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瞿林东：从“断”到“通”勾勒理论发展脉络
【核心提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唯物史观来看待中国史学，重新解释历史现象。
瞿林东，1937年生，安徽肥东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取研究生，师从白寿彝先生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的沉思》、《杜佑评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中国简明史学史》、《中国史学通论》、《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三卷本）等书，并发表相关论文、文章300余篇。
中国史学之连绵不绝，史籍之卷帙浩繁，在人类四大文明发源地中堪称仅见。而在中华文明的浸润之下，中国史学又焕发出自身的独有特色和民族光彩。其中，中国史学史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色。自梁启超第一个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专著的设想以来，中国史学史不断在演变中发展、进步。从个案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从断代到贯通，从史的阐述到理论探索，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对前路的思考。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瞿先生以亲身研究经历为例，向我们展现了他对中国史学史、历史学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等问题的所思所悟。
1.中国古代史学是有理论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著作中提到，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这种说法进行反思，能谈一谈当初的想法吗？
瞿林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史学界也开始从理论上进行反思。批评教条主义、简单化和片面性，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很重要的一项活动。这一时期，大量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陆续涌入中国。对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西方史学的理论就好比吃快餐一样新鲜，于是便有人开始用西方史学的理论比照中国的史学，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这种看法在当时影响很大。我是学史学史的，对此深受刺激且倍感无奈。中国古代史学是有理论的，但自己却说不出来，因为我和同行们没有着手研究。后来，我就开始有意识地较多地关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理论形态。
在研究过程中，首先碰到的就是理论形态方面的问题。历史学主要有两种理论形态，一个是关于客观历史的理论（历史理论），一个是历史学这门知识或这门学科自身的理论（史学理论），而研究者往往容易将历史学的这两种形态混淆起来。人们虽然经常说历史学理论，但实际上大多数场合说的是客观历史的理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因为唯物史观是对客观历史发展理论的最高概括，这就容易以此代替历史学知识的理论。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在1983年主编《史学概论》并反思过去的时候，也说这个问题曾使他感到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是您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瞿林东：是的。在《史学理论研究》的前身《史学理论》1987年的创刊号上，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短文，对二者的区别和联系作了分析；而在这之前的1986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陈启能研究员曾写过一篇《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后来我才知道，1982年尹达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已提出过这个问题。
那么，接着要做的就是分别对两个领域进行梳理与研究。1992年，我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从纵向上作了梳理和概括。199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这本书从史学批评的角度讲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从中国史学发展角度看，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有直接关系，由批评提出问题，从而推动理论的发展。随后于1998年出版的《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中分别写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发展情况。当时采用的是“历史观念”，而不是“历史理论”。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我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进一步加强了关于各历史时期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概述。
2.走出“碎片化” 关注整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现状作何评价？
瞿林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的成绩非常突出。在1961年召开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北京大学周一良先生提出，其他学科都讲自己的历史，唯独历史学不讲自己的历史，于是参加会议的史学家们就决定要编写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教材。1978年恢复学位制度后，中国史学史培养出了一批专业人才。发展到今天，仅中国史学史著作就至少有二三十种，断代和专题研究也有很多，应该说取得了很大成绩。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了解到，现有的大量史学史研究仍是讨论某个历史学家的思想、著作及其价值，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是否也面临一定的研究瓶颈？
瞿林东：这的确是个问题。目前来说，这样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若总是这样研究下去，就会使我们对于中国史学整体发展面貌的研究关注不够。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研究不足。不足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1938年，翦伯赞先生出版了一本名为《历史哲学教程》的书，从历史学角度谈历史哲学问题，到今天，国人还没有能超过他的。1989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出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的发展讲了九个重要问题，包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问题、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的关系等。这部书出版已经20多年了，到现在也没有同类著作面世。
所以说，理论研究不足、宏观研究不够，整体水平就难以提高。现在的历史学研究多少呈现出几分“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史学史虽然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多少也有些让人感到千篇一律、程式化和思维定式的印象。这样下去，学术向前推进的步伐就会缓慢了。
3.关注研究外国史学的中国历史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何新的方法和研究路径？
瞿林东：针对这个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主要探讨中国史学史研究新的路径在哪里。文中我提了三个问题，一是重视理论研究。现在古代历史理论虽然有了专著，但也仅仅是开始。再说，站在更高层次上讲，像翦老那样提高到历史哲学上进行认识，还有很大的差距。二是贯通的专题研究。因为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史学工作者完全有条件来这样做。三是比较研究。目前的比较研究开展起来仍很困难，首先是语言问题，其次要探讨怎么切入，即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展开研究而不能生硬比较；从宏观的视野下考察各自的优点和不足，然后才能说如何互补，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最近我又在《史学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积极面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主要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思想——我们在研究中国史学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些研究外国历史和史学的中国历史学家。从我自己来说，就有逐渐淡化的趋势，研究近代史学的时候还能注意到魏源、黄遵宪、王韬等人，到20世纪前半期也还写了一点，而20世纪后半期就很少写到研究外国问题的中国历史学家了。这影响了我们和外国同行的对话。如果我们把研究外国历史和史学的中国历史学家写进中国史学史，外国同行会很感兴趣，同时也增加了中外史学家对话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研究的一个方面。
