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

　　2011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发表近200篇论文。出版十数种著作，数量颇丰。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社会经济卷》（上、下册）。《辽宋西夏金代通史》是根据邓广铭先生和漆侠先生的提议，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组织编委会，制定编写大纲，邀请国内70余位专家编写的。该书社会经济卷全面系统论述了辽宋西夏金时期的气候状况与变迁、辽宋西夏金时期的水系与变迁、辽宋西夏金时期的植被分布与变迁；辽朝的人口和社会、民族构成和各民族的社会地位、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城市和商业贸易、兵役和徭役、赋税制度；宋朝的户口和社会、土地制度、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城市和商业、货币和高利贷、交通运输与邮递、区域经济、赋役和财政、禁榷制度、社会救济与民间慈善活动、经济思想；西夏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和赋役；金朝的户口和社会、金朝的经济；辽宋西夏金之间的经济关系、辽宋西夏金的对外经济交流等。该卷广泛吸取和总结了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辽宋西夏金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力作。

　　本年度出版的主要著作还有：葛金芳《两宋社会经济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彭少辉《元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高树林《古代社会经济史探》（宋辽金元经济史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韩瑞军《宋代官员经济犯罪及防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傅蓉蓉《走向盛宋：北宋前期南方经济圈形成与文学转型》（光明日报出版社），张照东《宋元山东区域经济研究》（齐鲁书社），田银生《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三联出版社），廖寅《宋代两湖地区民间强势力量与地域秩序》（人民出版社），邢铁《宋辽金时期的河北经济》（科学出版社），刘方《盛世繁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王曾瑜《纤微篇》（河北大学出版社），韩光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杭州出版社），铁爱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人民出版社），方宝璋《宋代管理思想》（经济管理出版社），魏天安《宋代官营经济史》（人民出版社），粟品孝等《成都通史·五代（前后蜀）两宋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王德朋《金代商业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孙继民、魏琳《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8月17-19日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在武威举办的“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10月21-23日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在杭州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12-16日河北大学与韩国宋辽金元史学会在首尔联合举办的“韩中第四届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25-26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广州举办的“十到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暨岭南宋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等学术研讨会，均有多篇社会经济史论文发表。

　　本年度发表的论文对农业、财政赋役、自然灾害与荒政有较多关注。整体研究深度和广度有所提升。

　　综论：

　　高寿仙《“行业组织”抑或“服役名册”？——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性质与功能》（《北京大学学报》6期）认为，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只不过是官府设置的一种徭役制度，不但与欧洲的“行会”没有相同之处，而且可能只是一种“役籍”即服役名册，而非实体性的组织，在册成员除了按照官府确定的次序轮流服役之外，相互之间并无组织性的活动和联系。戴顺祥《城郊经济与宋代城乡关系探析》（《思想战线》6期）认为，宋代城郊经济是城乡经济互动的产物，对宋代城乡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郊经济的发展，体现出宋代城乡经济不断融合发展的趋势，代表着城乡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方向。许学权《高丽对北宋、辽的朝贡政策探析》（《西安社会科学》1期）认为，朝贡政策促进了高丽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反映出高丽王朝的“慕华”观念。李雪辰《论宋代功利思潮的演进》（《兰州学刊》2期）认为，宋代功利思潮伴随着北宋“通经达用”的学风而兴起，南宋以后，随着理学上升为官学和事功学派的衰落，宋代功利思潮逐渐式微。

　　唐广《略论宋代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方法》（《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期）认为，宋代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方法是治吏的重要工具之一，事关对人才的选择任用，对于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王雷、赵少军《金代吏员集团对经济的影响》（《黑龙江史志》17期）认为金代吏员集团在交钞的发行、流通、管理中，吏员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哈斯朝鲁《元代蒙古人所经营的主要产业》（《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报》1期）认为元朝蒙古族居住地区在主营传统畜牧业的同时，还兼营狩猎业、小规模农业、建筑业、民族手工业和外贸商业等多种产业。陈碧芬《元代对滇东北地区的经营与开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认为元朝通过军事征讨、政治统治、屯田、驿站设置、设学等，对滇东地区的经营与开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陈曦《宋代地方水利秩序的构建与传承——以崇阳县白泉陂与乖崖祠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期）透过宋代地方官员因水利实践而被神化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在明中叶的退去，认为可以窥见宋代以来的地方水利秩序在元明间的承续与变迁。

