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经营的近代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三）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三章第二节之三

　　四　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华盛纺织总厂

　　1、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办经过

　　纺织品一向是进口货的大宗，70年代初进口棉布年达3,000万两。六七十年代迭有外商策划在中国开办纱厂。有识之士早谋中国自设棉纺织厂。但是，洋务派1878年就开始筹办的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厂，即上海机器织布局，到1890年才开工生产。

　　早在1876年，李鸿章即因津海关道黎兆棠的建议，派魏纶先承办机器织布。魏是个技术人员，本人没有资力，他打算请南北洋各筹官款，再招商股，而官商款均无着落，其事遂寝。

　　1878年，一个被革职的道员彭汝琮向李鸿章、沈葆桢禀请在上海设一个800台机的机器织布局，招商股50万两，并称“均已确有把握，不敢上烦宪廑，……亦不敢请拨公款”，但要求“先奏设局厂，札委总办”。后来又要求札委郑观应和另两个买办为织布局会办、帮办。[1]李鸿章批准了这个设局计划，而在将近一年的筹办过程中，彭汝琮与郑观应发生严重分歧。据郑称，彭汝琮在筹办“独断而不相谋”，措置多有失当；尤其是“所称集股五十万两……自始至终未见实际，但以招股望之他人共事者，初不意其如此之荒诞”。[2]郑观应坚请辞职，彭汝琮亦被李鸿章斥退。1879年，李鸿章又派浙江候补道戴景冯会同补用道龚寿图、吴仲耆进行筹备。他们都是官僚子弟，在商界又无号号召力，结果也困无力招股而失败。

　　1880年，李鸿章将前局撤消，委翰林院编修戴恒另行筹办。戴曾期望南洋大臣刘坤一以官款相助，未成；乃坚请郑观应再度入局，郑提出延揽经元善合作，李鸿章同意。经元善，浙江上虞人，久居上海，熟谙商情；1871年接替乃父掌管仁元钱庄，1872年拟做淮盐生意未成，以后在上海等地办理赈务，有一定声望。李鸿章又派郎中蔡鸿仪、道员李培松会同筹办。蔡办宁波富商，李为苏北盐商。其分工是：戴恒、龚寿图代表官方，办“官务”；郑观应、经元善代表商方，并由李鸿章委郑“总办局务，常川驻局”，专办商务。[3]

　　郑观应等聘美国纺织工程师丹科（A.D.Danforth）主持购机建厂等事，同时进行集股。拟募商股40万两，筹办人认购20万两，余公开招募。经元善主张股东户名、银数、经办钱庄等均“每月清单布告大众”以昭信用，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香港、澳门以至长崎、横滨、新加坡、旧金山等28个城市委托银钱业和商号进行招募。声势浩大，认股踊跃，不到一个月即认购30万两，后又增至50万两，超过原订计划。[4]这各前此织布局在官僚手中招股艰难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筹备工作进行比较顺利，李鸿章于1880年上“试办织布局折”，给于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又所织之布，在上海销售免完税厘；运往内地，仿洋货完一海关正税，免纳沿途厘金。[5]（关于专利权第七目再讨论）

　　正在筹备工作进行之际，1883年秋上海发生金融危机，波及上海织布局的股款。据后来曾国荃调查说，当时该局所集50万两股款实际只收现银352,800两，余均以股票存局作抵押，而现银中除支付购办机器等20.9万两外，其余14.3万余两“或已放出，或押投票，均无实银存局”。换句话说，所有现银都放到金融市场上生息去了。这当然是生意人作法，一遇金融危机便遭损失。又查当时招股时，“郑观应所招之股为数独多”，“局中一应银钱帐目责成一手经理”[6]，所有损失自也应由郑负责。而郑观应已于1894年初奉调去广东会办军务，中法战争中，他只身入暹罗、安南侦察敌情，置局事于不顾。

　　至1887年，局内现银只有800两，支付机器价款、洋匠工资都发生困难。于是李鸿章另委龚寿图、龚彝图接办。龚氏兄弟接手后，重定章程，决定与前局划清界限，老股100两限三个月内加交30两，换发新股票。就是说，工厂还没开工，资本就亏折了1/3至2/3。事曾引起中小股东登报控诉。这时老股尚存2,900余股，如数加款者有1,600股；同时另招新股。

　　龚氏兄弟的做法招怨甚深，1889年上谕着曾国荃查处。次年，李鸿章遂派轮船招商局会办马建忠接办织布局，并准将仁济和保险局（实为招商局所办）的公积金30万两存入织布局，以资周转。马建忠添购机器，续建厂房，资金随即告罄，而新股无著。1891年，李鸿章又派在天津商界颇有些声望的直隶永通道杨宗濂代替马建忠主持局务，杨宗濂经常在北方，乃荐其弟杨宗瀚去上海负责。同时，李鸿章又“拨借绥巩局银十余万两，以资营建”。[7]这时织布局已装成一部分机器，并于1890年先行开工。

