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晓与践行“包容”理念的睿智大师
——缅怀吴承明先生

中国社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吴老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犹在耳边眼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正值我国重返“科学的春天”。在百废俱兴、欣欣向荣的社会科学舞台上，经济史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者的重视与关注。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用什么样的方法指导经济史的研究与写作？不同研究背景、理论背景与学业基础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些甚至是相抵的。在这种情况下，吴承明先生作为具有经济学与历史学双重学业基础、学术功底深厚，通晓东西方经济理论与古今中外历史、学术研究与实践经验兼备的学者，在学科发展的重要时刻重提“史无定法”。它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学领域研究方法的著名论断，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拓宽了征途，指明了方向。30年来，这一论断被业内外学者反复阐述并身体力行，推动了经济史学园地百花齐放。

　　“史无定法”之说并非吴老首创，但是吴老在学术发展的关键时期重新提出，并非简单重复先人之言，而首先是博采众长，基于对方法论的全面认识。

　　相比较一般经济问题研究，经济史研究更加深隧、更加宽泛、内容更加丰富。吴老对经济史研究与历史研究方法作了剖析，指出经济史研究有五个层次，即历史条件、经济运行、制度、社会与思想文化。而历史研究的方法可分三个层次。一是世界观意义的方法，是从整体上指导研究的思维工具；二是认识论意义的方法，是解释、求证、推理的思维工具,其中又分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两种；三是专业和技术研究方法，如社会学方法、经济学方法、计量学方法、比较研究法等。经济史的五个层次与历史学方法的三个层次如何有机结合，运作得当？是经济史研究须臾难以回避的问题。吴老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与比较分析。

　　他指出，经济史首先是史，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史料考证是治史之本，实证不可须臾或离。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吴老主张应作实证判断的和规范判断两种判断。实证判断要把所论的事情严格地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以今论古，规范判断要写在后面，是用今人的价值观来评论古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的谦虚，因为今人的价值观也有局限性。

　　其次，经济史要研究经济层面。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经济如何运行的，以及它的运行机制与效果。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往往与历史相悖。这种现象无法改变，只能补救，即用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空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到分析方法的作用。

　　第三，经济史要研究制度层面。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制度下运行的，制度有稳定性，也有变迁。制度变迁总体是不可逆的，反映了历史的进步，但也会出现反复和逆流，造成经济衰退。制度经济学认为，先有制度后有经济发展。吴老辩证地指出，制度是由于经济发展引起的。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制度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曾指出：交往扩大了生产。吴老认为：其实什么制度都是诱导出来的。

　　第四是社会变革层面。在吴老看来起制衡作用。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创新往往不能持久，如果某项制度违背了民族传统则不会成功，坚持不下去；另一方面是先导作用，即历史上的启蒙，启蒙运动是文化运动引起的社会变迁，如“五四运动”。经济史也不是线性发展的，吴老因此赞同结构主义整体史观。

　　第五是文化思想层面。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要受思想文化制衡。文化思想变迁与经济变迁并非如影随形，因此必须破除经济决定论。

　　吴老所言“史无定法”，不仅因为方法有层次之分，而且认为要视研究对象采用不同方法，不同的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吴老高度评价马克思以及近当代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一些精辟论断，来说明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作用。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实践的抽象不同于意识形态（哲学）的抽象，“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法，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J.A.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这是因为经济学本是一门历史科学，也因此，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它的“历史相对性”。熊彼特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说，除了经济学家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兴趣和态度”有所不同外，重要的是我们使用的材料不能超过我们占有的材料，因此在进一步发现的前面，我们原有的成果一部或全部也许站不住脚。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与地位，有了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为了经济史学园地百花齐放，吴老饱览经典，旁征博引，对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作了大量的例证分析与比较。包括(1)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2)历史唯物主义；(3)经济计量学方法；(4)发展经济学方法:(5)区域论和周期论:(6)社会学方法；(7)系统论方法等等。

　　吴老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他认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研究的是一个未知领域或未决问题，不如把它看作方法。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别的学科来说，可用作逻辑论证，但对研究历史却不能这样。如五种生产方式，可称为社会发展规律，但具体研究某民族历史时，缺奴隶社会者有之，缺封建社会者有之，缺资本主义社会者更有之。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这种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的核心，也是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历史辩证法。吴老认为，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相并列，很有见地。由于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成两门课，过去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很少讲辩证法，而把国家、阶级、阶级斗争当作主要内容。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是1879年马克思发出的一个指挥革命行动的通告中说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恩格斯于1893年对此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①]。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因此，一要承认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如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可以分别研究。二要有整体观、系统观。研究经济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不能摆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却未必。三要辩证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反作用”其实就是作用。

　　结构学派认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在于结构的合理，否则比例失调，产生危机。吴老赞成结构主义整体史观。因为经济发展是非线性的，并指出这一点对分析中国问题尤其重要。他赞同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提出的研究经济史要有三个基本功：历史、统计与经济理论，最重要的还是历史，若无史感则不能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的包括当代经济。历史感或修养对个人的判断能力影响很深刻。

