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洞庭湖地区生态环境史研究述评

　　【摘　要】近三十年来，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诸多相关成果，总体上来看，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一是考察洞庭湖区历史面貌演变过程及其原因，虽然观点纷纭各有重点，但将其看作一个动态的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系统已逐渐成为共识；二是探讨湖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主要从堤垸兴废与生态环境、自然灾害与地方社会，以及人类社会的生态应对三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述。这些研究虽然有不少观点值得借鉴，但也存在着重复研究较多、观点区分度不高等问题，须续挖掘史料、拓宽视野与加强学科交流。

　　【关键字】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史；历史演变

　　洞庭湖是我国四大淡水湖泊之一，自古以来就以“鱼米之乡”著称于世，直至今日仍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洞庭湖历经沧海桑田，生态环境随着地质结构的变动与社会经济的兴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人对此已有初步的了解，清朝道光年间陶澍等修纂的《洞庭湖志》就搜集有大量相关的诗文、题赋与奏疏。时至民国，一些学者对洞庭湖区的社会状况与风土人情展开了细致的调查，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与论文。如彭文和《湖南湖田问题》(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李振《湖南滨湖各县实习调查日记》(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李炳炎《湖南实习调查日记》(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宇宙书局1947年)，王恢先《湖南水利问题之研究》(民国沅江久记永和堂石印本，湖南图书馆藏)，以及李仪祉《整理洞庭湖之意见》(见《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年)等，其中对这一区域生态环境的演变不乏生动的描述与深入的分析。

　　建国后，洞庭湖区迎来了大整治、大发展的时期，然而学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其生态变迁的研究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近三十年来，它才迈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各学科工作者开始投入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并取得了一系列值得借鉴的成果。如张步天的《洞庭历史地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卞鸿翔等的《洞庭湖的变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王克英的《洞庭湖的治理与开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二届长江论坛论文集———洞庭湖论坛》等著作与文集，以及诸多散见于各类刊物中的专题论文。本文即试图对它们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对其中有关这一区域环境变迁的研究展开评述。

一、动态的系统:阶段划分与盈缩成因

　　近三十年来，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由自然科学工作者率先发起。一些地质学家、地理学家、环境学家、气候学家从地质变动、水沙动态、气候变化等角度探讨了湖区生态环境的变迁，而具体研究的问题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洞庭湖演变历史阶段的划分，二是洞庭湖盈缩的成因。

　　1．洞庭湖演变的历史阶段

　　洞庭湖的演变分为地质时期与历史时期两个大的阶段。前者大致是指全新世以前一系列地质运动中洞庭湖伴随着东亚大陆形成的过程，其相关研究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而后者则是指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开始后的历史，期间洞庭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变化过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变化阶段的具体划分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就洞庭湖的早期状态而言，张修桂指出从全新世初至公元三世纪先秦汉晋时期，洞庭地区虽然湖盆时有升降，但一直属于“河网交错的平原景观”［1］。杨达源认为自全新世以来洞庭湖即开始向河川型“沉溺湖”演变。［2］卞鸿翔虽赞同全新世初期湖区“河网交错”的说法，但认为自其中期开始，湖面就已逐渐扩大，至距今四千年前的尧舜时代成为“江湖连通的浩淼大湖”，且一直持续到先秦两汉时期。［3］38－48张晓阳等也对全新世初期及中期的湖区样貌作出了与卞氏基本相同的判断，却指出全新世晚期的湖区演变为“四水复合，三角洲发育，湖沼洼地零星分布”的状态，自商周至秦汉时期，“洼地、湖泊和沼泽”继续扩大，但并非是一个恒定的烟波浩渺的大湖，仅汛期“河湖水体相连”［4］。周宏伟则断言秦汉时期洞庭湖“尚处于河网沼泽平原阶段，没有形成大型湖泊”［5］。

　　就洞庭湖的中期演变来说，张桂修指出自公元四世纪东晋、南朝之际开始，洞庭湖一直不断扩大，至明代与清中叶达到全盛状态，但深度已远不如唐宋时期。［1］张晓阳认为“魏晋至19世纪中叶，洞庭湖逐渐发展至鼎盛阶段”［4］。周宏伟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魏晋南朝隋唐时期，今洞庭湖地区的湖泊水体得到快速扩展，唐后期至清前期，洞庭湖地区的湖泊水体面积处于全盛阶段”［5］。对此，卞鸿翔却持不同意见，认为从魏晋南朝时期，洞庭湖不但未有变大，反而“开始受到分割与缩小”，至唐宋时期湖面因围垦而进一步缩小，元明时期湖面虽然扩大，湖盆却日益淤浅，清代前中期，又因大规模的围垦洞庭湖处于由大到小的逐渐萎缩阶段。［3］48－73

