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复古主义
关键字：社会复古主义；环境复古主义；环境史；衰败论
摘 要：复古主义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情结，传统时代盛行社会复古主义，进入工业时代后又兴起了环境复古主义。环境复古主义与环保主义关系密切，两者都对环境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环境史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对环境复古主义的功过进行辩证分析。环境史学者要避免过强的环境复古主义倾向，就必须规避衰败论的学术理念与叙述模式。
一、从社会复古主义到环境复古主义
（一）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复古主义
深入探究的话，就会发现，复古主义理念其实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传统时代的复古主义，多为对古代社会的怀念与推崇，笔者名之为社会复古主义。
社会复古主义理念在我国最为深入人心，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修身齐家，复古情结无处不在。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所有的荣光都是属于神与圣的，神也好，圣也罢，都凭依于遥远的古代。神虚无缥缈，圣更贴近国人的入世精神，所以“为往圣续绝学”就成了一代代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对国人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中，儒家、道家、墨家无不标榜复古，而以儒家为甚。即使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法家，其实也绕不开三皇、五帝与三王。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动辄借古人言行来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而日常生活中，祖先崇拜的影子更是随处可见，祖宗家法成为人们永久的行为规范。认为今不如古，“世风日下”与“人心不古”的感慨无时无刻无之。
其实，复古主义在其它地区也很有市场，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对创世之神与远古英雄顶礼膜拜。《圣经》中提及的人类初祖在伊甸园中的幸福生活，让信徒们为之魂牵梦萦。而伊斯兰教中的复古倾向更为强烈，自古以来就不乏“恢复正教”与“回到《古兰经》去”的主张。而佛教、犹太教等宗教中，也都有着浓烈的复古主义色彩。而其他各民族的信仰中，也大都有对传说时代的留恋与向往之情。
在世俗生活中，其他地区的人们同样有着复古情结。早在古希腊时，诗人赫西俄德就依据神话故事把人类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与黑铁时代五个阶段，认为社会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恶化[1]。柏拉图所描述的亚特兰蒂斯文明起初让人十分向往，但也是在不断的衰落，最终归于灭亡[2]。古罗马时，诗人奥维德对人类历史的分期大致沿袭了赫西俄德的说法，只是去掉了英雄时代而分为四个阶段[3]。到晚近，欧洲人则言必称希腊、罗马，连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也不得不打着古人的招牌来进行。
（二）环境复古主义兴起
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无可争议地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水平。于是，旧有的思想理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古人的社会状况与生活情形既然已经毫无吸引力，社会复古主义自然也就逐渐失去了市场。可人们的复古情结却不会消失，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与环保运动的兴起，它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相当多的人认定环境在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恶化，古之环境远胜当今。就国内来看，不少人的心目中，远古尤为环境的黄金时代，令人不能不心向往之。在国外，对前工业时代环境的怀念之情也甚为强烈，奥尔多·利奥波德与雷切尔·卡逊等人就是这种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4]。这种推崇古代环境的倾向，笔者称之为环境复古主义。
在当代，随着环境的持续恶化，人们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而环境复古主义思潮遂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学界也受到了震荡，不管是历史、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的学者，还是生态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在对环境问题忧心忡忡的同时，也大都产生了对过往环境的怀念与留恋之情，而这种倾向对他们的学术理念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社会复古主义也好，环境复古主义也罢，背后隐藏的都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怀旧复古情结。
（三）复古主义长期盛行的原因
为什么复古主义会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情结呢？笔者以为，祖先们的生活情状会通过文化演绎与生理遗传深刻地影响了后代们的生产生活，我们的很多喜好与憎恶都留有祖先生活情状的印记。
