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回鹘游牧经济初探

　　甘州回鹘被民族学界普遍认为是裕固族的先民，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其中的共同经济生活是其他“共同”的物质基础，在唐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有了地理环境和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别，也正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差别，漠北回鹘后裔才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和裕固族两个民族。本文以甘州回鹘在河西地区建立独立政权为背景，对甘州回鹘的游牧经济兴衰、甘州回鹘与周边民族的经济交往状况、甘州回鹘汗国灭亡的本质原因和甘州回鹘游牧经济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古代各民族对河西地区的开发

　　据《管子·封禅篇》、《汉书·地理篇》等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河西地区的民族很多，主要有月氏、乌孙、匈奴等几个经济政治实力较强的民族。公元前176年前后，匈奴入据河西走廊，击走原游牧在祁连山区的月氏，充分利用这里的自然地理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了经济和政治，最终成为“控弦之士30于万”[1]。大月氏西迁之后，一部分月氏人迁入了祁连山，《史记》称：“其余小众不能去着，保南山羌，号称小月氏。”

　　公元前133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不绕道而行，偏偏要路经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看中的正是河西走廊优越的地理优势。匈奴战败后，部分匈奴人离开河西地区和祁连山，故而有“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之说。公元111年设张掖郡，祁连山地区属张掖郡管辖，至此，祁连山正式纳入中原版图。后来，河西地区陆续处于北凉、北魏、隋的政权下。唐末五代初，回鹘逐渐崛起，公元890年在张掖建立牙帐，祁连山区在甘州回鹘政权下经历了140多年。

　　为确保丝绸之路河西段的畅通，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公元前101年）在河西开设“河西四郡”（酒泉、张掖、敦煌、武威）。这里气候干燥少雨，夏季东南季风很难将湿润的空气带到这里形成降雨条件，所以河西之地沙漠戈壁广布，只有在水源充足的地方才能形成绿洲，绿洲才是本地区居民生存发展、进而集市、城镇建设的最为有利的地理环境。“河西四郡”的开设使农业在该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前凉张氏政权甚至还采取“徙石为田，运土殖谷”的方法开田拓土。从汉代到唐代，千余年间，先后有不少农业民族进入河西地区屯田开发，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多集中在几个比较孤立的区域，而且跟不断由周边进入的游牧民族相比，人数很有限。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河西地区的经济结构和民族分布。

二、甘州回鹘汗国游牧经济的商业化兴衰

　　在世界历史上，曾出现了很多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商业活动进而达到繁荣的古代国家和地区，比如漠北回鹘汗国、吐谷浑汗国，甘州回鹘汗国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它的游牧经济也经历了一个商业化的过程。

　　（一）河西走廊商道的控制繁荣了商业贸易

　　河西走廊的河流分布得很均衡,彼此间的距离大致相等,这一点在古代社会非常重要,因为在以人或畜为运输工具的古代,如果河流或绿洲相距很远,人畜很难到达,那么绿洲间的交通路线将不可能维系，河西走廊的走廊作用也就无从谈起。河西走廊之所以称为走廊，人们看重的是这一带的沟通和交流作用，看重的是这一带的通过能力。

　　甘州回鹘仁裕可汗时期（公元924年-960年），正是五代乱世，可是河西走廊相对稳定，丝绸之路东段也畅通，《封回鹘奉化可汗制》中所说的“一方之烽燧蔑闻，万里之梯航继至（意即战乱烟消云散，中西交通畅通，西方贸易使团接踵而至）”[2]确实符合当时实际。商道的通畅，西邻的沙州曹氏也受益匪浅，因而赞扬“东路开通，天使不绝”[3]，直到五代末期，曹元忠还说“如今道途开泰”，“并无阻疑”[4]。

　　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到九年（公元1016年），甘州回鹘从西夏手中夺回丝绸商道上的重镇凉州，控制了东西方的交通枢纽河西走廊后，以此为据点在各个方向展开了商贸活动。甘州回鹘的疆域是“东起黄河，西迄瓜、沙，南邻祁连，北瞰大漠”[5]，他们的商贸活动以“朝贡”的特殊方式，东至五代历朝及北宋京都（今河南省开封市）为贸易基地，直至辽国的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直至波斯（今伊朗）等地。甘州回鹘以本地畜产品换回中原丝织品后，并不完全自己消费，而是运往西域各地，换取玉制品，然后再运往中原，往返贸易，充分发挥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6]也有为往来丝绸之路的商贾提供交易场所以及住宿、饮食、语言、信贷等中介服务。

