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厦门湾周边港市的发展

  厦门湾位于泉州、漳州二府交界之处,其周边是分别隶属于二州的晋江、同安、龙溪、海澄诸县。明代厦门湾成为对外贸易的热点地区,在其北端,有隶属于泉州晋江县的安平港;在厦门湾南部的九龙江口,有隶属于漳州府海澄县的月港;二港的兴盛为厦门港的崛起打下了基础。明末清初厦门港的繁荣是综合安平港与月港的发展。

一、月港

  宋元时期福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是在泉州湾的泉州城。明代实行海禁以后,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日渐寥落,泉州市舶司最终迁到福州。不过,以漳州人为核心的走私贸易,却在厦门湾的月港发展起来,最后扩展到周边区域。

  月港是九龙江入海口处的一个港口,发源于博平岭山脉的九龙江直泻而下,在漳州龙溪县与海澄县境注入厦门湾,志书记载月港:“在郡(漳州)东南五十里,本龙溪八九都地,旧名月港,唐宋以来为海滨一大聚落。”①又如谢彬所说:“漳郡之东,迤四十里,有地一区,是名月港。乃海陆之要冲,实东南之门户。当其盛,则云帆烟楫,辐凑于江皋,市肆街廛,显罗于岸畔。”②月港位于九龙江下游,月港的上游,九龙江水道分为二支,其中一支为西溪,西溪上源为船场溪,船场溪发源于平和县与南靖县的山区,下游进入漳州平原,溪畔即为漳州府城。从漳州出发,顺水数十里路的路程,漳州的商船即可以驶到月港。九龙江的又一上源北溪直上漳平、龙岩二县,而漳平所在位置,已是延平府、汀州府的分水岭,在九龙江的上源翻过大山,即可进入闽江流域与汀江流域。因此,在九龙江的上游,翻越漳平县的分水岭,有一条商道可通闽北山区的闽江流域商道,漳平县志记载:“以东南溪河由月港溯回而来者,曰有番货,则历华口诸隘,以达建延,率皆奸人要射,滋为乱耳。”③可见,这是一条走私月港番货的商路。当年月港所需物质,多从九龙江上游运来。其中包括造船所需的木材等商品。

  月港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明宣德年间,当地已开始出现走私贸易④,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之际(1465-1505年)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⑤可见,当时的月港已是南方一个有名的市镇。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以后,月港附近海面成为双方交易的一个中心,“仅葡萄牙的商船就有十三艘。”⑥有人说嘉靖年间的月港“两涯商贾辐辏,一大镇也”⑦。谢彬写到:“漳郡之东,迤四十里,有地一区,是名月港,乃海陆之要冲,实东南之门户,当其盛,则云帆烟檝,辐凑于江皋,市肆街廛,星罗于岸畔。商贾来吴会之遥,货物萃华夏之美,珠玑象犀,家阗而户溢。鱼盐粟米,泉涌而川流。”⑧在倭寇发生的十多年里,月港受到较大的破坏。倭寇平息后,李英的《请建县治疏》云:“切念闽中八郡而漳州为遐陬,漳州八邑而月港为边隅。论生聚则蜂螃栉篦,而货贝聚集,闽南之粤区也。”⑨隆庆元年,明朝在月港建立海澄县,“县治所以设于月港者,正以其地近海潮汐吞吐,气象豪雄。舟楫流通,商贾辐辏。”⑩

  在中国沿海因倭寇活动而纷纷实行闭关政策的同时,月港成为中国唯一允许民众赴海外经商的市镇,当地商业进一步发展。周起元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11“大都澄民之习夷者,什家而七”,他们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12。万历年间的月港已是“货物通商旅,资财聚富商”13。当地商人拥有大海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14。来自海外的商品在海澄县堆积如山,王应山说:“海澄新邑,珠玑、犀牙、玳瑁、香、布之属辐辏。”15据明末崇祯《海澄县志》的记载,明代福建进口的海外商品有:“琐服、交趾绢、西洋布、吉贝布、银钱、犀角、象牙、玛脑、琥珀、玳瑁、龟筒、翠羽、鹤顶、琉璃、楠香、沉得香、速香、檀香、安息香、麝香、乳香、降真香、丁香、片脑、蔷薇水、苏合油、铅、羚羊角、明角、乌角、鹿角、獭皮、马尾、孔雀尾、黄蜡、白蜡、花梨木、乌楠木、苏木、棕竹、科藤、藤黄、阿魏、没药、血竭、芦荟、铜鼓、自鸣钟、倭屏风、倭刀、玻璃镜、嘉文席、藤花簟、眼镜、金钢钻、鹤卵杯、燕窝、西国米、胡椒、孩儿茶、蟹肉、波罗蜜、椰子。”16