　　就洞庭湖的近代变迁来说，何业恒等认为1825年至1915年期间，湖面扩大并发生南移，自1915年后，天然湖面迅速缩小，并失去了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泊的地位。［6］张晓阳也发现“19世纪中叶至今，三角洲迅速推进，湖泊逐渐萎缩”［4］。卞鸿翔却认为晚清至今，洞庭湖虽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中，但有过多次短暂的扩大，并非直线式的变化。［3］73－86

　　就洞庭湖未来的发展趋势来说，因近代以来湖盆淤积日益加快，一些学者认为它可能会出现湖垸交换的沧桑之变，这样的沧桑变换在其演变史上确曾发生过。因长期的泥沙淤积，荆江两岸由明清以前的“北高南低”转变为“南高北低”，民国时期就有学者做出了洞庭湖可能由湖南移向湖北的大胆预言。［7］至于洞庭湖未来消亡之说，有学者表示反对，认为湘、资、沅、澧四水与长江相互顶托和洪峰遭遇决定了洞庭湖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并且还有可能继续南移。［6］

　　2．洞庭湖的盈缩成因

　　洞庭湖历史时期的变化无疑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两方面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它们各自的角色与作用显然有所不同。为此，学界也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

　　其一，地质沉降说。这是洞庭湖形成及其在相当长时期得以扩大的基础，可以说是学界的基本共识。地质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工作者根据洞庭湖区的断层地貌、岩层分布以及水系流向等因素科学地判断出洞庭湖的地质构造基础是“扬子准地台的江南地轴断裂处”，其沉降的趋势至今仍在继续，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它早已不是洞庭湖盈缩的决定性因素。［3］15－27

　　其二，气候变迁说。杜耘等指出全新世后因气候的冷暖交替所造成的上游降水量的变化，致使洞庭湖时有变化。［8］何业恒等也认为湖区上游降水的多少、入湖径流量与泥沙量的增减，以及上游地区森林植被的荣枯都与气侯变化密切相关，并且指出唐末以后气温持续下降是洞庭湖上游地区森林覆盖率始终难以恢复的主要缘由，这又导致荆江泥沙量持续增高，并最终改变了江湖关系，十九世纪以后长江中上游地区变为多雨区，以致长江水灾增多，进而推动了荆江四口南流局面的形成。［6］

　　其三，来水变化说。洞庭湖在历史时期的盈缩，直接受制于入湖径流量的变化。一些学者指出湖区水系上游降水并不是洞庭湖积水的主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荆江的分流量。明代中期以前，荆江是南北分流的格局，这对于洞庭湖来说分流压力并不明显，但自此之后江北分流口穴尽为淤塞，且由明中期的两口南流，发展至近代的四口分流，入湖水量大大增加，这是洞庭湖在这一时期得以急剧扩展的直接原因。

　　其四，泥沙淤积说。唐末以前，洞庭湖入湖泥沙量微不足道，故尚未见泥沙淤积的现象；五代以后长江中游地区逐步开发，江水含沙量增加，开始倒灌洞庭；南宋以后，洞庭湖成为荆江的分洪湖泊之一；至明中期后分洪压力增大，泥沙淤积也越发严重，并且湘、资、沅、澧四水也因上游农业开发带来大量淤泥，自此泥沙淤积成为改变湖区生态面貌的主力；但二十世纪以来，因江湖关系的变化，湖区泥沙淤积有逐渐减缓的趋势。［6］

　　最后，围垦造田说。泥沙的长期淤积，湖洲的大量浮现，这又为湖区大规模的围垦运动揭开了序幕，邻近区域的无地贫民与拥有雄厚资本的地主、商人纷纷涌入湖区开垦荒地，或是为了谋生，或是为丰厚的经济回报，然而却一同造成了湖区圩垸林立的局面，“与水争地”的现象日益严重。［14］