　　2、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生产

　　上海机器织布局设在杨树浦临江地方，占地300余亩，厂房为长550尺、宽80尺的三层楼房。机器设备有美国制纺锭35,000锭，英国制布机530台，锅炉5座，美国制500马力蒸汽机一套。该厂的纺纱机，系丹科根据中国棉花纤维较短由美国丁家改制者，开工后舆论即有机器“旧式”之说。这时纺纱机进步甚快，该厂机式陈旧大约是实情。马建忠接办后，曾于1891年向英国另订“新机”，新纱机大约未及应用该厂即遭焚。织布机是英货，大约性能还不错。报道中有“上等女工能司两机”之说，当时尚无自动或半自动织机，一人司两机盖属少见。[8]惟该厂系以男工为主，约2,000人，另有女工。

　　1890年开工后，每日能出平纹、斜纹布五六百匹。销路逐年扩大，运至天津、镇江、宁波、牛庄等口的外销布，1891年为22,050匹，1892年为96,257匹，1893年为77,345匹[9]，在上海的销售无统计，利润也相当优厚，据杨宗濂说：织布局“每日日用五百两，获利约五百两，每月可得一万二千利”。[10]

　　织布局所产纱与印度纱相仿，即16支以下的粗纱。当时中国人民仍是用在农家所织土布，而在农村正进行着洋纱代替土纱的过程，故粗纱畅销，远胜于洋布。杨宗濂已看到这种情况，他在1893年给李鸿章瓣禀贴中说：“织布机层累曲折，工繁费重，不如纺纱，工简利近”，建议“另招商本规银三十万两，即就布局中间余地，附建纱厂一座”，“与本局外合内分，划清界限，期于布纱两局，不稍迁混”，并要求给予“上海机器纺纱总局”的关防。这个纱局实际是杨宗濂自办的，他所拟招股章程中说：“此局[纱局]全系商人股本，不领公款，不请委员，但责成商股之廉干谨饬者总理厂务。”旋得到李鸿章的批准，改称为“同孚吉机器纺纱厂”，并且把股本扩大为60万两。[11]同时，李鸿章也计划扩大织布局的纺纱，电出使英国的薛福成速购纺14支、15支的纱机100台，及配件、锅炉等全套。

　　不料正筹办间，上海织布局突于1893年10月19日起火被焚。火起于清花间，局消防设备因无人管理失灵；局距租界十余里，向租界消防队求救遭洋人拒绝。遂至全厂尽成焦土。

　　棉纺织原是比较容易办的工业，上海织布局竟倾轧反复，蹉跎十余年，终付一炬。它短命的历史，反映了官僚办厂的种种弊端。但布局原系招商股兴办，但自始即由李鸿章总裁全局，派官主持，官款挹注，商人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被焚后，据盛宣怀查报：该局老股以每股百两折70两、补交30两，共计334,900两；新股系将仁济和保险局暂存之款改作股份，计22万两；新老股共554,900两。尚欠北洋官款165,390两，仁济和保险局的存款8万两，江海关道龚照瑗垫款2万两，杨宗瀚垫借各款十余万两。其仁济和、龚照瑗款都是“奉饬”，即李鸿章批发的。[12]因而，总数约100万两的实际运用资金中，李鸿章的拨款约有68.5万两。

　　3、华盛纺织总厂

　　上海机器织布局遭火后，残余的机器、锅炉连同房屋、地基等约值银10万两，所剩花、布等项合银30余万两，已无法恢复。但是，当时纱布市场正旺，纺织工业又是外国资本尚未侵入的有利事业，李鸿章又有左右专利的权力，自不能罢手。他在织布局遭火后40天，就上奏清廷：“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缓图。应仍在上海另设机器纺织总局，筹集款项，官督商办，以为提倡。并厘订章程，号召华商多设分厂，以资推广。”[13]就是说，这将是个更大的计划，以总局统帅各分厂。同时派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会同江海关聂缉木规负责筹办。

　　经盛宣怀与旧局股东会商结束前局等事宜，商定把旧局剩余财产按老股554,900两及存款10万两如数摊派，折为二成，换发新股；其余所借官款265,390两及火灾损失，则归以后商办各厂按每出一纱一包，提捐银一两，陆续归还。与此同时，招徕新股，在织布局旧址成立李鸿章所定名的华盛纺织总厂。华盛的筹建工作进展颇速。1894年初，“筹本百万，已有就绪”。[14]招股情况未详。鉴于后来华盛变成盛宣怀私产，可能另有蹊跷。[15]华盛拥有纱机64,556锭，布机750张，于同年9月开车生产。

