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中国与缅甸的农林技术交流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是东南亚的重要国家之一,与中国云南接壤。缅甸古称掸国、骠国、顿逊国等。《旧唐书》云:“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西接东天竺国,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界,东北距阳苴咩城六千八百里。往来通聘迦罗婆提等二十国,役属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罗君潜等二百九十部落。”又云:“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去上都一万四千里。”[1]中缅两国都具备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加之两国的毗邻关系,人员来往频繁,因而农林技术交流不断。两国仅有文字记载证实的交流,就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本文拟对中缅两国古代农林技术交流作一简要探讨。

  一、古代中缅两国具有农林技术交流的有利条件

  (一)地理条件

  中缅两国共同的国境线长达二千一百多公里。两国间有山山相依、水水相连的自然通道。这些崎岖山路自古以来就把两国连接在一起,成为两国之间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云南和缅甸接壤,这为中缅两国人员往来和农业交流准备了条件。在缅甸阿奴律陀王统治时期(1044-1077年在位),缅甸版图空前扩大,他的王国疆域西至印度的勃代格亚邦,西北至格杜鄂那基耶敦米国,北连又称为“妙香国”的中国云南,东北临亦名格温底的班德国,东至又名色:底达的宾加国,东南至称之为阿约萨的迥国。[2]其中,“妙香国”是指现为中国云南大理的“南诏国”,“迥国”指泰国。缅甸与中国云南接壤,为两国的农林技术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政治关系

  早在汉代起,中国与缅甸就有过往来。据《后汉书》记载,永平六年(公元63年)春正月,永昌缴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此处的“外夷”是指永昌郡边外的国家,包括今天的缅甸。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献乐及幻人。掸国是缅甸的古代称谓。一般学者认为是掸人所建。公元初已建国于中国永昌缴外,大约在今缅甸东北部地区。唐代,中缅两国政府间交往密切起来。《旧唐书》云:掸国“古未尝通中国。贞元中,其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十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寻以悉利移为试太仆卿。”[3]有史料表明,自唐代起,中国与缅甸之间相当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中缅关系主流是好的。虽然两国在元代和清代也发生过战争,但是不久就恢复了两国邦交。中缅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无疑有助于科技交流的开展。

  (三)两国都以农业立国

  中国历来重农、以农立国,创造和积累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古代缅甸也是一个农业国,《旧唐书》称缅甸“其土宜菽粟稻梁,无麻麦。”[4]到明代,缅甸农业生产取得很大进步。据《琉璃官史》记载:《缅甸大史》中将粮食、草料、水源和木柴列为城市的四大资源。《君王格言》记载过国家兴盛有四因,种田人的重要性位于经商者、大臣、僧侣之首。[5]在五、六世纪,缅甸王常按照王室习俗使用宝牛、宝犁举行隆重的演耕仪式,与中国帝王亲自祭祀农神和象征性地扶犁亲耕三垄地具有相似之处。吞代王在582年在进行演耕仪式时不幸跌进犁沟而死。[6]在缅甸阿奴律陀王统治时期,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凿井掘池、开挖沟渠、筑堤疏河、辟田垦地,[7]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材料说明了缅甸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也有重农的传统。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说缅甸,“治生,男耕稼,女织红。土地肥饶,米谷、木棉皆贱,故夷中无饥寒告乏者”。[8]又说:“五谷之饶,布帛之多,莫如缅甸、八百”。[9]这说明缅甸从事农业生产有很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当时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优于缅甸,与中国毗邻的缅甸很容易接受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

  (四)缅甸华侨华人众多

  由于中缅两国接壤,华侨进入缅甸者居多,云南人进入缅甸更加便利。尤其在明朝,军队驻扎缅甸未能回国的,很多都留了下来。他们就是后来华裔缅甸人的祖先,是经受住炎热气候的考验才扎下根的,“华人初至亦多病,久而与之相习”[10]。明末,由于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华侨在缅甸定居者空前增多。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中说:“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11]这里所说的中国人集中在特定区域里。还有的中国人以当地人为邻,更有机会与他们交流,“蒲人、焚人、阿昌,乃在城邦之中,杂华而居,渐变于夏。”[12]可见,华侨对当地居民之影响。华侨历来在中外科技交流中起重要作用,旅居缅甸的华侨也不例外。

  二、中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输入缅甸

  (一)战争中的农业技术传播

  诸葛亮“深入不毛”中的“不毛”,被认为是缅甸的北部城镇八莫(Bhamo)一带。225年,诸葛亮南征,把汉族先进的文化传到中缅边境,从而对邻近的缅甸也产生了影响。《三国志》记载:“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诸葛亮劝各族人民“筑城堡,务农桑”[13],把汉族先进的生产经验技术和知识传授给西南各兄弟民族。成书晚于《三国志》的《蛮书》记载滇中的耕田法:“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蛮治山田(梯田)殊为精好”。[14]缅甸北部和我国西南兄弟民族一样,过去使用这种耕田法,现在仍然使用。他们也是用三尺犁。两牛中间架一条木头,俗称“二牛抬杠”,一人在前牵牛,一人扶犁,一人在后下种,与上述记载吻合。这是两国劳动人民互相学习,并在生产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缅甸历史学家波巴信说过:“缅甸族向南诏(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吸取了各种文化……”[15]笔者认为,缅甸族同时也会汲取中国的各种农业生产技术。

