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敦煌的粮食作物结构及其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内容提要:唐代敦煌地区粮食作物包括粟麦豆三大类及其所属的众多品种。粟麦的种植比例吐蕃时期逐渐发生了变化。粟类品种以粟、<广禾>的种植比较普遍;麦类以小麦、靑麦为主;稻类主要以粳稻主,水稻种植在敦煌并不普遍,只是寺院和官府等特权阶层专门辟地经营。各类粮食的消费量很大,除作为口粮外,主要用于饲料和造酒以及货币使用。

  关键词:唐五代 敦煌 粮食作物 结构变化

  种植业是农业的主体。敦煌地区种植作物的历史悠远,远古时代即已种植粟类作物,汉代栽培作物种类逐渐丰富,种植结构开始向粮食和经济作物多元化发展。唐代作物种类、品种以及种植结构、技术都有很大的发展变化。本文即从粮食作物的结构变化,讨论唐五代敦煌绿洲农业种植业生产状况。[①]

  古代敦煌原始农业粮食品种单一,玉门火烧沟出土的谷物仅有粟一种。汉代栽培作物发展到粟麦两大类十几个品种。敦煌汉简中有粟、麦(小麦)、大麦、稂麦、穬麦、粱、黍、谷、禾旁 禾皇、稌(稻)、穄(糜子)、苴蘼(麻籽)以及青稞、豌豆、扁豆、黑豆等多种作物。

  唐代粮食作物结构包括粟、麦、豆三大类及其所属的众多品种。

  一、粟、麦比重的变化

  (一)唐代前期和中期的粟麦比重

  粟,俗称谷子,脱了壳叫小米,植株称为禾。粟营养价值高,《说文》曰:“粟,嘉谷实也。”从原始农业时代中期起,粟就居于粮食作物的主导地位,是北方最大众化的粮食。粟的这种首要地位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代租庸调规定:“每丁岁入租粟二石”[②],“无粟之乡,输稻、麦……”。[③]

  粟抗旱力强,生长期短,播种适期长,耐高温,对春旱多风,夏热冬寒的自然条件有天然的适应性。在河西绿洲农业地区也广泛种植。唐代前期、中期,敦煌地区粟在各类粮食中仍然占很重要的地位。在P.3348背《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牒》[④]全部和籴粮食中,粟9339.41硕,豌豆104.4硕,青麦147.4硕,小麦456.857硕,粟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粮食种类。P.2803背《唐天宝九载八月—九月敦煌县郡仓纳谷牒》[⑤]载八月二十七日敦煌县纳种子粟12285.93硕。八月二十八日纳敦煌县百姓天九二分税青麦32硕、豌豆194硕、<广禾>104硕、粟628硕。同日出青麦32硕、豌豆128硕、<广禾>72硕、粟768硕,送冷泉等伍戍,充马料。在天宝年间军仓、郡仓收入支出的种子粮、和籴粮以及各类粮食中,粟所占比重较高。

  唐代前期和中期,小麦是仅次于粟的重要作物。大谷文书2834[⑥]载圣历二年敦煌县百姓石海达户受田74亩,麦21亩,<广禾>6亩,粟29亩,其他残缺。大谷2839背[⑦]记录圣历二年前后敦煌县11乡共种麦477顷21亩,种豆共8顷87亩。

  (二)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麦粟比重

  北方地区的作物耕作一般是春种秋收,冬小麦收获正值青黄不接时期,有“续绝继乏”之功;又可以和其他春种或夏种作物进行灵活的复种。因而小麦种植逐步为政府所鼓励,被民间所重视。在唐宋时期,麦逐渐成为北方大部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代替了粟的传统地位。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税,夏税麦,反映麦作在当时已很普遍。小麦是温带作物,适宜生长在阳光充足、雨量适中、冬寒夏热、排水良好的地区。

  河西绿洲地区是传统的种麦区。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粟的重要性逐渐下降,麦成为居于首位的粮食作物。

  从官仓粮食收入帐中可见这种趋势。P.2763背《午年仓曹牒》[⑧]中巳年所收入新旧斛斗中,麦4756.58硕、大麦116.67硕、粟249.66硕,巳年指吐蕃纪年,仅巳年前半年麦的收入高达四千多硕,占绝对优势。P.3446背《巳年仓曹会计牒》[⑨]新加附的粮食中,麦2636.99硕、大麦18.78硕、粟159.21硕,新附入粮食中小麦高达二千多石,而粟为一百多石,这种比例与天宝时期粟、麦比例结构形成鲜明对照。