　　农业：

　　陈放赭《论辽从游牧经济向农耕与游牧并重的转变与农牧和谐关系的实现》（《文山学院学报》5期）认为在燕云人辽前后，北方地区的经济特征出现变化，即发生了由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向农耕与游牧相结合的生产的转变。夏宇旭《浅析辽代农业科学发展状况》（《安徽农业科学》14期）认为辽代农业科学技术在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辽代农业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孔祥军《“农为政本，食乃民天”——试析宋代“重农”思想在国家层面的反映》（《南京农业大学学报》4期）认为，宋初提出的“农为政本，食乃民天”的重要思想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予以强化，使得各级亲民官员皆以农务为重中之重，成为推进农业生产建设的重要力量。赵亚凡、刘金岗《试析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农业考古》4期）从人口的增长和垦田的增加、农田水利建设、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等方面分析了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何凡能等《北宋中期耕地面积及其空间分布格局重建》（《地理学报》11期）以北宋暖期为研究时段，对北宋中期各路耕地面积和府级人口数量做了新的考察。王丽歌、姜锡东《宋代福建与两广地区的粮食生产与调运》（《中国农史》1期）认为宋政府通过海上运输，将两广的大量余粮运往福建，为福建人口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促进了两地经济的交流。武建国、张锦鹏《宋代江南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利用与流动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认为宋代江南地区“溢出”的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候鸟式”、“风筝式”、“鱼跃式”三种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王丽歌《宋代福建地区人地矛盾及其调节》（《古今农业》l期）认为北宋中后期以后，福建紧张的人地关系迫使人们通过开垦土地、发展高效农业、向外迁移、经营工商、发展教育和佛教事业等方式进行调节。裴一璞《宋代四川荔枝考述》（《古今农业》1期）认为四川荔枝佳品众多，多获时人赞誉，堪称实至名归。张显运《宋代牛羊司述论》（《中国农史》1期）指出宋代牛羊司与太仆寺、驾部、群牧司等官营畜牧业的管理机构各有分工又相互合作，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管理机制。李旭东《试论宋代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经济研究导刊》16期）认为宋代河洛地区的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同时其他一些作物如粟、菽、芝麻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王德朋《论金代的粮食生产与粮食交易》（《黑龙江社会科学》4 期）认为金代不同地区粮食的供应能力和交易价格差距较大。

　　姚培锋等《南宋绍兴地区的市镇与农村经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南宋时期绍兴地区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形成了包括初级市场和中心市场在内的两级体系。杜鹏《元代侍卫亲军屯田论议》（《河西学院学报》6期）从元代屯田的基本状况、管理以及制约因素等方面探析侍卫亲军的屯田状况。丁超《元代大都地区的农牧矛盾与两都巡幸制度》（《清华大学学报》2期）认为元代两都巡幸制度建立的经济动因之一就是“虑妨农”和“便畜牧”。曹学川《元代武宗海山对哈刺和林边民的粮食供给问题探析》（《内江师范学院学报》3期）认为元廷通过运粮、屯田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解决了和林边民的粮食问题。蓝武《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广西民族研究》2期）认为元明时期中央间接统治和壮族土司“以其故俗”世袭统治的双轨式管理体制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吴超《元代劝农机构初探——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夏研究》3期）认为元代的司农司、劝农司、监察机构、地方官吏和社等均负有劝农职责。

　　手工业：

　　丁盎等《辽代建筑分期略论》（《中国科技论文在线》5期）认为辽代在建筑艺术和技术上的成就不逊于中国其他任何一个朝代。杜成辉《从应县木塔秘藏题记看辽代的雕刻印刷业》（《北方文物》2）认为辽代雕刻印刷业的编纂、校勘、负责官员名号和雕印流通机构等一应俱全，已经具备后世出版发行机构的雏形。韩荣、吴文苑《辽金时期游牧、渔猎民族陶瓷饮具研究》（《江苏大学学报》3期）认为辽金时期游牧、渔猎民族的陶瓷饮具发展中始终具有适应放牧、渔猎活动需要及食物贮藏需要的特点。

