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术语近代转换现象辨析
——以“经济”、“形而上学”为例

  内容提要:清末民初以降,一批翻译西方概念的汉字新术语应运而生,其间多有成功之作,却也有失当的案例。有些本是内涵明确而稳定的古汉语词,在借以对译西方概念的过程中,既抛弃了该词的汉语古义,也未与西义确切对应,又不能从词形推导出新义。“经济”、“形而上学”便是两个使用频率甚高的误植译词。今天我们有必要追踪误植发生的轨迹,探讨其在何种历史的及文化的背景下失足,以便总结教训,利于当下及今后中外术语对译的健康展开。此一梳理、辨析工作,当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 键 词:汉字术语 经济 形而上学

  作者简介:冯天瑜(1942—),男,湖北红安人,资深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自明清之际开始,尤其在清末民初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大量西方概念译介进入汉字语汇系统,一批新的汉字术语应运而生,丰富了中国人的思维和思维的表述,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诚如王国维1905年所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学语之输入是已。”[1]这些新学语,或为新造词,内分音译(如“逻辑”、“布尔乔亚”)和意译(前举词又意译作“论理学”、“资产阶级”);或借用古汉语词,加以引申以赋予新意(如革命、共和、自由、社会),成为新术语。由于清末民初(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留学日本和翻译日籍热潮,而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在幕末、明治间(19世纪中末叶)曾广为使用汉字词对译西洋术语,中国人以日本为中介翻译西学的过程中,大量借用日本对译西洋概念的汉字词,这样,中西文化及语汇的互动,便不仅在中西双边进行,而且在中—西—日三边进行。这种语汇互动颇多成功案例,当然也难免失误者。本文择取人文社会科学常用的两个关键词——经济、形而上学,探讨新术语在生成、演化过程中发生误植的情形,以反顾中西日文化交会间概念对接的经验教训。

  由于汉字的多义性,汉字词往往可以在同一词形下包蕴多种含义,故借用古汉语词对译西洋概念,常常发生引申和变异,这也是新语创制的必需。然而,这种“引申”,应当以原词的古典义为起点,或令外延缩扩(如机器、教授、物理等),或令内涵发生相关性转化(如历史、组织等)。至于“借形变义”,则要能够从该汉语词词形推导出新义来(如民主的古典义是“民之主”,类似“君主”;而对译西方概念的“民主”,变义为“人民自主”,但这种新义可以从“民主”的词形推演出来。其他如影响、现象等词的古今义演变与此同类)。然而,如果以古汉语对译西洋概念,既与古典义毫不搭界,又无法从汉字词词形推导出新的词义来,其新义全然是强加上去的,这种对译则谓之“误植”,是汉字新术语创制中的败笔。当然,术语对译中的误植均非偶然,都有其历史、社会及文化的原因。考察这些原因,或有助于亡羊补牢,找寻误植译名的修正办法;又可为今后的新语创制指引正途,防止新的不确切译名的出现与滥用。此一分梳、辨析工作以往较少进行,而其实是不可回避的,当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古今义无法对应的“经济”

  “经济”是时下的常用术语,“国民经济”、“经济改革”、“经济小吃”不绝于耳际笔端。但考究起来,今天习用的“经济”一词,既与古典义相去甚远,又无法从其词形推导出今义来,是一个在“中—西—日”语汇传译过程中发生意义歧变的词语。

  (一)“经济”古典义:经世济民

  作为古典词的“经济”,是“经”与“济”的合成词。

  “经”本为名词,初见《周易》,指阡陌(田间小路),义与“径”同,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又指织布的纵线;后转为动词,义与“治”同。《周礼·天官·大宰》:“以经邦国”。《淮南子·原道训》:“有经天下之气”,这里的“经国”、“经天下”,即“治国”、“治天下”。“济”与“齐”相通假,有整齐调和之意;济从水旁,又可释为“渡”,义为渡水。