　　语言对经济生活提供的机会和限制是甘州回鹘人民族性的表现。

　　一方面，由于甘州回鹘在语言、宗教等方面与西北诸民族政权相似：河西回鹘除使用古回鹘文、突厥文、粟特文外，还兼用藏文[7]；早期信仰萨满教，后来信仰摩尼教，再后来信仰藏传佛教。地域上又是三个回鹘汗国（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汗国、甘州回鹘汗国）中最接近中原地区的，这使得他们在与各民族的贸易中如鱼得水，以至于回鹘商人借入贡之名“（公元1122年）散而行陕西诸路，公为贸易，至久留不归”[8]。

　　另一方面，语言提供给商人机会的同时也有其局限性。史载，“（公元1004年）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回鹘人有久住京城（今河南开封市）者”[9]，由于回鹘商人众多，住得又久，辽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辽朝官方还为他们在上京（即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城设立“回鹘营” [10]。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回鹘商人能深入中原腹地和大兴安岭南麓进行贸易，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回鹘人商贸区域的广泛；但是，这些各地回鹘商人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有以共同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居住、贸易场所，语言障碍才显得不明显，反而宋廷出使甘州需要“译语官郭敏”[11]前往。如果没有了这个小范围的经济区域组织，回鹘人的商贸活动就不会那么繁盛。“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2]交往的需要产生语言，但是已经产生的语言会起反作用，出于便于交往的需要，人们会倾向于选择在相同语言区去交往。语言的这个限制在经济交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经济活动的民族性在交往中的体现。

　　甘州回鹘和其它各地回鹘频繁贸易及大宗贸易于中原，对中原王朝的经济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迫使中原各王朝在贸易政策方面作了很大的调整。五代之初，回鹘入贡中原时，都是官方主持，民间不准交易。到了后周时（公元十世纪中期），回鹘的贸易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官方的承载能力，所以后周只能废除禁令，与许民间自由交易，可结果又致使玉石等商品价格猛跌。[13]至宋代，与后周的玉价猛跌相反，宋京的金银价格却猛涨，宋朝不得不下令以约束。[14]可见，宋朝的金银价涨，主要也是由于河西回鹘的畜产品和玉制品在中原大量出售以换取帛绢和金银饰品的结果。

　　商道的畅通，也有利于与甘州回鹘有共同经济利益关系的团体。如甘州回鹘保证了河西走廊商道的畅通使得西域同族吐鲁番盆地高昌回鹘王国境内的龟兹与北宋的商道也立刻畅通无阻。所以也就有了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龟兹派进奉使李延庆等36人到北宋都城汴京长寿殿上，献名马、弓箭、鞍勒、团玉及香药等物。[15]

　　（二）丧失商道控制权后商业贸易的萎缩

　　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商道后，甘州回鹘汗国顿时灰飞烟灭，部众四处逃窜。总体而言，各部落离散至四个地方：1．数万人投奔于青唐城（今青海省西宁市）吐蕃首领唃厮啰[16]，这部分回鹘人以后融合于吐蕃中；2．一部分逃至北宋境内住坐耕牧于秦（今甘肃省天水市）陇（今陕西省陇县）之间[17]，暂时被当地人排斥，以后大概都融于当地汉族了；3．一部分暂且西退至沙州以南，从事游牧生产，后东向奔赴于唃厮啰，而后西迁至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东边的罗布泊一带；4．未迁走在河西地区其它瓜、沙、凉等州的回鹘人，暂逃居山谷间，最后西夏人进入，与党项、吐蕃、汉等各族人民相融合[18]。商业没有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贸易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三、甘州回鹘与周边民族的经济交往

　　不同经济民族不能孤立发展，经济民族间的交往把不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古代社会，这种经济交往跟政治、军事事件交织在一起，本应悄无声息进行的经济活动变成了时间地点明确的事件。

　　（一）甘州回鹘与五代及北宋王朝的经济交往

　　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经济交往主要是借助丝绸商道进行互补性交易的贡赐贸易实现的。根据范玉梅辑录的《裕固族史料编年》，仅在甘州回鹘汗国存在时期，所载内容多数为汗国与中原王朝展开的贡赐贸易和与缘边民族的互市。自五代以来，到北宋年间，甘州回鹘政权对历代中原王朝朝贡不绝，朝贡使团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尤其是在河西回鹘史上卓有建树的仁裕可汗在位时期几乎年年上供五代各王朝，除了笼统记载的，仅指名道姓列法号入贡的使团、僧人中，有的年份甚至有两次[19]贡使，使团规模多时达78人[20]，供物数量尤其是马匹最多时达到400匹[21]，玉最多时达到77团[22]（表1-1将仁裕可汗时期向五代各朝进行贡赐贸易的情况简单罗列如下）。

