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衙署文化与燕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10月21日至24日，由河北省史学会主办，保定学院和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联合承办的全国衙署文化与燕文化学术研讨会于保定学院召开，会议旨在总结衙署文化与燕文化研究的成果，推动衙署文化与燕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来自河北省社科院等科研院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国内高校，河北等省博物馆、文化局、旅游局、文管处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清代省府县衙署等单位，全国9省市百余位专家学者共襄盛会，提交论文97篇。此次学术研讨会共有两个主题，即衙署文化与燕文化。会议根据提交论文的情况分三组展开研讨，现将主要内容和观点综述如下：
1．燕国历史文化研究。燕国政治、军事、外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董寅生的《论燕国政治的基本趋向》认为，燕国发展历程的主流是偏内向而非外向、主渐进而非激进的，可归结为稳健、保守、内向、渐进。冯金忠的《燕国都城体制考察》认为，燕下都为拱卫上都蓟的一个军事重镇，虽然分担了上都的一定政治职能，但政治中心仍在蓟。李秀亮的《燕召公巡行乡邑考》认为，《史记•燕世家》所载燕召公“巡行乡邑”一事并非是西周史实的直接反映，因为西周社会并不存在乡一级居民地域组织机构。阎盛国的《战国时期燕赵两国外交格局演变的特点及其影响》通过两国结盟外交、霸主外交、决裂外交三个主要阶段的演变特点，揭示了燕国与赵国在战国后期不断发生龃龉，为秦国从中渔利加快灭亡两国提供了良好契机的史实。范文华的《燕赵最后的联盟》考察燕赵两国末期联盟抗秦国的史料，追寻两国在灭亡前夕所表现出来的慷慨精神和历史彷徨。
两千多年来，人们对于荆轲的评论就没有停息过，这亦成为此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刘敏的《荆轲侠义精神的重新识评》认为，荆轲刺秦当以颂扬为主，它体现的是中国传统而高尚的侠义精神，荆轲刺秦的文化内涵与影响已远超历史事件本身。吕庙军的《也说“荆轲刺秦王”》认为，燕太子丹急躁和疑心等性格缺陷是刺秦失败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荆轲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杨玉生的《慷慨悲歌风格的形成》认为是燕地气候、地理条件以及战争等因素形成了慷慨悲歌的风格。张重艳的《近三十年的荆轲研究现状述评》，评述了三十年来荆轲研究的进程与现状。
会议还对燕国其他历史人物进行了讨论。孙振兴的《西周金文中的召伯与召公》指出，西周金文中除召公、召伯外，还有毛公、毛伯。西周金文中的毛公与毛伯有明显的从属关系。解成的《燕昭王与渤海三神山》，指出燕昭王与渤海三神山给燕文化涂上了道教的色彩。董林亭的《千古谁识赵奢“踪”——赵奢为燕国上谷守试析》依据《战国策》对赵奢担任燕国上谷守一事进行了细致考论，并对司马迁忽略此事提出质疑。
会上学者们对于燕国经济进行了探讨。如雷鹄宇的《从玉皇庙文化看东周时期燕、代间之社会经济》、张润泽的《燕赵“安阳布”及其地望考辨》。
学者们还对燕文化与中山文化等进行了比较。孟鑫的《燕国政治文化依附性的探讨》认为，燕国在政治上，齐国对燕国影响甚大；军事上，戎狄侵迫日甚，又屡败于赵、齐；外交上，亦少有主导诸侯国间会盟、合纵的记载。何艳杰的《燕与中山文化之比较研究》认为中山国与燕国的政治关系基本上以友好为主。曹迎春的《考古所见战国时期燕与中山的文化共性》认为，战国时期燕国与中山国的文化存在诸多共性，在器形上，青铜器鼎、豆、匜多有相似；陶鬴则是两国特有的日用炊具，中山国的陶鬴应是受燕文化影响而出现的。陈新海的《清代燕地民风初探》认为，清代燕地大致可分为燕北、蓟地、保定等三个民风区，民风之传承与演变与环境、经济、人文等因素多有关系。
长期以来对于燕国遗址的考古调查，出土文物甚多，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对出土燕文物的研究引人注目。韩立森的《燕下都与灵寿故城出土瓦当的比较研究》通过对出土瓦当的形制、纹饰、构图特征以及受外界影响情况的比较研究，揭示了它们的思想渊源及承载的文化内涵。吴磬军的《燕下都双龙饕餮纹瓦当的构图特色与文化内涵》分析说明了燕国统治者上以敬天、下以礼地的思想意识。徐占勇的《关于燕式戈三种称谓的探讨》细致地区分了鍨、鉘、锯三者的形制，探讨了区分的标准。冯浩的《燕国东周青铜剑整理与研究》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对东周燕国青铜剑进行了分期和断代，并探讨了其渊源关系。孙晓鹏的《考古学所见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中“商遗民”因素的初步研究》从琉璃河燕国墓地中出土典型商式陶器、青铜器等资料人手，对其中“殷遗民”文化因素可能来源进行了初步研究。杨博的《燕下都出土征集战国秦国有铭兵器整理与研究》认为，建国以来燕下都遗址发现的八件战国秦国有铭兵器，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秦国武库制度、少府制度以及上郡、栎阳、衙、裹德和蓝田等古地名考证提供了新的材料。
