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征与传统
【英文标题】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rcheology
【作者简介】张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市，100871
【内容提要】中国考古具有鲜明的历史主义特征，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考古学研究中以历史文献为线索，以考古为实证的证史主义倾向；其二，借助于文献史学的研究构建考古学的高层解释理论。这个特征形成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之初，并发展至今天，形成鲜明的历史传统，同时也决定了中国考古学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和学科建设的基本定位。认清这一特征和传统对于全球视角下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Chinese archaeology possesses distinct historiographic character,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Firstly, its researches take literal records as their clues and archaeology as factual evidence, showing the tendency of historical positivism. Secondly, its high-level interpreting theories are constructed with the help of historiographic studies. These features arose early in the birth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have been developed up to the present, forming a striking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determining the main tasks and basic posi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To ge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is character and tradi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t the global angle of view.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文献史学/历史主义Chinese archaeology/historiography/historicism
似乎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们都不避讳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曾有研究者对这种与生俱来的密切联系进行过系统的深入论述[1][2][3][4][5]。但实际上，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而在当前中国考古学迅猛发展的今天，重新思索这个老话题却对我们了解中国考古学的特点及其未来之发展方向都有新的意义，因此本文即尝试在前辈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另择冰山之一角，对此做一些粗浅的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如果说有关对人类过去的一切研究都是历史的话，那么显然这里我们要讨论的并不是这个层次上的概念。因此，在正式的论述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界定在本文讨论的范畴里，何为历史，何为历史主义？
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久远，近代以来由于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史学研究与传统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章太炎在1924年曾撰文指出当时的史学研究存有五项弊端：“一曰尚文辞而忽事实，二曰因疏漏而疑伪造，三曰详远古而略近代，四曰审边塞而遗内治，五曰重文学而轻政事”[6]。有趣的是，此虽为批评，但却也恰当道出了近代史学研究的新动向和传统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中国的传统史学向来以二十四部正史为核心，讲求对史料的系统考证和以史为鉴的宏大叙述。我们这里所谈到的历史即专指狭义上的中国传统文献史学[7]。而本文所谓的历史主义则是指中国传统史学研究记述历史的基本方法，也就是上述传统文献史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考证式的研究方法和宏大的历史观察视角。那么相比之下，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点是什么？这个特点又是如何形成和继承发展并形成传统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中国考古学史进行简单的回顾。
一
考古学在中国是近代化的产物，它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最早在中国从事科学考古工作的是以安特生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但真正对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及其特征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是20、30年代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8]。早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具有其深层的社会背景。在近代新史学运动中“疑古”风潮盛行，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的古史”观颠覆了传统史学对古史研究的基础，摧毁了传统的古史研究所依据的文献史料的可靠性[9]。然而在旧的古史体系崩溃瓦解的同时，新史学研究也面临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对此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另一批新史学家，在“历史学即史料学”思想的引导下，以史料的扩充作为历史重建之首要目标和手段，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并以此为宗旨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作为实践新史学的中央学术机构[10]。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地下资料”，自然成为获取新史料的重要方式，同时也赋予了创始之初的中国考古学以历史重建的学术任务和宏大使命。
