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史学”浅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海岸线达1.8万公里，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有6900余个，管辖海域总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如此辽阔的海域，注定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

　　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在创造光辉灿烂的陆地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海洋文明。但是，不可讳言的是，“陆地史观”一直是中外史家考察中国历史的基本立足点与学术框架。正如杨国桢教授所说：“在中国历史体系和教科书中，中国古代社会仍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二元结构。在这种陆地历史结构和权力话语体系中，中国海洋发展的种种事实，都被诠释为农业文明的海上延伸。”[1]直到今天，陆地史观虽然早已受到有见识的学者们的严厉批判，但由于学术惯性、知识结构的限制，它大体上依然是中外学者考察中国历史的基本模式。    关于中国海洋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发达程度，在中国史学界并无多少异议。有学者花费很大的精力证明华夏人最早到达美洲。是否如此，尚有争议，但均无可否认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发达。但是，由于中国历代政治的中心舞台基本不在海洋，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经济的主要场域和主导形态，因而海洋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确实不如希腊、罗马乃至整个欧洲、北非那样显著和重要。在目前有关中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中，有所谓“满天星斗”说，但大体上也没有涉及海洋。远离海洋的黄河中上游文明（从河南到陕西、山西），依然占据着早期文明的主体位置。许多外国历史学家看古代中国，是将眼睛盯在“河”而非“海”上。这种“陆地”加“黄河”的观察中国历史的视角，基本上（至少是部分地）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因此，很难也不可轻易地予以否定。[2]

　　问题在于，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控制并改变观察历史的视角。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特点，就在于他们具有改变视角的自觉。在这种方法论的驱动下，中国历史没有改变，但历史学的形态却改变了，从而在固有的历史当中观察出了新的意义。中国历史学家目前所需要的思想自觉之一，即在于实现“陆地”与“海洋”的视野融通，从而从中国历史中发掘出新的意义。既然海洋客观存在，那么理所当然可以将视角定位在海洋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的繁荣是空前的。史家笔下中国历史的内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盈。社会史、区域史、环境史的兴起是这种丰盈程度最显著的证据。但是，我们还没有实现“陆地”与“海洋”的视野融通。而现在，是实现这种融通的最佳时机。

　　人类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反映在史学界，最突出的动向，就是“全球史”的兴起。没有海洋，就没有全球史。全球史就是全球的联系或关系史。全球史重视的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更重要的是海上丝绸之路。近年来，有研究中日交往史的学者提出“书籍之路”的概念。所谓的“路”，指的就是海洋。[3]这里，有两部著作对中国学者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部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G．Frank，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一部是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K．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这两部书都具有以海洋为纽带联结不同大陆的特质，从而激起许多具有启发价值的讨论与争辩。其中对中国学者的一个很大的启示在于，考察明清以来的中国金融或经济状态，不能没有洲际的视角。因此，海洋、航行、海上贸易、金融汇率等等，都是必须予以考虑的要素。虽然并非所有创新都是好的，但争论总会深化对问题的认识，视角转化总会带来新鲜感。

　　从国内看，中国民众的海洋意识显然越来越强。他们不仅关心南海、关心钓鱼岛[4]，而且前所未有地关注春晓油田、关注海洋环境污染，等等。国家对海洋的重视、开发程度，也是空前的。目前，中国许多重要城市，都已经与海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海洋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形势迫使海洋史研究必须加快行进的步伐，跟上现实的需要。

　　据悉，当代意义上的中国的海洋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87年9月，大陆学者首次赴德国汉堡参加第四届国际海洋学史大会，开始与国际海洋史学界对接。[5]不过，那时西方国家专业学科意义上的海洋史研究也并不发达。到1998年8月第六届国际海洋学史大会召开时，会场已经转移到中国的青岛，足见中国政学两界海洋意识的快速提升。就学界而言，厦门大学的杨国桢教授率先呼吁国内史学界关注海洋问题，并从1998 年开始先后主编了《海洋与中国》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有学者在评价前一套丛书时认为，相关研究“形成了以海洋角度观照中国历史的崭新思路”，“实现了从传统的大陆史观向大陆与海洋史观并举的转变，还了过去一向被忽略的海洋史应有的地位，改变了过去仅重陆地史研究或把沿海地区看做陆地的延伸的偏向”[6]。这一评价，也正是海洋史研究的意义所在。目前，除厦门大学外，在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浙江海洋学院、广东海洋大学，均有学者从事相关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则以李庆新教授领衔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最有名。《中国社会科学报》也积极支持海洋史研究，愿意为这一学科发展提供平台。2010年6月8日第二届世界海洋日之际，《中国社会科学报》与李庆新教授合作，刊发了主题为“社会科学视野下的海洋与海洋时代”的一组文章，有学者评价说它“将海洋史的研究推向了高潮”[7]。