　　丁玉玲《白酒起源宋、元诸说的图书文献考辨》（《酿酒科技》7期）认为宋代文献反映中国白酒起源的确凿证据不足，元代文献始有关于蒸馏制酒的确切记载，而江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的发现，证明元代起源说是可信的。方晓阳、吴丹彤《促进宋代印刷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北京印刷学院学报》6期）认为纸业兴盛品质优良、制墨技艺突飞猛进、专业写版群体出现、刻工家族已然形成、刷印技术专人承担等是促进宋代印刷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黄顺春、方宝璋《宋代矿冶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国矿业大学学报》4期）认为宋代矿冶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进步表现在四个方面：合理的劳动分工、完善的绩效考核、货币激励、劳役制向召募制变革等。李坚《宋代坑冶业中的国家与地方——湘粤赣边的考察》（《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期）认为宋代极力保障韶州作为南方地区坑冶中心的地位，不仅强化了地方的军事防御体系，同时也适时地改进坑冶的生产技术及制度。杨惠玲、杨鸿光《论宋元时期藏区的黄金》（《西藏大学学报》3期）指出藏文史籍中多处提及宋元时期藏区黄金的开采及使用情况，尤其元代随着后弘时期佛教的发展，大量的黄金用于佛教建筑装饰及书写佛经等宗教领域。

　　杨莹《论宋代食品贮存加工的方法与特色》（《开封教育学院学报》3期）认为宋代保鲜贮存的方法有窖藏法、冷藏法、密封法、混放法、灰藏法等，保鲜贮存多应用于粮食与果蔬食品；而宋代食品的干制贮存，根据不同的方法与特色，可分为干燥法、腌制法、糟制法和糖制法。刘伟榕、贺威《宋元福建制盐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盐业史研究》2期）认为从宋末的浮沙晒盐，到元中的盐埕砂盐，再到明初的邱盘晒盐，福建海盐晒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史晓蕾《我国至晚在金代初年已经出现砘车》（《中国科技史杂志》3期）根据山西屯留宋村金太宗天会十三年（1135年）墓葬壁画，指出元代王祯《农书》首次描绘的条播后的压实农具——砘车至晚在金代初年已经出现。

　　商业贸易：

　　林旭鸣《论唐宋时期两广地区海外贸易与市舶贸易官制的变化》（《岭南文史》3）从官制变化角度探讨了唐宋时期两广地区的市舶贸易，并指出这种官制的变化不是基于长远的发展，而是基于在短时间内从中榨取最大利润的思想。杨蕤《五代、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西域研究》3期）重点就五代、宋时期中原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辽、金政权与西方世界，西夏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等内容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并作评论。孙继民、许会玲《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历史研究》4期）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收录有15件有关西夏榷场使的汉文文书提供了西夏南边榷场使汉文文书的实物样本，反映了西夏官方汉文公文制度、外贸统计制度和扭算制度、外贸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等。

　　许永璋《宋代中国对非贸易探讨》（《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期）认为宋代中国与非洲建立起了贸易关系。中国向非洲输出的主要是丝绸、瓷器和钱币，从非洲输入的主要是香料和象牙。黄纯艳《宋代朝贡贸易中的回赐问题》（《厦门大学学报》4期）认为宋朝出于处理现实国际关系和解说自身正统地位的需要，把贡赐贸易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重要手段。但总体上两宋对贡赐贸易的态度都更趋务实，采取了若干减少回赐的限制措施。童莹《宋代社会之变与回族先民的发展》（《回族研究》3期）从体制之变、民生之异及风俗之移等方面，阐述两宋时期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对回族先民发展的促进作用。

　　夏时华《宋代香药走私贸易》（《云南社会科学》6期）认为宋代香药走私贸易区域主要在沿海地带，参与走私的有商人、市舶官吏、权贵官僚、沿海民众等。李合群《北宋“供百物有行”的见证——河南滑县北宋商行碑》（《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指出北宋京西北路滑州白马县重修古庙的布施碑碑文见证了北宋地方亦“供百物有行”。徐吉军《论南宋都城临安的酒店》（《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1期）从酒店的经营性质、等级规模、分布和经营特色等角度，通过翔实的史料介绍了临安酒店的基本概况和特征。朱文慧《南宋广南西路横山寨的贸易》（《北方民族大学学报》4期）认为以横山寨、永平寨、钦州三大博易场为代表的广南西路对外贸易在南宋时期得到较大发展。　　