  元缅战争,给中缅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但客观上也推动了文化交流。统治阶级对缅甸用兵,从中国各地抽调来不同民族的士兵驻扎,有机会与缅甸民间接触,中国文化随之传播。中国的历法如星相、农业节气、干支纪年、五行、九曜日、十二生肖等等曾经在缅甸流行,对缅甸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影响。[16]尤其是1300年元朝对缅甸用兵时,统帅元军的云南参知政事高庆等人,不但未执行对缅甸作战的命令,反而率军协助当地人民为解除旱灾抢修“叫栖”(今皎克西)一带的水利灌溉工程,并挖掘了一条“丁兑运河”。这些水利工程成为缅甸人民的经济命脉,至今对发展农业生产仍在起重要作用。[17]缅甸史书《琉璃宫史》记载:丁兑堰是敏塞瑞南信在位时,在中国人来到敏塞时请他们修建的。[18]

  (二)移民带去农业技术

  缅甸的敏家,是为缅甸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一支华人移民。敏家是桂家的一个支派,是跟随南明永历皇帝入缅流落者的后人。在北京沦陷后,有若干王爷被清军追杀,率众一路逃到西南。他们的人马有的越过滇缅边界,分别经陆路、水路进入缅甸境内。据说“陆行者缅人悉掠为奴,多自杀。”[19]活下来的属幸存者。敏家主要居住在缅甸南部的白古一带。“地大二千里,而至于海。”那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他们都自认其老家是中国,见到中国来客,他们都非常热情地招待。据记载,自古地区原来无人居住,非常荒凉。敏家来到此地后,与缅甸人民一起,有的出海捕鱼,有的开荒种地,日渐旺盛,使白古一带成为鱼米之乡。[20]

  清乾隆皇帝于十八世纪发动清缅战争。清军四次征缅,遭到顽强抵抗,很不顺利。最终虽然缅甸重新向大清朝贡,但是,缅甸赢得的是实惠。战争期间,中国官兵流落在缅甸农村的人数不少,其中有许多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也成了农业技术的传播者。

  中国人在缅甸京郊种植蔬菜果木,带去许多新品种,如芹菜、韭菜、油莱、荞头等蔬菜,还有荔枝、红枣、枇杷、梅、桃、柿子等果木。由于这些都是从中国传人的,缅甸人为了纪念,特地在这些蔬菜果木的前面都加上缅语“德由”(意为中国)或直接借用汉语音译,成为新的缅文词汇。[21]

  中国的气候属季风气候,制定历法的初衷就是将时令告诉老百姓,让他们按农时耕作,即历法与农业生产有关。云南本地的历法也曾经传人缅甸,傣族历法就传人缅甸的边境地区。大傣历(比傣历)是在吸收汉族中原历法、印度历法、佛历并结合傣族地区实际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历法,它始于西汉武帝刘彻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的“滇越乘象国”时期,至2010年,大傣历已经沿袭使用了2105年。现在,缅甸掸邦、德宏部分村寨在公历的11月份过“京比迈”即过新年的活动,就是遵循这个历法。

  三、中国对缅甸农业生产情况的了解和缅甸农作物的输入

  (一)认识缅甸农业及农作物的特殊之处

  顿逊国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存在于缅甸境内,那里的“酒树”引起过颇多中国古代著书人的注意。《梁书》中提到顿逊国在扶南国三千余里,“珍珠宝货,无所不有。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22]关于这种酒树,<jE堂书钞》则云:“顿逊国有树似安石榴,取其花汁停盆内数日成好酒,极美,醉人”。[23]《太平御览》卷788沿袭旧说:“又酒树有似安石榴,取花与汁停瓮中,数日乃成酒,美而醉人”。[24]李贤等编撰的《大明一统志》卷87谈到缅甸军民宣慰使司的土产时,具体介绍了树头酒。“树类棕,高五六丈,结实大如掌。土人以曲纳罐中,而以索悬其罐子实下,划其实取汁流于罐以为酒,名日树头酒。或不用曲,惟取汁熬为白糖。其叶即贝叶,写缅书用之”。[25]钱古训的《百夷传》则生动地介绍了树酒。“其地有树,状若棕,树之杪有如笋者八九茎,人以刀去其尖,缚瓢于上,过一宵则有酒一瓢,香而且甘,饮之辄醉。其酒经宿必酸,炼为烧酒,能饮者可一盏”。[26]

  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对缅甸特殊的农业生产情况介绍尤其详细。“五谷惟树稻,余皆少种。自蛮莫之外,一岁两获,冬种春收,夏作秋成。孟密以上,犹用犁耕栽插,以下为耙泥撒种。其更犹易,盖土地肥腴故也。凡田地近人烟者,十垦其二三;去村寨稍远者,则迥然皆旷土。夏秋多瘴,华人难居。冬春瘴消,尽可耕也。若待营堡既固,地方稍宁,募彼熟夷,给以牛种,择厥田上上者,每岁冬春,屯种一番,可以代转输之劳也,事经略者其善图之。缅甸所属地方名板楞,野生嘉禾,不待播种耘耨而自秀实,谓之天生谷,每季一收,夷人利之”。[27]

