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经营的近代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一）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三章第二节之一

第二节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一、产生和发展概况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经营军用工业的同时，陆续建立了轮船、煤矿、冶铁、纺织、铁路、电报等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军工业燃料、材料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获取利润，即所谓“求富”。

　　当时洋务派各军工厂所需煤、钢铁及其他金属材料大都依赖进口，所购兵轮亦用洋煤，价格即昂，而“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1]同时，洋务派举办军用工来以来，屡患经费不足，连年内外战争，又闹得民穷财尽。他们也意识到“求强”没有经济基础是不行的。“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2]当时外商在华企业的商额利润和买办的暴富，又给他们以很大刺激，“分洋商之利”也是举办民用企业的动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1868年修约过程中，资本主义列强提出在中国开采煤矿、建筑铁路、设立电报、内河行驶轮船等要求。洋务派提出：“彼等固请开挖，并可酌雇彼等之精于是术者，由官督令试办，以被军需，而收利权。”“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3]事实上，这时期洋务派所办民用工业都是属于进口替化型的，但大都经营腐败，未收到应有效果。

　　洋务派这时举办民用企业，在国内也已有了一定的社会条件。首先是随着洋货的大量入侵，我国自然经济进入分解过程，扩大了商品市场。其次，社会上已有了一定的货币积累，买办和与洋务、进出口有关的官僚、商人不少人发财致富，在洋行附股、租买洋船和要求开矿设厂，成为一时风气。正因如此，洋务派所办民用企业从轮船开始即采官督商办形式，其官办者也常谋招纳商股，试行官商合办。但因官僚专横、政策失当，并未能充分利用民间资金，反造成官商矛盾，成为洋务派企业失败的原因之一。

　　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甲午战争为止，洋务派所办民用企业共约27个，经费2,964万元，工人25,000—29,500人，其基本情况如表3—11。[4]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第一个近代钢铁厂，第一个近代纺织厂，第一条实用铁路，第一条电报线，都是洋务派这时开办的。它们在当时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除轮船外，其力量要比外国在华企业雄厚得多。

表3—11　洋务派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基本情况（1872—1894年）　金额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宓当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牟安世：《洋务运动》；并见本文。

注：

1、工人数有*者系孙毓棠估计数。铁路工人3,000人系据宓当成所估计数。

2、投资额有*者系估计数。青溪铁厂系按原拟招股额估算。湖北广济兴国煤矿，当时拨练饷20万串是给“湖北煤铁矿务督办”盛宣怀的，1879年共用去10.64万串，包括雇洋匠师勘察富子乐观矿、勘办大冶铁厂、买机器等；兴国本身则只开土窑。

　　本节中我们先将各业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一概述，然后对几个重要企业作专题介绍，最后探讨一下其主要形式“官督商办”的性质。

　　1、采煤 工业

　　1868年，曾国藩“初回江南，有试采煤窑之议，而未果行。”[5]到1874年，李鸿章、沈葆桢筹议海防，向清政府提出“开采煤铁，以济军需”[6]。次年即光绪元年，上谕“着照李鸿章、沈葆桢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7]。中国的近代煤矿工业就从此开始。

　　据现有资料，在1874—1894年间，全国约共办有近代煤矿16个，其中官办6，官督商办9，商办1。在官督商办的煤矿中，除开平煤矿外，其余8个实际是民营企业，借官督商办之名以应付地方势力，我们不把它计入洋务派企业。

　　1874年，李鸿章派江南制造局的冯俊光和天津机器避的吴敏兰筹建直隶磁州煤矿，由两局各垫银10万两，并拟另招商股10万两。旋因官民矛盾及购置机器价款不足而中止。

　　1875年，李鸿章委盛宣怀督办湖北煤铁矿务，拨给直隶练饷制钱10万串，另拟招商股。盛开广济县兴国煤矿，先用土法挖窑40余座，至1879年以常年经费无着中止。

　　台湾基隆煤矿是洋务派最早经营的矿业。该矿区早有民窑开采，并已进入工场手工业经营，年产达六七万吨水平，供福州船政局及外国轮船使用。1875年两江总督沈葆桢聘翟萨（David　Tyzach）勘察，并赴英购买机器，次年成立台湾矿务局，由福州船政局总监工叶文澜任督办。官本约14万两，由闽浙总督从饷项中筹拨，常年经费五六万两，后增至9万余两，由台湾道批拨。该矿于1876年未凿井，1878年投产。

