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核心提示】要全面提高西夏社会历史研究水平，释读西夏文字、考释西夏文献固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熟悉和认真掌握汉文献也是极不可或缺的。实际上，目前在考释西夏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常识性错误，或不能进一步深入考释的诸多问题，其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不熟悉汉文献资料。

　　1908年黑水城西夏文献出土之前有西夏社会历史研究而没有西夏学。黑水城出土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为西夏文字提供了释读钥匙，整理西夏文文献遂成为可能。

　　由此，涵盖西夏文字学和西夏社会历史的西夏学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西夏社会历史研究在两个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第一个方面是继续明清以来对西夏史料的钩沉，并从以汉文文献为主逐渐扩大到西夏考古文物、西夏文献，从而构成西夏历史研究史料来源三足鼎立的格局。经过一个世纪的考古文物发掘，翻译、考释西夏文献、佛教经典，订正旧史谬误，补辍遗缺，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陆续出版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等文献资料集，使西夏历史史料颇具规模。这为深入、广泛认识西夏的历史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由于俄、日、欧美学者的广泛参与，以及西方社会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打破了旧的西夏历史编纂体系，使问题讨论逐渐成为研究主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俄、日、欧美学者能够分享中国大陆考古文物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由此扩大了西夏历史研究的国际境界。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大致有：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和建立者拓跋氏的族属源起、西夏的国名与名号、西夏文化所受的影响、西夏社会与经济的特征、西夏人物评价、西夏历史地理、西夏的历史作用及其贡献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带动了西夏专题史研究，内容涵盖西夏宗教史、军事史、法制史、经济史、科技史、社会史、艺术史、出版印刷史等。

中外西夏学研究方法有分歧

　　对西夏的社会发展、国家性质及文化特征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长期深受苏联的社会发展史观、美国“征服王朝”学说以及游牧民族与农耕地区关系理论的影响。苏俄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主要运用前一种理论方法，他们将西夏历史置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链条中来观察，提升了对西夏历史重要性的认识，认为西夏社会发展同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社会发展模式。中国大陆学者又多以阶级斗争的理论解释西夏历史的政治、社会经济变化和对外关系。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理论，既肯定西夏党项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又指出在中国统一历史进程中，西夏是“割据地方政权”。这些理论方法和认识在国内西夏史学界迄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后一种理论方法主要是由欧美学者包括一些日本学者所持有，代表作是《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他们主张承认西夏的正统地位，强调党项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周边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东亚大陆具有支配地位的印度—吐蕃、汉、突厥—蒙古三种文化。中国式的统治方式成了党项政权的政治规范。不过，党项人在展示适应性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特性。为维护自身民族文化，创制了属于自己的党项文字，将党项族的语言奉为国语，并且强迫统治区域内被征服民族吸收党项文化。但是，中国学者不能接受这种将西夏历史置于异族在唐朝版图内建立的独立国家的观点。

运用多元的社会科学理论待深入

　　进入21世纪，西夏历史研究又出现新动向，研究问题的主流倾向由以讨论传统政治史、经济史、西夏国家性质、民族关系为主，转变为以文献考释、佛教文化、社会史为主。经济史研究由社会经济关系、土地制度转向契约关系、商业贸易、具体经济现象。而政治制度史主要集中在关于文书档案制度，职官制度已很难进入研究者视野。

　　上述转变的主要原因，首先是随着20世纪末西夏文献的陆续公布，整理和研究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其次，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环境史、区域史等域外新的学术视角渐次被引入国内。此外，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观察社会问题的角度也日益繁复开阔。与之相应，学术研究倾向更趋多样化，社会史、文化史纷纷进入论文选题者的视野。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新视角的引入多是浅尝辄止，对多元的社会科学理论深入探求和理解的态势没有出现。

　　从1908年发现黑水城出土文献以来的100多年间，西夏社会历史研究成绩显著，但当前也出现了制约西夏历史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的瓶颈，如不解决，势必影响西夏史研究的未来。

　　问题之一，西夏史研究者多一门心思专研西夏史，特别是年轻的一代研究者，既不关心纵向的唐、五代、元、明史的研究，也很少过问横向的两宋、辽、金史的研究。研究者以考释西夏文文献、西夏汉文文献为主的研究蔚然成风，而且课题碎片化倾向明显。其实这是一种见木不见林的短视做法。虽然社会历史研究需要局部细节甚至是“碎片”式研究的支撑，但大多数人过于关注细碎问题的背后，恐怕隐藏着理论缺失问题。缺失理论的研究成果越多，距离认识历史的本相就越远。当然，绝大多数宋辽金史研究者不关注西夏史研究，也是造成这种偏颇的重要原因。

　　问题之二，文献学习偏重西夏文献而轻视汉文献，这是一种过犹不及的倾向。虽然有人称黑水城文献特别是西夏文文献的公布，标志着“西夏学研究缺少原始文献资料的伤心史从此结束”。但在鼎足而立的三种西夏历史史料中，以唐宋元文献为主的汉文献资料无疑是建构西夏王朝规模、制度、纪元、风貌的主体材料。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迄今并没有出现可以完全取代以汉文献为主撰写的《西夏史稿》的作品。

　　要全面提高西夏社会历史研究水平，释读西夏文字、考释西夏文献固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熟悉和认真掌握汉文献也是极不可或缺的。实际上，目前在考释西夏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常识性错误，或不能进一步深入考释的诸多问题，其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不熟悉汉文献资料。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3日第38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