时间	使团规模	贡物	赐物	出处
公元925年四月				《辽史》卷2，辽太祖本纪下 《甘州府志》卷16，杂纂
公元926年正月	都督程郡明等	马		《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
公元928年二月	都督李阿山等一百二十人		赐物有数	《旧五代史》卷138，回鹘传
公元929年正月	都督掣拨等五人			《旧五代史》卷138，回鹘传
公元930年五月		方物		《旧五代史》卷41，唐书十七，明宗纪七
公元933年七月	都督李未等三十人	白鹘一联	厚加赐赉	《旧五代史》卷138，回鹘传 《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
公元934年正月		玉二团、玉鞍辔、硇砂[23]、羚羊角、波斯宝緤、玉带		《新五代史》卷7，唐愍帝纪七 《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
公元935年七月	都督陈福海等七十八人	马三百六十匹、玉二十团		《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
公元938年三月	使者翟全福等	野马、独峰驼、玉团、硇砂等		《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
公元938年九月	都督李万金等			《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
公元939年三月	都督拽里敦等	镂剑琈玉、良马百驷 牦牛尾等		《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本纪八；《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
公元940年正月	都督石海金等	良马百驷、白玉百团、白白玉鞍辔等		《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本纪八；《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
公元942年十月	都督来朝	马三百匹、玉百团、		《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
公元947年十二月				《中外历史年表》
公元948年五月	使者李屋等	马、白玉、药物等		《新五代史》卷10，汉隐帝纪十
公元951年二月	使者及摩尼	玉团七十七、白氎、貂皮、牦牛尾、药物等		《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本纪十一；《甘州府志》卷1，世纪上
公元959年二月		马（玉、硇砂等上贡，皆不纳）	马按数量给以价钱	《新五代史》卷12，周世宗本纪十二；《甘州府志》卷1，世纪上

　　可以这样认为：一方面，只有在本国政治局势稳定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才有保障，甘州回鹘汗国经济繁荣，汗国才有巨大的人力畜力物力与五代和中原王朝展开贡赐贸易；另一方面，贡赐贸易如此频繁，也进一步巩固了汗国的政治地位，增强了汗国的军事力量，根据史书记载，仁裕可汗时期仅有一次上贡过程中贡物被党项劫掠[24]。

　　在贡赐贸易中双方都尽量满足对方所需的奇缺物资，如宋朝要求河西回鹘输入名马、美玉，而河西回鹘则要求宋朝赐予各种药物、修建佛寺用的金粉、金银等饰物[25]。史载“（回鹘）国中不产香药及小儿药、冷病药，望赐之。又发愿修寺，并无金粉，并求赐妆粉、金银碗之类。诏并从其请。”[26]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马匹的贸易，五代各朝和北宋所需战马主要是从回鹘购买，因此，历代中原王朝对购买回鹘马匹和同甘州回鹘贸易都很重视。史载，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飞龙使奏，“回纥所卖马瘦弱，不堪估价。”帝曰“”远夷交市，不可轻阻，可以中等估之。”另外，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公元951年）“命回鹘来者，一听私便交易，官不诘。”所以，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甘州回鹘遣使朝贡，献玉并硇砂等物，皆不纳，所入马量给差价。时世宗以玉虽称宝，无益国用，故因而却之。”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情理之中的。北宋甚至还在陕西设有提举买马监牧司，专司收买西北各族马匹之事。可见，甘州回鹘马匹的贸易在冷兵器时代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很繁盛的。

　　悉数汗国时期甘州回鹘的供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1.牲畜类。如马、牦牛、独峰无峰橐驼等。2.宗教器具类。如佛牙、舍利、金佛、梵觉经等。3.畜产品。如貂皮、白氎、牦牛尾、羚羊角等。4.地方特产类。如玉团、珊瑚、乳香、珍珠等，还包括以这些原材料进行加工手工制成的玉鞍辔、琉璃器等。5.药物类。如黄矾[27]、硇砂等。这些供物里，牲畜及畜产品是世界所有游牧民族都能拥有的一般物产，玉团和宗教器具则是区别于其它游牧民族的，是甘州回鹘民族标识显着的交换物。