　　这时候，棉纺织业已不是华盛所独占了。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已于1892年投产。在上海，已有华新纺织新局于1891年开业，又有大纯纱厂和裕源纱厂在筹设，均属商办。于是，李鸿章在1894年春的《扩大机器织布局折》中提出一个发展棉纺织工业的全面计划。主要内容是：以华盛为总厂，设纱机7万锭，布机1,500张。另在上海及各地分设十厂，现筹办中之大纯、裕源等均作分厂。总分厂共设纱机32万锭，布机4,000张。加上湖北织布官局纱机8万锭，布机1,000张，全国共有纱锭40万锭，布机5,000张；十年之内，不准续添。按此计划，每日夜可出纱1,000包，每包按60两计，年产值1,800万两；日出布1万匹，每匹按2.5两计，年产值750万两。成立纺织督销公所，负责向各厂缴收捐款，每出纱一包捐银一两。[16]这实际是一个垄断全国棉纺织工业的企图，在当时情况下，显然是行不通的。

　　五  湖北织布官局和纺纱局、缫丝局

　　1、湖北织布官局

　　上海织布避筹备多年、尚未开工的时候，两广总督张之洞立意在广州筹设织布官局。这首先就涉及上海织布的十年专利问题。1888年，张之洞电李鸿章，提出他设织布局是“粤供粤用，犹恐不难，当不致侵沪局之利”[17]，李鸿章不便干涉。次年，张即通过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与英商订立布机1,000台规模的购买设备合同，共价84,388镑余。同年，上奏清廷：“拟在广东省城开设织布官局，官为商倡，……俟办有规模，再陆续招集商股”。[18]官办是张之洞的一向主张。但预计机器价款连同运费、保险费需40余万两，购地造厂需10余万两，实属难筹。[19]于是采取向“闱姓”派捐的办法。这是广东于乡会试或科试时的一种赌博，试前预定若干姓，博者指姓下注；榜发，以所指诸姓中试之多少决定胜负。经营“闱姓”之商人要向当局缴纳饷银。张之洞与商人议定光绪十五年派捐40万两，十六年派捐56万两，充织布局经费。预付机器款22.9万两则先由库款垫支。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他筹办的织布局也跟着移湖北武昌。事前，曾与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翰章商定，将闱姓捐款移鄂，织布局作为粤鄂合办，获利两省均分。但张去鄂后，李翰章只允交出光绪十五年的40万两，对于光绪十六年的56万两推辞未定。经往复磋商，张之洞将56万两减为16万两，并允作为粤省股本，六厘起息，有余利再分股红，亏损与粤无涉。此外，由广东拨借应还山西善后局之存款20万两，并由张之洞与山西巡抚刘瑞祺情商将存息九厘减为四厘。又因闱姓捐款须次年冬始能解到，先后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款10万两和6万两周转，在闱姓捐款中扣还。又以支出急需，由张之洞批拨湖北善后局库款20万两、湖北藩司善后局公款10万两存织布局生息。[20]足见湖北织布局之经费多方罗掘，十分复杂，总成本据称150万两。又据《端方署邸残档》材料，湖北织布局经费边同枪炮拨款、官钱局借款等共127.9万两。[21]

　　湖北织布官局设在武昌文昌门外，1893年1月开车。设有纱机3万锭，布机1,000台，职工2,500多人，俱用男工。纺织机器为柏辣德公司（Platt　Bros.＆Co）出品，大约尚不太差。又主要车间均用钢柱梁架，全属平房，避免象上海织布局一火化为灰烬之弊。当时钢铁建筑材料均需进口故该局加添设备价2,432镑外,又多采购建筑材料价15,015镑，连前共同进口设备和物资价101,835镑，成本殊高。[22]该厂主要负责人先后有赵毓楠、蔡锡勇、瞿廷韶等，都是追随张之洞的幕僚，与上海织布局之重用买办、商人不同，管理混乱，财务上更凭张之洞东挪西借，无一定章程。起初生产不坏，棉布销路尚广，棉纱销路更畅。三年以后即产销渐衰。期间于1894年曾拟将成本拨出50万两招商入股，未果。以后无法维持，终于190 2年出租给商人。该局官办期间生产情况见表3—18。

表3—18湖北织布官局纱布产量（1893—1901年）

资料来源：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上卷，汉口。

　　2、湖北纺纱局和缫丝局

　　农民以机纱织土布日益通行，机纱利润远大于机布。

　　1890年，张之洞即有将织布局纱机添购一倍的打算。[23]又他在湖北的事业原是以炼钢铁为中心，织布局的自相挹注。[24]1894年秋，他又提出增设一大规模纺纱厂，“既能辅佐布局之不逮，兼可协助铁厂之要需”。[25]又说：铁厂“部中不发款，令鄂自筹。故鄙意惟有扩充布局纱厂，以其盈余添补铁厂经费”。[26]这种经纺织工业资助重工业的想法未尝不可，只是由于经营不善，终成泡影。

