交织有了明显的呈现。与宇宙观有更早的起源一样,必须指出,文化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在新石器时代已见端倪。有大量考古证据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已经懂得占有艺术品,来满足精神范畴中类似通天地的追求,通天地的手段与政治权力有直接的关系,艺术正是攫取政治权力的重要途径。

  第三章下及战国,这一时期,宇宙观经历了从“四方”向“五行”的转变。各类新兴势力运用五行宇宙观的话语来构建新的权力关系。他们取消商周统治宗族的政治和宗教中心性,用一个基于五种宇宙能量的动态作用的新型系统来取代“四方一中心”这一神圣永恒的中心观念。战国时期,话语权不再具有唯一性,而是深陷多种群体的竞夺中。这种纷乱的态势,正如福柯所述:“话语产生于矛盾,话语正是为表现和克服矛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正是当矛盾不断地通过它再生出来,为了逃避矛盾才继续下去并无限地重新开始。”

  宇宙观话语的掌控者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恰与政治格局类似,三代霸权王国之前的政治格局是一种“相互作用圈”,虽然各区域间的连锁互动日益频繁,但总的格局仍然是分崩离析。之后的商周社会,开始具有了一种中心性霸权,东周时期,政治格局则再度回到分裂的状态。在新石器时代,各区域考古学文化,如良渚、红山文化均可发现反映宇宙观的物质遗存,各区域的巫觋掌握着通天地的手段。商周以降,中心区的王族垄断了宇宙观话语权,继而到战国,这种话语权又被解构了。可见,政治上的“由分而合再分”与宇宙观话语竞夺的“分散、垄断、再分散”是同一的趋势。无论宇宙观话语为王族所独占,抑或有更多的掌握者,宇宙观变革的实质,都是为了确立一套能够使这些力量的运动服从权力关系的符号体系。

  进入秦汉帝国,政治的格局和关联宇宙观再次发生变化。政治上是统一帝国。文化上,五行宇宙观被进一步统一化、道德化和典范化,它成了官僚制度和君权的模式,它为塑造一个宇宙和帝国合而为一的秩序在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第四章中,该书介绍了五行相克循环和五行相生循环,及围绕它们发生的争论。这种争论完全可以视之为一种权力技术,同时也属于一种知识规则。它关系到如何组织复杂事物以获得秩序。最终,相克力量的宇宙观被转变成道德宇宙观。

  该书在第五章作了一次聚焦,即将宇宙观话语实践移置于皇帝身上,呈现了围绕皇帝展开的宇宙观话语辨驳。这一章浓墨重彩地展示了皇帝并非权力之“源”或权力之“本”,而是一个争夺实施“符号暴力”的垄断性权力的“场域”。在这样的场域中,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相互对抗,从而撕碎了古往今来的皇帝美学。

  以上评述,篇幅短小,难以面面俱到。个中具体内容尚需读者亲自阅读方能感受。总体而言,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它吸收了来自中、日、西方学术研究的精华,既利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又不牺牲最优秀的传统学术的人文强势。最后,值得一说的是,应当从书中读出它的现实关怀。作者的初衷正是不满活人因为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创造改造文化符号,又用文化塑造政治制度,欲还文化与权力的本来面目,方有此书。笔者深感本书对文化与政治的阐述,在当下的社会,有颇多可鉴之处。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亦不无自信地说:这在今天一派尊孔读经升平景象中,竟然获得全新的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 江苏南京 210097)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

  

Comments are closed.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