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话语与历史记忆：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记忆的基础主体是个体，而个体记忆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又决定性地制约着集体记忆的内容和方式，进而影响到记忆生产的空间化趋势。相反，至少从概念界定上来看，全球化的承载者则是世界，是某种趋同的“共同体”或“群体”。因此，我们或可断言，记忆和全球化是两种指向完全相反的东西。Jan　Assmann在一篇题为《全球化、普遍主义和文化记忆的侵蚀》的文章里就说：“记忆作为一种身份指向发挥作用，总是意味着差异。全球化则作为一种散播发挥作用，模糊了所有的边界，弥平了所有的差异。”Jan　Assmann据此认为，就像“全球化身份”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样，所谓“全球化记忆”的概念也是一个悖谬的概念，“记忆”若要和“全球化”联结起来，无疑需要彻头彻尾的重新架构和重组。而与此同时，Andreas　Huyssen却指出，“自从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从1990年代开始，世界已进入一个与大屠杀关联的‘历史记忆的全球化’过程”。

　　究竟谁的描述和界定更符合当今文化发展的实情呢？虽然我们都承认，“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或关于“全球化话语”的争论已是当前学界不争的焦点问题，但“全球化时代中的记忆”是否就等同于“全球（化）记忆”呢？“全球化”是我们研究记忆的时空状语、政治经济背景或文化语境，还是记忆的核心内容？更或者可能是记忆发展的崭新形态？“全球化的记忆”和“记忆的全球化”是一回事吗？哈布瓦赫在其《论集体记忆》一书中强调“群体自身也具有记忆的能力”，假如我们赞同哈布瓦赫的观点，是否就可以认为确实存在一种“世界性”的或“全球化”的记忆呢？最值得反复推敲的是：建基于个体意识机能基础上的记忆，又为什么能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话语？是什么样的记忆、又是如何成为“世界性”的或“全球化”的呢？本文将尝试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界定和分类，厘清“全球化”在记忆研究中的现实意义，并对记忆研究的新范式做出反思。

何为“全球化的话语”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则把全球化描述成“世界性的主权、权力和活动自由的重新分配”，它既是一个“由速度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所引发的”过程，又是由之而导致的一系列后果（比如中心和边缘之分界的淡化、地球物理边界的消弭、“距离不再有任何意义”以及人类生存的两极分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化”这个概念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词汇，甚至“尽管这一术语被很宽泛地、而且确实是矛盾地使用着，但它本身已经成为‘全球意识’的一部分，成为围绕‘全球的（ global）形成的术语令人吃惊地扩散的一个方面”’。

　　简单地说，全球化就是两种反向趋势的巧妙融合。一方面，对每个个体而言，人们的生活世界在扩张，区域性的、本土化的、民族性的各种因素不断地向全球范围内延伸，人类的社会活动在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等各个层面上都日趋深广；另—方面，对整个世界群体而言，随着人类不断跨越在空间、制度、国家、文化等方面的障碍，日益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沟通和人际关联，人们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也越来越趋同，现实焦虑也日趋集中。前者体现了世界在物质层面上的扩张性，后者体现了世界在意识层面上的集中性，所谓“全球意识”或“世界意识”的形成，就建立在这种看似相反、实则同质的社会发展基础上。

　　“世界意识”就是一种“全球化的话语”，其本质就是一种共识，它源于世界各地人群及其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比如资本扩张、跨国生产与消费、资源流通与共享、信息沟通、技术发展等。当世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错综复杂、交叉重叠的局面后，不同区域的人们就会在精神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碰撞。“世界意识”或“全球化的话语”就是要自觉超越国家、区域、民族、种族等的界限，消除种种政治壁垒的限制，从全人类或全世界的角度出发来思考社会问题。首先，话语之全球化的前提是话语主体要有相似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有相似的问题背景。其次，话语主体要有一致的问题意识，而问题要有可供论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再次，话语主体要有紧密联系的知识体系，有展开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最后，话语主体共同认可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价值，有对人权和人性等基本观念的共识和向往，有和而不同的、对文明发展的愿望和理想。