从吐蕃以后寺院粮食收支帐中,也可以分析麦粟比例结构的变化。见下表。

类别 未年某寺 戌年乾元寺 寅年乾元寺 886年安国寺 920年报恩寺 925年净土寺
1525.55石 44.5石 23.65石 209.8石 116.9石 478.36石
48.8石 32.5石 13石 120.7石 39石 290.5石
S.6064 S.4191 S.4782 P.2838 P.2821 P.2049背

  从上表可见,吐蕃及归义军时期寺院的粮食收入中麦的数量大大超过粟。

  从大量借贷粮食契中,也可反映出小麦在各类粮食中的重要性。吐蕃和归义军时期大约30份近41人次借贷契中,借贷种子年粮者,麦约18次、粟约6次、豆约3次。为还债或使用或纳突及不明用途的借贷中,麦11次。其它3次借贷,1次借种子,未注明品种;另外两次为寺院修寺而借贷麦粟。在这些借贷行为中,麦的借贷次数远远高于粟。可见麦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高于粟。

  唐五代敦煌地区粟、麦结构变化,与同时期黄河流域粟、麦生产布局及其变迁极为相似。唐代前期和后期,黄河流域粟、麦生产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粟的生产量明显下降,而麦的产量急骤上升。粮食作物构成发生变化的原因,首先与黄河流域耕作技术条件的进步有关,轮作复种等技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麦类粮食产量。其次,受西域“胡食”影响,唐代面食盛行,尤其唐代碾硙业的发展为面食提供了广阔前景。[⑩]敦煌地区粮食结构变化原因,可能受“胡食”饮食结构的影响更大一些。从唐五代敦煌寺院及世俗粮食消费结构中,可以反映出面食所占的主导地位。

  二、粟类品种

  唐代,敦煌地区粟类粮食品种除粟外,种植较为普遍的是<广禾>。《隋书·东夷传·流求》:“土宜稻、粱、<广禾>黍、麻豆、赤豆、胡豆、黒豆。”南宋郑刚中《西征道里记》载“岐山之阳,盖周原也。平川尽处,修竹流水,弥望无穷,农家种<广禾>尤盛。生民之诗曰维糜维芑者,盖谓也,俗今书糜为<广禾>。秦州有<广禾>穣堡。<广禾>米类稷,可面可饼可为碁子。……边郡刈<广禾>则自外而内,刈麦则自内而外。盖<广禾>以寒熟,麦以暖熟故也。”[11]辽僧行均《龙龛手鉴·广部》载“<广禾>,穄别名也。”穄子,似黍但不粘,也叫糜子。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载“《九域志》、《宋史·地理志》俱云秦州有<广禾>穰堡。遍检字书,皆无“<广禾>”字,莫详其音。读《一切经音义》,知《大般湼槃经》有粟“<广禾>”字,云字体作糜、縻二形,同忙皮反,禾穄也。关西谓之“<广禾>”,冀州谓之穄。乃知隋唐以前已有此字。”

  敦煌,<广禾>、糜皆称。P.2838《唐光启二年安国寺入破历》[12]载“糜陆斗,厨田入”。文献中一般多以<广禾>称之。

  唐代,<广禾>是官仓缴纳的税粮之一。P.2803《唐天宝九载八月—九月郡仓纳谷牒》[13]载八月二十八日纳敦煌县天九二分税<广禾>104硕。郡仓九月十四日纳敦煌县百姓天九二分税<广禾>86硕。<广禾>也是官府和籴的粮食品种。天宝九载九月五日郡仓纳,百姓翟英俊和籴<广禾>”24.84硕,令狐思仁<广禾>6.6硕,索元晃<广禾>21硕,张大力<广禾>82.81硕,王思钦<广禾>1.9斗,已上计<广禾>135.44硕。<广禾>,作为税粮及和籴粮食,可见在日常生活中消费比较普遍,当时<广禾>1斗直钱31文,与粟、豌豆的价值相当。

  吐蕃时期,<广禾>在民间种植仍然很普遍。S.147514v15v《便麦契》[14]卯年三月十四日“当寺僧义英无种子<广禾>,与僧海清边便粮番驮,限至秋,依契填纳”,僧义英有私有的田地,但经营状况并不理想,春种时借寺院 下种。P.3744[15]载齐周于官种田处种得<广禾>,寅卯辰三年每年得<广禾>三车。