4.“未尝离事而言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您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正式出版，不少同行认为这部著作填补了中国史学的一项空白，对此您怎样看？
瞿林东：我和我的同事们非常感谢史学界师友们的评价和鼓励。记得在2004年，我发表过一篇题为《略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的文章，这实际上就是回答中国古代史学是有理论的，而且有自身的特点和存在形式。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存在于正史的史论中，而且有许多专门讨论历史问题的文章（如从理论角度分析某个朝代的兴亡）和著作。比如唐朝初年，虞世南写过一本小书叫《帝王略论》，以问答形式对唐朝之前帝王的功过是非加以评论，过去没人把这看做理论；又如，三国时期有学者刘邵写了一本书叫《人物志》，文学研究经常提到这本书而史学界却讲得不多；即便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一般也没有从历史理论的领域对其作出适当评价。由于过去有人用西方近代历史哲学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自然就觉得这不是“理论”。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因为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所以对于诸如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时势以及“理”和“道”的思考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一直到现在人们仍在讨论阐发，我将这一特点称为“探索的连续性”。这种探索的连续性，使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此外，中国历史学家在讨论理论问题时多与相关的史事相结合，即在叙述史事的过程中发表看法。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这一特点，使其便于人们对理论的理解，这是中国史学民族风格的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书确是多年来研究的一个成果，但这也仅仅是开始，中国的史学遗产太丰富了，要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突破，还需要继续努力若干年。
5.以现代理解梳理古代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刚才您已经从多方面谈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问题，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有关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情况？
瞿林东：谈到史学理论，首先要从我的专业中国史学史研究谈起。作中国史学史研究，首先需要选择一个断代作为基础或专长，我的基础是唐代史学。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曾写过一本截止到唐初的教材，叫做《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接着往下完成老师的研究。《唐代史学论稿》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这本书出版后，我就开始往纵向发展。1999年《中国史学史纲》一书出版，当深入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时候，理论问题便无法回避。所以总的来说，我是在向“通”的方向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深入到了理论的层面。
相对来说，人们没有像否认历史理论那样过分地否认史学理论，因为在中国史学上有几本讲史学理论的书。一本是唐朝史学家刘知幾写的《史通》，还有一本是清朝史学家章学诚写的《文史通义》，加上近代以来又有梁启超的《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著作理论性比较强，人们不好否定。但是，仅有几个“点”，还不足以显示史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前面提到1992年我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是力图勾画出这个脉络。
1995年起，我负责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史分典》的工作，就把自己积累的看法运用上去了。同时，我还认为只讲史学史不全面，也应加入有关的理论，时任总主编的任继愈先生也表示了同意。当时，编这个典没有任何参考，特别是要按照现在对历史学的理解对古代的文献进行分类，这在以前是没有做过的。所以当时我把这个分典分为三个大的部类：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史。而关于史学理论，我又将它分为四大类：即史学功用、史学方法、史学批评和史家修养，每个大类又有若干小类。《中华大典》里包含了许多原始资料，每条资料都有一个标目。中国史学要实现更大的发展，理论研究真的需要一点勇气才行。
6.中国化不应回避社会形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史学研究和创新，请谈谈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作用？
瞿林东：老一辈学者包括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做了许多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尹达、刘大年、白寿彝等也多次强调，要重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简单一些理解，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西方尤其是英国非常突出，目前在国际上，马克思主义史学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学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唯物史观来看待中国史学，重新解释历史现象。这个任务非常繁重。第一，中国的史书都有其历史价值，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如何对这些史书及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进行重新解释是重要的任务之一。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存在决定意识、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等，倘使将其与中国历史事实相结合，就有可能写出超越前人的历史著作。在这个问题上，老一辈历史学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首先还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所了解。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这个问题上我深有体会。举例来说，关于史学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和政治的关系，现在很流行一种看法，即史学应远离社会，不应提倡史学为政治所用。我是学史学史出身的，我知道史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因此，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了意识形态。史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这个观点来说，政治对史学提出一定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这个合理性是有限度的。对于历史学来说，这个“度”就是不能破坏它的学术品格，最根本的就是不能损害它的真实性。如果损害了这一点，便违背了二者之间的合理关系。
第三，就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问题，即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怎样与具体的中国历史事实相结合来阐述中国历史进程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面临一个困惑，就是有些研究者回避社会形态学说，不讲奴隶制、封建制之类的社会形态。我认为这不值得肯定，而应当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五种生产方式和各个时期的中国的关系。不同的观点均可以讨论，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来讲，这几种形态大致上是存在的，有的甚至是递进关系，仍是我们考察人类历史进程的理论依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1日第38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