  “经济”二字连为一词,首见于西晋。《晋书?长沙王义传》载,“八王之乱”间,长沙王司马义(277—304)致书其弟成都王司马颖(279—306),称他们“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晋书·殷浩传》载,时人对殷浩(303—356)的评价:“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袁郊《甘泽谣·陶岘》:“岘之文学,可以经济”,隋代王通(584—617)《中说·礼乐篇》“皆有经济之道”。这些用例中的“经济”,均指经世济民、经邦济国。唐高祖李渊在《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的一个文告里,有“经邦济世”短语出现,则是“经济”的扩语。此后“经济”一词常用,如李白《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杜甫《水上遣怀》:“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宋史·王安石传》:“朱熹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古时名联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夸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赞诸葛亮治国平天下(经济)的能力。《红楼梦》中贾政骂儿子贾宝玉迷恋风月,不习“经济”。这些文句中的“经济”是“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简写,与“政治治理”含义颇近。《元史》卷一七二出现“经济之学”,指经国济民之学,其意为政治学。

  时至晚清,“经济”一词仍沿用其古典义。曾国藩主张在传统学术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经济”,这里的经济,即指经邦济国的实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贵州学政严修请设“洞达中外时务”人才的科目,得旨允行,遂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经济特科”,以策论试时事,其“经济”仍指经邦济国。当然,古义的“经济”也包含国家财政义,如明代刘若愚的《酌中志》卷七论及万历年间司礼秉笔太监陈矩,“是以有志经济,每留心国家岁计出入。”而留心国家岁计出入,仍是关注经邦济国的一部分。

  晚清入华的新教传教士也在传统含义上使用“经济”一词。如林乐知1875年9月开始在《万国公报》上连载的《中西关系略论》中,便有“尧舜禹汤之经济”一类句式;《万国公报》上刊载的隐名氏的《关爱中华三书》,有“中华多经济之才”句式,其“经济”皆指“经世济民”、“经邦济国”。

  “经国济民”义的“经济”一词很早便传入日本,德川时代以“经济”命名的书籍不少,如太宰春台(1680—1747)的《经济录》、海保青陵的《经济谈》、佐藤信渊(1769—1851)的《经济要录》等。其间“经济”皆不出“经国济民”之外。兰学家本多利明(1744—1821)所著《经世秘策》,其“经世”一词仍取古汉语义“经邦济世”。

  (二)Economy内蕴的演变、定型及汉字译名的多歧

  “经济”转义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成为国民生产、分配、消费的总称,又兼有节约、合算之意,始于近代日本人以它充作英语economy的译词。economy一词从希腊文οικουομικοδ演变而来,西元前4世纪,希腊思想家色诺芬著《经济论》(οικουομικοδ),其中希腊文οικου作家庭(家族)解,υομοδ原意为法律或支配,二者组合,意谓“家族管理”。这便是西方文化中“经济”一词的始源。至近代,economy具有经济和经济学两重含义,19世纪英语国度有人提出,经济学加ics词尾。而作为学科名称的economics(经济学),其前身是法国早期重商主义者蒙特克里田1615年出版的Political Economy一书,可意译为“政治经济学”,谓其所论已超出家庭生活、家族管理范围,而广涉社会治理、国计民生问题,包含政治内容。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穆勒、马尔萨斯等都采用此一词语,如李嘉图1817年发表代表作,书名即《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马克思写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巨著《资本论》的副标题也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由于西语economy有兼容政治的趋向,日本人在寻求其汉字译词时,挑选了“经邦济国”义的“经济”。文久二年(1862)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辞典》,首次将economist译作“经济家”,将political economy译作“经济学”。稍晚,旅日美国传教士黑本(J.C.Hepburn1815—1911)庆应三年(1867)编纂的《和英语林集成》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用“经济”对译economy。同一年,日本学者神田孝平(1830—1898)翻译英国义里士著Outlines of Social Economy(1850年刊行),用《经济小学》之名出版,也以“经济”对译economy,并在序文中介绍,西方政科分为七门,其第七门为“经济学”。堀达之助等编纂的《英和对译辞书》将economies译作“经济学”。福泽谕吉1868年在庆应义塾讲授美国弗兰西斯?威兰德的经济学说,课程名称译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来福泽据此撰《经济全书》,给“经济学”下定义。福泽的弟子小幡笃次郎的译著《英氏经济论》更从多侧面界定“经济学”。明治六年(1873)林正明将福赛特夫人(1833—1884)的著作译为《经济学入门》,明治十年(1877)永田健助将同书译作《宝氏经济学》。自此,日本人普遍在理财、节俭、合算义上使用经济一词,脱离了中国古典词原意。日本经济史家山崎益吉说:

