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记忆

连连

　　作为强调社会事实和集体意识的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是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之中讨论个体记忆如何在集体互动中得以塑造，集体如何通过决定其成员记忆的方式来获得并保有记忆。这一社会学的研究路径既被阿斯曼继承又被其发展，作为历史学家，阿斯曼不满足于哈布瓦赫以交往记忆为特点的集体记忆理论，提出了以客观的物质文化符号为载体、以超越日常生活的距离为特点的文化记忆理论，从而开辟了透过文化记忆来考察历史变迁与社会变动的新视角与新途径。

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

　　作为文化记忆理论来源之一的集体记忆，是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对心理学以个体心理为研究对象的记忆理论的重大修正，也是他从柏格森的个体主义立场进入涂尔干社会学阵营的标志性转向。他确信，“记忆事实上是以系统的形式出现的。……记忆联合起来的诸种模式，源自人们联合起来的各类方式。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虽然个体记忆仍然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但是记忆的过程却始终与观念体系中的社会思考相关联，从而导致“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在此，哈布瓦赫明确表达了作为涂尔干忠实信徒的理论旨趣，并将集体记忆视为社会事实的又一呈现，从而赋予涂尔千理论以新的内容。

　　“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这是哈布瓦赫对该理论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有关犹太守卫者与罗马征服者殊死抗争的梅察达之役两千年来从湮没无闻到广泛传播，成为集体记忆理论最有力的诠释。然而，以现在中心观为特征的社会学研究，在为我们提供具有想象力和穿透力理论的同时，却因聚焦于当下而无法有效地沟通过去与未来。尽管集体记忆的社会和文化取向使记忆从个体层面上获得解放，但是其交往记忆所具有的日常性、口头性、流动性、短暂性以及不稳定性和非组织化，却无法呈现集体记忆在历史长时段中的持续与变迁，也难以展示更为丰富而持久的人类社会进程，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范式对时间维度和历史意识的忽略和轻视，自动放弃了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和探究，而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则在集体记忆理论裹足不前之处，跨越学科边界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阿斯曼将文化记忆界定为“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它与集体记忆的区别，一是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二是客观化的文化型构（文本、仪式、纪念碑、建筑等）和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经验和意义在时间维度和组织化情景中得以固定从而连接起了过去、现在与将来。在阿斯曼看来，文化记忆的客观化表达是身份固化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来源，因为群体的整体性意识就建立在这种知识之上，并从中获得形式冲动与规范冲动，从而再生产出自己的身份认同。因此，文化记忆的存储和传播都会受到权力和价值体系的严格控制，并通过教化的作用来稳定和传达社会的自我形象与整体认同。

　　文化记忆理论对集体记忆理论的发展，一方面在于拓展了记忆理论的研究领域，将记忆的客观化载体纳入研究视野并予以重点关注，考察其与社会的价值体系、行为准则和知识传承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在于引入时间维度与结构维度，将记忆理论在方法论上向前推进了．一步。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主体，是一种超越个人具有“凝聚性结构”的文化体系，这样的认识既来自哈布瓦赫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路径，同时又综合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因此，文化记忆研究不仅有赖于类似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研究方法，而且还需要将记忆、文化与群体（社会）联系起来考察，去发现基于时间和结构双重维度中的历史变迁图景。阿斯曼的研究表明，文化记忆不仅具有规范和约束的功能，并且还具有重构的能力和反思的特性，这样的特质不仅赋予文化记忆以实践性、开放性和变化的潜力，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社会构成及其历史变迁的又．途径，并由此使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的携手合作真正成为可能。

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与文明的演进一路相随，只有当文字、城市和国家出现之际，文化记忆才得以呈现。从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从口语记忆到文字记忆，从听觉记忆到视觉记忆成就了一次次历史性的飞跃。各种材质的书面文献、碑文、日历、家谱、图书馆、博物馆、建筑物、仪式和节日等等构成了文化记忆的一系列制度性表征，它是一套可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