  <广禾>的种植面积不是很广。ДX.1393、ДX.1465《郭令琮等佃种者簿》[16]载,郭令琮29亩地分别由几人佃种,其中安高下<广禾>3亩、支方下<广禾>1亩半,种植比例大约为16%。ДX.2683、ДX.11074《佃种田亩簿》[17]中49顷22亩土地,48顷3亩半小麦、14亩半大麦、45亩<广禾>,种植比例约为0.9%。

  <广禾>主要作为口粮消费,八世纪中期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中统计的约29户,每户支给的粮食中都有<广禾>,并且所占比重较高。[18]另外还可以作为马料,P.2803《郡仓纳谷牒》载八月二十八日支出<广禾>72硕与冷泉戍等戍所充马料。还用来造酒。如齐周自开酒店,“出本<广禾>粟卅石造酒”。<广禾>还是好的军粮,《西征道里记》有“西人饱食面,非<广禾>犹饥。将家云,出战糗粮,干不可食,嚼<广禾>半掬,则津液便生,余物皆不咽。士卒用小布袋置马上,遇水取袋渍润之尤美。”之语[19]

  三、麦类品种

  唐代麦类品种除汉代已有的小麦、大麦之外,又增加荞麦等品种。大麦,今指皮大麦,又叫稃大麦,即其种子与稃壳紧密胶结不易分离。但古代所指有与现在相反者。《太平御览》卷838引《吴氏本草》:“大麦一名穬麦。”穬麦,今指裸大麦,是大麦的变种,长江流域叫元麦、米麦,西北、青藏等地叫青稞。唐代《新修本草》也说:“大麦出关中,即青稞麦是。”[20]

  荞麦是隋代以后从外地引进的。荞麦大约原产于比较寒冷的地方,如长城以外和青藏高原一带。《旧唐书·吐蕃传》载“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萤豆、萤豆、小麦、荞麦。”它的生长期短,只有两个多月,宜于在无霜期短的地方栽培。在麦收后,可以种一茬,降霜以前一定要成熟,迟早都可以的。遇到别的作物播种失时或中途遭遇灾害时,可以补种一茬荞麦作为追补作物。所谓“种之则易为功力,收之则不妨农时。”北方自然灾害很多,种荞麦的机会也就很多。[21]

  P.2763背《午年仓曹牒》[22]载巳年新旧斛斗,麦4756.58硕、大麦116.67硕、荞麦0.29硕,此处“麦”指小麦,从大麦、荞麦在粮食收入中的比重来看,此类品种种植面积并不大。

  青麦,即青稞麦,是大麦的一种,子实粒大,皮薄,麦麸少,主要产于西藏、青海等地,为当地居民主要食粮,可做糌粑,又可酿酒。《齐民要术·大小麦》载青稞麦与“大麦同时熟。……堪作饭及饼飥,甚美。磨,总尽无麩。”

  唐代前期和中期,青麦是唐五代敦煌重要的粮食作物,官府和籴的主粮之一。P.3348背《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牒》[23]载当年和籴粮食,456.857硕小麦、147.4硕青麦,100.4硕豌豆,9039.41粟。除粟外,和籴粮食中小麦、青麦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吐蕃时期,青麦是百姓向官府缴纳的税粮之一,这可能与吐蕃人的饮食习惯有关。P.2162背《寅年沙州左三将纳丑年突田历》[24]载,张逸“百尺下青一驮”,索荣“氾弁下青一驮半”,王瀚“寅八月纳青一驮二斗”,宋晖“百尺青三驮,氾弁下青一驮,又青半驮”。百尺是沙州一湖泊,上述左三将的百姓以将为单位,每年向官府缴纳青麦作为课税。P.3446背《巳年沙州仓曹会计牒》[25]载,1533.52硕青麦,正月十三日瓜州般到纳附:1470.78李清下、58.74硕李庭兴下,李清和李庭兴都是将头。S.5822《杨庆界寅年地子历》[26]纳“青麦肆驮玖斗”,地子是百姓纳到官府义仓以备荒年的税粮。S.6235《子年便麦契》[27]载子年“突田仓四月十日贷青麦两驮”,突田仓即指官仓,此人从官仓中借贷青麦。从吐蕃时期百姓频繁的纳青麦为税粮,说明青麦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量很大。