　　张之洞决定在织布局附近增设南北两纱厂，筹备工作由布厂负责。他通过上海比商良济洋行（Belgian　Trading　Co.）和瑞记洋行订购纺10支至16支纱的的纱机90,700余锭，连同全副配件。共值20万镑以上。织布局经费原已十分拮据，再设纱厂，资金至难筹划，只有采取“招商助官之一法”，“大率系官商合办，将来视官款、商款之多少以为等差”[27]。招股结果，得商本30万两，另拨官本20万两。1895年兴建北厂，委江海关道瞿廷韶为督办。候补知府盛熙春为总办，又调广东候补道王某常川驻局。一套官僚机构，完全失去官商合办之旨，以致后来商董以官权太重，请专归官办，改成湖北纺纱官局。北厂 1898年始建成。至于南厂，则迄未兴建。

　　张之洞办织布局时，曾注意改良棉产。1892、1893年两批购入美棉种子，发交棉区各县农民试种，秋收时由织布局派员收购，予以一定优待。这事是颇有见地的。

　　此外，张之洞还在1894年创办缫丝局。先以善后扬州绅士严作霖存款3万两，盐道库外销款1万两为官本，挽上海丝业巨商黄佐卿合办。黄以官方势重踌躇不前。继议定资本10万两，官八商二，官督商办。1895年夏开工，有缫丝机200车，工人300人；次年添机100车。甲午战争后，黄佐卿退出，仍为官办。后来，连同布局、纱局都出租给商人。

　　六 汉阳铁厂

　　1、创办经过

　　早在1884年春，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就准备在山西开采铁矿，因调任两广总督中止。1885年，他又向清廷建议用新法开采广东惠州等处铁矿，以制枪炮，因中法战争搁置下来。1889年春，张之洞旧事重提，计划在广州城外珠江南岸凤凰岗建炼铁厂。同时电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与英国谐塞德公司铁厂订购熔铁炉二座，日出生铁100吨，并炼熟铁、炼钢各炉，压板、抽条、兼制铁轨各机器，共价83,500镑，先汇定银27,833镑（合131,670两），分五次运粤。[28]

　　张之洞筹办钢铁厂的动机，原着眼于铸造器物，以抵制洋铁进口。他曾调查广东各口铁货进口情况，要求所订购机器能造钢板、钢条、铁管、针、钉、螺丝、船具等物。这时他已在筹办广东枪炮厂、故也希望炼钢铁以供军用。1889年夏，清廷采纳张之洞建议修筑芦汉铁路，并调他任两湖总督，他炼钢铁的计划就主要是为制造钢轨了。

　　在修筑铁路问题上，张之洞和李鸿章的见解不一致。李鸿章筑津沽铁路和拟筑津通铁路都用进口钢轨，张之洞则主张先炼钢，后筑路。他在给李的电报中说：“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前六七年积款积铁，后三四年兴工修造（铁路）”。又说：“晋铁如万不能用，即用粤铁；粤铁如亦不精不旺，用闽铁、黔铁、楚铁、陕铁……岂有地球之上独中华之铁皆是弃物？”[29]按照现在三次技术革命的说法，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由以纺织工业为首的产业革命进入钢铁时代，张之洞可谓无意中摸到了时代的脉博。李鸿章却不明此意，他在复电中说：“筹划开矿，炼成铁条（即刚轨），器款甚巨，岂能各省同开？”又说：“日本铁路日增，至今工料皆用土产，惟钢轨等项仍购[自]西洋”[30]，这和李60年代“造船不如买船”的思想是一致的。

　　清政府即同意把铁厂移至湖北，张之洞遂于1890年阴历正月三武昌在湖北铁政局，委派候补道蔡锡通为总办，并决定用大冶铁炼钢。而在选择铁厂厂址上又引起争论。为张之洞勘探矿山和筹建铁厂的比国矿师白富尔（E.Braive）主张设在武昌，原来勘探近大冶铁矿的盛宣怀和英国矿师郭师敦（A.W.Crookston）主张设在大冶沿江的黄石港，蔡锡勇和英国匠目贺伯生（Henry　Hobson）则想在武昌大冶之间另觅一高地。李鸿章认为西方国家多是以铁就煤，而不是运煤就铁。张之洞经过一番考虑，决定把厂设在省城武昌对江的汉阳，后称汉阳铁厂。他在上奏清廷时提出六项理由，其中除便于销售和以矿渣筑湖外，主要是为了他能就近监督、管理，以防主管糜费、员司舞弊、匠役“懒惰”。[31]他在给盛宣怀电中更反复强调这点，并说“此则中法，非西法。中法者，中国向有此类积习弊端，不能不防也。”[32]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官僚企业管理的腐败，而汉阳地势低湿，填基工程耗费了30余万两。这些对汉阳铁厂日后的生产经营造成困难。