史语所成立之后，便开展了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之所以首选发掘殷墟，主要是因为殷墟出土有甲骨，而近代以来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对甲骨的研究卓有成效，揭示了甲骨卜辞中的商王世系与《史记》等文献记载相印证的事实，从而确证了商代为有据可考的信史[11]。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掘殷墟本身就体现了诞生之初的考古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就是说选择发掘殷墟这样一个考古学的课题是从考据式的传统史学研究的题目中导引出来的。然而另一方面，在重建古史的宏大目标之下，殷墟的发掘绝不仅仅是为了甲骨，而是通过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全面复原殷商时期的历史[12]，这与传统的金石学范畴里的甲骨研究又有着天壤之别。在抗战爆发之前，殷墟经过15次科学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角、铜等各类文物，揭露了殷商都城的宫殿和王陵，而且田野考古发掘的技术与方法也逐步成熟完善，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3]。为实现重建殷商古史的目标，对殷墟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也从不同的角度广泛开展，其中诸如涉及对人种和民族构成的研究、埋葬制度和祭祀礼仪的研究、陶器生产和铜器铸造技术的研究等等，尤其是董作宾对甲骨的分期断代更是赋予了甲骨文研究的新气象。
值得注意的是，殷墟发掘全面复原殷商时期的历史还有着更高层次的学术目标，那就是在与当时盛行的“仰韶文化西来说”的对抗中，探询中国文明的本土源头。殷商是当时确知的中国早期文明，傅斯年、李济等希望通过殷墟的发掘，研究殷商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找中国文明的真正源头[14]。而同时代与殷墟发掘前后的其他考古遗址的发掘也都有相似的目标。有趣的是，这些早年的考古发掘地点的选择也都是以历史文献的记载为线索而指引的。如李济选择发掘西阴村是因为对“舜都蒲坂”地望的考察[15]，而史语所发掘城子崖除了战争的因素外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傅斯年“夷夏东西”的思考[16]。
总之，以殷墟为代表的早年考古发掘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初既具有明确的学术任务和研究目标，那就是重建中国的上古史，这也决定了中国考古学鲜明的史学研究倾向性。然而，从方法论的层面看，殷墟发掘所表现出的史学特征还包括两个重要的层面：一方面从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中寻求考古工作的线索和实证；而另一方面由传统的文献史学研究所引导的宏大历史视角作为考古学研究的高层目标。第一点多少带有一些证史主义的倾向，而第二点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理论架构的特征和思考来源。这两点也正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史语所迁往台湾，考古队伍的人员流失严重；其次，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进行大量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第三，政治形式的变化割断了与西方的正常学术交流，中国考古学开始了以本土化为主的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实践。针对这些情况，夏鼐在主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时一方面强调坚持殷墟的工作传统，通过田野考古发掘积累材料，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工作站或研究室，在重要的考古遗址开展长期的田野工作；另一方面他十分重视考古人才队伍的建设，多次举办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17]。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广泛积累材料，但学术研究并没有停滞。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广泛开展，大量新的考古学文化被发现，原本即不清楚的史前文化的发展脉络变得更加复杂。比如，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一直就困扰着研究者，这一问题直到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才从地层关系上得到确切的证明，而真正意义上搞清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内涵还是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和整理[18][19]。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考古学重建古史的宏大目标无法一蹴而就，实属“骑上虎背”之举动，而考古工作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处理日益增加的考古材料的问题，如何判断它们的性质和年代关系。由此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础，以探索考古学文化时空关系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史研究逐步发展起来，并成为一段时间内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这种文化史式的研究俗称“分期排队”，后来发展成为“区系类型”理论。但实际上，分期排队的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从文献史学的研究中生发出来，并自上而下地应用到考古材料中，这一点与区系类型理论有所不同，而是一种从对考古材料本身的观察和研究出发，自下而上总结出来的如何正确处理考古发掘材料的基础性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可追溯到殷墟的发掘和苏秉琦30年代对宝鸡斗鸡台西周墓地的发掘和对瓦鬲的研究[20][21]。
文化史分期的目标是为考古学研究构建一个基本的时空框架，这是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必然性要求，但是这一时期也不乏一些更高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在政治思想的影响下，考古界也出现了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中国考古学的讨论，其中一项代表性的工作就是1954年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22]。半坡遗址发掘的目标是学习苏联特里波列文化遗址的发掘经验，探索一处史前母系氏族公社的全貌，全面复原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图景。但是，半坡遗址不只是一个时期的聚落，要大面积揭露研究聚落布局还必须搞清楚哪些遗迹是同时代的，而在当时缺乏分期研究和对考古埋藏学认识不足的情况下，这也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宏大目标[23]。另外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主动性考古工作是1959年夏徐旭生豫西夏文化的调查[24]。他首先梳理历史文献，寻找线索，然后据此开展考古调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次调查即发现了后来证实对探索夏文化极为重要的早期都城遗址二里头和王城岗。这项工作揭开了新时期考古学探寻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是有效利用文献指引田野考古的典范，充分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点。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从外部条件上，文革结束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考古学重新建立了与西方的联系，大量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从内部条件上，一方面各地的文化史研究已经广泛开展起来，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基础资料，为初步建立各地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奠定了基础；而另一方面，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如各地的史前城址、贵族墓葬、大型建筑等，再次引燃了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思考和建设开始异常活跃起来。