  寺院也普遍种植青麦。P.2032背净土寺《后晋时期入破历》[28]支出“面五斗,供种青麦人食用”。P.2032背《后晋时期净土寺入破历》[29]载:“粗面五升,除青麦僧食用”,寺院僧人五代时期大量从事生产劳动,上述两寺都是僧人种植除割青麦。青麦是寺院重要的粮食收入之一。S.6064《报恩寺未年入破历》[30]中163.6石田收中有57石青麦。S.6061《某寺入破历》[31]载收新旧斛斗中有13.2石青麦。寺院日常生活中频繁支出青麦。S.6233某寺《诸色斛斗破历》[32]载“(六月十六日)付安三娘青麦五斗,廿三日付安三娘青麦二硕,□年四日付黑女五娘青麦□□□,七日付黑女及六娘子青麦共六硕”,吐蕃时期,青麦是寺院经常性消费支出的粮食。青麦也用于民间借贷。S.147511v12v《僧义英便麦契》[33]载僧义英借贷当寺“佛帐青麦二硕八斗”限至“秋八月内还足”,同号卯年四月二十七日僧神宝于灵图寺海清处贷青麦两硕。ДX.1387《□亥年骨子等便黄麻青麦历》[34]载骨子该年三月二十日贷“青麦五斗,秋七斗五升”。义英、神宝、骨子等人当是自己也种植,否则不会限定在秋收时节还纳。

  青麦在唐代前期和中期主要用作饲料。P.2803背《天宝九载郡仓纳谷牒》[35]载天宝九年八月八日支出“青麦三十二硕”付县,送冷泉戍等五戍充马料。吐蕃至归义军时期作为食用口粮。八世纪中期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中,青麦是营田户必备的口粮之一,该文书中大约有29户,每户都支给一定比例的青麦。

  青麦除食用还用来造酒,P.2763背《午年三月仓曹杨恒谦等牒》[36]载辰年十二月已前给宴设厨造酒斛斗32.24石:1石米,18石青麦,3石麴以及其他粮食。S.1053背[37]载己巳年某寺支出“青麦一硕五斗,僧统卧酒用”,青麦造的酒称为青稞酒。

  青麦还作为等价物使用。P.2912《某寺丑年施入疏》[38]中将胡粉折算为青麦,“唐逸妹又一两准五石入青(麦)一石付田上座收了,贺进玉半两准两石五斗入青麦,十六娘半两准两石五斗入二石青,氾什德半两准麦两石五斗入青”。吐蕃某丑年,半两胡粉价值小麦2石或2石5斗,与青麦的比价不明确。天宝四载,青麦1斗估35文,小麦估37文,小麦与青麦的比价相差不大,小麦稍微高一点。

  四、豆类品种

  豆类作物是唐代敦煌仅次于麦粟的第三类粮食作物。唐代豆类品种日渐丰富,包括大豆、豌豆、雁豆、荜豆、小豆子、菉豆、豇豆等多种。大豆、豌豆。S.6061《九世纪前期某寺诸色斛斗入破历》[39]载收入新旧斛斗中有4斗大豆、33.5石豌豆。P.2654《巳年沙州仓曹会计牒》[40]载收入63.25硕豌豆。大豆,古称菽,农民又称黄豆。苾豆,P.2838《安国寺入破历》[41]收入中有“苾豆三斗,厨田入”;荜豆,S.5800《唐光化三年某寺入破历》[42]载:“宋僧政将荜豆一斗用”,“梁僧政荜豆一斗”,“荜豆一斗,高康三换将去”。P.4957《申年某寺入破历》[43]载:“荜豆二升,煮粥三瓮,内一瓮王阇梨亡日人事,两充官灵真及索帐人事用”。苾豆即荜豆,均指豌豆,[44]属大豆类。[45]黑豆,P.2654《巳年沙州仓曹会计牒》[46]中前帐回残一硕七斗黑豆。S.1053《己巳年某寺入破历》[47]载:“粟六斗,麦一斗,换黑豆登高日用”。P.3638《辛未年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历》[48]领入“黑豆三硕三斗五升”。黑豆可能指黑大豆,又称乌豆,可入药及充食作豉。[49]江豆,S.6233《九世纪前期某寺入破历》[50]载:“十日,出米一斗五升,江豆升半,屈蕃教授。”江豆即豇豆,是蔬菜类作物,属小豆类。[51]雁豆,P.2032背《后晋时期净土寺入破历》[52]载:“雁豆五硕,于罗平水买柳木及樑子用”。雁豆可能指燕豆,属大豆类。小豆子,P.2846《甲寅年某寺入破历》[53]载:“小豆子一硕五斗”。此小豆子不知确指何物。菉豆,ДX.1393、ДX.1465《郭令琮等土地佃种者簿》载支方佃种“菉豆二亩”,遐子佃种“菉豆一亩”。菉豆指绿豆,属小豆类。所谓“大豆类”、“小豆类”,不是指豆的颗粒大小,当与豆的营养成分和用途有关,大概蛋白质和脂肪含量丰富而经济价值较高的,称为大豆类,反之为小豆类。[54]