　　厂址即定，1890年阴历十月动工建厂。厂地东西三里余，南北大半里，地势低，填土9万余方。建厂工程浩大，而各厂建筑亦在国外设计，有时因等图纸而停工。主要厂房系钢骨结构，所需梁架、屋顶、底板、管道以至玻璃、螺钉等都须进口。建贝色麻炉钢厂、钢轨厂各项器材耗资13,700余镑；各附属车间设备及建材又耗资12,700余镑。冶炼设备，张之洞在广东原订炼铁炉二座，日产能力100吨；现拟扩大为日产钢轨200吨，经电使英大臣薛福成增购新机，以需款过巨未果。惟薛福成另向比国郭克里尔厂（Cockerill）订风骚马丁炉钢厂、熟铁厂建厂器材，价11,793镑，培训技工等亦均由郭厂负责。至1893年9月，各厂建成，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计有炼铁厂、熟铁厂、贝色麻炉钢厂，马丁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六个大厂，另有机器、铸铁、打铁、造铁路用鱼尾板四个小厂。

　　2、大冶铁矿和煤矿的开采

　　张之洞筹办钢铁厂的同时，即着手勘探大冶铁矿，并寻找煤矿，供炼铁之用。

　　湖北大冶县产铁，据说唐宋以来即经开采，故有大冶之名。1875年，李鸿章委盛宣怀为湖北矿务局督办，即由赫德代聘英国矿师郭师敦来湖北，当时主要开广济兴国煤矿，但曾勘探大冶，大冶铁山遂为盛宣怀据有。1889年，张之洞一调到湖北，即令湖北巡抚奎斌调查该矿情况。这时，盛宣怀便急忙插手，先取得醇亲王奕支持，随即派矿师白乃富往大冶勘探，并电张之洞：“湖北煤铁，前请英矿师郭师敦勘得，如果开办，仍请原经手较易。”[33]张之洞只好电奎斌；“大冶矿姑令盛[宣怀]处矿师一看，有益无损。”[34]据当时化验，大冶矿含铁量达63—64%，实为少见之富矿；又含磷约8%，硫约3%；储量丰富，可开采100—300年。这时，盛宣怀又电张之洞，缕诉前督办湖北矿务之事，“本已失，利尽赔”，“宣怀以此败家”。[35]张之洞又只好安抚，称盛“访矿首功，岂可转令受累？”并允俟出铁旺盛，“每吨提银二钱，以为弥补奖励”。[36]可见，后来盛宣怀“承办”汉冶萍全矿，非无前因。

　　在勘探大冶时，除比矿师白乃富外，并有英国和德国矿师多人参加。德国铁路工程师维礼（P.Scherdtweiler）亦于1890年初到武昌。有一种说法，德国矿师查知大冶矿藏丰富后，先电告德国政府，德国遂向中国要求转让采矿权。张之洞未允，但达成协议，以后开采及敷设铁路所需器材均购自德国，并独聘德国技师。[37]

　　张之洞首先取得大冶狮子山铁山铺区，即盛宣怀原筹办之地，随后向象鼻山、尖山、先山发展。其地多官山官地，于民地则以官价收买，并劝民按《矿务章程》入股。矿区距黄石港约50里，修筑铁路，矿石由此沿江运汉阳铁厂。1891年，张之洞派大冶知县林佐办理筑路事，一切工程由德国技师时维礼主持，钢轨、机车及筑路器材等均购自德国，约需银35万两，1893年初竣工。铁矿亦于1893年开采，机器设备甚少，主要是人力挖掘，年运出不过3万余吨。

　　湖北虽有大冶富铁矿，却缺少煤，成为张之洞钢铁事业的心腹之患。1889—1891年间，张之洞曾先后数次派员会同外国矿师分赴湖北、湖南、贵州、四川、陕西、江西、安徽和山东各地勘察煤矿数十处。同时，他又发贴告示，奖励民间开采煤矿，所出之煤由鄂省铁政局优价收购。但民间土法开采之煤数量和质量都不能保证，只能作辅助之用。最后决定选择距离铁厂较近的大冶县王三石煤矿和武昌县马鞍山煤矿，用西法开采。当时计划以王三石的煤作铁厂锅炉等燃料，以马鞍山的煤炼焦，供炼铁之用。1891年派候补知县张飞鹏开办王三石煤矿，派铁政局委员、湖北候补知县高培芝开办马鞍山煤矿。

　　王三石矿出白煤，煤层尚厚，而积水多，抽水费工，出煤有限。经营三年，耗资约50万两，至1894年初，开至数十丈，已费尽人工机器之力，煤层忽然脱节中断。而重开一井，非巨款不办，只好放弃。又在本县的兴国开富山头煤矿，以运输困难，试办数月而停。又开李土墩矿，以经费支绌，仅用土法，出烟煤，勉强济用。

　　马鞭山矿藏煤较丰，因设洗煤机和炼焦厂，置炼焦炉一套（35炉）。但浅层之煤不堪用，产量亦少，1895年开至100米，尚只能开炼焦炉18炉，日出焦炭只二三十吨。且马煤含磺、多灰，炼焦易碎，只好掺用湖南萍乡煤。而“官运萍煤，旧者走油，新者间被船户掺杂柴煤，屡试成炭皆不佳，三十五炉不能全开”。[38]一度掺用马鞍山浅层煤，勉强开35炉，又不能持久。煤的供应成为一大难题，直到盛宣怀接手后，开采萍乡煤矿才告解决。