汉代的燕国历史文化研究亦为学者们所关注。高冰的《秦汉时期幽燕地区的战略地位》认为，幽燕地区自西周燕国始封以来，几经浮沉，最终由戎狄杂处的“荒服”僻壤逐渐演变为秦汉时期的军事要地。王志松的《陈豨叛乱与汉燕关系的转变》论述了汉初汉燕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揭示了汉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王政权矛盾斗争的过程。王文涛的《两汉燕地与北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认为，汉代燕地是汉人、匈奴、乌桓、鲜卑等族的错居杂处之区。在这里既展现了民族间经济文化融合的一面，也呈现出军事和政治上冲突的一面。秦进才的《韩婴与韩诗学派》认为，以燕人韩婴为开山祖师和杰出代表的韩诗学派，兴盛于两汉时期，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孙晓丹的《一枚与渔阳郡相关的汉简》对功劳案来源、存在形式、立卷存档制度，以及功劳墨将名籍的文书程序等做了讨论。
燕国历史悠久，研究资料奇缺，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文物资料，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次会议入会者提供了数十篇有关论文，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所提出的新问题不少，新资料新题目也很多，但深化研究、细化讨论还需假以时日。
2．衙署官制与人物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行政权力支配的社会，衙署是行政权力的物化体现，官员是衙署的灵魂所在，研究衙署文化不可避免地就要涉及到衙署官制与人物，此次会议很多论文都有涉及。
在官制研究方面，李炳泉的《西汉“改所食国令长名相”时间考》认为，西汉“改所食国令长名相”在高祖九年至十二年之间，其实质在于剥夺列侯掌治其封国的权力，从而达到维护刘氏家天下长治久安的目的。鲍家树的《乾隆朝州县幕宾与地方弊政举隅》列举州县幕宾与弊政种种，认为其严重影响了政务的正常运转。郭涛的《浅谈胥吏衙役之害》历数胥吏衙役为害衙门和民间的六种方式。杨润平的《论明朝的宣大总督》认为明代所设总督本无衙署。刘鹏九的《清代县官选拔任用制度考略》以内乡县为例，对县官选拔任用、品级俸禄等制度进行了考察。赵艳玲的《顺直谘议局与清末直隶地方财政预算体制的建立》认为，顺直谘议局不仅对地方行政权力发挥了监督和制约作用，而且推动了直隶地方财政体制的近代转型。阎晓雪的《清代察哈尔都统职任考略》与肖守库的《北洋时期察哈尔都统考略》分别论述了清代和北洋时期察哈尔都统的设置、职能和影响，认为研究察哈尔都统，既是分析地方省治建设轨迹的钥匙，又是研究西北边疆开发史的重要内容，对河北地方史、西北边疆史研究颇有助益。白宁宁的《（直隶枣强县知县寓圃任公墓志铭）考释》考察了清代兵马司官吏的选任情况等。
有关人物的讨论以直隶总督及相关问题为中心展开，其中以水利与河务的成果较多，彭艳芬的《直隶总督孙嘉淦的河淀通治思想与举措论略》以永定河下口东西两淀为例，对直隶总督孙嘉淦的河淀通治思想、举措及影响进行了剖析。邵服民的《李鸿章督直期间的河务实践》认为李鸿章督直期间的河务实践对缓和直隶水患，补救水灾损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张照青的《李鸿章与晚清直隶的水利》对李鸿章与晚清直隶水利工程的类型、方式及成就等进行了解析。王路明的《清代直隶总督对保定府河治理摭陈》对不同时期直隶总督对府河的治理进行了透视。姚东旭的《清代保定府水、旱灾害与直隶总督对灾害的处置》对清代保定府水、旱灾害次数进行了重新统计和考订，并论述了清朝直隶总督对各种灾害的处理措施。王锡慧的《直隶总督与河务》对清代直隶总督与河务进行了系统概述。
会上有学者对直隶总督的政治经济举措和在交通方面的作为进行了考察。杨国柱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与直隶商会》认为，直隶商会的创立，维护了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推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步入现代化进程。郭立彬的《试论袁世凯督直时期的金融举措》认为，袁世凯督直时期创办北洋银元局和天津官银号等金融举措，解决了编练新军、发展实业的经费问题。赵颖霞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认为李鸿章提出自主修建铁路的思想并付诸实践，维护了中国的铁路主权。周俊红的《高斌督直期间的省务研究》重点对高斌治理河务、赈济灾荒措施进行了评定。