  五、稻类品种

  (一)敦煌水稻种植的特点

  水稻原产于长江流域,以后逐步扩展到黄河流域。华林甫先生认为唐代水稻的生产主要分布在幽州——并州——绛州——同州——雍州(京兆府)——陇州——渭州——兰州一线以南地区。此线以北,由于纬度过高,加上自然条件的限制,除极少数个别地方外,绝大多数地区不适宜于种植水稻。[55]华先生在注释中引证所谓“极少数个别地方”即是指河西敦煌地区。其实除河西之外,我国西域地区也有种植水稻的历史记载。[56]

  敦煌地区有明确记载的水稻种植历史始于吐蕃统治时期。S.542背《戌年(818年)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57]记载了寺院寺户收割、搬运、加工稻谷的情况。如下表。

寺户植稻的劳役活动

寺院 寺户 力役种类
灵修寺 辛演 艾稻三日
灵修寺 李金刚 艾稻三日
大乘寺 成悉堵 艾稻三日
安国寺 王和国 艾稻三日
灵图寺 车两乘 般稻谷入城
龙兴寺 张进国 四月廿四日回造粳米三日稻一驮半回造稻谷两驮
龙兴寺 史朝朝 回造稻两驮
龙兴寺 朱进兴 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
龙兴寺 张光子 回造米粟一驮半
龙兴寺 张光进 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
龙兴寺 薛咤奴 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
龙兴寺 成意奴 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
龙兴寺 张国子 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
龙兴寺 张观奴 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
大云寺 李日兴 回造粳米三日壹驮半稻
大云寺 刘孝仙 回造米粟一驮半
大云寺 李加兴 子年十二月差舂稻
大云寺 安满奴 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
大云寺 安裕德 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
大云寺 史兴进 回造稻两驮
大云寺 成善友 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
安国寺 张擔奴 回造粳米稻三驮
安国寺 李俊俊 回造粳米稻三驮
灵图寺 索满奴 回造米粟一驮半
灵图寺 侯喜喜 折回造粳米壹驮半
灵修寺 索进国 回造米三日壹驮半
普光寺 王卿朝 折回造米壹驮半
大乘寺 石抱玉 回造粳米壹驮半
大乘寺 安黑奴 折回造粳米壹驮半

  由表中可知寺户所担负的劳役包括收割稻谷以及加工稻米等工作,每个寺户或要求割稻谷三日或要求回造、舂米一驮半到三驮左右,回造即是加工之意。从卷中可见敦煌种植的水稻品种为粳稻。

  吐蕃时期,官府也专门划地种植稻谷。[58]P.3613《申年(804年)正月令狐子余牒及判词》[59]载百姓令狐子余的耕地被官府割换去种植稻谷。吐蕃时期,官府对于稻米有专门的需求,特意划分耕地进行种植。

  五代时期,敦煌仍见植稻。莫高窟五代时期的洞窟中生动地描绘了农夫头戴草帽,弯腰插秧的劳动场面,再现了当时敦煌地区水稻生产的景象。[60]

  水稻是喜温喜湿的作物,却能在干旱少雨的沙漠绿洲种植,这主要得利于古代敦煌完备的水利灌溉系统。敦煌绿洲的主要水源是甘泉水(今党河),从西汉到宋代,在敦煌西南、城南、城东甘泉水上修建了五座堰坝斗门,引水六大干渠,六大干渠又分水通过诸多支渠、子渠进入农田,即“总开五门,分水以灌田园”。斗门设施及分级渠道的出现,意味着灌溉配套的完善化和灌溉体系的健全成熟,是水利史上进步的标志。更为可贵者,在古代敦煌遵循着严密的灌溉用水的规则,实行以“自下始”和“均普”为原则,先保证主要粮食产区与循环灌溉相结合的方法,有效的实现了灌溉水源的合理利用。