　　3、经费的筹措

　　张之洞在广东筹办炼铁厂时，原想利用闱姓商人饷款作创办费。因闱姓商人六年届满更换，照章应预缴饷银140万元（合98万两），而当时估计建厂费不过五六十万两。惟闱姓商人更班1891年春，因此，1889年向英国订购机炉的空银13万多两是向香港汇丰银行借款垫付的。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和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商妥，这笔借款仍由广东省在闱姓饷款项下拨还，而其他建厂经费则须另行筹措。

　　张之洞在湖北建钢铁厂的直接目的是制造芦汉铁路所需钢轨，因此，他于1889年底致电海军衙门，请将铁厂经费内部筹铁路经费项下拨付。1890年初，海军衙门电复张之洞：“部款岁二百万，已奏准的项矣”[39]，即同意铁厂经费在每年200万两的铁路经费内拨付。不料，两个月后情况又发生变化。原来清廷决定停办津通铁路，改建芦汉，因俄国窥伺北方，此时又急于要兴建关东铁路。李鸿章主持的海军衙门遂决定“铁路移缓就急，先办营口珲春，续办芦汉，将今年二百万归鄂经理矿炉等事，来年改归东路”[40]。这就是说，光绪十六年份的200万两供铁厂用，以后的铁路经费则拨用于李鸿章。

　　这笔200万两经费也确实是一笔巨款，它约占清中央政府当时全年财政收入的4%，约相当于李鸿章开办江南制造总局时所支经费的两倍[41]；但与汉阳铁厂经费预算仍相差很大。据张之洞于1890年所作的预算，铁厂的开办经费需2,468,000两，1892年初又增补预算324,600两，合计需2,792,600两，摘要如表3—19。

表3—19汉阳铁厂经费预算（1890—1892年）

资料来源：《张文襄公全集》卷九十七，公牍十二，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咨呈海置；卷九十六，公牍十四，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咨呈海置。

　　原来设厂计划就缺乏通盘考虑，加上执行中的犹豫反复，大小官僚的虚张麋费和贪污中饱，实际所花费用又远超过上述预算。从1890年起到1896年汉阳铁厂招商承办时止，张之洞几乎每年都向清廷请求增拨经费，无时不忙于东挪西借以维持开支。据张之洞在《查明炼铁厂用款咨部立案折》中说，他经办湖北铁政统共实收库平银5,586,415两，实支5,687,614两，收支相低实不敷101,199两。[42]孙毓棠根据各项文献统计，自1898年在以闱姓商人饷款订购机器起，到1896年招商承办，张之洞所经手的各项经费共31笔，实收库平银5,829,629两。兹将其分类归纳如表3—20。这个总数中包括建厂费和日常开支。从1893年9月建厂完成至1894年5月投产为止，日常开支按每月3万两计，共约20万两；从投产后到1896年4月招商承办，日常开支按每月7万两计，共约160万两。因此，实际用于建厂的费用约为400万两面，比上述预算超出34%。

　　4、生产经营情况

　　汉阳铁厂于1893年9月建成，1894年阴历正月初十日升火，俟炼铁炉烘干，五月二十五日开炼，二十七日首炉出铁。该厂有炼铁炉二座，80吨贝色麻炼钢炉二座，10吨马丁炼钢炉一座，日可产生铁100余吨，钢60吨；同时经营大冶铁矿和运矿铁路，马鞍山煤矿和炼焦厂。它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也是当时远东第一个大型钢铁企业，比日本走前了一步。[43]

　　但是，该厂一开工就陷入困难，炉瓦多有损坏，马丁炉破损尤甚，都需待修补。炼铁炉一开，昼夜不能停火，这时只开一炉，马鞍山的焦炭尚不能供足。“不得已购德国焦炭数千吨与马煤所炼土焦搀合”[44]，而路远费重，无以为继。马鞍山焦炭数既难指靠，乃谋在汉阳厂内自选炼焦。先砌砖窑75座，用萍乡煤，而所炼焦炭质松，不合用。炼铁炉只好于十月停产。于是再向国外订购炼焦炉一套（35炉），但要1895年8月才能运到。其间为勉强恢复生产，拟续买外国焦炭济急。而洋焦自运，每吨需运费十七八两，在上海购买，每吨价20两，当时生铁市价亦不过每吨20余两。后来，向开平煤矿订购二号焦炭四五千吨，在天津交货，每吨价6两，包运汉口，价9.7两；若用开平头号焦，则运作每吨合13两。炼铁炉停工期间，开熟铁炉和炼钢炉，将厂中已炼成之生铁加工成钢材。熟铁炉是用煤的，王三石所产白煤已运到八九千吨，但投炉后竟不能用，只好向织布厂暂借烟煤百吨，另谋进口洋煤。燃料困难，折磨着汉阳厂，到1895年7月才勉强重开炼铁炉一座，而到了10月，又因开平焦炭未到，再行封炉。