  这些海外输入的商品成为各地商人采购的目标,例如:

  陆梦麟,江西进贤人。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馀担,复往芜湖发卖。有一客伙,将硼砂一担对换,馀者以银代之。次日,叫店家写舵公陈涯四船,直到建宁17。

  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货已卖讫18。

  方子定以闽人久居定海……先是,子定于三十七年同唐天鲸雇陈助我船,由海澄月港通倭被夷人抢夺货物,遂以船户出名具状,称倭为真主大王,告追货价,所得不赀19。

  可见,当时的海澄成为商人汇集的中心,各地的商人都到海澄来采购海外输入的各种商品。

  除此之外,海澄还是中国商品输出的中心,来自吴越的商人每每将江南等地的商品带到海澄:“商贾来吴会之遥,货物萃华夏之美。珠玑象犀,家阗而户溢。鱼盐粟米,泉涌而川流。”20当地人所说:“追惟盛时,八九之都,家习礼乐。市富珍珠,越言吴语,管沸弦鸣。”21其中的“越言吴语”一句,即反映了江南商人在海澄的活动。《越镌》记载了一个例子:(赵)“子明向织造蛤蜊班缎匹等货,有周学诗者转贩往海澄贸易,遂搭船开洋往暹罗、吕宋等处发卖获利颇厚。”22甚至一些海盗商人也以海澄为其向海外输出商品的主要港口。“海贼欧辛与巨寇洪贵等纠闽贼四十二人,驾船列械,劫柴客之船,掠泉商之货,至福州港口,则并越人之船货而有之。绍商黄敬山等被捆丢舱,搬抢糖货。群盗分碂,复回海澄。而泛船开洋,径向日本者,盖二十有八人焉。倭山已在望。”23可见,这批海盗商人在海上抢劫得手后,想从海澄北上日本出售货物。

  据西班牙人记载,晚明每年有数十只大帆船到马尼拉贸易,“这些中国商船,多数来自福建漳州及厦门,福建滨海,与菲岛遥遥相望,他们运售各种果品,如柑、花生、葡萄干及柿仔。‘柿仔略如苹果,是圆形的,透明的,成熟时,其色致有如琥珀。他们也运来各种布匹,有几种质地好的,较诸法荷的出品,并无逊色。有几种黑色的布,东印度人用以缝制衣服,还有粗或细的丝货、地毡、琵琶线、花边、化妆品、床帷、椅垫等。普通磁器也有运信售,但非常精美的,则因被禁止而不能出口。他们也运来珠、铁、麝香、雨伞、假宝石(极其精美,不易辨其真伪)、硝石、面粉、各色纸张以及其他雕刻油漆极为精美的木器。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口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24实际上,晚明的漳州月港是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主要港口。

  在福建省内,月港也是南方的贸易中心港,如安海志记载明代的安海要从月港批发一些商品:“磁器,自饶州来,福州乡人由福州贩而之安海,或福州转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海。”25安平在福州之南,月港之北,安平人从福州采购商品,本可直接北上。不过,由于当时的海澄是南方批发中心,所以,安海人才会到月港去批发来自福州的商品。明人在论述月港时说:“若乃南走交广,北涉京师,东望普陀之胜,西企海市之奇。沿海之地,相错如绣。瓯台在其左,番禺在其右。”26这一段话其实是说它与国内沿海口岸的联系。

  总的来说,月港在明代中叶已经是中国南方主要的走私港口,迨至隆庆元年,月港获得与海外经商的机会,月港从此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在这一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出口货物汇集于海澄,而海澄输出的商品也分散于周边诸港,由于这一原因,月港的商品化程度是较高的。

  月港在隆庆元年建县,其名为海澄县。县城所在地原为龙溪县的月港市。由于这一时期的月港已经成长为一个小城市,其城中与郊区成长起不少小市镇,万历年间,海澄县已有月港市、浮宫市、丰田市、海沧镇桥头市、新安刘埭市、卢沈港市、马口市27。以上共计7市。迄至崇祯年间,海澄县又多出了旧桥头市、新桥头市、海沧镇等三个市镇28。可见,小小海澄县,在明末已经有了10个市镇。

