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吴承明先生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300071
恩师吴承明先生离开我们快一年了，先生走后的日子，每每念及先生，都会翻开先生为我书写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评语、我赴东瀛访学先生写给我的信与贺年卡、博士研究生阶段先生指导我读书学习的信件、先生为我修改的博士学位论文手稿、为我的博士论文和个人文集撰写的序言，看着先生娟秀的笔迹，在先生指导下学习的过往历历在目，仿佛昨日；翻开相册看到昔日的照片，和先生一起品美食、小酌聊天，听先生讲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到镇上牙科诊所的镶牙的人如何从一脸盆的假牙中找到自己的假牙等过往的趣事，谈笑风生、言犹在耳；一幕幕、一帧帧、细细想来，先生不仅是我学业上的导师，更是我人生道路上引路人。与先生相识25年，作为一代经济史学大家，先生为师、为学、为人堪称楷模，潜移默化中获益无限。
为师，先生是无门派之见，提倡和鼓励方法创新，奖掖后学的引路人。人的一生成长过程中会得到很多人的扶助，每个人在求学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老师，他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在成长的不同阶段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们的行为。当我在18岁成为教师之时，如何为师就是我一直在探求和实践的课题。伴随我40年的教学生涯在这条路上给我帮助、指导的老师很多，吴承明先生是我求学经历中的最后一位导师，也是我受教时间最长、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学界都知道我是吴先生的弟子，但是1991年我随先生读博士学位之前5年，即我读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就开始得到先生的指导。因此吴先生也是我进入经济史学领域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1985年硕士研究生入学之初，因为我对入学考题之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在规定的课程学习之外，刘佛丁老师为我开列了相关研究的书单，撰写读书笔记的同时让我从为吴老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写书评开始梳理相关的研究。在刘先生的引导下，我读了吴先生1982年发表在《晋阳学刊》上的《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一文，文中吴先生对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的关系等全方位、多视角的解析了各种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以及这些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的利弊、如何具体使用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说明。让30多岁才开始转行做经济史的我深受启发，找到了进入这个学科的最佳路径，对日后我着力于研究方法创新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先生开阔的学术视野，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研究风格，至博至深、至精至严的研究成果，在我的心目中吴承明已是一位高山仰止的大家。
1986年7月，我读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第一个暑假，刘佛丁老师带着我到北京遍访经济史学名家，叩开的第一个门即是吴先生家。进门之前，一个初学者拜见大师的内心忐忑与不安可以想见，但是打开门见到的是一位平和的长者，谈话中流露出的博学和睿智让我的陌生感和胆怯渐渐化为乌有。在先生的鼓励下，从容地说出我的研究计划和研究思路、已经掌握的资料情况。先生听了非常高兴，对一位初次见面，在经济史研究上刚刚起步就斗胆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青年人给与肯定和支持，并给与具体的指导。吴先生向我介绍了国内外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和资料，随即从书架上取下刚刚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文版，告诉我费维凯对张仲礼先生所作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的估计做了修正，先生觉得修正后的数据更合理，建议我使用，并递给我卡片让我抄下了相关数据。使我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数理分析方法，估算和重新评价了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当年，我顺利完成了“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文，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此后，我在学术上每一步成长都得到先生的扶助。
1988年5月先生来南开为我主持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对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经营效益分析》中的研究方法创新给予高度评价。第二年我得到赴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行前的1989年暑假“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课题组在北京开会，我获知消息，渴望得到向与会经济史学前辈们学习的机会。吴先生作为课题主持人和会议主持者欢迎我与会，并提出让我在会上报告我的赴日研究计划。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老一辈资深经济史学家面前班门弄斧很是胆怯，吴先生让我坐在他的身旁，为我打气助威。就这样，我的“中日近代化过程比较研究”从一开始就得到诸位学界前辈的指导。而且先生主动给他的三位日本朋友写了推荐信，将我介绍给他的日本朋友。因为我出发时吴老在山东开会，回到北京获知我已出发赴日不知道我在日地址，就把推荐信寄给南开的刘佛丁先生请他代为转寄，第一次远离家乡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的我，收到先生的来信，倍感温暖。在日期间，我完成了用刘易斯-兰尼斯模型，即二元结构理论比较中日近代化过程的研究课题，用英文在日本发表，回国后我去拜访先生，奉上拙作请先生指教。后来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对我的研究方法的尝试给予肯定，“王玉茹有篇《二元结构与经济增长》，从社会背景、农业、工业、消费、投资六个方面比较1880—1930年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日本以外，中国与其他二元经济国家的比较研究还少见，似应提倡。”