表3—20湖北铁政局的经费（1889—1896年）

资料来源：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957年版第885-887页。

　　自汉阳铁厂投产以来，只能开一炉炼铁。这一炉在第一年尚能正常生产，运出生铁1,100余吨，第二年就停多于开，产量极少，至1896年招商承办后，才有起色。据张之洞报告，总计自1894年阴历五月二十五日升火起，至1895年阴历八月，即在他经办期间，全厂生产和销售情况如表3—21：

表3—21汉阳铁失产销情况（1894—1895年）单位：吨

注：1、各项产品的产量与销售和使用数字合计稍有出入。

　　2、各项数字都列整数，余数未列入。

　　3、枪炮厂用生铁项下包括外处用。

资料来源：抄本张之洞电稿，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957年版，第796—797页。

　　这期间汉阳铁厂的生产既少，产品质量也很差，这从上表所见销售甚少而存货甚多可知。1894年阴历八月间，张之洞曾把铁厂产品委托上海耶松洋行和义昌成试销，生铁每吨价22两，熟铁每吨67两，贝色麻钢和马丁钢每吨78两。这些价格，“较之洋产销价之大约相同，惟生铁较洋价减少”。[45]而当时有人匿名电张之洞，说江南制造局以每吨30两价订购洋生铁，而不用汉厂之铁“甚奇”。[46]汉阳铁厂炼铁目的是轧制钢轨，供筑铁路用。大冶铁矿含磷较多，而汉厂所设大炼钢炉两座均是贝色麻炉，系酸性反应，不能除磷，所出钢脆硬，不能制钢轧。只是这时该厂尚未轧制钢轨，这问题尚未暴露出来。据说，当初张之洞电驻英使臣购买炼钢设备时，英国梯赛特厂告张须先化验矿石煤焦，可炼何种钢，再配何式炉。“张大言曰：经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必先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份可耳”。后人皆以此事诟张鲁莽。但也正如首先揭发此事的叶景葵所说：“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47]这个机炉问题，也是待该厂招商承办后才告解决。

　　5、经营管理

　　张之洞对于创办汉阳铁厂，可说是呕心沥血，势在必成，对于任人管事也比较严格。但限于官办的本质，汉阳铁厂也是一个官僚衙门，加以他所用大员都是旧属，没有科学知识，也缺乏商务经验，所以人浮于事，滥支糜费，十分腐败。张之洞自己就说：“各厂委员司事，月糜薪水不资，各厂日用不少，而实在作工能造枪炮、安机器、出钢铁之工匠总不肯多雇。”[48]他曾批评王三石煤矿“滥用司事，多立名目，浮支薪资。局丁、巡丁、县差重复开支，离奇已极”。用人如此，开支必浪费，“各房点灯洋油月用十箱，窿工食盐月一千斤，日食三十三斤，尤骇听闻。……种种荒谬离奇，不可殚述。”[49]

　　汉阳铁帮经营管理上的要害是没有内行的主管。缺少技术力量，这从它建厂中措施反复无常即可看出。也因此，诸事依靠洋匠。炼铁厂原拟用洋匠8人，后来陆续添至28人，“均系万不可少，已较原估八人多出两倍有余”。洋匠都是供应汉阳机件物料的外国厂商所荐，有为外商作生意的目的。“或此一种机器不甚灵动，则洋匠必另行购一机器以救之。或此式之炉试炼焦炭不净，旧法所采之矿水多，则洋匠又思一法以损益之。旷日加工，致多繁费”，许多器材，“必须由外洋或上海洋厂重复购补”。[50]

　　不仅如此，汉阳全厂矿洋匠多时达40余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德国人各成帮派，而本地工人又不象上海工人那样有一定基础，洋匠异常跋扈。1893年，担任铁厂总管的英匠贺伯生因“酗酒滋事”被辞退，英方拟派人接替，但厂中比利时人较多，他们以不与他国总管合作为合挟，只好派比匠白乃富为总管。1895年，白乃富为合同期满，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汉厂留用他。而白乃富为人一向专横，诸人不满，张之洞于前一年即电驻欧使臣请克虏伯厂荐人代替，至此又说：白乃富“意欲永远盘踞把持，可恶已极。是数年来该匠之有意延缓，借便私图，今日已和盘托出，此人万不可再用。”[51]结果改用了德国人得培。在当时条件下，引用外国匠师自属必需，但没有内行的领导，没有本身的技术骨干，终将误事。汉阳铁厂曾拟设矿学、化学学堂，但未见成果；亦曾派工匠20人去比国，但只是在郭克里尔实习使用输华机器。这与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一开始就设学堂、派留学生。终于建立了自己的设计、制造技术队伍是不同的。

　　总的看，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魄力很大，用心良苦，对保守派的攻击和官场的种种掣肘阻碍，总算应付过去，把一个大型钢铁企业建立起来了，远东首屈一指。但在技术上不讲求专才，管理上全凭官僚，不注意当时新兴的商人力量，领导上又独断专行，不免失误，以至糜费过大，生产不良，终陷于停顿状态。这就不免非议蜂起，责难交至。

