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中华文明五千年 探源工程十年回顾
缘起与历程
谈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古代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为后代文献的追述，其中还有不少神话的色彩。正因如此，在学术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持怀疑的态度，部分国外学者甚至至今仍然怀疑中国史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夏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他们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应从已经被商代甲骨文所证明的商千朔开始算起．如果夏王朝不是实际存在的王朝，那么中华文明的历史不仅没有五千年，就连四千年都没有，只有三千多年了。要想消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存在的上述怀疑，传世的古代文献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考古发掘来获得新的资料，让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作为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历史的根据。
自1920年代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大量考古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等老一辈历史学家通过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和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铭文研究商周时期的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端。1980年代前半，以夏鼐先生《中国文明的起源》、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各地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为代表，可以作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华文明新阶段的开始。对当时以追溯文明要素（青铜器、文字和城市）的起源为主要内容的文明起源研究发挥了引导作用。1990年代，中华文明形成的研究，以对礼制产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则可以作为进入21世纪后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代表。
《史记·夏本纪》中较为简略地记载了夏代的历史。这些文献是否可信，学术界是存在不同认识的。经过90年来的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我们对夏王朝的历史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轮廓性了解。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夏王朝的文字，以至于对于夏王朝的历史还不能像商王朝那样确切地论证，但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夏王朝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在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都已经是经过了初步发展的文明，并非文明社会的初始阶段。
至于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历史，也就是《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时代，主要要靠考古发现提供资料。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大量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梳理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发展脉络、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各地发现的距今五千到四千年间的社会明显分化、权力出现并日益强化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史记》等古代文献中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并非凭空杜撰，空穴来风，其中的确传递着一些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信息。
但是，中华文明是否具有五千年历史？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中国学术界认真研究和论证的问题。要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何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促使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作为中华文明主要物质内涵的科学技术发明和创造与精神文化的发展的具体状况如何？
对于这些关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迄今为止，由于缺乏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远未得出较为系统的认识。中国学者对上述有关自己文明的一些基本问题拿不出较为系统的见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情。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迄今历史学或考古学者的研究多是单枪匹马地进行，缺乏同学科内部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特别是缺乏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积极参与。因此，在一些关系到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问题（如在夏王朝诞生前夜是否发生过大规模的气候变化，是否发生过大的洪水、中国古代冶金术的起源和工艺技术发展过程）上，学者们的研究大都脱不出推测的范围。此外，由于对文明的理解不同，对开展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不同，多数研究集中于对社会分层的分析，对作为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和重要内涵的经济、技术和组织及其与文明形成关系的研究重视不够，也是制约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为了改变迄今为止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诸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2000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之后，在科技部的支持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项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工程开始启动。
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十年，分为预研究（2002—2003 年）、第一阶段（2004—2005年）、第二阶段（2006—2008年）和第三阶段（2009—2015年）等几个阶段。
预研究阶段从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等研究视角设置了九个课题，初步摸索出了一套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内容为“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第二阶段（2006—2008年）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空间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至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第三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针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和文物保护存在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开展了三个研究方向共18个课题研究。
探源工程如何开展研究
1．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以最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权力强化程度的各地都邑性遗址作为工作重点，注重对其布局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处于都邑核心地位的大型建筑基址、高等级墓葬和祭祀等特殊功能的遗迹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考古发掘。与此同时，在中心性聚落周围开展区域聚落分布调查，研究都邑和这些中小型聚落的关系，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结合各地表明社会上层集团等级身份的特殊物品——礼器，来分析当时社会的分化，特别是权力的出现、构成、性质和强化程度，进而判断当时是否已经出现了王权和国家。
2．注意对当时的社会进行立体的复原。以对社会上层的研究为重点的同时，兼顾对社会中下层的生活、社会组织、社会地位与作用的考察；在以都邑性遗址为工作重点的同时，选择各地区的中心性聚落为研究重点，并点面结合，通过对各地这些中心性遗址周围聚落群分布状况的系统调查，研究这些中心性城邑与周围中小型乡镇村落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与结构。
3．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研究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和文明社会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分析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环境背景、社会背景、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状况、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贵重资源的流动等。
4．研究的重点并不是局限于对文明要素的追溯，而是将这些“要素”视为文明社会的物化表现形式，重点研究各种“文明要素”在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变化。
5．把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看作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从总体上把握，即注意将发展的连续性和发展阶段性研究相结合兼顾，既注重发展过程，又注重阶段性变化。
6．不仅要探讨“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还要回答中华文明为何会是如此起源和发展的？”换言之，既要探讨“过程”，又要探讨“原因”、“动力”和“背景”。对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做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
7．注意研究各个地区迈向文明社会的进程。探讨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特点及其原因，注意各地区文化及其不同势力集团力量的强弱消长变化。在此基础上，研究以中原地区华夏集团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
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中华文明作为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如何起源、何时形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有哪些特点，为何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为何会形成这些特点，中华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如何……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人类文明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研究必然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理由。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