首先是苏秉琦在总结各地考古学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区系类型理论。所谓区系类型就是要考察各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25]。区系类型理论对考古学文化研究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这一理论提出后的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各地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就迅速搭建起来。实际上，区系类型理论的思想仍然来源于苏秉琦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宏观思考，他指出区系类型理论“是按照中国历史特点开拓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观点”，“它的前提是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完整的有机的体系”[26]。苏秉琦曾在多个场合指出，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战国秦汉时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形成过程的思索[27][28][29]。因此，区系类型理论本身也恰当地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理论本土化过程中的历史主义特征。
与新石器时代构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相似的是这一时期夏商周考古的文化谱系研究也备受关注。继徐旭生豫西调查夏墟之后，随着诸如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都邑性遗址的发现和资料的积累，有关什么是夏文化，什么是夏商文化的分界，什么是先商文化，什么是先周文化等问题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广泛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族属的对应关系问题。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夏商周考古年代学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分区体系，由此而产生了一个与传统的文献记载的三代编年体系的对应问题，再加上日益积累的碳十四绝对年代，使得三套年代框架在整合的过程中常常是顾此失彼、难以周全，其中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呈现出交锋的高潮。然而在这场后来被有的学者称为“手铲释天书”[30]的争论中，也出现了一些走极端的现象，比如以考古学文化辨识重大历史事件，一个灰坑的堆积中分出两种考古学文化等等[31]，但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国考古学存在明显的证史主义的倾向。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开始从物质文化史逐步转移到社会的层面，聚落考古兴起，由对聚落形态演变的考察讨论社会复杂化过程和文明演进的道路成为各地考古工作的重点。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性思索集中体现在了对中国文明起源轨迹的特殊性方面。其中，有代表性且影响巨大的有苏秉琦的文明起源三步曲与三模式理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理论和以中原为中心历史发展趋势形成过程的思考。所谓文明起源三步曲和三模式，即中国文明起源的“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种模式，是苏秉琦从对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历史文献的认识出发，总结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宏观时空特征，思考如何从考古学探索从“共识的中国”到“理想的中国”再到“现实的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高层理论[3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最初是由著名人类学和民族学家费孝通于1989年提出[33]，而严文明早在1986年即从考古学上论述了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多元一体特征，并用“重瓣花朵”来形象比喻。所谓“多元”即区域文明演进道路的差异和多样性，“一体”则指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34]，而这种统一性后来被赵辉进一步系统论述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的形成[35]。实际上，上述文明起源理论的思想来源可归纳为二：其一是区系类型研究所总结出来的各地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的特征及其由此而导引出来的社会复杂化和发展过程中区域间文化交流互动的线索，其二是文献记载的中华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思想其一反映的是自下而上的考古学自身资料积累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思想其二反映的则是自上而下的历史回溯式和演绎推论式的高层理论架构，而这种高层理论的架构方式仍然强烈地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传统特征。
9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新的科技手段被广泛应用到考古学的实践中，以科技考古命名的交叉学科大量出现，考古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宽，关注的兴趣也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比如对人地关系的环境考古研究、对资源生计的动植物考古研究、对生产技术的手工业考古研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以考古学为基础，以上述文明起源理论为指导，以各种现代科技手段为支撑的国家级考古项目，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出现，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36]。而在一个更高的学术起点上，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重述中国的上古史再度点燃了中国考古人的热情。