　　基隆煤矿原设计日产300吨，雇工约1,000人，而经营腐败，管理混乱；1878年产16,017吨，1879年30,046吨，1880年41,236吨，1881年54,000吨，为最高一年，仍未能达到原来民窑生产的水平。而煤斤积压、丢失，每年亏损四五万两，多时达10万两。1884年中法战役，法军侵台，福建巡抚刘铭传令该矿拆迁机器，炸毁矿井，停产。1886年改由商人承办，次年又行官商合办，产量恢复到17,000吨。刘铭伟时已授台湾巡抚，乃退还商股，收回官营。但无力恢复，1889年拟卖与英商，未果；次年再招商办，未成。勉强维持，1891年仅产7,000吨，1892年更降至5,000吨，以后停产。至甲午战争后，全部矿产又随台湾沦入敌手。

　　基隆煤矿的历史充分反映了官僚办矿的无能。该官矿初办时曾封闭附近12座民窑，并拟将台湾民矿“一律由官买回自办”，以保“公家之利无穷”。[8]事实上，自1878年官矿出煤后，台湾煤平均每年出口3万余吨，约三分之一靠民窑；中法战争后至甲午战争，每年仍出口3万吨左右，基本上都靠民窑了。

　　直隶开平煤矿是这时期洋务派经营的规模最大、比较成功的民用工业，1876年筹办，1881年投产，下面将专题介绍，这里从略。

　　山东淄川煤矿，山东巡抚张曜用土法所开，1888年购备机器吸水，并代附近民窑吸水，1891年张曜死，停废。

　　1890年，张之洞建汉阳铁厂，苦于无煤，1891年派人开大冶县王三石和江夏县马鞍山煤矿，俱机器开采。王三石矿耗资近50万两，因积水过多，1893年停采。马鞍山情况较佳，但限于经费，至1894年仍“仅用土法，酌参西法，作斜窿铁道开采。”[9]因产量太少，铁厂只得买湖南煤、开平煤以至洋煤应急。

　　2、金属矿和冶铁工业

　　金属矿的开发较晚，大都在80年代以后。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已开办的近代金属矿约有21处，内铜矿6，金矿6，银矿4，铅矿3，铁矿2。其中除官办4处外，均官督商办，但也是借此名义，实际官方控制者不过4处，即表3—11所列。

　　铜矿：1881年，李鸿章派道员朱其诏筹办热河承德府平泉铜矿。该矿原于1853年招商手工开采，朱接办后，招股4万两，后增至12万两，聘洋矿师，改用西法。初期尚有盈余，但熔炼不得法，管理腐败，1888年遭劫，后停办。

　　云南铜矿，有数十厂，原为清代最大铜矿区，咸丰年间因回民起义令封闭，1874年重开，产量已不及盛时十分之一1883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奏请设招商矿务局，1890年，唐炯接办改为招商矿务公司，拟用机器开采，但均集股未成，虚有其名而已。各矿实际仍是招商手工开采，沿用康熙以来的贷官本买余铜办法，惟以硐老山荒，生产日衰。

　　铅矿：1877年，李鸿章拨银5,000两，派用世澄与成锦在张家口外科尔沁山试开铅矿，其后无闻，大约并未开成。

　　1887年，李鸿章奏请开山东淄川县铅矿，县守徐祝三主其事，1888年出铅。原计新法能出铅七成。实际只能提炼四成余，成本高于当地土炉提炼，1890年左右停采。

　　金矿：1887年，黑龙江将军恭镗奏请开办黑龙江省漠河金矿，次年成立漠河矿务局，派吉林候补知府李金镛为总办。该地远在边陲，在1885年以前即不断有帝俄分子“过江偷挖金矿”[10]，至1885年有采矿工人15,000人，半数为俄人。他们非法设立“采矿事务所”，建立行政机构，私设法庭，颁发法令，组织军队，把漠河称为“阿穆尔加利福尼亚”。这些帝俄分子虽经清政府多次派兵驱逐，但总难根绝。清政府又迭接驻俄公使刘瑞芬函称俄国官商要求租地开矿，是“始而租赁，继而图占”[11]。清政府遂决定开发漠河金矿，以“杜患防边”，并收经济利益。