  (二)水稻种植不普遍

  1.稻米消费量小

  唐五代时期,敦煌虽见寺院官府植稻,但稻米似乎并不是当地主要的粮食。在寺院和世俗的各类粮食收入帐中很少有稻米的纪录,即使有,所占比例也甚微。[61]S.4728《寅年乾元寺堂斋修造两司都师文谦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62]载该寺从巳年二月到丑年总收入粮食206.25硕,其中有“三升半米”是前帐回残,在丑年新附入的各项收益中不见有米。P.2049《后唐长兴二年(931年)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63]载愿达从一年间总收入中有“一斗九升米”,一斗四升是旧帐回残,新附入伍升米,是行像社所入。

  在寺院的粮食入破历中,支出米的纪录仅是个别情况而已,一般都用于比较重要的场合。招待重要人物时。S.3074《某寺白面破历》[64]载:“(九月)十九日,出白面五斗、麨七升、米五升,付朱判官差科头纳。”判官是寺院的僧官,差课头可能是官府委派的征发徭役的吏员。S.6233《诸色斛斗破历》[65]支出米一斗伍升“屈番教授”。屈即款待,招待。番教授指吐蕃僧官。用于重大的佛事活动。S.6829背《某寺修造破用斛斗布等历》[66]载:“(七月)八日,出酥二升半,面一硕四斗,米一斗,供众僧泥佛殿阶。”寺院用酥、米等好食物犒劳修造佛殿的僧人们。S.1733《诸色斛斗破历算会稿》[67]支出白面、米、油、酥及椒等物造胡饼,“七月十五日煮佛盆及供养众僧等用”。煮佛盆,指佛教节日盂兰盆节,即浴佛节。在这盛大的节日里,寺院会置办丰富的酒食以示庆贺。吐蕃时期,寺院的粳米还用作送给瓜州节度使的奉贺之礼。前引《诸寺丁口车牛役簿》记载有寺院委派大量寺户给瓜州节度使送粳米。瓜州节度使,是吐蕃统治时期设置的管理瓜沙两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教团和寺院经常送粳米给瓜州节度使,反映了这一时期地方政权和寺院教权的密切关系。

  归义军五代时期,稻米仍然有消费。P.3745《三月廿八日荣小食纳付油麦柴》[68]记载归义军时期社团举行“局席”,社人所纳份额中有“酥”、“粳米”等高档食品。但粳米所纳数额并不高,“索江进纳粳米一升,索怀庆酥米半升,索住子酥米一升一抄,主人酥粳米二升”,而“面”的缴纳额平均为七八斗。从酥、粳米使用的精细程度来看,这类食品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频繁消费。在同时期寺院及官府的粮食支出中稻米记载比较少。P.3234和P.2032背[69]都是净土寺931年以后的入破历。两份帐历中均保留了“一斗九升米”旧帐回残的记录,在以后新附入的各项收益中均没有“米”。在其他寺院和归义军官府衙内破用历中,也很少见到“米”的支出。另外在敦煌大量的民间粮食借贷契中,也未见稻米的借贷支用。由此可知,唐五代敦煌地区虽然种植稻谷,但是种植面积并不广泛,主要限于寺院和官府的专门耕种,稻米不是百姓日常消费性的粮食。

  2.种植不普遍的原因

  水稻之所以在敦煌种植不普遍的原因。首先,在于自然条件的制约。敦煌地属大陆性气候,冬季冷长,夏季短热。夏季炎热,对川区种植喜温作物生长积温不足是一个补偿,但高温、干热风天气也给作物带来危害。另外敦煌地处内陆深处,降水稀少蒸发量大,气候特别干燥,主要灌溉水源来自南部祁连山冰川、积雪融水,水源补给量有限,并不十分稳定,因而水资源对当地人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古代敦煌流传着“本地,水是人血脉”的俗谣。水稻对水源的要求较高,在有限的水源条件下,不可能大规模种植。其次,从饮食习惯来看,北方人以麦、杂粮等面食为主,敦煌当地主要以麦粟豆等作物为主,日常饮食中对稻米的消费需求并不大,故而普遍栽种的积极性不高。只有寺院和官府专门进行种植,以满足高级消费的偏好。再次,从劳动习惯来看,水稻要求集约的耕作,灌水、排水、施肥、耘田等都较麻烦,虽然产量比较高,但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敦煌地区农户平均占有耕地30—50亩,相较北方其他地区以及南方大部地区,农户耕地较充裕;而且绿洲耕地一般都分布在沟渠附近,有较稳定的灌溉保证。如果没有其他的自然灾害,农业收成通常有一定保障,农民并无种植其他费时费力的高产作物的必要。