心理学研究证明，童年经历对人有深刻的影响。或许可以类比一下，整个人类的“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后来的生活状况并映射到了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
下面列举的一系列问题，都很让人费解，如果我们回溯到先民的生活动时代透过当时的生活情状来看，将会得出比较合理的答案来。
为什么我们有如此强烈的亲近自然的愿望？为什么我们会向往远离现代文明喧嚣的旷野与名山大川？为什么我们喜欢在阳台上与庭院里种植花花草草？为什么我们如此喜欢饲养宠物？为什么我们喜欢大多数的鸟鸣声？为什么我们会极端憎恶蛇、鳄鱼等爬行类的动物？为什么我们对黑暗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与憎恶？为什么电闪雷鸣会让我们生出敬畏之心？为什么我们会有鬼魂与神灵的观念？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注重婚礼与葬礼？
通过分析童年生活经历，能找出人类的心理状况、性格特征与行为模式形成的原因；而深入探究早期人类的生活情状，也会找出很多文化现象形成的前世因缘。拨开技术进步加诸于我们身上的层层迷雾，我们会发现，现代人依旧与先民有不少共通之处。要知道，人类在丛林与荒野中生活了上百万年，而农业时代才一万多年，工业时代更是只有三百多年，在我们心灵中留下的印记的深度，工业时代不如农业时代，农业时代又不如前农业时代。如果平心静气地仔细聆听的话，或许我们都能听到自己血脉深处还有祖先们留下的乐符在永不休止地跳跃吧。
人类对过往社会与环境的向往之情往往可用追溯的方法找到答案。把当代人类的若干特征与千百万年前的祖先联系起来，似乎有些荒诞不经，但笔者认为还是很有道理的。
此外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人们并非为了怀旧复古而怀旧复古，很多时候是在表示对现状的不满，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就不过多展开了。
（四）复古主义的核心理念
1、原罪论
原罪一词来自基督教的传说，它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佛教、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也都有类似的看法，主张现世赎罪以求身后之幸福。
不管是社会复古主义还是环境复古主义，原罪论的色彩都极为明显。前者认定历史演进过程中，人类对社会所进行的所有改变带有罪恶的印记，怀念并向往质朴的远古生活；而后者则认为人类的生产生活都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进而崇拜不加任何人类干预的自然环境。
2、衰败论
复古主义者也一直在宣扬衰败论，这种理论对人类的未来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社会与环境都在不断地恶化，其核心观点与进化论完全背道而驰。社会复古主义者认定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衰退，世道、人心都在持续的恶化中；而环境复古主义者则认为环境在人类的影响下不断地遭受破坏，生态系统在趋于衰败。
原罪论与衰败论纠结在一起，难分彼此，它们共同构成了复古主义的理论基石，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环境复古主义、环保主义与环境史
（一）环境复古主义与环保主义
环境复古主义与环保主义同样是在环境破坏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出现的，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都对当前的生产生活持批判性态度，都对过往的环境状况持欣赏态度。
环保主义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笔者以为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其一为平和的保护主义者，主张对盲目的开采开发加以遏制，使环境状况不会持续恶化，确保环境问题不会危及人类正常的存续与发展；其二为激进的恢复主义者，他们反对人类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奉行环境至上理念，主张停止一切干预，恢复过往的环境状况。
所以，环境复古主义的理念与激进的环保主义的主张极为相似。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环境复古主义就是激进的环保主义。我们探究环境复古主义与环境史之关系，实则也是在辨析激进环保主义与环境史之关系。
（二）环保主义与环境史研究
学术风格常常会受到社会思潮的激荡，环境史也是在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兴起的，其产生发展与环保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环境保护天然地就是环境史的重要研究内容。休斯指出，美国环境史的开创者们“即便不全是，但绝大多数都是环保主义者，正是这一情况使得他们在其研究和撰述中特别重视这一点”[5]。我国的情况非常类似，投身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们也都或多或少有些环保主义倾向，而环境复古主义也难免渗入环境史的理念并对环境史的研究范式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环境史理论方面的论文层出不穷，这些成果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环保主义与环境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对古代的环境状况有着强烈的兴趣，急切想把现代的环保理念运用于古代。一些非环境史学者往往把环境史等同于环境保护的历史，圈内学者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倾向。标有“环境保护”字样并对古代环境状况进行讴歌的历史论文非常多，其中尤以关注先秦环保理念的文章为多[6]，在不少学者的笔下，先秦是中国环境状况最为理想时代。关注后世环保状况的也不少。此外，不少学者还在历史地理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对古代的环境恶化与应对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大都认为环境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恶化。