　　基于这样的界定，我们不妨承认“全球化记忆”这个概念的合法性。因为“文化动力的神秘之处及其核心就在记忆”，记忆本来就是任何时代全人类的共同话语，它关乎历史和现在，也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有重大的导向意义。而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伴随着人们对待历史、传统和过去的探究热潮愈益高涨，记忆更是成为当下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多领域研究的关键词。就像《全球化时代中的记忆》一书中所断言的那样：“最近，记忆生产的动力学成为民族国家疆域内的主要问题，如何处理过去成为一个国家的规划。在全球化流动和运动的影响下，全球化状况成为记忆讨论的影响因素，而记忆也进入到了全球阶段和全球话语中。”

全球化记忆的两种类型

　　“全球化记忆”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为“全球化时代中的记忆”，一为“全球化的记忆”，前者具有分散化、差异化、独特性等特点，强调个体记忆的全球化语境，后者则相对集中、明确，是“记忆的全球化”之产物，侧重于具有某些共性的集体记忆。就第二个层面上的意义而言，“全球化记忆”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启蒙记忆，一种是创伤记忆。

　　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推崇理性和理性自反的思想及社会活动，启蒙运动是审视现代性结构的关节点，“现代性的问题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启蒙运动的反思史”。自18世纪以来，围绕启蒙的问题，人类社会展开了形形色色的论争，与启蒙密切相关的传统、信仰、理性、进步以及知识等概念，则时时刻刻考验着人类的理解力。启蒙精神最突出地体现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虽然现代化已被证明并不具有某种单一的或一致的模式，不同国家规划或实现现代化的动机、时间、方式和实质都不相同，但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各区域、国家、民族等的人们之间交往日趋频繁、影响渐趋加深，谋求发展和进步确实已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诉求。启蒙记忆，或可称之为关乎进步的记忆，就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寻求发展、进步和文明的集体潜意识。关于启蒙记忆的话语深深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从最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经济变革，继之亚非拉美国家的政治革命、经济改革，再到晚近各种跨洲际、跨国度的贸易或技术合作、政治或军事联盟、文化艺术的交流沟通，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何实现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如何创造和谐美好的未来，这些人类历史的重大议题已成为全球化的启蒙记忆的一部分，在人类对现实的建构和对未来的规划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光明与黑暗并存，就整个20世纪的世界史来看，创伤记忆尤指大屠杀和大灾难记忆，其核心内容就是“记忆的创伤性遗产”。Andreas　Huyssen指出，自从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从1990年代开始，世界已进入．个与大屠杀关联的“历史记忆的全球化”过程。他认为，“大屠杀话语的全球化”指出了“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创伤的普遍比喻”。因此，大屠杀“失去了它作为一个特别历史事件的指代特点，而开始发挥成为其他创伤史和创伤记忆的暗喻功能”。学界对创伤记忆的研究是人类自反本能的一种体现，跨越地域差距和文化差异而共同承担历史的遗产也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趋势，“野蛮产生自文明内部”（阿伦特语），人类需要借助记忆恢复被战争和屠杀摧毁的人性，重建未来人性的道德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屠杀不是发生在特定时代和特定人群中的“特殊事件”，相反，它是需要由全人类共同担负的沉重罪恶，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政治实体不得不共享的历史。也正因此，社会学家Daniel　Levy和Nathan　Sanaider才坚决认为，不能单单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理解大屠杀，而应把它看做一种借助媒体的播散而被带人世界各个角落里的集体性事件，“在一个于不安全中寻求道德明晰的世界里，在一个令人困惑而人性流离失所的世界里，大屠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规则和火炬”。可以说，创伤记忆与具体的场所和个体有关，但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创伤记忆又可以被抽象为一种历史的符号或标志，它是一种集体记忆，没有地域和文化的限制。这也是所谓“全球化”最基本的意义。

全球化记忆何以可能

　　全球化究竟如何影响了记忆建构的过程？在这个影响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因素占主导地位？记忆的全球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有什么关系？这里面是否也存在一个记忆霸权的问题？全球化的记忆是否还是倾向于某些国家某些文明的记忆？这个问题要略微提一下。最后确定全球化的记忆不是一个伪命题。但这个命题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对全球化的出发点持不同态度。本文认为，全球化也是从地方从本土出发的，任何一个大的、集体性的记忆建构过程，都是从个体记忆出发的，所以，这两个概念是可以结合在一起使用的。这个概念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整理对历史和记忆等概念的认识。

•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 文章来源：摘自《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