　　实际上，上述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洞庭湖生成、发育与衰退的完整系统:湖盆的坳陷沉降为诸水汇合成湖奠定了基础，来水量的大小具体决定着湖体的广度，来水含沙量则影响着湖体的深度，但含沙量的高低又受制于上游地区的植被状况与人类活动，而这些区域不同历史时期植被的生长、降水量的多少与人类的活动都与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近代以来，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强，上游地区水土流失日益加剧，以致入湖泥沙量远远大于湖盆的沉降量，洞庭湖的大小与深浅的决定性力量由自然的地质沉降逐渐转变为人类社会的一系列相关的活动。来红州等人就明确指出了洞庭湖“在地质历史时期主要以内外地质作用为主，构造沉降起决定作用，泥沙淤积次之……而自清末到现在的近100年来，人类的围湖垦殖和泥沙淤积在湖盆的演化历史中居主导地位，构造沉降的影响则相对居次。”［9］因此，要准确判断洞庭湖的历史演变及其成因，必须将其作为一个动态的具有不同历史阶段特性的系统来加以考察与分析，正如胡旭跃所指出的，“洞庭湖的演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问题，涉及各种复杂因素，必须采取系统分析的方法，把洞庭湖看作一个对自然作用及人类活动作用产生响应的、复杂的自然——人工复合环境系统。［10］

二、人与自然：人类活动与湖区生态变迁

　　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无疑首先制约着这一地区人类的基本活动，但自从有人类活动以来，这一区域的生态变迁也打上了人类的烙印，并且随其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而不断加深，时至近代最终成为决定洞庭湖存亡的主要力量。因此，它们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三十年来这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1．经济的开发与湖区生态环境

　　洞庭湖区经济开发与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说社会经济的兴衰基于湖区生态环境的变迁，但同时它们也多方面地改造着湖区的生态面貌。

　　堤垸的兴修是湖区社会经济稳定与安全发展的基础，历代政府与地方社会都极为重视。梅莉专门考察了洞庭平原垸田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发现其历经明代、清初、清中叶和清末民国四大阶段，呈现出由河流阶地和湖区边缘坡地向河湖洲滩发展，再向湖区中心推进的层次性规律，同时也指出清朝中期以来盲目围垦导致了湖区生态的严重失衡，成为阻碍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11］钟兴永则认为洞庭湖的围垦从宋代开始共有三次高潮:两宋时期、清康熙至光绪年间与建国初期，并且指出它们的出现是因泥沙淤积、人口压力、政治干预以及湖田土壤肥沃的诱惑所致，而且湖田开发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的失衡。［12］张建民则综合考察了清代江汉———洞庭湖区堤垸农业的发展状况，指出它对这一区域生态、水土、水利、粮食生产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双重影响，既繁荣了湖区经济，缓解了人口压力，又引起了生态失衡，最终造成区域经济的衰退。［13］

　　毋庸置疑，洞庭湖区农田水利的兴废是政府政策、地方社会与生态环境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些学者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张祥稳等指出清代湖南是“与水争地”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在清政府垦荒政策的刺激下，地方官府与民间从眼前利益出发加速围垦，以致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水土流失加剧。［14］邓永飞在其博士论文中更是详细考察了近代洞庭湖区的湖田围垦及其相关的环境变迁、移民、水利、社会冲突和地方行政，指出近代以来这一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引发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地方社会秩序进入了一个大调整的历史时期。［15］张建民则以江汉—洞庭湖平原为中心，探讨了两湖地区的堤垸修防制度、组织方式、资金来源、管理弊端，以及水利关系中的社会冲突与地区协调，还有修防过程中的官绅民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16］

　　不仅湖区农田水利与生态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村庄、城镇的分布与发展也受其制约。董力三等认为洞庭湖区村落与城镇的兴衰与其自然环境、水运条件的变迁密切相关。［17］刘兵权则指出适当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是城镇体系产生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因此研究洞庭湖区城镇体系最好能结合洞庭湖本身的历史演变。［18］

　　2．自然灾害与湖区地方社会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在物质运动过程中对适应某一相对稳定生态系统的人类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异常现象，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形式。因此，自然灾害也是研究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问题。洞庭湖区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区域，尤以洪涝灾害最为严重，社会经济秩序曾屡遭破坏，这一问题引起学界极大的兴趣，是洞庭湖研究的又一焦点，但其中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的研究在关注角度、采用方法与研究目标上多有不同。

　　自然科学界的研究着眼于防灾工作，主要以现当代洞庭湖灾害为考察对象，并根据一些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对湖区历史时期的灾害则鲜有论述，但它们探讨灾害的时空分布、基本特征、形成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对这一区域灾害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社会科学界的研究则主要是考察近代以前的灾害史，且偏重于灾情、社会影响与救灾举措的论述与总结。如吴海文对清代洞庭湖区的水患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自清初以来有逐渐加重的趋势，又从自然与人为两方面考察其成因，并指出主要是自然界变动的结果，同时还介绍了历代洞庭湖水患治理的争论，认为其核心问题是蓄泄之争以及存在着“就湖治湖”的局限性。［19］龚政则从洪涝灾害的演变这一角度论述了清代洞庭湖区生态变迁的问题，认为从清初至咸同年间洞庭湖区雨水气候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洪涝灾害虽然频繁，但水量有限，成灾面积不大，然而咸同年间降水量增多，以及长期的过度围垦，造成洪涝灾害严重恶化。［20］郑自军认为人口、垸田和水灾是制约清代前期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三要素，并指出清初这一区域人少地多，水灾破坏小，故能获得显赫的经济地位，而嘉道以后人多地少，水灾频繁，以致经济发展渐趋停滞。［21］