　　吴老高度评价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他认为，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论从史出”，是我们的好传统。但单靠文献学、考据学方法亦有其弊。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②]这就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随论走了。因此，史料愈多，愈要有科学的驾驭史料的方法。这方法首先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吴老有20余年经济工作的经历，开始研究经济史时，在作经济理论分析的同时也作计量分析。经过一段研究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感到计量分析需要假设许多不变的条件，如假定价格不变、制度不变等等。这与历史不符。他从实际工作与经济史研究结合的角度总结出：计量方法是需要的，能够计量的要用计量。用计量方法可以进行定性分析，但不要从计量中创新观点。计量学用于现实经济，目的在设定最佳模式，选出最佳方案。用于历史则不行。历史不能选择，也不能假设。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总结等弊病。但应用最多的是拿它检验已有的论点或设想是否正确。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应定量，不能定量的，也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反之，欲用相关分析推导出新的结论，则须慎重。若迷信数字，必致失误。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的，注重长期趋势。吴老认为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论点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能有所借鉴。发展经济学的共同特点是注重比较方法。20世纪60年代以前多是与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过程相比较，一如过去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用这些模式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不得要领。不过，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对资本、劳动注意不够，在这方面与外国工业化过程作对比仍是有益的。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能只研究本国，需要研究对方。吴老认为，比较经济学方法不是比较两个孤立的国家，而是要研究两者的相互类系。发展经济学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如非均衡发展、发展阶段论、周期论等。这些理论不只从不发达国家出发，是从整个经济史立论的。

　　吴老重视区域论和周期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历史发展非直线，有盛有衰就是周期。事物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形成阶段。这样去研究经济史比用断代史的方法好，因经济发展往往是朝代断不开的。吴老觉得“阶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不过，西方的周期论一般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因而所得结论并不确切。

　　吴老将涉及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的关于收入结构学派、功能和行为学说等社会学说，视为经济学的分支。他认为社会学就方法论基本特点有三：第一，它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也非同一道路。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不去套西方工业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区特点的比较研究，因而有“空间史学”之称。第二，它重视“底层”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作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研究领域。第三，它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积累了一套科学调查方法。

　　系统论方法包括控制论和信息论，是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吴老认为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许多原理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到过的。在我国的一些论述中，有些是讲系统论的一些原则，如整体观、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互作用、功能、行为等，探讨这些原则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但目前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的，除一些年代、人口数字外，都不计量，没有一个数学模型，这就失去了系统论的光辉。在数据不足时，也可不建立数学模型，先建立物理模型，作定性分析，但目的是为将来进入定量分析。但在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时，连物理模型也难建立。因而所谓相互关系、功能、结构等，还是一些概念，看不出方向、时序、质和量。在论及各种力量时，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强、减弱等来表示。系统论方法既是计量，前面谈经济计量学方法的一些缺点它也都存在。系统论的方法比经济史的研究进步更快。例如现在我们说的还是“老三论”，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已经出世了。

　　吴老把方法的创新看得十分重。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于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而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在停滞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变化则是西方的冲击引起的，即所谓“西欧中心论”和“冲击—回应”范式。近二三十年，兴起了反对这种观点的思潮，并渐形成巨流。吴老对此十分重视。

　　在吴老去世周年之际，重新学习与回顾他多年为振兴经济史学科对方法论的研究和谆谆教导，令人产生新的受益与感悟。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得到迅速普及和传播，对于中国向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萌起，发挥了促进作用。相对而言，中国和外国经济史研究要冷清和滞后许多。30余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要求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问世并领航中国经济时，中外经济史教学与研究滞后的问题就逐渐凸现了。经济史与经济学存在着“源”与“流”的辩证关系。今天我们对经济史上的许多事物还不清楚，或不很清楚，还需要作专题、阶段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传统的方法，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的方法，仍是第一位的。动态的研究，也要以史料为基础，不能单靠逻辑思维或计算机给出答案，要有文献的证明。近年来，一批经济史研究人员为了弥补史料、文献的不足，作了大量艰苦的基础工作，但与深入研究的需求比较，还很不够。不仅如此，对于已经发掘的史料，研究也很不足。在新的形势下，吴老提出的“史无定法”的包容理念，不仅为经济史研究开辟航道，打开思路，促进经济史研究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而且启示我等后学者，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多么有趣、多么广阔的天地，有大量尚待开垦的荒垣，可以从各个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手段进入，取此法之长，补它法之短，通过不懈努力，定能收获硕果。

　　我们将努力开拓耕耘，以新的成果告慰吴老！

注释：

[①]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给弗·梅林的信中说，马克思和他当初是着重从经济基础中“探索出”政治、法权等观念的，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当时是批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但也因此犯了个错误，即忽视各种思想领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并在历史上起作用。因而他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次年，在给符·博尔乌斯的信中全面发挥了这一点：首先，经济基础不仅是经济关系，而是包括全部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其次，“并不只有经济状况才足原因”，政治和意识形态都互相影响。同时，经济并不是自发起作用，而是经过人的决策，“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原来，1890年他就提出历史是由人们的意志“合力”创造的理论，而人们的意志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7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