应该说，环保理念的介入，为我们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但是，环境史却不能简单地界定为环境保护史，其研究范围要广阔得多。我们也不能完全为环境复古主义所左右，我们的思想要更全面更深刻。
环保思潮是上世纪中后期才在美国兴起的，中国的环境保护意识的真正觉醒可能更要晚至上世纪晚期。毫无疑问，我国古代也曾有些具有环保色彩的政府与个人行为，但传统时代的环境问题并不如工业社会严重，相关的行为只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出现，数量非常少，不具有自觉性和现代的环境意识。只关注环境保护的话，我们会发现可研究的问题少得可怜，涉及的时间段也短得可怜。此外，若用环保思维去探讨中国古代环境史，可能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来。
（三）对环境复古主义的辩证评析
应该承认，环境复古主义有其合理的因素。自工业时代以来，人类对环境的压榨与日俱增，人们索取了大量的资源，又排放了数量惊人的废弃物质，环境状况确实令人担忧。他们对美好环境的向往与追求应予肯定，他们对当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与批判也应给予高度评价。
同时，环境复古主义对以往环境的重视，也拓宽了我们的研究思路，使我们在探究具体的环境史问题时，注意对环境做长时段的纵深把握。探究历史时代之问题，自然应关注历史时代之环境状况。但是，研究某时代之问题若仅仅关注某时代之环境，则往往难以得出真正深刻全面之见解。而探究某一人群之思想与行为时，当然要关注他们正置身其中的环境，但如果不推展开来探究他们曾经生活过的环境，仍不能正确理解人们的所作所为。
但是，环境复古主义的消极面也不容忽视。环境复古主义思想支配之下，人们往往把唯自然论与衰败论奉为圭臬。一旦陷入这两大理念的窠臼，纵使研究课题五花八门，结论也大都只是为人类的原罪论添油加醋并为环境不断恶化做注脚而已。
（四）从环境复古到生命中心
环境史学者大都有着强烈的环境忧患意识，时时牵挂着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更多悲天悯人的情怀。可以说，强烈的环境诉求与批判意识正是环境史的灵魂所在。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避免激进的环境复古主义立场。过分迷恋过往的环境，会有趋于偏激而背离客观真实之虞，这是为学者之大忌讳。过强的环境复古意识，往往导致环境中心主义的立场。站在这一立场看问题，会发现人类诞生以来一直在对环境施加恶的影响，最终推导出的是令人沮丧的原罪论。
既往的人类中心主义虽然不无缺陷，但若离开了人类自身的立场来谈环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即使人类不施加任何影响环境仍无时无刻不在自我演变。而生命出现以来也积极地对环境施加干预，人类诞生后只是使得干预作用进一步强化。不对环境产生任何干预，所有的生命都无法生存，人类也不例外，所以环境中心主义的立场是不足取的。我们要批判对环境的过度开发，但这不意味着就要盲目推崇完全无人力干预的荒原。
那么我们该采取怎样一种立场呢？王利华最早引入的生命中心主义的立场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他曾在多篇文章和多个场合中表明这一立场，他认为环境史“应当转向对人类与自然协同演进关系的系统思考，‘环境史’应当成为一种既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又具有深刻历史哲学思考和生命价值追求的特殊事业。”[7]站在生命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观察问题，既纠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与自大，又避免了环境复古主义的偏激与悲观，从而可以写出真正客观公允的历史来。
总之，对于环境复古主义的不足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肩负的使命是揭示真相，我们不应为环境复古主义所左右，探究问题时应以公平、公正、客观为自己的核心理念，避免无谓的意气之争。唯有如此，才能写出真正厚重的学术成果来。
三、对环境复古主义与衰败论的检讨
已有的环境史成果中环境复古主义色彩浓厚，与衰败论的盛行有关。环境史学者在开展研究前往往已抱有一先验性的认识，即环境在不断的衰退，而衰退的罪魁祸首是人类。于是，多数的研究都是在为这一先验性的结论作注脚。这样的研究奉行的往往是令人悲观、恐惧的环境灾变说，最终推导出来的则是极具宗教色彩的末世论。休斯也指出，在衰败论影响下的环境史的核心理念可能“仅仅是世界史上宗教末世论的世俗替代品”[8]。面对环境问题，环境史学者努力探究人们在过往历史中的经验教训，以期为当今社会提供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沉浸在对过往的怀念之中，悲观沮丧地坐等末世的到来，我们还是应该摆脱复古情结，更积极地向前看，勇敢地去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规避衰败论的叙述模式。
(一)避免唯人类意志论
探究环境问题时应全面评价自然与人类的影响，不要把任何自然灾变都与人类的干预扯上关系。已有的学术成果中探究环境变迁原因时，无不把人类的生产、生活作为决定性力量。当然，人类活动确实是环境变迁至关重要的驱动力，但过于夸大人类的影响力——特别是传统时代——则是有问题的。盲目地为任何环境变化贴上人为标签，表面上看是环境中心主义，骨子里却依旧是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不可取的。对我们而言，考虑的核心问题不应该是环境复古或是生态恢复，而是如何确保环境问题不会毁掉我们这个物种的前途。