  众所周知,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经国安民,是《大学》八条目之治国平天下论……近代以后,经济的真实意义被遗忘,单纯讲追求财物和合理性,而失去了本来面目。[2]

  明确指出,今用“经济”一词已抛弃“经世济民”古典义。

  中国最早的economy汉译,是京师同文馆19世纪60年代末设经济学课程,定名“富国策”,以英国人福塞特(H.Fawecett1833—1884)的《政治经济学指南》为教材,1880年该书汉译本名《富国策》,由同文馆印行。英国新教传教士傅兰雅1885年翻译钱伯斯兄弟的PoliticalEconomy(可直译为《政治经济学》),定名为《佐治刍言》,“佐治”与“经国济世”同义;书中将“经济学”表述为“理财之律学”。1886年,入华英国新教传教士艾约瑟(1823—1905)将英国人杰文斯(W.S.Jevons1835—1882)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汉译,取名《富国养民策》出版,将经济学译为“富国养民学”。陈炽(1855—1900)1896年著《续富国策》。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学者和来华传教士曾用“富国策”、“计学”、“平准学”、“理财学”、“资生学”、“轻重学”、“生计学”翻译economy及economics。清朝学部审定,将其译名定作“富国学”。梁启超1896年开始在理财、节俭、合算义上使用“经济”一词和“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目,如他该年在《时务报》刊发的文章说:“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此时梁氏并用“资生学、理财学、经济学”。1899年梁氏撰《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称,“故其之争也……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将“经济”与“政治”对称,其“经济”已不是经邦济国之义了,他对此解释道:“用日本名,今译之为资生。”可见梁氏对日本人将economy译作经济,并不完全认同,而更推崇“资生”。1901年严复翻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撰《译事例言》,批评日本将economy译作经济,严复另译为“计学”,并说明理由: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经济既嫌太廓,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3]

  严氏还在1902年与梁启超的通信(载《新民丛报》第十二期)中论及“计学”一词的来源:“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陈昌绪也采用“计学”一词,将译作命名《计学平议》。

  1902年梁启超编写一本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小册子,书名定为《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在严译“计学”的基础上,将经济学译为“生计学”。可见严氏、梁氏一直不愿认同“经济学”这一学科译名。

  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保留“计学”名目,并对计学下定义“论生财析分交易用财之学科”,而没有设立“经济学”词目。

  (三)由众名纷纭到定格“经济”

  清末民初economy的译名,有来自日本的经济学,传教士翻译的富国策,中国人自译的平准学、计学、生计学、轻重学、理财学,众词并用,莫衷一是。这些词语多出自古典,如“理财”典出《周易·系辞下》“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日义。”宋以后成为流行语,王安石称当时的患贫,是因为“理财未得其道”(《临川先生文集·上仁宗皇帝书》);南宋叶适有“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之论(《叶适集·财计上》)。后来economy译名定为“经济”,与汉译日籍(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强劲影响力有关。1903年日本学者杉荣三郎(1873—1965)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编写《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教坛上开讲“经济学”,使今义的“经济”和“经济学”得以普及。1903年商务印书馆译印日人持地六三郎的《经济通论》;此后,1905年王璟芳译日人山山夸觉次郎的《经济学》;1906年王绍曾编辑山山夸觉次郎讲述的《经济学讲义》。然而,与其他日源新语迅速在中国传播不一样,“经济”一词直至辛亥革命仍未被中国人广为接受,原因即在于此词的新义与古典义相去甚远,又无法从词形导出该新义。