　　但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海洋史研究还显得规模小、人数少、力量分散、影响弱。它还处在起步成长的阶段，因此在史学界不占主流。当然，就广义的研究范围而言，成果并不少，相关成果目录可以开出若干页。但是，20世纪90年代前的许多成果，似乎大都不是在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下产生的。为了下一步的快速健康发展，笔者建议鲜明地打出“海洋史学”的旗帜，并就相关学科建设发展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

　　“海洋史学”应该坚持全球史的眼光与视野，立足于海陆融通的视角与方法，积极进行跨学科、宽视域的研究。笔者认为，杨国桢教授的许多观点，可以作为学科建设讨论的基础与平台。比如他说：“各大洲陆地文明吸纳海洋文明的强弱，在一定意义上决定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海洋发展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与农业文化、游牧文化并存，三者之间的接触、冲突、融合，推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形成海陆互动的世界历史大格局。”这就是说，海洋视角的加入，可以让人们更宽广地看清世界历史的格局，因此具有历史理论的意义。正如一位韩国学者所说，从某方面来看，多样的世界史认知体系，是通过海洋史而提出的体系。[8]由此引申，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历史学的形态改变、历史理论的突破，都有待于海洋史学的介入。

　　再比如杨先生提出，所谓海洋史学，其内涵在于“克服陆地化的研究思维，从涉海历史向海洋整体史研究转型，视海洋为生存空间，以海洋视野下一切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领域为研究对象”。这一概念，与他1998 年提出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概念，显然具有从属关系。后者是“指人文社会科学对海洋问题研究的多元综合，形成一个科学系统，即人文社会科学之下的一个小系统”。海洋史学应属于这一小系统下的分支。这里，杨先生实际提出了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涉海研究到海洋人文社会学科，再到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序列性构想。这一构想，已经不仅具有启发性，而且具有战略性。

　　此外，杨先生对海洋人文精神的论述也很精彩，值得推介。他说：“人类海洋活动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塑造了与陆地社会不同的人文类型，从而形成海洋文学艺术、神灵信仰、民俗风情，乃至独特的人文精神，沉淀在文献、遗物和口碑之中，积累了有字与无字的海洋历史。不同区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与人类海洋活动展现了海洋人文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在人文科学视野内研究海洋，思考的是人类海洋观念的本体与逻辑、记忆与想象的问题。海洋观念涉及人类世界观的基点。传统的、建立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基础上的世界观，是以陆地为本体的世界观。人们在坚实的陆地上思考世界的本原，流动的海洋在时间上是无限而神秘的，在空间上却是有限的，由此确定，陆地是世界存在的形式。而建立在海洋文明基础上的世界观，是以海洋为基点的世界观。人们不是由陆地确定海洋，而是由海洋确定陆地，海洋成为存在的实现方式。海洋世界蕴藏着以海为生的文化密码。”[9]笔者认为，要破解“密码”，揭示海洋人文的深层文化结构，作为海洋史研究队伍的整体来说，大家都趋于实证性的研究是不够的，还应有人专门从事海洋符号的研究，因而积极地引入符号学、语言哲学、现代神话学等具有哲学特质的人文学科方法，实现大格局、大视野的“科际整合”。

　　目前看，关于海洋史学的学科属性、内涵等，还缺乏深入的研讨。在跨学科研究上也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学者们似乎更乐于做细微的实证研究，较少兴趣做大格局的理论探讨。事实上，没有理论家的介入，海洋史学要做大做强是有困难的。笔者以为，“全球史的眼光与视野”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眼光与视野，内在地包含了“区域”的概念，注重的是交流与关系。杨国桢教授关于海洋不仅是通道，而且是人类生存、发展场域的观点，代表了目前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从全球或大地理区域的角度观察海洋文化，必然是跨国别与国界的研究，是对“交流互动”的研究。笔者认为，李庆新教授所率团队的研究，就具有极其宽阔的视野。他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沿岸，而且是整个西太平洋，并延展到整个东南亚。无论海盗活动，还是其他海上经济活动，都是跨国界的区域性行为，对陆地政治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宽视域的大格局研究，必将极大地带动学术增长。