　　马建春《两宋时期留居杭州的穆斯林蕃商胡贾》（《浙江社会科学》4期）认为，北宋时期大食等地穆斯林使节、商旅进入杭州贸易者日益增多，至南宋大食诸国蕃客居于杭城“蕃坊”内，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而随着其在华法律地位的确立及礼拜寺院的兴建，伊斯兰教得以在杭州传播。廖大珂《宋元时期泉州的阿拉伯人》（《回族研究》2期）认为宋元时期阿拉伯商人在海外贸易中举足轻重，曾控制泉州的对外贸易。宋朝政府为了管理外商，设置了蕃长。元时蕃长又称“亦思巴奚”。蕃长和亦思巴奚，波斯语称为沙班达尔，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代波斯人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

　　商品货币：

　　王其良《宋钱出境初探》（《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1期）认为，在宋与周边“诸蕃”以及海外诸国的交往中，宋钱不断外流。特别是基础货币铜钱的外流，不但加剧了“钱荒”，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也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刘超《试论东南会子对南宋社会的影响》（《贵州财经学院学报》4期）认为，南宋东南会子的过量发行，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对南宋王朝的财政及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黄金东《金章宗时期货币制度改革失败原因探析》（《史学集刊》4期）认为，章宗全面推行纸币的改革，由于各地官府储存的铜钱准备金数量的差异而难以实施，最终在日益恶化的财政压力下走向失败。王德朋《金代交钞制度新议》（《河南大学学报》6期）认为，自海陵王贞元二年金朝建立交钞制度起，交钞以其繁复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金代的社会经济，甚至影响到了金代国运兴衰。

　　城市、市镇：

　　王淑兰、韩宾娜《论辽代草原地区城市群体的特点——以上京道城市为例》（《中南大学学报》1期）认为以移民城市居多，主要建于与契丹民族历史文化有关的地方，主要分布于东南方，格局上分别以上京和中京为中心，其他州城呈环状分布等，是辽代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新建城市的四个特点。宋立《浅论北宋汴京商业市场的管理》（《开封大学学报》3期）认为北宋汴京商业市场管理机构日趋完善，各部门分工日益细致，相关法令不断得到调整，趋于完备，这体现出了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的态度。王晓霞《浅析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和弊端》（《黑龙江史志》3期）探讨了北宋政权定都开封的原因及弊端。

　　吴晓亮《对宋代“拦头”与市镇管理关系的思考》（《江西社会科学》11期）认为，宋代拦头工作的场所从府州县的商税院或商税务一级，逐渐向下发展，广置于镇，甚至活跃在比镇更低一级的“市”；这一变化过程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市镇的发展水平大致同步，在南宋尤为典型，是考察宋代市镇“市”级管理的一个重要窗口。张金花《试论宋代夜市文化》（《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1期）通过对宋代城市夜市兴盛背景、业态构成、夜市特色与文化的梳理，指出两宋夜市具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消费特征。姚培锋等《论宋代绍兴城市经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4期）认为宋代绍兴城市经济发展显著，尤其是南宋时期，表现出工商业形态多样、经济结构完整和市场体系成熟等特点，在江南城市体系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侯耀坤、辛颖《南宋临安的薪柴——物资流通与城市生活》（《社科纵横》7期）以南宋薪柴的供应与流通为视角，通过对薪柴的产区分布、运输、市场交易的分析，探究薪柴在市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姚建根《简论宋元变革时期的杭州》（《浙江社会科学》1期）探讨了南宋末期及整个元代时期杭州的社会变化。

　　财政赋役：

　　杨兴、高杨《北宋三司使渊源初探》（《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4期）认为三司使大致形成于晚唐昭宗年间。三司使从其出现之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财政之职，无论唐代还是宋代在这点上是一样的。董昊宇、董雅慧《从天盛律令看西夏官库的收支》（《承德民族师专学报》4期）基于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对具有财物征纳、管理和支出的西夏官库的收支进行探讨。