二
回顾学科发展的历程，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初发展至今其历史主义的特征明显，尽管各个时期学科建设的目标和学术研究的任务有所不同，但中国考古学始终以重建古史为己任，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史学传统。这个传统的本质体现了考古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从方法论上，这种联系一方面表现为证史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是从文献史学的框架和认识中构建考古学的高层理论体系。我们无法简单地评价历史主义的传统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弊，但是其中引申出来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学术之外的问题。一直以来西方学者不断质疑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是否存在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质疑的声音从“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直至今天[37][38][39]仍不绝于耳，归纳起来，在以下两个方面尤为突出：第一，夏王朝是否存在，论证二里头文化与夏王朝的关系是否是为了满足政治上的需求；第二，论证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特征是否是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和服务于当前民族政策的需要。显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民族主义，而中国的考古学者又为什么对上述这两个话题感兴趣。应该说，民族主义是西方近代化过程的产物，而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也是千差万别，但归根到底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术语。那么中国考古学家对探索夏王朝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轨迹是否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呢？显然不是。实际上，对这两个重要问题的关注完全源于中国学者对自身历史的思考，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主义特征和传统的表现。有关夏王朝是否存在，学术上存有争议，但这并不妨碍考古学对夏文化和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早期国家文明形态的探索。既然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证实《史记》中有关商先公先王的记载是可信的，那么同样司马迁有关夏王朝的叙述也不会完全是无稽之谈。徐旭生1959年基于文献对豫西夏文化的调查实践已经表明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可行性。探索夏文化体现的是中国考古学者对追溯自身历史源头的浓厚兴趣和中国考古学的证史主义特征，而不是所谓的为了迎合某些政治主张，更不是因为“不承认二里头是夏王朝即会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就会遭到同事的排斥，并导致申请不到考古项目”[40]。至于二里头是否代表了早期国家的形态，二里头文化是否是夏文化，这完全是学术研究要解决的问题，与民族主义毫无关系。而有关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轨迹的探索，同样反映出的是中国考古学者从对传统史学的研究中探索考古学建构高层理论的方法，这与中国文明数千年来连续发展的特征有关[41]，正是这一特征才使得我们既能够以史为鉴，又可以寻根溯源，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主义特征的重要反映。从考古学的实践上，多元一体理论是在区系类型方法指导下的中国考古学数十年来自身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的结果，简单地将其政治化为民族主义对于辛勤工作于田野第一线的考古学工作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从考古学的理论建设层面来看，历史主义的传统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如前所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学源自西方，最初是作为新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才得以生根发芽，并迅速地发展成熟起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具体的学术研究任务，但早年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所确立的最高目标，即重建古史，却始终如一。而中国考古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理论也都是围绕着如何重建古史而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建设基本被限定在了方法论的层面上。在中国，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这是多数学者都赞同的观点。而在西方，情况却完全不同。上世纪70年代之后，欧美国家出现了有关考古学学科定位的争论。传统的考古学将考古学看作是书写物质文化史的历史科学；新考古学将考古学看作是人类学的一部分；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则认为考古学就是考古学。这些争论从不同的视角对考古学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推动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在考古学理论中引入了现象学和解释学，使得考古学理论探索开始从方法论的层面逐步扩展到认识论和本体论[42]，比如近年来欧美考古学理论中盛行的后殖民主义考古学、女权主义考古学、新实用主义考古学等等。这些更高层次的终极性理论的探索也带动了西方田野考古实践的发展，比如对考古遗址后堆积过程的关注、景观考古学的发展、公众考古学的兴起等等。相比之下，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建设却缺乏这些内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考古学所具有的鲜明的历史主义特征和传统，学科建设本身就没有这些学术任务。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征和传统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或是建立中国考古学派，或是探索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等的主要理论依据[43][44][45][46]。实际上，无论是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谈论中国考古学的特殊性，或是从世界考古学的范围内讨论中国考古学的贡献，都强调了中国考古资料的特殊性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特征，而这也正是考古学本身的优势所在。著名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家Ian Hodder曾将考古学阐释历史的优势归纳为两点：物质文化的研究对象和长时段的历史观察视角[47]。中国幅员广阔，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类型，而中国文明延续数千年至今不衰，因此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天然具有阐释历史的优势，而历史主义的特征正是这一优势的体现。