　　李金镛，字秋亭，江苏无锡人。少为贾，后为官，主持过赈灾、修堤、垦荒、整钱法、创建书院，曾办理过中俄交涉事务，据约争还侵地。早年办过矿，与苏泸商人交往密切。李金镛被任命开矿后，曾行40余日，经1,900里，到人迹不到之地，探路勘矿，决定在漠河、奇乾河两处设立金厂，机器开采。

　　该矿资本20万两，原拟招商股，但只募得7万两，另由李鸿章向天津商人代借10万两，恭镗借库款3万两。筹备一年多，漠河与奇乾河两厂先后在1889年1月和2月投产。1890年，李金镛去世，由该矿提调袁大化代理局务。袁整顿矿务，并陆续增招新股1.2万余两，连同利润，归还了上述官商借款13万两。1893年春又添置淘沙机器，同年在观音山建立一个规模颇大的分厂。在三厂工区劳动者3,000余人，生产颇为顺利，至1894年共产金11.6万两，情况如表3—12。

表3—12　漠河金矿产量（1889—1894年）

资料来源：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1979年版第229页，原据《矿务档》。

　　漠河金矿生产发展比较顺利，盈利亦丰，惟清政府当局的勒索也大。该矿盈利除付7厘官利及开支外，分20成分派：6成报效黑龙江将军衙门抵充军饷，10成商股红利，4成本厂员司花红。1889年至1894年共分派股息红利28万两，报效总计达85.5万余两。可见其经济效益是可观的。不仅如此，漠河金矿的存在和发展使漠河一带成为“屯牧并兴”、“兵民辐辏，商贾繁兴”的“边陲重镇”，“与黑龙江北岸俄城隐然对抗”，抵御住了帝俄的凯觎和侵夺。[12]不过，该矿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被俄军占领，1906年始索还，以后就经营不善，毫无起色了。

　　钢铁工业：1886年，贵州巡抚潘奏准成立贵州机器矿务总局，筹建青奚谷 铁厂，以曾在金陵、江南机器局任制造的其弟潘露为督办。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钢铁厂。

　　潘露向英国谛塞德厂订购了日产能力25吨的炼铁炉1座，日产能力6吨的贝色麻炼钢炉2座，轧钢条机13副，轧钢板机1副，计价10,237镑；连同锅炉等共价12,610镑。[13]这些机器于1888年运到上海，因交通不便，花了两年多时间才运到青奚谷，以致于1890年才开炉出铁。初期生产情况良好，昼夜得铁20余吨，一月出铁60吨，值22,100余两。购煤、采矿、售铁、运脚、薪工等支出每月约需10,080余两，出入相衡，可以有盈。但因种种原因，不到三年就停办了。

　　青奚谷铁厂原拟招集商股30万两，只招到10万左右，而购置机器，修造厂房码头等用款甚钜，以致到开工时已借协饷、厘金、道库等各项官款212,000两。开工后，仅有周转资金六七万两，无法偿还官款；潘尉曾要求将所借官款作报销处理，清政府不准。为使厂维持下去，只好向德商泰来洋行（Telge＆Co.）借款30万两，先将公款悉数归还，余作该厂周转资金。正在洽谈洋款后不久，由于煤的质量不好，青奚谷厂发生结炉现象，潘露焦急万分，于1890年阴历七月积劳病故。潘露一死，在贵州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接替他的人。加以铁矿藏量少而分散，煤的供应十分困难，以及产品销售路远等原因，潘尉灰心丧气，再也没有勇气继续办下去，遂向清政府上奏：“再三思维惟有退还洋款，暂行停工”[14]。就这样，青奚谷 铁厂终于1893年停办。

　　江南制造局于1890年筹投炼钢厂，有日产3吨能力的炼钢炉一座，日产枪管100只能力的卷筒机一座，1891年产钢10吨，1892年产63吨，1893年产37吨。添购15吨马丁炉一座，1894年产钢342吨，后增至2,000余吨。[15]天津机器局于1888年筹办炼钢厂，1892年建成，生产情况未详。该厂用贝色麻炉，1893年添购马丁炉，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炮火。两厂均供军用，我们没有列入表3—11。