关于唯人类意志论的不足，大致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环境并非随时间推移呈线性恶化，在历史时期，随着社会情状的变动，环境状况也时有起伏，不能持有机械的观点。大凡灾荒与长期战乱发生后，人对环境的压力都会有所减轻，而环境状况也会有所改观。据学者研究，魏晋北朝时期因为大动荡造成人口锐减，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大大减小，华北地区的环境较之汉代就有一定程度的改善[9]。而近代以来，随着化石能源的广泛使用，传统时代因获取薪柴而对森林形成的巨大压力而今不复存在，所以近年来局部地区环境也有好转的迹象。环境的演变有着错综复杂的脉络，先入为主认定环境今不如古是片面的。
2、环境有其自身的演进机制，没有人类的干预环境照样会发生变化。我们知道，有史以来环境的自我变化是惊人的。太阳活动状况、地质变动、洋流与气团异动等自然现象，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此，在传统时代人类更是无能为力。大自然之玄妙，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要保护环境，但没必要过度崇拜不加人力干预的自然。没有人，自然照样有沧桑巨变。
以水土流失为例，它是环保主义者心中永久的伤痛，也是环境复古主义的重要立论基础，但过分的强调人类在水土流失过程中的作用则是有问题。笔者以为，有必要指出的有两点：其一，水土流失的历史远比人类古老，没有人力干预的情况下它照样会发生。水土流失是能量的自然宣泄过程，能量会自发地从高能位向低能位流动，直至位差被彻底抹平。黄土高原地区厚厚的黄土层高居第二阶梯，俯瞰东方低洼地区，它们有着自发向东方移动以减小重力势能的趋势。即使没有人力干预，黄土高原也不会永世长存，只是太行山迟滞了它消亡的速度。其二，水土流失并非一无是处，它对人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没有水土流失，何来广阔的大平原与今日的基本农业区！没有水土流失，又何来肥沃的洪积冲积扇、河口三角洲与人类文明的起源！仔细考量一下，哪个古老文明不是得益于水土流失呢？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水土流失就没有人类的发展壮大[10]。当然，笔者也无意否认今日水土流失所造成的危害。笔者想强调的是，任何问题都应一分为二地看，程式化、绝对化、极端化往往得不出事物真正立体、全面的图景。
3、我们也不应盲目崇拜不加任何干预的“纯自然”，实际上也并不存在真正的纯自然。我们知道生命诞生以来一直在对环境进行积极的干预，生物在大气组成、物能流动、地质结构、土壤成分、地表形态等方面的变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诞生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自然的干预。如果去掉所有的干预，整个自然环境将变得死气沉沉。我们要对人类的干预作用加以调控，以便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相处，而非彻底抹去一切干预，那样不惟人类无法生存，所有的生命也将不复存在。
自然状态下的森林也并不能永远稳定发展，它们会自发地燃烧。就植物群落来看，数量的增长必然造成易燃生物质的急剧积累，造成一种极不稳定的高能量状态，定期地释放能量以恢复稳定状态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在植食动物采食之外，燃烧也是不可避免的。自从植物登陆以后，熊熊的大火就一直在燃烧着，火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生态平衡机制。对森林的过度保护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一片长期禁绝了任何火灾的森林，并不是一个真正自然的空间，施加了太多的人力控制的结果就是生物质积累的程度远远超过自然状态，所以一旦起火，造成的灾难也空前惨烈[11]。
4、环境也并非愈古老愈少人类干预愈好，这样的环境其实并不适合我们生存。早期的南方地区的水文与气候状况并不是太适合人类生存，故而司马迁也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感慨。而西南原始丛林中猛兽、毒虫纵横，瘴疠之气充塞，时时处处都会危及到人类的生命，在很长时期内并非理想的人居环境。而东北地区沼泽、湿地、丛林密布，这种环境状况也迟滞了国人向东北挺进的步伐，直到晚近人烟都比较稀少。由此可以想见，原初的环境若非经过人们一代代的开发与改造，就绝不会变得适宜人类居住，更不会在其中演进出发达的人类文明。
（二）避免作简单量化对比
人们总是对自己生存时代的信息了解最多，而对历史上的信息了解相对要少，于是容易产生当代灾难要比先前时代多的感觉，从而形成社会与环境都在不断衰败与退化的观点，这是人之常情，历史地理学家和灾害史专家也不例外。此外，学者们往往对数学与数字情有独钟，热衷于进行量化与统计分析。从邓云特先生开始，学者们就喜欢统计历史上的灾害记录来做量化分析，由此来探讨灾害的发生和变化规律，结论都是自古至今自然灾害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大[12]。他们很少注意的是，某时代文献遗存数量与距今时间的长短呈负相关关系。越是晚近文献越丰富，关于灾害的记载也越多，反之反是。这意味统计分析时样本的选取就是不合理的，其分析的结果往往也经不起推敲。
类似的计量问题非常普遍，在人口史、疾病医疗史、经济史中最为典型，同样地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中也有所表现。而西方人的一些宏观的大运算更是问题多多，贡德?弗兰克对全世界白银状况的估计即是明显的例证[13]。史学中的计量之所以会有问题，根源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要建立数学模型，必然要大大简化相关问题，可现实情形是复杂多样的，不像做数学应用题，不能随意一平均了事；其二，统计规律是在数量极其庞大的情况下适用的，简单地套用在数量较少情况下，必然会出问题。
历史研究是要去接近真相，如果只是依据理想状态的数学模型来得出简单的数字，必然与真相相去甚远。要想接近真相，恐怕还需要用更精密更复杂的数学工具。
总之，环境史学不能为了计量而计量，我们不应无视前后史料留存数量的差异，跳出简单的量化分析模式，我们就会发现环境状况并非呈线性恶化趋势。