　　文化记忆对于传统社会的存在价值不仅在于人类集体性探究过去的成果有了更为牢固和精确的储存、记录方式，更在于它对维护君权神授、宣扬文治武功、实施道德教化和确立集体认同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它不仅导致了历史学的源远流长，而且也使得知识的生产和传承主要依赖于对经典的解释和背诵，并在此过程中实现道德内化与意义世界的建立。无论是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还是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作为一个社会或团体公共信奉的圣典或经典，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和主导性。在过去既意味着权威也代表着完美的社会里尊崇过去、敬重祖先、爱戴长者不仅是一种传统，更是一种美德，它保证了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稳定与延续。文化记忆使文明的薪火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并以制度化的形式为君主和王朝提供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和支持。大卫?格罗斯谈到，关于社会与个体记忆的价值在古希腊很少受到怀疑，像柏拉图及其后来的思想家，也强调记忆的重要性，甚至把记忆与永恒的真理连在一起。古罗马人比古希腊人更看重记忆与过去。在他们看来，传统包含着一种持续感，一种无法言说的与过去的连接。一个人的先辈传递给子孙的观念或价值一定是最好的，而且也必须用来解释当下或当下遇到的任何事情。忘记传统，不仅会损害整个继承下来的意义世界，而且被看做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一种无法原谅的对诚实的背叛。同时，罗马的教育机构和修辞传统在强化公众的道德意识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罗马皇帝们热衷于以公共纪念物和铭文的形式来独占记忆，而元老院则以“除忆诅咒”，即从纪念碑以及档案文件中将已故皇帝的名字抹去作为对抗皇帝暴虐的武器，以毁灭记忆来对抗记忆权力。

　　工业革命使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降临，传统的知识、经验和价值观已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启蒙与现代性使进步主义历史观开始独步天下，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早期现代化观念和文化反哺社会的到来使记忆的价值开始沦落。遗忘被重估为积极之物。记忆是通向真理之路的社会已不复存在，即使是文艺复兴的回归过去，也只是由当下需要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现实。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医生也从研究的角度对记忆的可靠性进行质疑，在他们看来，记忆的唤起经过了大脑对它们的选择、编辑、修改、解释、修饰、具体化和重构，因而所谓真实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记忆在多大程度上失去其精确性，那它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其价值”。与此同时，记忆与创造力的关系被重新认识，在传统社会里记忆是创造的源泉，然而在19世纪早期，“感知的新鲜性或视野的即时性是创造性的核心要素”，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想象更是成为创造力及独创性的一个重要的乃至核心性的要素”。在此，遗忘的价值被凸显出来，因为没有“积极的遗忘”，就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遗忘不仅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也是一种再生性的力量，并使人开启新的可能和方向。

　　历史变迁使文化记忆的价值和功能开始受到挑战，工业革命与技术变革则改变了文化记忆的形式和载体。报纸、杂志、书籍、图片、影像、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的出现，不仅导致知识获取和传承方式的变化，而且使文化i己JIZ具有大众参与和市场化的新特征。在印刷术、计算机和互联网解放了记忆的同时，国家博物馆、档案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以及向公众开放，改变了传统文化记忆作为制度性表征的单一性和操控性。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大众文化的兴盛，由权力单向操控意识形态和建构文化ielZ的历史被改变。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揭示出统治阶级通常不是通过直接强迫，而是通过被认可的方式，将意识形态加诸其他阶级。因此，现代社会文化记忆的建构更为复杂和多元，它是一个在冲突中不断达成妥协的动态过程。霍尔通过对电视话语的分析，展示了电视话语“意义”生产中的制码与解码是如何进行的，并提出了“主导霸权立场”、“协商的代码立场”和“对抗立场”三种解码立场。德塞图强调在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上大众进行的自下而上的创造性抵抗行动。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进步、微观的政治与激进的宏观的政治常常相通，“它能赋予大众以力量，使他们有能力去行动……而且大众可以通过这种行动，来拓展他们的社会文化空间”。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文化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文化记忆的作用。格罗斯指出，地理上分隔的犹太人依靠文化记忆在精神和信仰上聚合起来，获得一种自我意识和集体认同。然而悲观主义者认为，现代的年轻犹太人越来越远离和忘记犹太人的遗产，开始转向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来寻求新的兴趣，从而走向了与其他民族的同质化进程。当代文化研究也证实，年轻人越来越多地通过大众文化和文化消费实践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它也许导致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方式以及一种新的文化记忆模式的产生，从而改变以知识的储存、传承和教化为主的传统文化记忆特征。

　　文化记忆理论以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认识为基础，这使它在当代还遭遇了后现代理论的质疑和批判。由于后现代理论拒斥社会和历史的总体化观念、一致性观念以及因果观念，赞成多元性、异质性、差异性、片断性与不确定性，其主旨是解构“现代性”。因此，它不仅要从根本上颠覆记忆，而且要彻底终结历史。虽然后现代理论拒绝总体性、割裂历史的非理性主义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但后现代理论诞生于现代性危机与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和消费革命所造就的后工业社会里，其“现实转化为影像，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的认知正是对后工业社会境况的直接回应。在詹明信看来，历史感的消失在于整个当代社会系统开始渐渐丧失保留它过去的能力，开始生存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之中，从而把之前各种社会构成曾经需要去保存的传统抹去。就此而言，后现代理论的意义并不在它表现出的种种与现代性的决裂与反叛，而在于它对现代性症结的批判和揭示，有助于我们认清文化记忆在当代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文化记忆在传统社会凸显出重要功能和价值，今天的变化却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其表现形式与作用，文化记忆、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关系也需要进行新的界定。在当代社会文化记忆的权威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是否已经动摇？文化记忆所具有的身份固化功能是否已经削弱？文化记忆区别于集体记忆的特点和形式是否有所变化？文化记忆、集体记忆能否为个体记忆留下立足之地？也许上述问题只有在具有重构能力和反思特性的文化记忆的实践中才能找到最终的答案。