然而如果我们回归到具体的方法论的层面再讨论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征就会发现其中潜在的问题。首先中国考古学存在明显的证史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破坏考古学研究方法的系统性，严重的会导致考古学被束缚于史学研究的范畴，沦为“证经补史”的附庸。考古学以物质文化遗存为研究对象，采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等方法来系统地处理各类古代遗存，除了对出土的遗迹、遗物本身的研究之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埋藏环境、埋藏过程等堆积和后堆积过程以及考古工作的具体方法等等，因此考古学针对物质文化遗存的研究是一套科学的系统的方法体系。同样，文献史学也有一套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但问题是将两套针对不同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交织在一起，其结果就不再是科学系统。比如，将考古学文化的相对年代体系与文献记载的王朝更迭的绝对编年体系的对应式和互证式的研究，就充满了逻辑上循环论证的风险。同样，由于物质文化本身的特征，考古学以长时段的历史观察视角见长，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试图以考古学的研究来复原具体的历史事件，甚至在地层堆积中寻找所谓改朝换代的分界线是徒劳之举。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发达的史学传统又可以为考古学研究指引线索，并提供解释。徐旭生豫西夏文化调查的成功实践就是其中一个典范。总之，对中国考古学来说，历史主义特征和传统是一把双刃剑，在考古学研究中应恰当地利用文献史学的研究成果，同时防止以文献史学的研究方法破坏考古学研究本身的系统性和逻辑体系。
除了证史主义的倾向外，历史主义的特征使得中国考古学的基础材料与高层理论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材料来源于田野，然而由于受到地层堆积形成和考古工作本身的局限，这些材料始终是零星和分散的，基于考古材料的研究归根到底是缀合式的。因此，仅仅通过对基础考古材料的归纳很难自下而上地建构起考古学本身的解释理论。而传统上，由于拥有发达的文献史学传统和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延续性特征，中国考古学的高层理论主要来自于文献史学，考古学的理论建设者们能够依据丰富的史料和直观的经验从宏大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寻求规律，建构考古学的高层理论解释模式。然而在这些宏大的理论与基础材料之间毕竟存在明显的断层，以至于一些研究结论显得过于突兀跳跃，这些都是由于缺乏理论和材料之间的有效关联而造成的。很明显，要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考虑构建联系考古材料和宏观理论之间的中间理论或中层理论，而如何构建中层理论，我们自然会想到民族学和人类学。
实际上，中国考古学并不缺乏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关怀。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和早年殷墟发掘的主持人之一的李济就具有人类学的背景，因此早年殷墟发掘资料的研究十分重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应用。而在中国，民族考古活动的发生与考古学基本同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老一辈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家林耀华、费孝通等的支持下，从50年代开始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民族考古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迎来了黄金时期[4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却并没有如同在西方考古学中的显著作用一样，在构建中国考古学的中层理论方面有太多的建树。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文献史学发达的情况下，民族学和人类学所提供的解释模式常常被边缘化为次要和补充的地位；另一方面在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简单类比式的研究方法难以有效填充理论与现实材料之间的鸿沟。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丰富的文献史料中寻求构建中层理论的方法，但这就涉及了我们究竟如何理解中层理论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中层理论属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它有两个重要特征：具体性和建构性。具体性表现在任何一个中层理论的提出都是针对一类具体的考古问题；而建构性指中层理论在借助于其他学科寻求解决途径时所采用的应该是建构性的系统研究方法，而不是简单的类比。举个例子，以Hillman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通过植物遗存研究古代社会生产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就是有针对性地通过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系统观察而建立的解释模式，这个解释模式的核心是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作物加工方式的差异及其这个差异在经过堆积和后堆积过程后在炭化植物遗留上的物化表现。这种有针对性的、系统的植物考古中层理论的建构，既包含了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层面，也包含了堆积形成和埋藏过程的物化层面，是沟通考古材料与高层理论之间的有效手段，并非简单地通过民族志材料讨论谷物究竟应该如何收割、如何加工、如何储藏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献史料同样也可以成为构建中层理论的方法来源，但问题在于一方面是如何使用文献史料，是否是从考古问题出发寻求文献的线索和构建系统的文献解释体系，还是从文献出发的简单实证，而另一方面则是研究者对文献史料本身的鉴别能力和熟知程度。