　　这种研究针对的是历史，但与现实、特别是现实领海权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10]因为，海水没有改变，但海疆、边界、主权等却生发并日益强固下来。它不仅要求研究者须具备国际海洋法常识，还特别需要重视各国老旧地图的对比勘验。同时，应避免海洋史观的片面性，反向地走向忽视陆地的单纯海洋史观。因为，将海洋看做陆地的附庸，容可商榷；将陆地看做海洋的附庸，也未必妥当。传统的政治史视角也未必必须丢弃，关键在于融通与综合。有了这样的胸怀和眼光，庶几可以跳出传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模式，或局限于某些具体贸易史实之类考订的限制。至于说海洋史学的界域与内涵，应不求一律，以百花齐放、各有特点为好。我们欣喜地看到，海洋史学界的领军学者们正在积极地建设着。

　　应该进行海洋气候与海洋环境史研究。据国家海洋局《2010年中国海平面公报》，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上升速率为2.6毫米／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上升最为明显的岸段是天津、山东、江苏和海南沿海。2010年，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累积效应作用下，辽宁、河北和山东等省的部分沿海地区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范围呈扩大趋势；长江口和珠江口遭遇多次咸潮入侵，福建等沿海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风暴潮的影响。预计未来3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还将继续上升，比2010年升高80~130毫米。随着“减碳”理念的全球推广，人们认识到，海洋是全球气候与环境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调节器。如果海洋遭受破坏，那才是人类逃无可逃的灾难。因此，从和平、和谐、安全的角度观察区域内的海洋气候以及环境变化，意义重大。

　　应该进行海难史研究。据悉，2010年，我国累计发生132次风暴潮、海浪和赤潮，其中44次造成灾害。各类海洋灾害（含海冰、浒苔等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2. 76亿元，死亡（含失踪）137人。因此，这项研究今后的趋向，应该是与环境史研究相互结合。以往的研究如漂风难船，主要立足于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弱小。应透过各种海洋灾难，揭示气候变化曲线，展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应该进行海洋区域史研究。这项研究已经是海洋史学的重要特征与趋向。这项研究应该与区域经济史研究相互结合。据初步核算，2010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38439亿元。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 010。据测算，2010年全国涉海就业人员3350万人，其中新增就业80万人。过度的海洋开发是福是祸，海洋史研究应该提供历史教训与经验。海洋区域史研究至少是在为区域内的所有人造福。

　　应该进行“海洋观念”研究。例如妈祖崇拜，以往的研究立足于文化与风俗的视角，主要利用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也可将其改变为“观念史”的视角。对此，笔者以为不妨引入“单位观念史学”的方法。

　　以上仅是笔者的一些粗浅看法，意在向海洋史研究的专家们致敬！总之，民无海洋不富，国无海洋不强。海洋已经成为中国腾飞的加速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拥抱海洋，感恩海洋，善待海洋”；“手拉手保护海洋环境，心连心传承海洋文明”。海洋史研究大有作为，前景光明。

注释：

[1]杨国桢：《从涉海历史到海洋整体史的思考》，《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

[2]这里主要是指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类著作。他的“治水社会”（ Hydraulic Society）    说曾遭受我国学者严厉批判。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常涉及“治水”问题。

[3]参见王勇主编《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4]最新最好的研究成果，应该是郑海麟增订出版的《钓鱼台列屿：历史与法理研究》，明镜出版社，2011。

[5]详见宋正海《参加第四届国际海洋学史大会散记》，《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8年第2期。

[6]王日根、宋立：《海洋思维：认识中国历史的新视角》，《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7]张丽、任灵兰：《近五年来中国的海洋史研究》，《世界历史》 2011年第1期。

[8] [韩]姜凤龙：《海洋史与世界史认知体系》，《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

[9]杨国桢：《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0]可参看史春林《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海权概念与内涵研究述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选自海洋史研究（第三辑）2012年5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