  “经济学”一词在中国取代其他译名,与孙中山的提倡颇有干系。孙氏1912年8月在北京作《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批评》讲演,论及economy的译名时说: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盐渔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之原理,成为有统系之学说,或以富国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4]

  在其他场合,孙氏也讲过类似的话。此后,经济、经济学成为economy和economics的通用译名,包含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内涵,与古典的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义分道扬镳。然而,经济学与富国策、计学、理财学并用,延续了一段时间。中国第一位留美经济学博士马寅初(1882—1982)1914年所撰博士论文,便不用“经济学”一词,而用“富国策”、“计学”,表现出对“经济学”这一译名的保留态度。大约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及经济学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接受并通用。马寅初后来的著作,也命名为《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战时经济论文选》、《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等等。

二、“形而上学”的畸变

  以古汉语词对译西洋术语,组创新词,发生偏误的又一突出例子是“形而上学”。

  (一)含义类似“哲学”的“形而上谓之道”

  “形而上学”本是中国现代翻译家在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Tameta ta Physica(拉丁文metaphysica,意谓“在物理学之后”)确定汉译书名时创造的一个新词,将其作为哲学的代称。这是一个准确的对译。

  该书是亚里士多德研究“第一哲学”的结集,他把物理学称作“第二哲学”。该书之所以名为“在物理学之后”,是因为公元前1世纪,安德罗尼柯编辑亚里士多德这部论“作为有的有”或“有本身”的著作,置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故名“在物理学之后”。中国译者将“在物理学之后”译作《形而上学》,显然受到中华元典《周易》的启示。“形而上学”作为一个整词,是现代翻译者的创造,然其主要词素却来源于《易?系辞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对于《周易》的这段话,朱熹的诠释是:“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阴一阳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谓也。”认为阴阳变化的法则无形,属形上之道;阴阳本身有形,属形下之器。可见,中西古哲把具象世界称作“器”或“物”,有具体形象;把具象世界的运行规律、法则称作“道”,在具体形象、器物之上。因此,“形而上学”约指讨论规律、法则的学问。以《形而上学》名亚里士多德的“在物理学之后”,是确切的,既与中华元典的古义相通,也与亚里士多德论著的本义切近,读者能够顾名思义。此外,还有将“形而上学”指研究感官不可达到的东西,即超经验的哲学,其研究对象是神、灵魂、意志自由等。人格主义代表思想家鲍恩1898年成书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柏格森1903年成书的《形而上学导言》(Introduction à la Metaphysique),海德格尔1935年成书的《形而上学引论》(Einführung in die Metapbysik),都是在此类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些“形而上学”译例,与“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中国古典义相通,读者可以从“形而上学”词形推导出这种词义来,故亦为合理的译名。

  中国现代翻译家采用“形而上学”一词,直接承袭了近代日本的译业遗产。早在1873年,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在《生性发蕴》中已用“形而上学”表述希腊文“超越身体(或自然)”的学问,他还用“超理学”翻译它。西周在同文中说:“超理学家……研究所谓的形而上之理。”20世纪初,留日学生将日译汉字词“形而上学”传输回中国,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已列“形而上学”条目,释文为“形而上学是就考究形而上之对象(即实在)对于考究形而下之对象(即现象)言。”

  民国初年,“形而上学”一直以哲学的同义词使用。如1923年11月13日陈独秀作《科学与人生观序》(刊于《新青年》第三期),在论及社会科学的分类时曾说:“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并在括号内对“哲学”作说明:

  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学的哲学。[5]

  陈独秀在这里准确地使用了“哲学”、“玄学”、“形而上学”三个近义概念。足见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们把握了“形而上学”一词的内涵。