　　关于玉石及玉石制品，广大的回鹘牧地本来就是富含矿藏之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考古队的队长巫新华博士通过对古代玉矿的考古工作,证明先于丝绸,丝绸之路运送的是玉石，著名的和田玉就是通过这条路传入中原腹地，河南安阳商代殷墟遗址出土的玉器,经分析证明就是来自新疆的和田。[28]在这样的背景下，甘州回鹘和其它各地回鹘商人通过丝绸之路一道在金朝都城中都（今北京市，公元1152年迁于此）经商，并控制了燕京的珠宝市场。史载“（回鹘）多为商贾于燕，尤能识别珍宝，番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29]可见，回鹘商人在商业上所享有的声誉。

　　汗国时期的回鹘人先信仰摩尼教，后来信仰佛教，但也不排斥原有的萨满教。如此复杂的宗教需求，使甘州回鹘使团在与周边民族和政权在经济上交往时充分考虑到了自身对宗教特需物品的需求，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僧人率团入贡的使团[30]；二是贡物与赐物里都有宗教特需用品，互通有无。需求之强烈，以至于“（1068年）回鹘入贡，求买金字大般若经，诏特赐墨字大般若经。”[31]

　　赐品是与贡品相对应的范畴，但值得注意的是赐品与贡品之间没有数量多少、价值高低的直接联系，不遵循商品贸易的等价交换原则。在官方编纂校勘的正史中，罗列记载了贡物的种类和数量、赐品的种类和数量，笔者发现这两者极不平衡。很明显的，对于回鹘汗国向各王朝进贡的次数、贡品的数量和种类记载较各王朝回赐甘州回鹘的赐品要详细很多，除了隐性的税收因素，这概与中原王朝惯于彰显其万方朝贡的大国风范有关，但主要还是赐品种类数量不足以等价交换各地贡物。这一时期的赐品主要是金银器、缯帛、经书等。

　　除了贡赐贸易，民间也有贸易，但多由官方设立专门市场，集中交易。马克思指出：“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32]甘州回鹘与其它回鹘正是在与中原交界处进行贸易，史载“（公元926年）诏沿边置场市马，诸夷皆入市中国，有回鹘、党项马最多。”[33]

　　（二）甘州回鹘与党项（西夏）之间的资源争夺战

　　“贸易和战争是古代社会经济民族交往的两种主要形式。”[34]如果将贡赐贸易看成是一种以和平方式展现出来的经济交往活动的话，甘州回鹘与党项的经济交往就是与军事战争交织在一起，是通过一种对立的关系表现出来，即争夺河西走廊的天然牧场和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甘州、凉州、瓜州、沙州。这些资源和资源优势是一个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甘州回鹘人掌握的经济资源是其经济利益最关键最基本的一部分。对于同是游牧经济立国的党项来说，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商道重镇的占据是立国之本。公元1001年，党项人李继迁欲“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35]，牧业民族总是意图将更多的耕地变为适应游牧经济的草场，以此缓解人口无限增长与有限草场的矛盾，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但终究不得不放弃这一不切实际的计划，因此其后裔不遗余力地攻占河西走廊，欲以商贸强国富民。当西夏李继迁之孙李元昊攻占甘州（公元1028年）后，甘州回鹘之前通过甘凉等地入贡北宋的商道受阻。

　　即使控制了商道，占据了有利地位，如果没有优厚的经济政策吸引过往商人，商道就会变成“劫”道。西夏人明抢暗劫商贾声名在外，“（公元1023年）大食国每入贡路，由沙州西界以抵秦亭，干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于是入内副都知周文质言，虑为西人所掠，乞令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诏可。”[36]东西贸易通道由陆路改为海路，加速了甘州回鹘政权的衰落。西夏人占据甘州后，仍不改劫掠的低劣手段，对过路的各地回鹘商人倍加盘剥，征收很高的税收，史载，公元1041年，“（回鹘）商贩市于中国契丹诸处，往来必由夏界，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贾人苦之。”[37]可见，西夏人明抢暗劫商贾。