  总之,月港位于九龙江下游,很早就是漳州的一个港口。明代前期,月港因走私贸易开始发展,隆庆元年,月港成为明朝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开始大发展,它成为南方贸易的枢纽。明代末年,海澄范围内的墟市已经有10个之多,比明代初年增长了九倍。

二、安平港

  安平位于泉州平原的南侧,厦门湾的北侧。安平又名安海,是泉州城外有名的大镇。苏琰说:“安海距泉郡五十里而遥,其地北阻府会,南控漳潮,乘风破浪,诸岛夷仅在襟带间。”29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安平作为海港有其地理优势。早在弘治年间,安平镇便名列于《八闽通志》,迄至嘉靖年间,安海已有一规模:“本都数千人家,粟帛之聚,甲于乡邑。”30

  导致安平镇繁荣的主要是海上走私。朱纨曾说:“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闽南之大镇,人货萃聚,出入难辨,且有强宗世获窝家之利。”31赵文华也说:“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各海澳僻,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工皆出焉。”32王忬列举嘉靖年间福建通番港口时说:“漳泉地方,如龙溪之五澳,诏安之梅岭,晋江之安海,诚为奸盗渊薮。但其人素少田业,以海为生。”33这些史料都说明安平是嘉靖年间福建主要走私港口之一,不过,在明代中期,它的名声比不上月港,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市镇。

  嘉靖年间,安平的走私贸易逐渐发展为对日本的直接贸易。我们可以看嘉靖年间黄堪的《海患呈》,他说:“本年三月内,有日本夷船数十只,其间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命,谙于土俗,不待勾引,直来围头、白沙等澳湾泊。四方土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逐利商民,云集于市。本处无知小民,亦有乘风窃出酒肉柴米,络绎海沙,遂成市肆。始则两愿交易,向后渐见侵夺。后蒙本府严禁接济,是以海沙罢市。番众绝粮,遂肆剽掠,劫杀居民。鸣锣击鼓,打铳射箭,昼夜攻劫,殆无虚日。去海二十里乡村,契妻提子,山谷逃生。灶无烟火,门绝鸡犬……至本月十九日,夷船闻风逃去,居民复业。”34可见,朱纨的海禁失败后,日本海船干脆开到福建沿海贸易,而缺乏管理的对外贸易引起了双方的矛盾,一些学者认为,这是福建沿海闹倭寇的原因。在倭寇之乱中,安平镇受到较大的破坏,倭乱平定后,朝廷开放漳州月港对外通商,安平的商人多到月港申请对外贸易的许可:“明万历间,漳郡海澄乡宦竞设内港渡,往来安平,以济商人,甚为称便。”35但是,由于明朝廷颁发船引是在海澄,所以,当时安平的对外贸易不如月港,当时郭造卿说:“迩者,番舶为漳所移”36,即是说这种情况。

  不过,毕竟对外贸易造就了晚明安平港的繁荣,嘉靖年间,安平镇已是“东南巨镇,闤比闠联,万有余家”的大镇37。万历年间,安平镇的繁荣更为可观,其时有人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38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安平镇已是“室家鳞次,闤闠节比,肩摩毂击,骈骈阗阗,昔村落而今粤区矣”39。明末,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从马尼拉转到日本长崎,月港的对外贸易开始衰退,而安平港迅速发展,巨商郑芝龙等人定居安海,晚明安海的繁华程度相当可观,“今市散处直街曲巷,无往非贸易之店肆,约有千余座。盖四方射者所必趋,随处成交,惟直街为最盛。鳌美塔以上为鱼肆、肉铺,市下多锦绣、棉布,迩年北门外,山刍、野蔌、五谷、茨芋、水虫、羽族,凡百物皆朝萃于此,迨午而去,日日为墟也。”40

  由于安海商人的踪迹遍及天下,除了日用品以外,各种商品也都汇集安海,“凡人间之所有者,无所不有,是以一入市,俄顷皆备矣。”41明代后期,安海已成为泉州各县与海外各地的海口,实际上,它的繁荣已超越一般的城市。当时的郑芝龙以富贵闻名于天下,“芝龙置第安平,开通海道,直至其内,可通洋船。亭榭楼台,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42当时郑芝龙富可敌国,在海内外都是闻名的。