总之，中国考古学具有鲜明的历史主义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和发展并形成传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历史文化和发达的史学研究传统所决定的。这个特征同时决定了中国考古学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和学科建设的基本定位。在我们讨论是否可以利用这一特征和优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建设中国考古学派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时刻清醒地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在当前采用多学科相结合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中，除了传统上借助于文献史学的研究构建考古学的高层解释理论之外，我们还要警惕考古学研究中的证史主义倾向，同时广泛发展适用于不同考古学研究领域和交叉课题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中层理论，探索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本身，扩展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领域，搭建国际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材料优势转化为理论优势，真正地推动中国考古学健康成熟地发展，将中国考古学推向世界，在世界考古学的范围内争得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考古学的发言权。
致谢：本文是根据笔者2010年5月2日在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举办的世界考古学理论大会（Theoretical Archaeology Group）上的发言“The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讲稿整理而成。在此谨对会议的邀请方布朗大学Joukowsky考古研究所和组织会议并提供大量帮助的布朗大学江雨德博士（Dr. Roderick Campbell）、哈佛大学傅罗文教授（Prof. Rowan Flad）表示诚挚的谢意！
注释：
[1]张光直．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13, 156－169. ［中译文：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考古与文物，1981, [3]: 1～10］
[2]Falkenhausen, L, von. 1995, The regionalist paradigm in Chinese archaeology, In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s of Archaeology, edited by P. L Kohl and C. Fawcett, pp. 198-21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Wang, T. 1997, The Chinese archaeological school: Su Bingqi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71: 31-99.
[4]赵辉，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为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五十周年而作．文物，2002, [7]: 75～87.
[5]朱凤瀚．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研究，2003, [1]: 13～22.
[6]章太炎．救学弊论．华国月刊，1924, V1[12]: 10～12.
[7]对古物的研究传统上称为“金石学”。宋代金石学家吕大临曾将金石学研究的目的概括为“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失，正诸儒之谬误”（宋·吕大临：《考古图》）。虽然后世对吕大临的第一条论述存有争议，但从后两条内容和数百年金石学的实践来看，其主要作用仍是“正经补史”，仍在传统文献史学的范畴之内。
[8]李济．Anyang,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中译本：安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9]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十期，1923.
[10]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 1[1]: 1～10.
[11]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卷第九，史林一，1923.
[12]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2，本33: 351～370.
[13] 张海．中国考古学的殷墟传统——早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古代文明（4）．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353～390.
[14] 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0, [1]: 63～79.
[15]李济．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Feng river valley,southern Shansi,Smithsonian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Vol.78,No.7,pp.123－137.［中译文：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3, [8]: 759～766］
[16]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 1093～1134.
[17] 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 [5]: 385～392.
[1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19]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 [4]: 175～178.
[20]苏秉琦对中国考古类型学的贡献有目共睹，并为各家所称颂，他强调了典型器物的形态演变和不同器物的共存关系，从斗鸡台瓦鬲的研究到洛阳中州路的东周墓地分期体现了他类型学思想的发展成熟过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支殷墟的传统却被普遍忽略。殷墟的发掘已经注意到了遗迹单位代表的时间概念，并开始按照单位采集遗物。实际上继承殷墟传统的是邹衡等人，他在对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对发掘出土的陶器按地层单位重新整理，并确立了型式分类法的标准［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4, [4]: 37～58; [5]: 63～90.］。他总结殷墟的工作经验，倡导按单位整理遗物，拼对陶片，并将这些方法成功应用到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整理上，在全国范围树立了典范（注[19]）。因此，在谈到类型学研究方法时，不提邹衡的贡献是不公平的。
[21] 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陕西考古发掘报告，1948, 1[1].
[2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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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夏考古》，转自“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