　　刘卫平《北宋转运使与军粮供应问题探析》（《文教资料》2期）着重考察了北宋转运使与军粮供应经费来源的关系，在军粮的储备过程中与州级地方长官的关系，以及在军粮供应中与军队将领之间的关系。陈喜波《金代北京地区粮食物流实践研究》（《中国储运》10期）对金代北京地区的粮食物流实践情况进行了梳理，重点考察了粮食物流实践中的运输、仓储等物流环节。潘洁《元代亦集乃路赋税考——黑水城出土税票考释》（《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黑水城出土税票，代表了元代末期的税票格式，元代与西夏税额基本一致。周松《元代黄河漕运考》（《中国史研究》2期）认为元代黄河漕运向甘青藏区延伸的企图和输粮漠北的作用反映了元代一统国家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促进内地、边地联系，巩固边防的积极性。　　

　　吴树国《试析宋代田税的内在变迁》（《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3期）认为宋代田税的征税对象——土地的进一步细化，主要包括按土地肥瘠分等制定税率和按土地种类划分税目。包伟民《宋代城市税制再议》（《文史哲》3期）认为宋代城市税制演变的种种迹象，表明赵宋政府常能随着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其赋税制度，其向社会攫取税役的能力相当突出，体现着两宋时期不同寻常的历史活力。宋宏飞《北宋田赋管理制度之评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期）认为宋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调整赋税来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必须关注区域性、土地增减以及赋税执行人等变动因素。王棣《宋代赋税的制度变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3期）认为宋代赋税制度变迁所发挥的激励作用，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章琛《宋代广州商税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学术研究》10期）认为宋代广州城的商税在本州、本路以至全国均占有突出地位。孙继民、许会玲《西夏榷场使文书所见西夏尺度关系研究》（《西夏研究》2期）认为，可以通过西夏榷场使文书记载商品交易之间的关系推算出当时西夏西凉府地区所使用的度量衡之间的关系，并估计西夏榷场贸易中所收税额。

　　郭志安、王晓薇《论北宋黄河治理中的民众负担》（《保定学院学报》6期）认为北宋时期，在黄河决溢和修治不断的形势下，广大民众在治河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承担了巨大的负担。郑锋《北宋熙丰、元祐役法与绍圣役法的比较研究》（《江西教育学院学报》4期）认为北宋绍圣时期，朝廷恢复但未完全照搬熙丰时期的免役法。在具体执行免役法的过程中，仍保留了北宋熙丰、元祐时期的一些好的做法。陈朝阳《从熙宁“仓法”看宋代“加俸养廉”现象》（《洛阳理工学院学报》1期）认为有宋一代并没有因为“仓法”的实施使吏人为追求利益贪赃枉法、朋比为奸这一社会痼疾得到解决。宋政府“加俸养廉”的构想最终以破产而告终。郭艳艳《试析宋代赦书中的蠲减政策》（《中国农史》4期）认为宋代赦书中的蠲减政策限定了减放的条目及年限，增加了执行的监督机构，呈现出逐渐理性化的特点。

　　王文书《宋代的榷醋和醋息钱》（《河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宋代醋的生产始终处于官府的控制之下，醋息钱赋税化过程是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中商业利润演变为赋税的普遍现象的一个缩影。王红花《宋代盐官制度考述》（《盐业史研究》4期）认为宋代盐官的管理主要体现在选拔、考核、职责、禁令等诸方面。高国平《试论宋代盐钞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贵州财经学院学报》6期）认为宋政府通过发行盐钞，实现了食盐从直接专卖到间接专卖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为商人获利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为政府剥削盐商提供了便利。史继刚《宋代食盐消费需求分析》（《盐业史研究》4期）认为食盐的消费需求扩大和得不到充分供给是引发宋代私盐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陈彩云《元代温州盐政考述》（《盐业史研究》2期）认为由于地近产地，为保证盐课收入，元朝政府在温州推行“食盐法”，按照户口人数强行摊派盐课，使得盐场灶户大多破产，官盐价昂使得民众被迫淡食，私盐贩卖猖獗。

