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未来的秦汉史研究
——“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之二

　　【作者简介】彭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的进步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上世纪50年代末史学界逐渐形成的对唯物史观的僵化教条理解被打破，“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被摈弃，通过对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研究，解释中国历史进程，得到学界普遍认同。第二，大量新出土资料的不断刊布，使得我们在许多历史细节乃至某种程度的历史整体上都获得了新的知识，一些长期形成的定说受到动摇和改变。第三，随着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我们可以迅速和直接了解海外同行的最新成果。第四，由于电脑检索系统的广泛应用，资料搜集变得更为快捷，结束了以往皓首也未必能穷经的时代。就本质而言，这些进步同样也是中国历史学的进步。这种整体性的变化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是空前的，即使与上世纪初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过程相比较，也增添了若干新的因素，因此，将这个时期作为包括秦汉史研究在内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时期，是不过分的。

　　从研究重点的转移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与“文革”前十七年（1949年～1965年）学术思路的变迁。在十七年中，秦汉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形态和阶级关系，包括商鞅变法的性质和作用、秦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秦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这个时期的上层建筑与阶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者的兴趣发生了明显转移，在政治史和经济史领域中，学术探讨逐渐转向职官制度、法律制度、政区地理、政治变动、社会基层组织、人口状况，研究思绪指向更为丰富、更为宽阔的历史表现；与此同时出现的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为秦汉史研究注入了活力。这些变化直接得益于思想解放和对国外研究方法的借鉴，其成果不仅见证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学术变迁，也为秦汉史研究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多少有些吊诡意味，在我看来当前秦汉史研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恰恰也来自这四个方面。这并不是说这些方面的变化不够大，也不是说这些因素还不足以令我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是说这四个方面在改变秦汉史研究状况的同时，也凸显出目前包括秦汉史在内的中国史学研究内在结构的核心问题。

　　从理论上看，我们在舍弃了以往某些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概括后，依然没有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表述，对实证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带有宏观色彩的分析。例如，现在很少有学者对“社会性质”之类的问题感兴趣了，这源于对过去这类讨论的厌倦。但问题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职责是对一个时代的本质做出说明，无论是否使用“社会性质”这个语词。我们知道，中国数千年文明史有三个重大转型时期，即王制国家的形成、王制向帝制的转变以及近代化过程，其中的帝制时代最为漫长，对今天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最为直接。秦汉时期正处在王制向帝制转变和早期帝制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显而易见，对这一历史转型期进行系统梳理和理论说明，是秦汉史研究者必要的职业担当。相对于一些具体研究而言，这方面的工作显得薄弱和寂寥，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如王制向帝制转变是否存在必然性或“历史合理性”？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转变？早期帝制与王制的关系及其发展路径等等。如果仅仅满足于“破”而不致力于“立”，放弃对这些重大问题以及支撑这些问题的更多的中观和微观问题的思考，将秦汉史研究工作仅仅放置在重建或再现历史的位置上，秦汉史研究的深度以及可能提供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都将大受局限。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没有事实的思想是虚幻的，而没有思想的事实则是没有价值的。对于秦汉史研究来说，也是如此。

　　以简（牍）帛为核心的新资料的大量公布是近三十年秦汉史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秦汉史论文数量的增长和时下秦汉史论文越写越长的趋势，都与此有关。新出资料对于我们细致和准确把握秦汉历史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离开了这些新资料，当今秦汉史研究很难有大的作为。不过，目前新出资料研究中存在的某些现象似值得讨论。首先，如何看待新出资料的价值。在我拜读的有的论著中，新出资料被看做解释秦汉历史的唯一或主要依据，有意无意地将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割裂开来，用后者代替前者。作为千百年行世且披沙取髓，传世秦汉文献是后人理解相应秦汉历史时代的骨骼和魂魄，它构建了我们对秦汉时代历史想象的基本脉络和空间。出土资料无论是律令、公文文书、简帛书籍，还是日书、医书，都不具备这种整体性的资料价值。出土资料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窥见传世文献中的一些疏误，或是将传世文献中散失的一些历史碎片缀合起来，形成更为完备和相对准确的历史知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其次，如何利用新出资料。王国维先生提出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曾被一些研究者表述为文献和出土资料“互证”。这种理解的进一步发挥便是用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的“同”证明其准确，这一点在简（牍）帛研究中也时可见及。从学术发现的角度看，“同”的价值其实是有限的，它不过再次证明了一个已经明了的事实。而具有挑战性的“异”则有可能令我们发现历史更多的内容，因此，把重点放在“异”处更具有学术意义。

　　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强无疑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但目前交流的范围主要还是在某个具体问题之内。固然，每个研究者都有具体的研究问题和研究领域，就自己的研究范围进行国际间学术交流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不过，从秦汉史领域的整体性考虑，我们可能还需要对海外学界的研究范式进行思考和回应，从中汲取对我们有所启发的内容。对不同或有所差异的研究范式的考察，可以在“大”处提升我们对历史的把握能力。更进一步看，如果我们在融汇不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合理和更有效的解释方案，也将会促进国际范围内秦汉史研究的进步。

　　由于资料查阅和誊抄时间的节省，电脑技术在史学研究中影响广泛，在写作方面出现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大大提高了论文写作速度，相应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对资料的罗列增多和分析的减少。说来奇怪，在电脑提供如此便利条件的背景下，按说我们可以有更多精力对资料进行“深度阅读”，但目前存在的某些迹象却恰恰相反，电脑技术只是成为资料堆砌、重复劳动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电脑不仅没有能促进史学的进步，反而成为史学发展的负数，这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总之，电脑检索技术的应用，在节省了查阅资料时间的同时，也显现了史学家最重要的素养——史识的重要性。以往那类凭借博闻强识取胜的知识型学者在学术活动中的重要性，必然要让位于以理解和分析见长的有见识的学者。

　　秦汉史研究今后的发展，不仅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传统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领域、实证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或后现代研究理路之间的平衡和博弈，更重要的在于它需要更多的智力投入，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需要对秦汉时期历史提出具有原创性的解释模式。我期待着。

来源：《史学月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