中国语境下的文化记忆

　　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是研究文化记忆的丰沃土壤。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断裂或消失的经历，中国是唯一文明延续至今的国度，这使得它的文化记忆研究具有极为难得的样本意义。

　　中国语境下的文化记忆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均具有不可多得的延续性、丰富性与多样性。典籍汗牛充栋，宗谱编撰源远流长，宫殿与寺庙建筑风格独特，它们构成了文化记忆丰厚的载体与表征。尽管数千年来屡经王朝更迭与政权变换，但是与欧洲由古典文明转向基督教文明时期，封建形态的政治社会结构下政权与教权相互颉颃的历史不同，经学自公元前2世纪晚期成为统治学说以来，虽然具有重构性和反思性的内部冲突和变化不断，但作为王朝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却始终是两千年来专制统治的主导思想，并通过太学和科举选士制度得以进一步强化，文化记忆在权力的严格控制下实现了有效运作，中华文明成为世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其文化辐射力波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与此同时，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和泛孝主义政治伦理使家族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的基础和精神文化的堡垒，家谱也因此与国史、方志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学的支柱，成为文化记忆重要的载体之一。家谱编修和家族礼仪从早期的政治功能向后期的伦理功能转变，使三纲五常的道德教化进入日常生活实践，内化为个体最基本的人伦规范和行为准则。成书于隋代、被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包括了家庭伦理、品德智能、思想方法、处世养生、杂艺知识五个方面的教育内容，其目的在于用家训的形式传承儒家思想，将其贯穿于家庭生活的每一言行中，“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自《颜氏家训》之后，编写家训逐渐成为社会风气。比较完整的家训，经整理后成为家族法规。作为宗祧继承重要内容之一的祭祖既是沟通入神、培养怀念祖先的情感并受到伦理孝悌教育的仪式，同时也是在祖先面前确认族人间尊卑伦序血缘关系的活动。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里，家谱及其仪式所承载的文化记忆有着怎样的关系和表现形式与特点，它与家族中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家谱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将有助于推进文化记忆的本土化研究。

　　中国语境下的文化记忆除了表现为历史长时段中的延续性和整合性外，还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华夏早期的各个部族和不同文化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融合与统一，到汉代以后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王明珂的研究表明，自春秋时代文献出现“华夏”的自我称号之后，逐渐形成了华夏认同的意识并借助历史记忆来凝聚这种认同，在近代国族主义以及民族危机刺激下，合传统华夏与其边缘人群为一邦的国族意识形成并被划人中国而包容于一新的“中华民族”之中。因此，今天的文化记忆包括了56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其丰富性与多样性自不待言。此外，就中国地区的广泛性和不平衡性而言，以地方性知识和民间文化为表征的形态各异的本地记忆和社会记忆，也同样构成了文化记忆的重要源泉之．。赵世瑜等人通过对—直流传于东南沿海一带的太阳生日及其信仰习俗的研究，发现在旧历3月19日太阳生日习俗的背后实则隐含着当地明遗民对灭亡的明王朝的怀念，这是一个由士绅创造出来、却由民众传承下去的民间文化，通过民俗的形式寄托着他们对朝代鼎革的历史记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凝聚为习俗和传说、或者说转化为习俗和传说的历史记忆，它反映了一种与征服者的历史记忆不同的状态，也反映了一种凝聚了特殊经历的地方性色彩。”中国语境下的文化记忆还具有自身的复杂性特点，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文化记忆呈现出更加多元的面向，并突出地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乡村与城市、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融合变迁。传统社会结构被打破之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如何确立，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又如何获得，主流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通过怎样的文化记忆来建立合法性及其认同，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西方文化在今天的文化记忆中各占据着怎样的位置，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大众文化在文化记忆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对文化记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从历史的长时段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双重视角来揭示中国文化记忆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并从中透视中国社会变迁的基因和密码，这些都是当今中国文化记忆研究所面临的课题。它—方面给文化记忆研究的本土化探索带来了挑战和机会，另一方面也为文化记忆研究提供了一个古老国度现代转型的独特经验，从而为进一步检验、修正和提升文化记忆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并因其可能具有的普遍性而获得在方法论上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 文章来源：新华文摘2012年第20期，摘自《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