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筱苏（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之二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我第一次看到筱苏（史念海）老师的名字，是在1978年初夏。我因年龄超过三十一足岁，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无法报名。到1978年研究生公开招生时年龄放宽至四十足岁，又没有学历要求，就抓住这最后机会。当时只是为了圆此生“考大学”的梦想，并未寄多大希望。初试结果我获得复试资格，按规定可以享受十天复习假，这才临时抱佛脚，一本正经地复习了。知道复试时要考专业了，但家中和供职的中学根本没有历史地理方面的书，只能去上海图书馆。到了参考阅览室，才发现其他考生早已捷足先登，周围坐的几乎都在准备复试。那天我到的早，居然顺利地借到了《中国历史地理名著选读》。正看着，一位读者过来问：“你是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吧？”因为此专业在上海只此一家，他一猜即中。原来他就是报考复旦历史系的顾晓鸣，经他介绍，认识了同时在复习的、以后成为同门的顾承甫等人。原来他们是因为借不到这本专业性很强的书，肯定室内已有同专业的考生，才找到我的。在他们的桌上，我看到了史先生所著《河山集》和侯仁之先生所著《步芳集》。
在以后几天里，我第一次读《河山集》，尽管我那时毫无历史地理专业基础，更不懂他所论述的具体内容，但读来觉得明白易懂，引人人胜。其中的《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一文的内容我以前并不了解，但读后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以后撰写《西汉人口地理》时还在运用于论述关东的经济地理基础。对三国和诸葛亮的历史我是比较了解的，有关史料大多看过，史先生的《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却使我耳目一新，因为此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还能这样考虑问题。
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后，我开始在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指导下，比较系统地学习已有的研究成果，史先生的《河山集》和其他论著自然在必读之列。但直到1981年10月我作为谭先生的助手随同他去陕西师大开会，才有机会瞻仰史先生的风采，接受他的教诲。10月17日清早，谭先生与我在上海登机，经停南京、郑州，下午1时半才到达西安机场。那时没有手机，连打电话都不方便，史先生早早就在机场等候。在出口处，我第一次见到史先生。尽管已年近七旬，身材魁梧的他精神矍铄，热情地向谭先生问候，扶持上车。到了学校专家楼，史先生详细询问助手和接待人员，知道全部安排妥当了才放心。
这次会议安排了考察壶口瀑布。10月21日一早不到8点就出发了，一行四十余人坐一辆大客车，中午就以面包充饥，翻山越岭经过黄龙山脉，晚上7点半才到达宜川。第二天5点半就出发，在孟门山下的公路桥步行至对岸的山西吉县，又返回北行，近距离观赏瀑布。陈桥驿先生在现场讲解，将《水经注》中的记载与现场一一对照，说明自6世纪来地貌的变化。下午从宜川返回，途经白水县晚餐。由于路程长，路况差，直到午夜1时才回到专家楼。史先生全程同行，还要兼顾安排，比大家更劳累，但第二天早上又出现在专家楼。谭先生对他说：“你胆子真大，带着我们这批老头走那么一次。”史先生笑着说：“这条路我走了不止一次，没有问题的。”原来在文革后期，陕西省军区为了落实战备，请史先生为他们研究历史军事地理，专门调拨一辆吉普车给他用，史先生如虎添翼，走遍了黄土高原各地，为《河山集》开了新篇。
1986年秋，谭先生应河南安阳市之邀参加七大古都的论证会。安阳应列为七大古都之一的观点是谭先生提出来的，得到了由史先生发起成立并担任会长的中国古都学会的响应和肯定。会议期间考察安阳、内黄、汤阴等地，谭先生和史先生全程参加。当时一些考察点尚未通汽车，离公路有一段距离，有时还是走山路，史先生健步如飞，毫无倦容。去内黄时一路黄沙滚滚，从停车处进寺庙时就像走在沙漠中，步履维艰。看史先生踩着稳健的步伐，我仿佛看到了《河山集》中他考察过的路程在不断延伸。
第一次见到史先生时，他就对我说：“我也是谭先生的学生。”关于这段历史，在我为谭先生起草自传稿时已经听谭先生说过了。其实史先生只比谭先生小一岁，出生于1912年。不过因为谭先生上学早，中间又跳了几级，所以到1933年，谭先生已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并在辅仁大学兼中国沿革史的课了，而史先生上学较晚，还是辅仁大学的学生，选修了这门课。此后，史先生就与谭先生成了禹贡学会的同人，并且是学会的驻会会员、顾颉刚先生的学生，与谭先生师出伺门。中国地理学会设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后，他与谭先生同为副主任。他还担任过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省民主党派负责人。但他对谭先生一直执弟子礼，往复信函中都是如此，前辈的谦恭风范令人感动。
但在学术讨论中，他们却总是当仁不让，毫不含糊。上世纪70年代末，谭先生研究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意外地发现了一条《山经》中记载的下游河道，并对西汉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作出了多次改道的新说，撰写了2篇论文，其中涉及史先生以往论著中的观点。谭先生将文稿寄给史先生提出商榷，史先生仍坚持己见，复长函辩论。谭先生进一步查找文献，仍不同意史先生的观点，又逐点讨论，并最终写出论文公开发表。有一次他们对陕西本地作者王重九的一篇论文产生分歧，谭先生认为王文不失为一家之言，可以在《历史地理》上发表；史先生觉得王文学术水平差，观点牵强，不值得发表。他们之间不仅书信往复，还当面发生争执。我见他们言辞颇激烈，又不便插话，只能避之室外。但等我返回时，他们已恢复平静，继续谈其他学术问题。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并未受到学术观点不同的影响，当史先生的历史军事地理论文结集出版时（即《河山集》四集），谭先生热情地撰写序言，给予高度评价。而当谭先生主编《国家历史地图集》时，史先生欣然出任编委，担任农业图组主编。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