　　人口户籍。李智萍《宋代女户的户口分类问题》（《理论界》1期）认为宋代女户中不仅存在着女主户和女客户之别，还出现了女官户这一特权阶层。张显运《北宋时期河洛地区移民简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认为北宋河洛地区移民促进了当地人口的显著增长、农田的大力开发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杨淑红《从人口买卖看元朝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博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元代社会各种形式的非法人口买卖问题很严重，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关于人口买卖的博弈格局中，仍是民间社会占据了优势。马彩霞、袁飞《元代河南江北行省人口流动问题刍议》（《池州学院学报》1期）从人口流动的原因、方式及其影响三个方面讨论了元代河南江北行省的人口流动问题。吴超《蒙元时期宁夏平原的人口及劳动力资源初探》（《前沿》22期）推算蒙元时期宁夏平原的人口数量约6万左右。居民构成主要有屯军、移民、放良人员、少数民族居民等。

　　社会阶层：

　　夏宇旭《简论金代契丹族二税户及驱奴》（《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金代契丹二税户和驱奴尽管有很多被放良，但是依然大量存在，他们的地位还很低下，从事繁重的劳役。柳雨春、杨果《宋代商业中女性境况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1期）认为宋代经商女性多处于社会中下层，其经商的主要驱动力是生计的需要，但其中也不乏竭力追逐利润者，部分经商女性为此不惜铤而走险。阮军鹏、任仲书《宋代城市游民的构成与谋生方式》（《河南工业大学学报》1期）认为宋代城市游民成分复杂，广泛分布在城市雇工、破落无赖、闲人、兵痞、江湖艺人、私妓、乞丐及流浪者等群体中。他们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或从事不法活动为生，为主流社会所鄙视。谭景玉《贾于市者明义利：宋元时期山东商人的义利观》（《山东英才学院学报》4期）认为宋元时期的山东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能遵循儒家的义利观，对于保证当时商业交易的正常进行具有重要作用。

　　邢铁《宋代乡村“上户”的阶层属性》（《河北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宋代乡村主户五等户中的“上户”，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富民”。薛正超《唐宋以来“富民”阶层之规模探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宋代富民作为一个拥有雄厚经济实力且广泛分布、但其内部又有差别的新的社会阶层而得以逐渐形成。杨华星《宋代的贫富分化与社会调控》（《宁夏大学学报》4期）认为宋代富民阶层的社会救助属于慈善性的和多为地区性、临时性的，在当时社会救助中地位并不重要。

　　土地制度、经济法：

　　王晔《辽代幽云地区土地买卖的几个问题——以辽代石刻资料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认为辽代幽云地区土地买卖的盛行和随之而来土地兼并，促成了辽代庶族地主势力的发展，乃至对辽金社会经济、政治势力的构成产生影响。侯铭峰《两宋土地关系的法律特征》（《河北理工大学学报》5期）从法制史的角度，以土地物权为视角对两宋土地关系的法律特征进行了探讨。杨卉青、崔勇《宋代土地契约法律制度》（《保定学院学报》5期）认为宋代土地制度的突出表现就是宋代土地契约制度的完善，包括土地流转中的形式，绝卖、典卖、租佃契约的法律规定，还有田宅买卖契约制度中的亲邻优先权制度、官版契纸、印契、契税、过割、离业制度等。　　

　　邵方《西夏厩牧法简议》（《法学评论》4期）对西夏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经济与西夏法典中大量独特的畜牧法律规定做了探讨。孟庆霞、刘庆国《简论西夏法典对买卖契约的规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6期）认为西夏民间买卖契约的内容要素完备、格式规范，法律在民间的契约实践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执行。陈鹏飞《宋代海外蕃商的法律地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9期）认为着商享有的法律地位是商业贸易对主体平等的自然要求，对宋代经济社会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魏文超、魏汉涛《机缘与困境：西方经验下的宋代海商法》（《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期）认为宋朝海商立法对外贸管理机构与官员的设置与职守、商船出海须履行的程序、税收、有关人员的奖惩等方面都作了规定。綦保国《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建立》（《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期）认为蒙古统治者平定中原及大蒙古汗国的国家职能和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原的官营工商业制度被蒙古统治者逐步接受并付诸实施。