  总之,安海港的发展比月港略迟,这是因为,明代前期,泉州人当官的较多,与官府关系较好,泉州人不敢大张旗鼓地走私。但到了明代中期,泉州人也开始走私,最早发展起来的就是泉州城外的安平港。但其贸易不如月港。迄至明代末年,由于郑芝龙盘据安平港,泉州人在对外贸易中的势力超过了漳州人,于是,安平港也兴盛起来了,其时似比月港更为繁荣。

三、厦门港

  厦门湾除了北侧的安海港与南侧的月港之外,其主体还是厦门岛与金门岛,厦门与金门二岛的岛屿面积都有100多平方公里,岛上有山有水,可种植水稻。自从唐宋以来,这些海岛上已经有人定居。《八闽通志》记载明代中期的厦门湾诸岛:

  丙洲屿,在仁德里十一都,居民二千余家。

  嘉禾屿,在嘉禾里二十二都,延袤五十余里,居民二千余家。

  古浪屿,在嘉禾里二十四都,居民二千余家,洪武间尝徙其居民,成化六年仍复其旧。

  浯洲屿,十七都至二十七都之民,皆处其上,凡二千余家,多产鱼盐。43

  以上所述的丙洲屿,位于厦门与同安之间,是厦门到同安的必经之处,岛上居民众多。作为海港的主要是嘉禾屿、古浪屿,嘉禾屿即为厦门岛,这是文献有明确记载的;再次,古浪屿,今称鼓浪屿,是厦门边上的一个小岛,早在明代前期,岛上即有二千多户居民,这是出乎意料的。复次,浯洲屿,浯洲屿即为金门岛,这是一个以出产鱼盐而出名的地方,早在明代前期,也有了二千户人家。

  金厦二岛地处海边,风沙极大,尤其是金门岛,面临台湾海峡,凛冽的海风每每掀起沙尘向内地推进,不断吞噬良田。因此,金门岛上的田地含沙量较大,种植水稻的收获不高,自从番薯传入后,岛民大种番薯为食,粮荒稍有缓和。至于厦门岛,虽可种水稻,但因淡水供应有限,岛民多以渔业为生。金门与厦门之间的厦门湾是一个优良海港。明代初年,朝廷在厦门岛筑军事要塞,驻扎永宁卫的中左所,在厦门岛之外的“浯屿”,又建立了水寨。其时,浯屿隶属于漳州龙溪界,后又划归海澄界,“浯屿水寨。福建五寨,俱江夏侯所设,浯屿水寨原设于海边旧浯屿山,外有以控大小担屿之险,内可以绝海门月港之奸,诚要区也。不知何年建议,迁入夏门地方,旧浯屿弃而不守。遂使番舶南来,据为巢穴。是自失一险也。今欲复旧制,则孤悬海中,既鲜村落,又无生理,一时倭寇攻劫,内地哨援不及,兵船之设何益哉。故与其议复旧规,孰若慎密夏门之守,于以控泉郡之南境,自岱坠以南,接于漳州,哨援联络,岂非计之得者哉。”44《海澄县志》说:“浯屿,在同安界海中,林木苍翠,上有天妃庙。国初置水寨于此。后迁厦门,又迁石湖。而此地为盗贼泊舟之所,出没无常。”45可见,明代中叶浯屿也是海盗商人往来之地。

  厦门岛周围水深港阔,可停大船,由于外围有金门、大担、二担诸岛,海浪对厦门港影响不大。明代初年,厦门岛为明军驻防地之一,名为中左所,因此,它曾是一个走私商人躲避的港口。厦门港在明末清初的兴起,其实是月港与安海港发展的必然结果。厦门位于泉州与漳州交界之处,距离安海港与月港都很近,而且,港口条件远胜于以上二港。因此,月港与安平港的发展,必然要导致厦门港的崛起。