　　（三）吐蕃对甘州回鹘的经济扶持策略

　　商道受阻后，甘州回鹘汗国随之解体，族众分散各处，但是商贸活动要继续，不进行贸易，经济就如同死水没有生机，所以要另辟蹊径。如《宋史》记载“先是，甘州数与夏州接战，夜落纥贡奉多为夏州抄夺，及宗哥族感悦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频年得至京师。”[38]所以与吐蕃结盟，绕道南下，翻越祁连山，跨越秦州，借助吐蕃辖区的丝路南道进入中原贸易就是甘州回鹘在经济危难之际的策略。

　　可见，甘州回鹘与周边各经济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贯穿了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四、封建领主经济内部矛盾促使汗国灭亡

　　甘州回鹘时期部落联盟制下的游牧经济，是可汗之下的游牧部落联盟与封建领主制相结合的产物。部落酋长是封建领主，掌握着部落的经济命脉。甘州回鹘时期，还未出现占有牧地和牲畜的个体牧民，主要生产资料实际由部落酋长所掌握。牧民为部落放牧，生产资料所有权归部落，个人只拥有经营权。牧民按按规定将经营所得的一部分留存以维持最低生活外，大部分产品要上交部落；经营的越好，上交部分越多，留存的数量也相应增多。

　　正是汗国内部，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到生产资料的交换，都分散掌握在各封建领主手里，缺少统一的管理，因此，国使、可汗使、宰相使、公主使可以同时入贡中原王朝，据史料记载，公元1008年，“夜落纥、宝物公主及没孤公主、娑温宰相各遣使来贡”。[39]正是这种封建领主经济体制决定的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封建领主军事联合制，导致汗国经常处于设防虚空的状态，李元昊突袭甘州成功，甘州回鹘政权灭亡。

　　这其中，有个突出的矛盾：分散的游牧经济与重大军事活动的统一性之间的矛盾。史载“甘州为回鹘牙帐”，这说明汗廷是定居的，既是定居就要有脱产的常设军队来保卫，比较大的军事活动是需要脱产的专职军事人员的，而游牧业逐水草而迁徙，居无恒所，这必然与亦兵亦牧的游牧经济发生矛盾。所以，采取常设军与甘州回鹘对峙的李继迁用兵数十年都没有攻下凉州，而李元昊发挥游牧民族的长处突袭甘州，是分散游牧于四方的军队不能及时救援，不能不失甘州。

五、从漠北回鹘到甘州回鹘表现出的游牧思想

　　从漠北到河西，迁徙到一个新的牧地，裕固族的先民应该有一个不断适应的过程。根据《辽史··天祚纪》记载，远在回鹘夺取甘州之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因占领回鹘故地漠北高原，致书甘州回鹘可汗乌母主（即仁美可汗）：“汝思故土。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也，朕则有之，有朕犹在尔也。”乌母主表谢：“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

　　一般而言，“安土重迁”的思想是农耕民族才有的，这是由它们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为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不动产，迁徙是迁不走土地的，辛勤耕耘的土地由生地成为熟地是要投入几代人的劳动的，迁徙意味着多年的劳动灰飞烟灭，在新的土地上白手起家。甘州回鹘是游牧民族，游牧经济本身就要求不断迁徙：一片草被畜群吃完后，需要一个再生长的过程，在人们还不懂得种植牧草的情况下，只能迁徙寻找牧草；“五畜”是草食动物，哪里有丰美的水草，人们就往哪里迁徙；人们不会对一片草地实行诸如耕地施肥之类的劳动，完全是靠天游牧。从草→动物→人都是“不安定”的，所以，游牧经济民族没有安土重迁的思想，既然河西之地水草丰美，当然也就无需再大张旗鼓，重回故地，更何况远距离迁徙，人畜损失都会很大。

注释：

[1] 《史记·匈奴列传》

[2] 《全唐文》卷114《封回鹘奉化可汗制》

[3] 《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

[4] 《曹元忠状》

[5] 王日蔚，《唐后回鹘考》载1936年《史学集刊》第1期

[6] 据史料记载，新石器时代，武威娘娘台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的精美玉璧，即以祁连玉制成。两千多年前成书的《山海经》、《尚书·禹贡》等古籍，将肃南祁连彩玉、墨玉的人文背景、开发历史载入史册。270 年前，清代诗人沈青崖的一曲《噶巴石歌》，又将祁连彩玉、墨玉的大雅大美传唱民间。占祁连山北麓面积75%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境内丰富的祁连玉资源“尚在闺中无人识”，长时间以来，因祁连玉大多产于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深山峡谷，自然条件恶劣，很多地方缺乏通行条件，人迹罕至，限制了祁连玉开采和使用，丰富的资源一直没有得到正规开发利用。直到到1984年，经对其矿物成分化验，初步命名为祁连玉。而肃南祁连玉的正式开采始于2010年初，处于开发的最初级阶段。由此可推断，与中原玉石的大宗贸易是中转贸易，而非自产。

