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30年：从“走出通史”到“返回通史”

　　【核心提示】史学近30年的变化，可以用“走出通史”与“返回通史”来概括。对于通史写作的不满意，逼迫我们走出来，经过30年的努力应该要逐渐回到通史这样一个大目标上，我称之为“返回通史”。

　　近十年来，在社会史与区域史等研究潮流的推动下，新资料的发掘与利用成为史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固然有助于营造史学繁荣的盛景，但同时也越来越开始暴露出种种隐忧。在资料快速扩充的过程中，如何整理和研究大规模、成批次的文献，在技术、组织和分析方法上都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挑战。资料的扩充对跨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重要的是，新资料是否需要响应和重建史学研究中原有的重大问题？新资料如何激发出新的问题意识？新资料是否有可能推动新的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这些已经成为当前学界不能回避的课题。

　　新史料深化史学研究

　　尽管我们阅读了以前的许多历史，但毕竟不是亲身经历，难免有所隔膜。新史料和新史学是如何处理史料的考订、如何展示史料的意义，有些文章实际给我们展示了不少理论上的探讨，比如在鲁西奇关于太和乡实征地册的研究中，他在最后引出一个地权分配问题，包含了对已有的所谓太湖模式、关中模式的反思，希望在新资料中有所发现。

　　历史学有两层意思，一是历史事实本身。历史学的特点就是凭证据说话，它与教育学、政治学、法律学有很大不同，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在历史学中没有证据就没有话语权，话语权的多少还要视你的证据充分不充分。但既称历史学，那么它还有另一层意思：解释。史学有很多技术操作层面的内容，但研究史学，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辨别和分析的能力，这是最根本的也是最高层次的能力。关于新史料和旧史料的关系，我们已经摆脱了过去两分的绝对模式，而把两者视为相对的、互通的。严格意义上，新史料是对以前的追溯，觉得旧史料提供的事实和解释不足，感到欠缺和困惑，加以发现补充，这个意义上产生的资料才叫新史料。假如说新史料和旧史料展现了相同的解释能力和解释结果，那这个新史料就缺乏价值了。

　　对于新史料和旧史料的特点，三句话概括：第一句，用之不竭。旧史料是用不完的，所以垄断史料是可笑的事情。史料即使被使用过，还是可以被人挖掘出有价值的内容，而且可以被不断地挖掘，此谓之用之不竭。第二句，取之不尽。第三句话就是：各取所需，各尽所能。

　　另外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需要加强各种新史料之间、新史料与旧史料之间的互相参证。比如说龙泉司法档案，因为是从档案局里发现出来的，我们把它视为新史料。但实际上，这类资料在旧史料中也大量存在。祁彪佳的《宜焚全稿》里有许多判词，其中的案件可能相当重大。又比如张国维的《抚吴疏草》和韩世琦的《抚吴疏草》包含大量公文。更不要说黄六鸿的《福惠全书》，那里有大量判案的过程。这些都是旧史料。研究龙泉司法档案判词背后的内容，需要注意追溯旧史料中的相关内容。不了解背后的东西，研究肯定不着边际。第二个问题是强调综合贯通的能力。整体化研究是我们史学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要落到实处是很困难的，但不能没有这个意识。我们选取具体个案研究问题的时候，应该有意识地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里面，前后纵观。

　　新史学的两次革命

　　史学近30年的变化，可以用“走出通史”与“返回通史”来概括。对于通史写作的不满意，逼迫我们走出来，经过30年的努力应该要逐渐回到通史这样一个大目标上，我称之为“返回通史”。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新史学大概经过两次革命。第一次，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是对司马迁确立的古典通史的一次革命。他提倡的口号表面上跟我们很相像，但实际上没有完成。他想把帝王将相历史变为人民大众历史，因为没有“史料革命”的支持，无法得到落实。后来我们把他的话语改了，提倡“眼睛向下”，从国家最高层到社会基层，再到普通民众。这场革命真正开展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标志性事件就是社会史的重新兴起。这个革命从酝酿到真正开始，经历了很长的准备阶段，原因是眼睛并没有真正向下。所以最早的社会史研究，如果有的话，实际上是指社会性质的争论。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史革命真正展开，研究者才开始到现场，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去体会他们的生活，由人民去反观国家的管理和控制。有学者称之为“国家认同的过程”。另外，我们正面临着第二次革命，第二次的重心向下，就是重心从古代史、近代史下移到现当代史。现在这还是股潜流，但慢慢会变成明流，而且会成为史学的热点和显学。

　　历史教学的危机

　　有些学者提出美国目前存在着历史学系被撤销的危机。尽管中国还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中国史学有没有危险仍值得思考，尤其是大学的通史教育确实面临危机。当前大学里认真从事通史教育的人不多，一门通史分四五个人来讲。分段讲的缺点就是教师不可能讲出自己对整个历史的通贯认识，而且还会产生专讲自己关于断代史的研究心得的趋向，一开始就把本科生引向专业教育。历史学的本科生最后成为专业研究者的是极少数，大量学生流向社会各个领域，所以我们的历史教育和通史教育实际上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有一句话常说：一个人对现实有多高的理解分析能力，那么他对历史就有多高的理解分析能力，反之亦然。具不具备历史感有很大差别，历史感的有无会影响到一个人对现实的理解分析能力。因此要加强对大学通史教育的重视。

•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17日第3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