注意到以上两点，就可以走出衰败论的定势思维模式，从而摆脱过分执着于环境复古的困境。当环境史不再被限定在环境复古主义的立场与环境复古主义者关注的领域的时候，无限辽阔的天地才会完全呈现在我们眼前。
结 语
本文剖析了与环境复古主义相关的若干问题，分别考究了从社会复古主义到环境复古主义的演变脉络，复古主义的历史根源与核心理念，环境复古主义与环保主义、环境史的关系等，并指出了环境史研究中如何应对环境复古主义。笔者也明白，作为环境史学者，我们探究的是历史上的人与自然，为环境问题“把脉”时难免向后看，试图用古代人与环境之关系来为今人提供借鉴与参考。但我们不应陷入对过往的迷恋而不能自拔，向后看的同时还应适度向前看，警醒、批判的同时不应一味悲观、失落。人类社会发展洪流浩浩向前，我们永远也无法再回到过往了，与其怀旧念旧，不如脚踏实地，尝试走出一条全新的解决环境问题的道路来。
A Research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Revivalist
Abstract: Revivalist doctrine is a lingering feeling of human. The social revivalist doctrine was prevalence in traditional time, and the environmental revivalist doctrine was popular in the industrial age. Environmental revivalist doctrine and environmentalists are closely related, both of them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we should make a dialectic analysis of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environmental revivalist doctrine. In order to avoid too strong environmental revivalist tendency, environmental historians must avoid the decline of academic philosophy and narrative mode.
Key_words: The Social Revivalist; The Environmental Revivalist;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Decay Theory
注释：
[1] 赫西俄德著，张竹明、蒋平译：《工作与时日·神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7页。
[2] 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3卷《克里底亚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363页。
[3] 奥维德著，杨周翰译：《变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4] 奥尔多·利奥波德著，侯文蕙译：《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蕾切尔·卡森著，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 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40页，第39页。另外该书对环保主义还有深入分析，可参看第113-114页。
[6]袁清林：《中国环境保护史话》，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朱松美：《周代的生态保护及其启示》，《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罗桂环：《中国古代的自然保护》，《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崔德卿：《秦汉时代山林树泽的保护与时令》，载《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出版社2006年版；陈朝云：《用养结合：先秦时期人类需求与生态资源的平衡统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6期；吴晓军：《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为了复兴的反思》，《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7] 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中国环境史”笔谈之二》，《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另还曾在多篇文章中表达类似观点，不一一列举。
[8] 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第117页。
[9] 参见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三章的部分论述。
[10] 姚汉源对黄河下游泥沙的淤肥作用有过深入研究，而水土流失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问题周魁一也有过论述，两人都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列举。
[11] 以上论述受斯蒂芬·派因观点的影响甚大，参见氏著、梅雪芹译：《火之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12]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13] 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该书的相关评价，可参看王家范、周立红、安然等人的书评，此处不赘述。
文章来源：鄱阳湖学刊2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