  厦门港取代月港是在明末。月港最早是作为走私港口而出名的,其实,它的航行条件不佳,明代后期,由于九龙江带来的泥沙淤积港口,大船不能直接入港,只能停泊在港口外围,用小船运货入港。它的优势是地理条件隐蔽,而且距漳州较近,漳州商人走私出海贸易,从月港下海最为方便。以故,早期的月港仅是漳州商人的走私港口。但明代后期的隆庆元年,月港商人取得了出海贸易的特权,月港从此成为南方著名的港口,对外贸易之盛,是其他地区不可相比的。然而,月港港口的局限性使其无法容纳过多的港口,因此,许多商船停泊在周围海域,据万历《漳州府志》,月港周围有月港、卢沈港、普贤港、海沧港、东头港、员当港、鸿江港等一大批港群,从其名字我们可知,其中的海沧港、员当港、鸿江港,现在都属于厦门港,由此可知,当时的厦门港已是月港的外港了。何乔远说:“嘉禾为屿,山断而海为之襟带。自国初以来,徙丁壮,实民籍,长子育孙,今而冠带郡右,往往辈出,生齿若一县。其地上硗下卤,率不可田,即田不足食民三之一;则土人出船贸粟海上,下至广而上及浙。盖船以三百余。”46可见,在明末厦门已经成长为我国重要的港口。晚明来到中国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道:“那个港口是壮观的,除了大到能容纳大量的船外,它很安全,清洁而且水深,它从入口处分为三股海湾,每股海湾都有很多船扬帆游弋,看来令人惊叹,因为船多到数不清”,中左所,“这是一个有3000户人家的市镇”47。

  除了港口之外,明代厦门湾周边的城市有泉州府城、漳州府城及同安城,这三座城市都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人口众多,也可以说,安平港、月港及厦门港都是为这三座城市服务的。迄至明末清初,福建沿海的城市受到战争破坏,泉州城在清军控制之下,多次受到郑成功军队的攻击,漳州府曾被郑成功军队围攻,死亡人数据说有十几万;至于同安城,则发生了清军屠城事件,有五万多人死亡。在延续多年的拉锯战中,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在寻找可保生命安全的世外桃源,其时厦门岛在郑成功长期控制之下,清军很难来到这里,所以,厦门城成为沿海居民避难的地方,数以万计的人口拥入厦门,使厦门从一个市镇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城市。除此之外,安平港与月港的命运也发生变化。一般认为,月港在朋代后期的天启年间“急剧地衰落下去”48。其时,月港的对外贸易转到了厦门与安平港。清代初年,它是郑成功与清军争夺的重要据点。1657年,郑成功部下黄梧据城叛清,从此海澄城为清军据点,与占据厦门的郑成功对抗。郑成功虽然无法攻克海澄,但他的水师环绕海澄,使海澄的海船无法驶出海口,这种局面形成之后,海澄对外贸易的地位完全丧失,它的对外贸易已经完全转移到厦门港。

  安平港的命运与月港不同。郑成功的祖母长期定居安平镇,他的叔叔郑鸿逵也在安平养老,所以,郑成功是不会对安平镇用兵的。在日本方面的史料中,直到清代初年,仍有安平发来的商船。但至永历九年(1655年),郑成功与清朝的谈判正式破裂,清军大举来攻。为了集中力量,郑成功将安平的人口全都迁到厦门,并将安平镇夷为平地,以免被清军利用。此后,安平镇不再是重要的外贸港口。泉州的学者认为,清代的安平港“降为厦门联结内陆的中转港口。”49

  安平港、月港的毁弃及泉州城、漳州城、同安城的人口锐减,都成为厦门市成长的动力。在以上诸港市没落的背景下,厦门城市兴起,并在清代初年成为福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同时也是中国主要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厦门在发展过程中与台湾结下深厚的关系。郑成功由厦门发兵台湾,成功地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康熙十九年(1681年),清军攻克厦门,将水师主力驻扎于此,设置“台湾厦门兵备道”,主持厦门与台湾的防务。当时朝廷规定厦门为唯一的渡台港口,从大陆到台湾的官兵与商民,都得从厦门港乘船渡海,这使厦门与台湾的关系更为密切。

  清代厦门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康熙二十三年,清朝在厦门设置“闽海关厦门衙署”。此后的厦门成为清朝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船只也来到厦门贸易,每次贸易都带来数以万计的白银。当时的厦门“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人等藉此为活者以万计”50。可见,清代的厦门是一个与海上贸易密切相关的城市。

  清代厦门城市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乾隆年间的《鹭江志》记载,厦门“稽查烟户计共一万六千一百余户”。若每户以五人计算,其时厦门人口约80500人。在当时已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迄至道光十二年,厦门“查照门牌甲册,除僧、尼、道领县牒照仍归县造并无屯丁灶丁外,核实土著居民大小男女共十四万四千八百九十三名口。内男丁八万三千二百二十九丁,女六万一千六百六十四口”51。可见,几十年内,厦门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百余年来,生齿日繁。闤闠民居,不下数万户。俨然东南一都会焉。”52陈化成论厦门:“厦门东抗台、澎,北通两浙,南连百粤,人烟辐凑,梯航云屯,岂非东南海疆一大都会哉!”53厦门的繁华也闻名于东南:“厦防厅为吾闽第一优缺,海舶麇集,市廛殷赈(赡?)。官廨尤极豪奢。大堂左右设自鸣钟两架,高与人齐,内署称是。署中蓄梨园两班,除国忌外,无日不演唱。”54总之,迄至清代中后期,厦门已经是一个有14万人口的城市港口。