　　近代洞庭湖区自然灾害加剧，社会损失加重，学者对此也有研究。王晓天、刘云波认为近代环洞庭湖地区继续保持着全国粮仓的地位，并且经济作物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频发的自然灾害等因素致使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并未给当地农民带来富足的生活。［22］黄庆林则专门剖析了1931年洞庭湖特大水灾及其造成的社会损失，认为它的爆发既有自然原因，又有人为因素，并指出其时湖南省政府的赈灾措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湖南荒政的近代化进程。［23］此外，一些湖南灾荒史研究也对历史上洞庭湖区的自然灾害多有论及。如杨鹏程在湖南灾荒史的系列研究中就有相当部分是考察这一区域的，并且在《荆江———洞庭湖区水患与乡村社会》一书专门探讨了荆江沿岸与洞庭湖区的水灾及其社会影响。［24］

　　3．湖区生态变迁的应对举措

　　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人类社会必然会做出主动或被动的反应。自古以来，人们在利用与改造洞庭湖区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其新的变化，这也是洞庭湖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杜森尧等就发现历史时期湖田洲土的利用形式因具体的生态状况而区分为两种主要的形式:一是原始利用，即捕鱼捞虾、割草盖房与砍苇作薪等；二是围湖造田，进行农业生产。［25］实际上，这两种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区域、不同时段是可能相互转化的。尹玲玲讨论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关系时，从渔课所数量的变化中发现了洞庭湖区的经济结构在这一历史时期随生态环境的变迁经历了一个以渔业为主向以农业为主的大转变。［26］实际上，晚清时期在湖区北部淤成田地的同时，湖区南部却不断地沉入湖底，南北两地社会经济在农渔之间发生了相向的转变。

　　在应对生态变迁的过程中，因涉及多方复杂的利益，具体举措可能截然相反，但社会措施的整体效应则是它们之间博弈的结果。谭作刚即指出湖广地区因滥兴围垦致使水利事业加速崩坏，人为破坏了水地平衡，清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但因历史局限与地方利益的反对，这一区域的围垦始终禁而不绝。［27］美国学者彼得·C·珀杜也考察了清代洞庭湖水利兴废过程，认为十八世纪时清政府为发展经济积极推动这一区域兴修水利，然而在人口压力、商品化等因素的驱动下，就围垦问题地方自主与国家控制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至十九世纪进一步激化，并且最终以国家调控的失败而告终。［28］在这些论述中，国家扮演的都是湖区生态环境保护者的角色，而身处其间的地方社会则恰好相反，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三、结语

　　由上可知，学界对洞庭湖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考察历史时期洞庭湖的形成、演变及其原因；其二，则是探讨洞庭湖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又是从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自然灾害与地方社会，以及政府与地方应对生态变迁三个层面来具体展开讨论的。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重复研究较多，观点区分度不高，甚至形成了固定的论述模式，这一现象在湖体演化、灾害成因等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要实现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跨越式发展，不仅需充分注意上述问题，同时还有必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力：其一，挖掘洞庭湖区的环境史资料。自然环境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人类社会的舞台背景，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又因其变迁往往须较长时间方能显现，所以有关记载极为零散，且不太全面，这是当前各地区生态环境史研究面临的共同难题，洞庭湖区也不例外。然而，无新史料，便难有新史学。因此，要推进洞庭湖环境史的研究，必须从大量的地方志、时人文集笔记、族谱、碑刻等史料中淘洗出相关的信息。其二，拓宽研究视野。湖区环境变迁相关的研究依然存在着大量的盲点，如灾害史研究，水灾关注很多，而旱灾、疫灾等却少有提及。社会经济与环境变迁关系的探讨，水利史研究较多，而人口、宗族、交通、农业生产等方面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却罕有论述。此外，湖区环境变迁背后的地区间冲突、国家与地方的分歧，以及官绅民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有待深入探究。其三，加强学科间的交叉研究。洞庭湖区环境的演变是多种变量，即地理、气候、人类活动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要求各学科之间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加强交流、相互借鉴。惟有如此，才能准确、全面地认识这一区域环境因素与人类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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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