  六、各类粮食的消费支出

  唐代敦煌地区粮食消费量很大,粮食的高额消费量不仅在于食物支出,而且还用作牲畜饲料、造酒等其他用途。

  (一)饲料

  官府每年用来支付马料的粮食数额十分巨大。P.2803背《天宝九载八月—九月敦煌郡仓纳谷牒》[70]载八月二十八日出青麦32硕、豌豆128硕、72硕、粟768硕,计1000硕,送冷泉等五戍,充马料。P.2862背、P.2626背《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71]载广明等五戍当年见在马料粟,总2320硕。寺院也经常支出粮食用作饲料。S.5008《某寺入破历》[72]载支出麦、粟约2.7硕充水官及四大口马料用,麦粟2斗充狗料用。麦粟一般是将加工后麸皮用作饲料,也可能直接食用。豆类粮食也是重要的饲料。P.2032背《后晋时期净土寺入破历》[73]支出大约4.4硕豆用来喂瘦羊、乏羊,指体质虚弱的羊。Pt.1279背[74]载僧宝积贷豆2.8硕充牛饲料。麦粟豆粮食类饲料,主要作为精饲料用来增强牲畜的体质。

  (二)造酒

  唐五代敦煌地区饮酒之风盛行,不论是世俗官府百姓,还是寺院僧人都大量饮酒。麦、粟等物多用来造酒或买酒。P.2763背[75]载沙州仓曹辰年支给宴设厨造酒用粮食32石左右。宴设厨,指官府的接待部门宴设司所辖的厨房。S.5883[76]载官衙于某年二十五日支给酒户康神神等人粟5驮。P.3567背《唐光启三年四月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牒》[77]载从光启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以后到光启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该酒户共请的酒本粟35驮。官酒户数额不止一家,S.5571[78]载至少有5家以上的官酒户申报酒的支用情况。官府甚至还控有酒行[79]。由此可见,官府每年支出造酒的粮食至少两三百石以上。

  敦煌寺院里也普遍饮酒。S.6452《壬午年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80]载十三日,寺院招待僧人和僧官用麦酒8瓮。寺院消费的酒有时以粮食买来的。S.6452《净土寺某年入破历》[81]载:“同日(六日)粟二斗,沽酒看待马都料用。七日,粟二斗,沽酒氾都头就店契用。又夜头,粟二斗,沽酒张僧正、李教授就氾家店契用。八日,粟二斗,沽酒氾都衙家送。”寺院引来送往的应酬活动消耗不少酒水。除直接购买,还付给酒本粮食造酒。P.4907[82]某寺付杨七娘子和曹富员酒本粟各21硕,计42硕。P.4697[83]某寺支出粟各八斗,共1.6硕,与康家店等处作酒本用。S.4649[84]某寺支给黑儿和李留德酒本粟各7硕,计14硕。S.4657[85]某寺付石墨儿和李流德酒本粟各7硕,计14硕。此处李留德和李流德可能为同一个酒户。买酒、造酒所消费的粮食在寺院的粮食总支出中比重较大。净土寺一般年份用于酒类支出的粮食为20硕左右,该寺每年田收园税大约为90.9硕,寺院因酒支出的粮食约占土地收入的22%左右。[86]寺院可通过放贷及布施获得大量粮食,否则仅酒类粮食支出一项,该寺的粮食会出现短缺。

  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粮食等实物还具有货币功能,充当商品的支付手段。[87]

注释:

[①]关于敦煌地区的粮食作物结构研究,现在专门研究似乎不多。所见有宋家钰《敦煌文献所见唐代农业生产》,载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该文主要着重于生产工具等生产技术方面。郝二旭:《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水稻种植略考》涉及到稻米种植的考证,载《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期。其它一些研究有涉及到河西部分,但未曾加以专门讨论,如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及(续),《中国农史》1990年第2、3期;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