  综上所述,明代月港与安平港相继崛起,代表着漳州商人与泉州商人的活力,二者在郑芝龙、郑成功时代相互融合,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商团,对这个商团来说,最好的港口不是月港,也不是安平港,而是位于二者之间的厦门港,加上郑成功驻兵于厦门,造成厦门人口骤增,于是厦门港取代月港与安平港,成为福建南部最大的港口。清代厦门是福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因而其城市发展很快。

注释:

  ①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丛刊》,1990年影印本,第318页。

  ②2021谢彬:《邓公抚澄德政碑记》,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二,坊里志,第503,503,504页。

  ③曾汝檀:嘉靖《漳平县志》卷九,武备志,漳平图书馆1985年重刊本,第4页。

  ④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⑤邓来祚等:乾隆《海澄县志》卷十五,风土,乾隆二十七年刊本,第2页。

  ⑥宾托:《东洋纪行》,转引自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月港研究论文集》,1983年自刊本,第9页。

  ⑦刘天授等: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月港。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天一阁藏本。

  ⑧谢彬:《邓公抚澄德政碑》,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七,艺文志,第503-504页。

  ⑨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第319页。

  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册,福建,北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第118页。

  11张燮:《东西洋考》,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页。

  12高克正:《海上采金议》,蔡世远等:康熙《漳州府志》,卷三十,艺文志,康熙五十三年刊本,第51页。

  13徐渤:《海澄书事寄曹能始》,邓来祚等:乾隆《海澄县志》卷二十,艺文,第6页。

  14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卷四百,敬和堂集。

  15王应山:《闽大记》卷十,风俗考,福建社会科学院藏抄本,第2页。

  16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物产,第10-15页。

  1718张应俞:《骗经》,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456页。

  19王在晋:《越镌》卷二一,通番,万历三十九年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04册,第496页。

  2223王在晋:《越镌》卷二一,通番,第498,495页。

  24菲律乔治:《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月港研究论文集》,第282-283页。

  25安海编志小组:《新编安海志》卷十一,土货,引明志,安海编志小组1983年自刊本,第117页。

  26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六,艺文志,第16页。

  27袁业泗等:万历《漳州府志》卷二九,明万历四十一刊本胶卷,坊里志下,第9页。

  28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二,坊里志,第503页。

  29(明)陈宾《安海新设驻镇馆记》,引自粘良图:《晋江碑刻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3034黄堪《海患呈》,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十二,海港,第127,127页。

  31朱纨:《阅视海防事》,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百零五,朱中丞甓余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58页。

  32明赵文华语,沈廷芳等:乾隆《福建续志》卷七四,艺文。转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9页。

  33王忬:《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王司马奏疏,第2993页。

  35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十四,桥渡,第178页。

  36郭造卿《闽中经略议》,顾炎武编:《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册,第12页。

  37(明)关德宪《安平城二敌楼记》,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四,城池,第33页。

  38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五二,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

  39(明)陈宾《安海新设驻镇馆记》,引自粘良图:《晋江碑刻选》,第174-175页。

  40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三,引明志,第20页。

  41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十一,物类,引明志,第23页。

  42江日昇:《台湾外志》,第145页。

  43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44胡宗宪(实为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3页。

  45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一,形胜,第22页。

  46何乔远:《嘉禾惠民碑》,沈有容:《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第56种,第1-2页。

  47拉达:《出使福建记》,伯来拉、克路士等著,《南明行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第252页。

  48陈自强:《论明代漳州月港》,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月港研究论文集》,第1页。

  49郑梦星:《安海历史发展概述》,安海港史研究编辑组:《安海港史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页。

  50周凯:《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重刊道光十二年刊本,第512页。

  51周凯:《厦门志》卷七,关略志,第176-177页。

  52黎攀鏐:《叙》,周凯《厦门志》,鹭江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3页。

  53陈化成:《厦门志序》,周凯《厦门志》,第4页。

  54梁恭辰:《劝戒录·续编》,卷二,纨绔子弟,清同治六年刻本,第11~12页。

(资料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8年7期第67~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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