　　自然灾害与荒政：

　　孙爱贞《北宋陕西路自然灾害状况及原因分析》（《丝绸之路》12期）认为作为宋夏战争的主战场，长期的战争对陕西路的森林资源和土地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从而加剧了灾害的发生。龚胜生、刘卉《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认为北宋时期形成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的原因，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王东宋《自然灾害与党项社会——论宋初夏州政权的经营》（《宁夏社会科学》5期）认为初夏州党项生活区域自然灾害频发，影响到该地区的社会经济以及夏州政权统治者的经营。张全明《南宋时期疫灾的时空分布及其特点》（《浙江学刊》2期）认为南宋疫灾的发生与分布具有明显的普遍性、季节性、不平衡性与同类区域的相似性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等特点。汪志国《宋元时期安徽自然灾害探析》（《古今农业》2期）认为宋元时期在今安徽境内发生的自然灾害频率比宋代以前高很多，特别是水灾更加严重。　　

　　陈德洋《辽朝社会保障措施述论》（《阴山学刊》5期）认为辽朝的社会保障措施，包括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李华瑞《宋代救荒中的检田制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宋代的检田在承袭唐五代的基础上，不仅制度、程序更加细致完备，而且灾伤检放的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前代。李华瑞《宋代的捕蝗与祭蝗》（《山西大学学报》6期）认为宋代官府及百姓都认识到蝗灾给国计民生带来的巨大危害，对捕蝗予以高度的关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孔祥军《宋代广惠仓研究》（《金陵科技学院学报》3期）对宋代广惠仓的建置沿革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郭志安、淮建利《论北宋黄河物料的筹措与管理》（《历史教学（下半月刊）》12期）认为北宋对黄河物料的筹措、使用、管理等诸多环节，都逐步确立了一套较为严格的组织和运行机制，从而保障了治河的有序进行。苏兆翟《北宋河政探析——以黄河为例》（《菏泽学院学报》1期）认为北宋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对黄河的河政管理，不仅在职官上有专门的设置而且还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水政管理制度。姚培锋、陈国灿《南宋时期江浙城市的贫困救助》（《浙江学刊》4期）认为南宋时期传统社会救助开始突破原来的荒政模式，由临时性的灾荒救助转向日常性的生活救助，而且城市越来越成为官方救助的重点。陈国灿《论南宋城市的官方救助体制》（《江海学刊》5期）认为与传统荒政的既有模式相比，南宋城市的官方救助具有对象的广泛性、内容的多样性、行为的规范性等特点，但就其体制而言是不成熟的，存在着诸多不足和局限。郭军（《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1期）从分析元代的较大灾荒以及元廷对受灾流民的赈济措施，阐明灾荒与流民对元朝的影响。颜培建、张金铣《蒙元时期的灾荒与荒政》（《理论学刊》4期）认为蒙元时期的救灾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赈谷赈银、减免赋税和徭役、禁止酿酒、节约粮食、设立救助机构、推广减灾技术等。刘荣臻、包羽《元代社会救济思想初探》（《前沿》2l期）认为，有元一代社会救济制度中包含了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并重、政府救济与自我救济并重、政府提供多方面的救济、采用国家财经手段用于救济、采用各种手段保证社会救济物资来源和进行广泛救济等社会救济思想。

　　其他：

　　孟莉娟《宋代四川地区旅游服务业繁荣发展的原因探析》（《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期）认为宋代四川地区旅游接待服务逐步完善且经营者已经具备了旅游服务意识，旅游服务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李景初、朱晓燕《宋代江南地区旅游者的旅途食宿方式探析》（《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期）认为宋代江南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已能满足游人吃住的基本需要。汪圣铎、史泠歌《宋代施利钱研究》（《河北学刊》2期）指出，施利钱是宋代宫观祠庙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马晓林《地方社会中官方祠庙的经济问题：以元代会稽山南镇庙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指出元代会稽山南镇庙经济困境的直接原因在于缺乏管理者，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信仰的脱节。叶烨、刘学《宋代公使钱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中南大学学报》5期）认为公使钱对宋词的促进并非制度设计者之本意，但可由赵宋君主优待文士这一政治生态获得解释，其中显示出的正是传统时代政治形态决定经济生活、进而作用于文学形态的特殊“传动”关系。

•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3期
• 作者信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