　　张之洞筹建的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分别于1891年和1893年建成，下面作专题介绍。

　　3、纺织工业

　　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因西北盛产羊毛价格便宜，每斤值银一钱几分，用机器织呢，既可赚钱，又可供军需，决定建立兰州机器织呢局。他令上海采运局补用道胡光墉负责各项采办事宜，胡光墉通过德商泰来洋行向德国购置机器，雇用外国技师与工匠。创佃费用20万两，由甘肃善后局拨给。织呢局拥有24马力及32马力蒸汽机各一架，纺线锭子1,000枚，织机20台，及清毛、烘毛、漂染等清洗机器全套。任赖长为总办，又雇了13个德国人，其中石德洛末（Franz　Storm）任洋总办，李德（Ph.Lieder）和满德（H.Mandel）任总监工。学徒是从陕甘勇丁中抽调的。由于交通运输不便，全部机器于1880年5月才到齐，同年9月开工。

　　兰州织呢局开工后就弊端丛生，困难重重，不能正常生产，产品质量也不过关。1880年底，左宗棠说：“兰州织呢局结构宏广，安设机器二十具，见开织者尚只十具”[16]；到第二年就更不妙了，“见开织者只六具”[17]。每日仅产呢8匹，质量也每况愈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原料问题。甘肃养羊业原较发达，但长期战乱后，人民生产困苦，无力蓄养更多的羊只，以至织呢厂得不到充足的原料。又据外国报导说：这里“羊毛粗得无法使用……只有百分之二十能织粗呢，百分之三十能织毡子，余剩的百分之五十全无用处”。[18]其次是水源问题。还在建厂前，德国技师就提出水源不足，但未引起重视，开工后，问题便暴露出来了。“因为水源缺乏，全部机器每天只能织成十匹呢布”，就是“能找到的一点水也含着碱，使得漂染很困难，结果是呢布的颜色很黯淡。”[19]这就又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市场问题。织布局的部分产品是供军用的，但大部分是要出卖，才能维持。产品质次价高，根本没有竞争能力。又甘肃人民购买力弱，“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贩至他省，又以运费较贵，似不合算。[20]

　　兰州织局从一开工便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局面。1882年底，德国技师合同期满撤走，次年夏厂内锅炉炸裂，无力修复，随即停工。1884年为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所裁撤，嗣后20年中一直无人过问。

　　1882年，李鸿章设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继承该局的华盛纺织总厂，1890年，张之洞设立的湖北织布官局以及继起的纺纱、缫丝、制麻局，都是这时期洋务派经营的规模较大的纺织工业，下面均有专题介绍。

　　4、电报

　　这期间洋务派兴办的交通运输业有轮船、电报、铁路三项。[21]1872年，李鸿章筹办的轮船厂招商局是设立最早、也是当时最重要的一家民用企业，下面专题介绍。这里只谈电报、铁路两项。

　　值得注意的是，洋务派对于轮船的利益早经知许，造船买船成为洋务运动最早的事业；而对电报、铁路的作用却茫然无知，直到60年代还持反对态度。如1867年，崇厚说：“铜线（电报）铁路二事……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实于无穷。”[22]1867年，李鸿章说：“此两事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23]到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南洋大臣沈葆桢才说：“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24]不过，次年开建的台湾到厦门的电报线仍因顽固派的反对而废。对铁路的认识更晚些。1876年，英人擅造的吴淞铁路由清政府买回后，沈葆桢即令拆毁。其后丁日昌请将钢轨移筑台湾，沈同意，而事未成。至于顽固派认为“铜线、铁路……专为裨于贸易往来迅疾，不顾民间生产田庐，妨碍风水重地”[25]等言论，就更不必说了。他们的反对于铁路尤烈，到80年代还喋喋不休。

　　电报。1875年，丁日昌改任福建巡抚，于福建船政学堂附设电报学堂，旋于1877年请敷设基至商雄的电报线，经清延批准。是年8月动工，10月完成，因经费不足，只修成台湾府到高雄（打狗）的一段，仅95里，是为中国第一条电报线。[26]