有学者对于直隶总督与书院教育进行了研究。魏隽如的《李卫与保定莲池书院的创建及其历史影响》认为，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书院制度推陈出新，提倡自由讲学，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重视学术交流与争鸣，为现代教育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的精神资源。赵颖的《李鸿章与莲池书院学风之变关系探究》指出，李鸿章使书院学风从空疏迂腐变为经世致用，融合中西，使直隶学风、文风为之一新。王全乐的《袁世凯与直隶师范教育》从师资、学生、教育法规等方面，对袁世凯与直隶师范教育的关系及其贡献进行了探讨。
衙署官制与人物研究是衙署研究的基本课题，这次会议取得了可喜成果，开了一个好头，但还需要从收集史料、开阔视野、找准视角等多方面下功夫。
3．衙署文化研究。“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是三者常相为用也”（嘉靖《邓州志》卷九《创设志•公署》，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12页）。衙署是为政治民必不可少的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
有关衙署建筑构成及其审美价值的研讨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姚柯楠的《传统衙署建筑之美学意味》认为衙署建筑代表着传统“官式建筑”的定型化、制度化模式，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张春兰的《隋唐时期衙署园林的起源和特点》认为，隋唐时期衙署建园的起因，多是由于开山挖渠，引水灌田，改善与保护生态环境，谋利于民，造福百姓；体现森严的等级制度，具有向公众开放的特征，反映主持园林兴建者的审美情趣。孟繁峰的《河北怀来县鸡鸣驿驿馆遗存小考》从鸡鸣驿驿馆的选位与布局、驿馆幸存的原建筑及其装饰人手，由鸡鸣驿馆看中国古代驿馆与衙署特征的异同。侯廷生的《广平府衙署及所属县州衙署浅谈》结合广平府及所属县邯郸县的志书记载，对公廨衙署建筑的格局及功能作了初步研究。戴建兵的《古正定府府衙研究》认为，正定府衙不仅具有建筑学和衙署研究上的学术意义，更能从中管窥中国封建历史发展的大脉络。王玉亮在《直隶总督署——与热河都统署的建筑布局对比》中认为，由于两衙署的不同建制历史、政治地位等不同因素，致使两座衙署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诸多差异。靳爱菊的《略论直隶总督署的历史变迁及历史价值》运用文献研究法，探讨了探讨直隶总督署在兴衰沉浮中的历史变迁及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官员的廉洁是人们长期关注的问题，与此问题相关的戒石铭研究引入注目。陈瑞青的《古代衙署（戒石铭）研究》认为，戒石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的《令长新戒》；北宋太宗对蜀后主孟昶《颁令箴》的改造，基本奠定了后世《戒石铭》的内容；宋高宗时《戒石铭》采用黄庭坚书体，并颁行天下，郡县衙署普遍流行。李陈广的《衙门戒石铭源流考》认为，戒石铭是古代皇帝制度的产物，戒石铭内容深刻，简练易记，逐渐成为流传广泛的官场箴规，曾于清代传人日本，影响深远。徐向升的《古代衙署里的警示性建筑——戒石坊》，论述了戒石坊的来历、式样、内容、流变等。田宝玉的《保定直隶总督署“公生明”牌坊小考》认为，直隶总督署的标志性建筑“公生明”牌坊乃是一种错误的模仿。与廉政有关，曾素梅的《直隶总督署廉政文化资源述论》以建筑符号、官箴警语、廉政实例等为例，对清代地方衙署廉政进行了综合论述。刘绍明的《汤滋圃衙门公牍联考述》解析了清代衙门公牍文书的格式，并考证其流传。同时，有学者对于衙署石刻进行了研究，梁松涛的《保定市现存有关直隶总督署碑刻的史料价值》，分门别类分析了研究直隶总督署及直隶总督、清史有关问题和保定城市的重要价值。
衙署文化是近些年新兴起的研究领域，正在逐步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的增长点。这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诸多论文，毫无疑问有利于促进衙署文化研究的发展，作为一个新领域，衙署文化研究的成熟还需要时日，还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以促进其发展。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开诚相见，积极发言，进行了较为充分和广泛的学术交流、探讨与争鸣，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编印了《全国衙署文化与燕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燕文化受学界关注。
（作者单位：保定学院历史系）
来源：《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