[②]《旧唐书》卷48《食货上》。

[③]《通典》卷6《食货六》。

[④] 唐耕耦 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出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426—434页。(以下简称《释录》)

[⑤]《释录》第1辑,第445—462页。

[⑥]《释录》第2辑,第323页。敦煌文献中“麦”一般指小麦。

[⑦]《释录》第2辑,第324页。

[⑧]《释录》第1辑,第490页。

[⑨]《释录》第1辑,493—500页。

[⑩]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及(续),《中国农史》1990年,第2、3期。

[11]南宋郑刚中:《西征道里记》,《北山集》卷13。

[12]《释录》第3辑,第329页。

[13]《释录》第1辑,第445—462页。

[14]《释录》第2辑,第91页。

[15]《释录》第2辑,第283—286页。

[16]《释录》第2辑,第458页。

[17]《释录》第2辑,第457页。

[18]《释录》第1辑,第479—484页。

[19]南宋郑刚中:《西征道里记》,《北山集》卷13。

[20]后魏贾思勰原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 2版,第130页。

[21]王毓瑚:《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载王广阳等编《王毓瑚论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

[22]《释录》第1辑,第490页。

[23]《释录》第1辑,第426页。

[24]《释录》第2辑,第405—406页。

[25]《释录》第1辑,第493—494页。

[26]《释录》第2辑,第407页。

[27]《释录》第2辑,第202页。

[28]《释录》第3辑,第463页。

[29]《释录》第3辑,第478页。

[30]《释录》第3辑,第296页。

[31]《释录》第3辑,第302页。

[32]《释录》第3辑,第174页。

[33]《释录》第2辑,第88页。

[34]《释录》第2辑,第264页。

[35]《释录》第1辑,第447页。

[36]《释录》第1辑,第488—489页。

[37]《释录》第3辑,第341页。

[38]《释录》第3辑,第55—57页。

[39]《释录》第3辑,第302页。

[40]《释录》第1辑,第491页。

[41]《释录》第3辑,第328页。

[42]《释录》第3辑,第252页。

[43]《释录》第3辑,第317—318页。

[44]《本草纲目》卷24《谷部》豌豆。

[45]后魏贾思勰原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111-112页。

[46]《释录》第1辑,第491页。

[47]《释录》第3辑,第340页。

[48]《释录》第3辑,第117页。

[49]《本草纲目》卷24《谷部》大豆。

[50]《释录》第3辑,第172页。

[51]后魏贾思勰原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2《大豆第六》。

[52]《释录》第3辑,第482页。

[53]《释录》第3辑,第525页。

[54]后魏贾思勰原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112页。

[55]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

[56]卫斯:《我国汉唐时期西域栽培水稻疏议》,《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57]《释录》第2辑,第381—393页。

[58]郝二旭推断唐代前期敦煌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了,见其《唐五代敦煌地区水稻种植略考》,《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1期。

[59]《释录》第2辑,第281页。

[60]王进玉:《漫步敦煌艺术科技画廊》,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9年。

[61]唐代敦煌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小麦逐渐成为主要的食物,粟的重要性下降,而且粟也主要磨成面粉食用,称为粟面。所以我认为唐五代寺院账目中的“米”当指稻米,主要指粳米。

[62]《释录》第3辑,第309—312页。

[63]《释录》第3辑,第369—389页。

[64]《释录》第3辑,第169—171页。

[65]《释录》第3辑,第172页。

[66]《释录》第3辑,第146—147页。

[67]《释录》第3辑,第299—300页。

[68]《释录》第4辑,第19—20页。

[69]《释录》第3辑,第441—444页、452—472页

[70]《释录》第1辑,第447页。

[71]《释录》第1辑,第471—472页。

[72]《释录》第3辑,第556页。

[73]《释录》第3辑,第461、463、503页。

[74]《释录》第2辑,第78页。

[75]《释录》第1辑,第488页。

[76]《释录》第3辑,第290页。

[77]《释录》第3辑,第622—624页。

[78]《释录》第3辑,第625页。

[79]P.4979,《释录》3辑,第626页。

[80]《释录》第3辑,第226页。

[81]《释录》第3辑,第222—223页。

[82]《释录》第3辑,第205页。

[83]《释录》第3辑,第208页。

[84]《释录》第3辑,第215页。

[85]《释录》3辑,216页。

[86]参见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第298—302页。

[87]参见拙文《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商品货币形态》,《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

  

Comments are closed.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