　　1879年，李鸿章在他所辖地区试架了一条天津和大沽炮台之间的电报线，长120里。次年，遂以“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务”[27]，奏准消敷设天津至上海线，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和电报学堂，全长3,000余里，1881年4月动工，当年建成，是为南北洋线，亦中国电报的第一条干线。该线展延到京师，却受到顽固派阻挠，只好先由天津接到通州，1883年才通北京。

　　中国一开始兴办电报，即引起列强的注意。原来，有俄国势力的丹麦商大北电报公司和英商大东电报公司曾于1870年订立合同，划分在中国沿海敷设水线的势力范围，大北公司的水线并在吴淞擅自登陆，旱线到上海。1881年6月，南北洋线动工不久，大北即向李鸿章“禀贴”，以免费拍发中国中央政府至国外官电为饵，要求20年专利权。李鸿章应允，随即引起英、法、德抗议。同时，大东公司提出香港水线在广州登陆的要求。两广总督张树志为求抵制，由粤商成立华合公司，承修自广州至香港陆线，与大东水线相接。同时，英、法、美、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拟添设上海至香港的水线。对此局势，李鸿章乃令盛宣怀等迅速召集电报总局股分，开工兴建苏浙闽粤沿海陆线，1883年4月开工，次年11月完工，这是第二条干线。1834上并与大北签订《收售上海吴淞旱线合同》，收回大北擅设的陆线，但仍借与外商使用。[28]

　　中法战争中，电报发挥重要作用，引起各方面重视。左宗棠奏准敷设南京至汉口的长江线，亦于1894年完工，这是第三条干线。1885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奏请建川滇线，由汉口至成都到蒙自，1887年建成，这是第四条干线。1889年，陕甘总督杨昌请建陕甘线，由保定经西安到嘉峪关，1890年建成，这是和第五条干线。连同这五条干线的支线、辅线，共2.3万余里，耗资约150万两。

　　以上是所谓“商线”，即由电报招商局经营，收取资费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线。又有“官线”，是各地当局拨款所建，主要供军政通讯用，多在边疆地区，共有30余线，2.3万余里，耗资约155万余两。在商线中，也有的段路商埠甚少，电报局认为无利可图，系由地方当局出资敷设，实际亦属官线。截至1894年，除西藏、蒙古外，设省均已通电报，是交通运输业中发展最快的一项事业，其情况简况列如表3—13。国际电报仍全由外商垄断。

　　电报总局于1882年改为电报招商局，盛宣杯、郑观应、谢家福、经元善等为主要投资人。1883年规定资本80万元，除现有路线作价16万元外，续招股64万元。1884年总局由天津迁上海，盛宣怀任督办，郑、谢、经为会办。该局1882年正式营业，即收入资费6.1万两，至1886年，收入41万两。这时，已还清原官垫路线款17.8万两（还款8万两，其余以官方发报应收资费抵付），全属商本了。电报业务发展迅速，盈利累累，除付股东10%的官利外，股息亦丰，常在7%左右，高时达30%；1895年资费收入达115.5万元，分派股息27.4万元，是洋务派经营最好的企业。电报局所办电报学堂，培养了大批电报技术人员，并对毕业生继续承担考核晋升责任，至1894年已形成一支效率较高的技术队伍。

　　我国早期电报事业的成功，是和当时“商线”“官线”分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府干涉分不开的。郑观应、经元善在经营电报中作出了贡献。1902年以后，电信全部收归官办，情况就不同了。