  (二)对译中的偏误

  以“形而上学”对译西方哲学术语,后来又发生偏误。

  西方哲学史中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有多种流派,其中近代哲学创始人——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在《方法谈》、《形而上学的沉思》等书中阐发的metaphysics,指研究超自然、超经验的上帝、心灵以及物质的学说。17—18世纪之间,笛卡尔哲学的继承者被称为笛卡尔主义者,他们分裂为两派:一派发展笛卡尔的机械论自然观,另一派发展笛卡尔关于上帝与灵魂的学说。前者主张,将自然界划分为各个部分,并从外部分门别类地加以考察。这种思想方法流行于欧洲15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英国的培根(1561—1626)、洛克(1632—1704),法国的笛卡尔为其代表。笛卡尔主义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采纳伽利略(1564—1642)的物理观,认为外界世界的一切变化和运动都可以用机械论的观点加以解释。黑格尔(1770—1831)在《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三部《近代哲学的第二篇》第一章“理智的形而上学时期”,论及“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称“笛卡尔的自然哲学纯粹是机械论的,所以他把一切关系都归结到静止和运动,把颜色、滋味等一切物质差异性都归结到机械作用”[6]。于是,黑格尔把笛卡尔主义的“这种形而上学”(即“这种哲学”)作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词,指以孤立、静止、片面、机械的观点看世界。需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批评的是“这一种形而上学”,即笛卡尔主义的机械论形而上学。然而,中国某些现代翻译家却笼统地将“形而上学”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一个外来词推介给中国读者。于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本义为规律、法则、哲学的“形而上学”一词被赋予另一层意思: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其特点是用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彼此孤立,永远不变;如果有变化,也只有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

  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是广为存在的,然而,用“形而上学”一语表述这种思维方式,却颇为牵强,既不能与“形而上”的汉语古义接轨,也无法从“形而上学”四字组战的词形推及出孤立、静止、片面、表面、外因论等等含义。若以“机械论”、“外因论”、“机械主义”一类词语代之,则较为妥当。

  这里不深论“形而上学”一词何时由何人首先译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语,以及译者是否作过必要的界说和词意转化的交代。但这一词语被广泛视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语,与日本人1906年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关,日本译者将机械论译作“形而上学的推理法”,其特点是“孤立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在相当程度上与哲学名篇《矛盾论》的一段论述的广为传播直接相关。《矛盾论》的第一节“两种宇宙观”说: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维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思想,在欧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7]

  这是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批判机械论、阐扬辩证法的名言。然而,这段名言中的核心术语“形而上学”却未能保持内涵的前后一贯。这段话开头讲,“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里的“形而上学”义近《周易》的“形而上者谓之道”,而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的“玄学”,正是讨论形上之道的学问,现代翻译家曾分别以“形而上学”和“玄学”二词翻译西方术语Philosophy(今译哲学),故《矛盾论》“形而上学,亦称玄学”的提法是正确的。但以下的论述又称“形而上学”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便脱离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及“玄学”的固有内涵,外在地向“形而上学”一词注入了“机械论”、“静止论”、“外因论”等含义。这很可能是受到黑格尔概括笛卡尔主义形而上学特征的影响,将“形而上学”等同于“机械论”、“外因论”。毛泽东常将那些孤立、静止、片面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称为“形而上学猖獗”。这里的“形而上学”已与“形而上谓之道”的古义毫不相干,其新义(孤立、片面、静止地看问题)又无法从“形而上学”这一词语的词形中引申出来。

  类似“经济”、“形而上学”这样在对接过程中发生畸变的译词,还可举出一些例子,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但它们已经约定俗成,成为习惯性说法,难以更改。但正因为如此,更有必要指明其问题所在,揭示其在中外语文坐标系上的偏差。这样做,既有利于今人神交古人,也有利于海内外的学术沟通,有助于我辈及后辈更准确地使用概念,审慎地创制新语。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J].教育世界,1905,(96).

[2]山崎益吉.横井小楠的社会经济思想·序章[M].东京:多贺出版株式会社,1981.

[3]严复.译斯氏《计学》例言[G]//严复集:第一册.王栻.北京:中华书局,1986:97.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510.

[5]亚东图书馆.科学与人生观[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3.

[6][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9.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288-289.

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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