  唐代杜佑《通典》记载了缅甸的香料。“出藿香,插枝便生,叶如都梁,以衷衣。国有区拨等花十余种,冬夏不衰,日载数十车货之。其花燥更芬香,亦末为粉以傅身焉”。[28]《北户录》引《扶南传》中的一段话,提及更多的缅甸花卉:“顿逊国有区拨花、叶逆花、致祭花、各遂花、摩夷花,燥而合香末以为粉,以粉身体”。[29]

  元代大旅行家汪大渊到过缅甸的一些港口城市,如淡邈(今缅甸土瓦港)、八都马(今缅甸莫塔马港)。他在《岛夷志略》记载了缅甸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淡邈,“田地平,宜谷粟,食有余”。乌爹,“国因伽里之旧名也。山林利益少,其地堰潴而半旷。民专农业,田沃稼茂,既无粮莠之杂,又无蝗蝻之灾。凡岁三稔”。[30]

  明代典籍也记录了缅甸特有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明史》卷313“云南土司”记载:“孟艮在姚关东南二千里外,沃野千里,最殷富。地多虎,农者于树杪结草楼以护稼。”[31]谢肇涮在《滇略》卷九中说:“其地多虎,守禾者皆于树杪结草楼”。[32]

  (二)特殊的异域物种由缅入滇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两国平民之间祖祖辈辈都有民间贸易、互通有无。元代中国同缅甸的海上贸易有新的发展,缅甸的稻米和胡椒输入中国。

  更值得一提的是,缅甸的特殊农作物输入中国。缅甸的物产就近传人云南者较多,而且,由于气候等条件比较接近,输入到云南的植物往往可以成活、生长和传宗接代,证明在当时引种成功。据唐朝成书的《云南记》记载,“云南多生大腹槟榔,色青,犹在枝朵上,每朵数百颗,云是弥臣国来”。[33]文中的“弥臣国”是缅甸古代国名。在我国云南种植的大腹槟榔、椰子、娑罗树、诃黎勒、老缅瓜、缅茄等植物都是从缅甸引进的。缅茄果实坚硬,可用以治印,艺人喜欢在其上面雕刻,缅茄不仅可做装饰品和珍玩,而且可以供药用,主治牙痛,有去火之效。[34]“大腹槟榔”现称“大腹子”,是棕榈科植物槟榔(Areca catechu L.)的种子,中医经常用它来驱除体内寄生虫。诃黎勒就是诃子(Terminalia chebula Retz)的果实,使君子科,中医常用来降火利咽。它们都被视为中药,其实是外来植物。这些特殊的药用植物从缅甸引种到云南,给素称“植物王国”、“中药材宝库”的云南省增加了新的种质资源。

  中缅两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由于两国比邻而居,政治关系密切,人员往来频繁,两国之间产生了较为频繁的农林技术交流。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农林技术的发展,也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缅农林技术交流的主要途径有:战争、移民、商贸、朝贡活动等。明朝在缅甸设置宣慰使司,试图对缅甸进行有效的管辖。宣慰使司的设置,密切了中缅两国人民的关系,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中缅农林技术的交流。

  在中缅科技交流史上,华侨华人在中缅农林技术的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华侨的作用又以云南籍的华侨为最。华侨不仅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农林技术,而且亲自参加了缅甸的农业生产,还积极引进和介绍了缅甸的农林技术,为中缅两国农林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1][3][4](五代)刘昀《旧唐书》卷197《骠国》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史部。

[2][5][6][7][18](缅甸)蒙悦逝多林寺大法师等著、李谋等译《琉璃官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7页、第61页、第179页、第197页、第224页。

[8][9][10][11][12][27][33](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第3277册,第6页、第9页、第1页、第6页、第5页、第3-4页、第2页。

[13](西晋)陈寿《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史部。

[14][34]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  – 173页、第32页、第18页。

[15][16][17][21]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 7页、第18页、第19页、第31页。

[19][31](清)张廷玉《明史》卷120列传第8《由榔》,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史部。

[20]杨万秀等《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侨华人》,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80 – 81页。

[22](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四,扶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87页。

[23](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148,孔氏三十三万卷堂本。

[24](宋)李防等《太平御览》卷788,《四部丛刊》三编,子部。

[25](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87,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26](明)钱古训《百夷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第102页。

[28](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第五册卷188,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95页。

[29](唐)段公路《北户录》卷3《指甲花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9册,史部地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986年版。

[30](元)汪大渊著、苏继庸校释《岛夷志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第375页、第376页。

[32](明)谢肇冲《滇略》卷9,明刻本。

[33](唐)韦齐林《云南记》,转引自[宋]李防等《太平御览》卷971,“果部八”,《四部丛刊》三编,子部。

作者信息:李未醉,男,史学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魏露苓,女,史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

文章来源:农业考古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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