　　5、铁路

　　1876年，英人在上海修建了一条长13公里的铁路。那是一条2′66″轻磅窄轨的小铁路,不能供货运。因遭群众反对，由清政府赎回后折毁。

表3—13　电报线路简况（1879—1894年）

线  路	建成年	里程（里）	费用（两）	附      注
商               线
南北洋线：
天津—上海	1881	3,000	178,000
天津—北京	1883	180	(11,160)	原为官线，1884年并入商线
苏浙闽粤线：
苏州—广州	1884	6,300	400,000	包括通往宁波、湖州、厦门、梧州四支线
镇江—九龙	1884	160	15,700	原为官线，1885年并入商线
广州—九龙	1884	280	43,200	原由华商华合电报公司承办
九江—庚岭	1888	1,800	(111,600)	苏浙闽粤线之辅线
长江线：
南京—汉口	1884	1,600	(99,200)	车段利用镇江—南京线。
汉口—武昌	1886		3,000	水线。
川滇线：
汉口—蒙自	1887	8,500	300,000	其中成都在蒙自段为官线。
陕甘线：
保定—西安	1890	2,260	(140,120)
西安—嘉峪关	1890	2,830	203,900	本段为官线。
官             线
南北炮台专用线	1879-84	130	(8,060)
山海关东三省各线	1884-87	5,000	290,000
广西、广东、海南各线	1883-87	2,892	(173,310)
贵州、云南及边境各线	1887-88	2,996	(207,400)
台湾各线	1877-86	1,300	183,000	福州—台湾500里为水线。
甘肃、新疆各线	1892-94	9,000	(588,200)	有1,100里费用为估计数。
华北、华中官线	1885-90	1,712	(106,520)	有960里费用为估计数。

资料来源：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1979年版附录九；邮电史编辑部：《中国近代邮电史》1984年版。

注：

1、1906年以前中国电报无统计，表列系据有关文献所记大概情况。

2、费用加括号者为我们估计数，按14条路线（水线除外）统计平均每里62两估计。

　　1876年，李鸿章派唐廷枢办理开平煤矿，立即明白“开煤必须筑铁路，筑铁路必须采铁”。[29]1880年，李鸿章提出了一个以北京为中心建筑南北四条铁路的计划。他说：铁路关系“国计军谋两事，尤属富强切要之图”。并列举了九大好处，其中第一条就是“每岁所征洋税厘金二三千万两，在南省约十之九，在北方仅十之一，傥铁路渐兴……其铁路扼要之处，征收厘税，必渐与南方相埒，此便于国利者一也”。[30]在当时情况下，这样一个大计划当然不能实现。1881年，李鸿章、唐廷枢准备由开平煤矿出资，建筑一条从唐山到北塘的铁路，在征得清政府同意后，聘请吴人金达（C.W.Kinder）为技师。由于顽固派极力反对，迫使清廷收回成命。但李鸿章仍以修“马路”名义令工程继续进行，终于完成了9公里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

　　唐胥路是中国的第一条实用铁路，一开始就用4’8″轨距0.85磅标准轨，是个良好的开端。[31]不仅如此，第一台机车也是中国自造[32]，以后运务繁忙，才进口英国机车。不过，开平煤要大量供应北洋海军和轮船使用，须将铁路修至海港。唐胥铁路是在开平管区之内，比较好办，要出境筑路就阻力更大了。中法战争后，李鸿章才奏准“试办”，先筑胥各庄至芦台的阎庄一段约33公里，1886年完成。同时，由开平矿务局筹设开平铁路公司，拟招商股25万两，使路与矿分开经营，各不相涉，以吸引投资，继续修建阎庄至大沽的铁路。后来，又改称天津铁路公司、中国铁路公司，拟招股100万两。但和电报局不同，反应寥寥，最后仅招到商股108,500两；李鸿章另拨官款16万两；又向怡和洋行行息借637,000两，向德商华泰银行息借439,000余两。这才在1888年将铁路修至塘沽，完成了130公里的津沽铁路。

　　津沽铁路修成后，李鸿章即拟着手将该路由天津延到北京附近的通县，即津通铁路。虽然还未敢提铁路进北京，但已引起顽固派的群起而攻。他们是理由是：铁路一通，敌人可长驱直入，是为资敌；筑路必铲除坟墓，拆毁房屋，是为扰民；原有舟车废弃，人夫失业，是为夺民生计。还有人列举铁路五大害：害舟车，害田野，害根本，害风俗，害财用。李鸿章力驳，要求将此事交各地督抚议奏。一向主张炼铁筑路的张之洞遂建议缓办津通铁路，改筑沪沟桥至汉口的铁路，以避敌人利用。清廷采纳了张之洞的意见，并调张到汉口。但芦汉铁路长千数百公里，需资千数百万两，谈何容易。不过，在各地洋务派督抚的活动和大势所趋之下，清廷终于改变了态度，于1889年5月谕旨，肯定铁路“为自强要策”，“但冀有利于国，无损于民……即可毅然兴办，勿庸筑室道谋”[33]。