注释：

[1] 《新报》1879年1月1日、1月2日，见张国辉：前引书第273—274页。

[2] 郑观应：《盛世危方后编》卷七，禀辞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宜。

[3] 郑观应：前引书卷七，李鸿章委总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札文。

[4] 参见经元善：《居易初集》卷二页三十六、三十八。

[5] 《李集·奏镐》卷四十三。按此折在《全集》中列为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严中平考证应为光绪六年十一月之事，见严著《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年版第102页注。

[6] 《曾忠襄公奏议》卷三十一，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二日查复织布局疏。

[7] 见汪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8期。

[8] 孙毓棠：前引书第1016、1062、1065页。

[9] 孙毓棠：前引书第1068页。

[10] 翁同苏：《翁文恭公日记》第32册，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11] 张国辉：前引书第280页，原据《杨宗濂遗稿》。

[12] 盛宣怀：“规复机器织布局禀”，《益闻录》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13] 《李集·奏稿》卷七十七，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重整上海织布局片。

[14] 《李集·奏稿》卷十五，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盛宣怀来电。

[15]　按上述旧股及存款折二成办法，是其中已有半数为官款。这时上海已有数家纱厂在筹办，盛氏可能早已插手。又严中平曾怀疑华盛开办如此迅速似不可能，或许机器早已订购，见所著《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年版，第106页。

[16] 《李集·奏稿》卷七十八，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推广机器织布局折。

[17] 《张集》卷一三一，电牍十，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致李鸿章电。

[18] 《张集·奏稿》卷二十六，光绪十五年八月初六日拟设织布局折。

[19] 《张集·奏议》卷二十九，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四日粤省订购织布机器移鄂筹办折。

[20] 张国辉：前引书第284—285页。

[21]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1957年版第572页，原档藏中国社会科学汪院经济研究所。

[22] 据经办人薛福成所记材料计算，见所著《出使日记》卷二，光绪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卷三，光绪十六年五月三十日。

[23] 《张集》卷一三五，电牍十四，光绪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致薛福成电。

[24] 《张集·奏议》卷三十三，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豫筹铁厂成本折。

[25] 《张集·奏议》卷三十五，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三日，增设纺纱厂折。

[26] 《张集》卷一三八，电牍十七，光绪十九年八月十七日致伦敦薛福成电。

[27] 张继圣：《张文公治鄂记》1947年版第31页。

[28] 《张集·奏议》卷二十七，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筹设炼铁厂折。

[29] 《张集》卷一三三，十二，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八日致海军衙门电。

[30] 《李集·电稿》卷十一，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八日致张之洞电。按日本缺乏铁资源，在取得大冶和鞍山铁矿纱后才大量炼钢制钢轨。

[31] 《张集·奏议》卷二十九，页二十三、二十四，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勘定炼铁厂基办厂工暨开采煤铁事宜折。

[32] 《张集》卷一三五，电牍十四，页三，光绪十六年四月初八日致盛宣怀电。

[33] 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一日盛宣怀致张之洞电，抄本，见孙毓棠：前引书第752页。

[34]《张集》卷一三三，电牍十二，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四日致奎斌电。

[35] 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七日盛宣怀致张之洞电，抄本，见孙毓棠：前引书第757—758页。

[36]《张集》卷一三五，电牍十四，光绪十六年四月初六日致盛宣怀电。

[37]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经济全书》第10辑，1908年版第824—825页；《政艺通报》，光绪三十三年，下编，艺学文编，卷四页三。

[38]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蔡锡勇致张之洞电，抄本，见孙毓棠，前引书第807页。

[39]《张集》卷一三三，电牍十二，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四日海军先衙门致张之洞电。

[40] 《张集》卷一三四，电牍十三，光绪十六年三月初四日致李鸿章电。

[41] 不过，江南制造局的炼钢厂于1893年建成，旋经扩充，用费亦达200万两，钢生产能力约为汉阳厂的三分之一。见《洋务运动》第8册第349—350页。

[42] 《张集·奏议》卷四十七，页十七至十九，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查明炼铁厂用款咨部立案折。

[43] 日本的八幡制铁所于1895年建厂，1901年才出铁。

[44] 《汉冶萍产生之历史》，抄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

[45] 《张集·奏议》卷三十九，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查复煤铁枪炮各节并通盘筹划折

[46] 抄本张之洞电稿，见孙毓棠：前引书第795页。

[47] 抄本汉治萍产生之历史，叶景葵记汉冶萍，见孙毓棠：前引书第470页。

[48] 《张集》卷一四六，电牍二十五，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致蔡锡勇电。

[49] 抄本《督楚公牍》，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见孙毓棠：前引书第803页。

[50] 《张集·奏议》卷三十四，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请添铁厂开煤用款片。

[51] 《张集》卷一四一，电牍二十，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致许景澄电；卷一四七，电牍二十六，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日致蔡锡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