[7] 杨圣敏，《回纥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11页

[8]《宋史·回鹘传》卷490

[9] 《宋会要辑录》番夷四之三

[10] “（1004年）辽上京南门之东，特设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辽史·地理志一》卷37

[11] 《宋史·回鹘传》卷490

[12]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13] “（951年）晋汉以来，回鹘每至京师，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宝货皆鬻之入官，民间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令除去旧法，每回鹘来者，听私下交易，官不得禁诘，由是玉之价值十损七八。”《册府元龟·外臣部·互市》卷999

[14] “（1008年）时京城金银价贵。上以问权三司使丁谓，谓言，为西戎辉和尔（回鹘）所市入蕃。下诏约束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

[15] 《宋史·回鹘》

[16] “及元昊取西凉府，潘罗支旧部往唃厮啰，又得回纥人数万。”《宋史·吐蕃》

[17] “明道元年（1032年）七月知秦州博文奏：河西回鹘多缘互，家秦、陇间，请悉遣出境。”《续资治通鉴》

[18] “甘、凉、瓜、沙旧有族帐，后番羁縻于西夏”，又《西夏书事》卷15“自元昊取河西地，回鹘种落寓居山谷间，悉为投属。”（宋）洪皓《松漠纪闻》

[19] “（938年）三月，回鹘可汗仁裕遣使翟全福进贡野马、独峰驼、玉团、硇砂等物。” “（938年）九月，回鹘可汗仁裕遣都督李万金等朝贡。”《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五》卷972

[20] “（935年）七月，回鹘可汗仁裕遣都督陈福海而下七十八人，进马三百六十匹，玉二十团等。”《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五》卷972

[21] “（940年）正月，回鹘可汗仁裕遣都督石海金等来贡马白驷，并白玉百团、白玉鞍辔等，谢其封册。”《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五》卷972

[22] “（951年）二月，甘州回鹘遣使并摩尼贡玉团七十七，白氎、貂皮、牦牛尾、药物等。”《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五》卷972

[23] “硇砂有两种。一种盐硇，出西戎，状如盐块，得湿即化为水或渗失；一种番硇，出西藏，有五色，以大红者为上，质如石，并无卤气。”《本草纲目拾遗》

“硇砂，大热有毒之物，噎膈反胃、积块内症之病，用之则有神功。盖此疾皆起于七情饮食所致，痰气郁结，遂成有形，妨碍道路，吐食痛胀，非此物化消，岂能去之。其性善烂金银铜锡，庖人煮硬肉，入硇砂少许即烂，可以类推矣。”《纲目》

另外，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比世界上有名的欧洲纽伦堡药典要早800余年的《唐本草》（公元657—659年，唐显庆2—4年）也记载了硇砂的性状等。

[24] “（947年）十二月，甘州回鹘遣使入贡，为党项所掠。”《中外历史年表》第369页

[25] 《宋史·回鹘传》

[26] 《宋会要辑稿·番夷》

[27] “黄矾出陕西，瓜州、沙州及舶上来者为上。人于绿矾中拣出黄色者充之，非真也。波斯出者，打破中有金丝文，谓之金线矾，磨刀剑显花文。消积滞，燥脾湿，化痰涎，除胀满黄肿、疟利、风眼、口齿诸病。”《纲目》

[28] 单之蔷，《幕后英雄祁连山》，载于《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4月

[29] （宋）洪皓《松漠纪闻》

[30] “（1007年）甘州夜落纥遣尼法仙等二人来朝献马十匹，乞游代州五台山，从之”。“是年，夜落纥遣僧翟大秦来献马十五匹，欲于京城建佛寺，祝延圣寿，求赐名额”。《宋会要辑稿》

[31] 《宋史·回鹘传》卷490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6页。

[33] 《旧五代史·党项传》卷138

[34] 杨思远，《经济民族论》手稿

[35]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7

[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赵德明实为李德明，为避李世明讳。

[37]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5

[38] 《宋史·回鹘传》卷490

[39] 《宋史·回鹘传》卷490，甘州回鹘内部，可汗是最高君主，而汗国大权被九个最大的部落酋长，也就是封建领主控制，也叫“九宰相”。

（作者单位：临夏回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