1991年春我从东瀛访学归来，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硕士导师刘佛丁先生的建议和鼓励下我投师吴承明先生，先生慨然应允。先生首先考虑当时我已37岁，如果脱产读书，毕业后找工作已经失去年龄优势，且南开也不会轻易让我离开，于是提出，他做南开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指导我在南开在职攻读学位。由此我才开始随吴承明先生攻读经济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成为名副其实的吴门弟子。三年的时间中，先生分文未取，我定期赴京接受吴先生单独的专业课面授，每次先生1—2个小时涉及古今中外、理论与实证的讲授，以及开列的书单，为我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和加拿大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出版了几部研究中国近代宏观经济发展的专著，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他们研究的理论前提都是假设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引起了我对中国近代市场问题的浓厚兴趣。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先生又为我找到了一个我易于入手的视角，建议我从物价入手探讨近代中国市场的发育程度。因为物价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抓住这个问题就抓住了要害；同时我供职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最辉煌的一笔就是南开物价指数，前辈们为我的研究积累了很好的基础。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相对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研究近代中国要素市场的第一人。1994年5月底我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不久，《中国经济史研究》配合当年12月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商学院联合几个学术期刊主办的“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讨会，拟组织刊发一组专题研究论文，先生将我的要素市场的相关研究推荐给大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
先生有一句名言“指导论文是不带观点的，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该支持”。我的某些学术观点与先生不尽一致，但是先生总是为我介绍和补充我还未了解的、有助于支撑我的论点的国内外同行相关研究的资料，使我的研究更扎实、更具科学性。先生为我修改的博士论文手稿上，很多地方都贴着先生娟秀的笔迹抄录的史料。先生先后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拙作《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以及论文集《增长、发展、与变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研究》所作的序言中，对我从资料比较集中的个案即企业史入手，转入宏观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研究的学术成长历程给以肯定。先生认为“这种由微观到宏观，有经济到包括政府行为和文化传统的制度史的研究，是适应当时的学术潮流，对一位青年学者的成长来说，也是十分有益的治学途径。”“也反映了她在经济史研究中不断开拓、创新和渐臻成熟的道路。”
与先生相识以来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听到和看到的先生识人唯长，奖掖后学，支持创新的事例不胜枚举，对年前来求教的轻人，不管出自哪个门派，是否与他的学术观点一致都尽己所能给予指导和帮助。从先生身上我见识了什么是大家风范，该如何支持学术创新，这一切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对学生的指导、对年轻人的扶助。
为人，先生虚怀若谷，淡漠名利，从善如流。文人相轻历来为学界的痼疾，先生他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战乱和政治运动，人际关系、学缘关系错综复杂，但是与先生相识25载，从未听先生提起这类事情，从未听他讲过他人的是非，对别人的评价总是看其长处。为人处世总是现为他人着想，即使我作为他的入室弟子，每每为他做些份内的小事先生总是感谢，让我非常感动。我也曾因为学科中的矛盾而苦恼，向先生诉说苦闷，而先生总是嘱我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把精力过多放在个人恩怨上。在先生的鼓励下，我专注与学术，排除干扰练好内功，使我迅速成长起来。当我遭遇不公离开南开，先生很惋惜；当先生得知南开大学领导为学科建设请我再回南开我在犹豫时，先生打电话给我支持和鼓励，让我做出首先考虑学科发展需要的工作条件，不仅仅纠结于经济利益而返回南开主持经济史学科的工作。记得去先生家告诉我的决定，同时谈到可能会被很多误解为我得到了某些经济上的利益而不快时，先生则说你能从学科发展的大局出发做出决定，我支持你，清者自清，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
先生离去了，但是先生追随先生25载，先生的哲人心宽、淡泊名利、中和慈祥的为人之道；有教无类，破除门户之见提携后人的为师之道，在先生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中已经成为我为人、为师的准则。先生可以放心，吾辈将以先生为榜样，独善其身，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为中国经济史的繁荣、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