　　清廷关于铁路政策争议不休，却引起列强极大兴趣。先是有英、德争贷津沽铁路借款，继有法国根据《越南条款》竭力争取承办芦汉桥，德国又根据《中德条约》要求均沾利益。而具体行动是俄国，它命令加快修建东方铁路，威胁北边。于是清廷决定放弃芦汉，先筑关东铁路，由滦州出山海关，经沈阳到吉林，并造支线到营口，由李鸿章主其事。

　　1890年，李鸿章以唐廷枢为铁路总办，先拨公款30万两，将唐山铁路延至滦州的林西矿。次年设立北洋官铁路局，1893年铺轨到山海关。1894年向山海关外延伸64公里，中日战争爆发，遂停。当时曾将原津沽路由天津到滦州段称商路，作为官督商办的天津铁路公司所有；由滦州到山海关为官路，由政府拨款。

　　丁日昌拟修台湾铁路未成，前已言及。1885年，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次年重议修筑台湾铁路，拟招商股100万两，官督商办。而实收商股不过30万两，1888年改为官办，修筑基隆至台北段，地形复杂，1891年才完工。以后续修，1893年展至新竹，经费难继而止，共用银129.5万元两。

表3—14　铁路建筑简况（1881—1894年）

　　说明：早期铁路里程记载各异，兹以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0年版附录表二为准，参考其他文献划分段落。* 无费用资料，按每公里/万两估计。

　　到1895年前，全国铁路只有447公里，加上大冶铁矿所修矿路，不过477公里，铁路投资远小于矿业和纺织，其简况如表3—14。这时，列强尚未在中国取得铁路权，铁路建设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洋务认识不足、急功好利，和顽固派强烈反对所致。

注释：

• [1] 《李文忠公全集（下简称《李集》）·奏稿》卷十九页四十九，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 [2] 《李集·奏稿》卷四十三页四十三，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试办织布局折。
• [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页九、十六。
• [4] 表列经费不是各企业的资产实值，关于各企业的资本估值见第六章附录甲。
• [5] 《李集·奏稿》卷十九页五十，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 [6] 《清史稿》，食货志五，页十六。
• [7] 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谕，《户部抄档》，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8]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福建巡抚丁日昌奏，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1961年版第2册第350页。
• [9] 《张文襄公全集（下简称《张集》）·奏议》卷三十九，页四，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查煤铁枪炮各节并通盘筹划折。
• [10] 《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2215页。
• [11]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四，页二十三。
• [12]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737、738页。
• [13]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潘尉致张之洞电，抄本，见孙毓棠：前引书第683页；薛福成：《出使日记》卷三，页五十四至五十五。
• [14] 光绪十六年八月初三日贵州巡抚潘尉奏，《洋务运动》第7册，第184页。
• [15]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南造船厂厂史》1983年版第48页。
• [16] 《左文襄公全集（下简称《左集》）·奏稿》卷五十七，页四十八，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三日甘肃气象更新请将王必达等各员将叙片。
• [17] 《北华捷报》，见孙毓棠：前引书第900页。
• [18] 《北华捷报》，见孙毓常：前引书第901页。
• [19] 1880年兰州通讯，见孙毓常：前引书第899页。
• [20] 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申报》。
• [21] 这时邮政还是由海关试行，1896年才正式开办。
• [2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四，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崇厚奏。
• [23] 同上书卷五十五，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李鸿章奏。
• [24] 光绪元睥正月二十三日奕诉等奏，见《洋务运动》第6册第325页。
• [2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二，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七日都兴阿奏。
• [26] 邮电室编辑室：《中国近代邮政电史》1984年版第53页。
• [27] 《邮电·奏稿》卷三十八，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请设南北洋电报片。
• [28] 邮电史编辑室：前引书第45、56、57—59页。
• [29] 唐廷枢：《开采开平煤矿并兴办铁路禀》，载《开平矿务招商章程》第8页。
• [30] 《李集·奏稿》页三十九，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妥议铁路事空折。
• [31] 当时有外国人建议中国铁路用轻轨、窄轨或米轨制，幸未采纳；后来日本人在东北所建窄轨铁路均经拆除改建，以利实用。
• [32] 该车为0—3—0型蒸汽机车，称中国火箭号，胥各在庄车厂所造。
• [33] 《德宗实录》卷二六九，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六日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