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上）

　　历史研究原本就存在宏观、微观（或许还可加上两者之间的中观）的区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宏观研究也可以叫作系统研究或整体研究，着重对史事的全面陈述与把握，微观研究或可称为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着重史事的细节钩沉与精审考订。但宏观与微观都是相对而言，对于中国史来说，区域研究为微观；而对于某一省区来说，县以下的乡镇村落又属微观。再则宏观中有微观，微观中亦有宏观，相互交织，实际上很难截然区分。

　　学海无涯，史海更加无涯。作为个人的史学家，穷毕生之力，再勤奋也很难把握人类历史的整体，即使是从总体上把握一个国家历史（特别是像中国、印度、埃及这样的古老大国）也有很大难度。所以随着时代的进展与社会文明的繁复，便出现了断代史与区域史的分工合作。就学者个人而言，堪言宏观把握的大家越来越少，而精密于某一地区、某一断代、某一领域的专家则日渐增多。

　　史学离不开实证，实证必须以史料为基础。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展，仅以文字记载的史料数量急增而言，所谓“车载斗量”已不足以形容其万一。特别是近现代史，公私档案、报刊书籍乃至各类未刊文献之繁多，简直难以想像。这些客观条件，极其有利于个案研究，有利于从细节上再现历史情境，然而却大大增加了宏观把握的困难。同时，由于学术理念的进步，人们愈来愈重视社会史与群众史的研究，特别是下层群众的研究，而许多此类研究又属于起始阶段，这样也不免增加了研究视角“细化”的权重。

　　历史研究如果涵盖自然史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学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一样，只有分工合作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史学研究的整体进步，因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对于细节研究的重视，或所谓“细化”的提倡，自有其合理性，丝毫不必为此而感到忧虑。重要的是，学术研究的领军人物必须要有综览全局的战略思想，根据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力、物力资源的客观配置，合理地调整布局并顺其自然地给以正确诱导。

　　从学术评价角度来看，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无高下之分、优劣之别，关键是研究者自身的治学态度、功力与境界有所差异。过往的史学大家有些侧重于融通，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既有纵向的断代联贯，又有横向的归类阐析，对二十四史的基本史又滚瓜烂熟，然后成就其圆融顺畅。陈寅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举世无双，然而其研究每多属于专题，或一个人，或某现象，因小见大，考订精翔，论析自见高明，堪称寓宏观于微观的典范。何炳棣1979年冬与我初识即彻夜长谈清华学风，虽强调实证精审，但更重视“大归纳”的境界[1]，盖考证虽然人其深，“归纳”始可出其大。前辈学者以毕生经验传授后学，又有其成功业绩作为佐证，使我们这代学人受益匪浅而又自惭形秽。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社会运动，是前后连续的过程，然而无论是整体或过程，都是成千上万细节组成。或许可以说无细节即无历史；然而组成历史的细节毕竟有主次与层次之分，随意摭拾罗列的细节仍然难以重现真实的历史情景。宏观研究容许在他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概括，细节研究则必须以自己的实证工作为基础，而且要能进能出，因小见大，这才能形成真知灼见。

　　“碎片”一词，易生误解。或许可以说，我们所已知者无非是历史的一鳞半爪，往往都是组成历史的碎片，然而却不能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于日趋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的反弹，其成绩在于深刻的批判，然而其偏激者又流于消极的破坏，即走向极端的所谓“解构”。而袭其皮毛者又大多没有什么高见卓识，无非是当作“时髦”即兴仿效，把原本已清晰完整的历史撕裂成为碎片，然后又给以随心所欲的所谓“解构”，借以哗众取宠，自鸣得意。这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学术工作也流于商业化与娱乐化的可悲结果。

　　重视细节研究，同时拒绝“碎片化”。这就是我的一贯主张。

　　2010年冬，我曾参加中山市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学术论坛，会上确有学者提出辛亥革命研究日益“碎片化”之类问题，但似乎并未展开讨论。会后个别媒体对此有所报道，但是报道话语又过于简单，未能把严肃的“细节研究”与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区别开来。这就很容易引起读者误解，好像这次会议是在反对“细节研究”，所以我借《近代史研究》的笔谈，比较明确地说明自己的看法，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注释：

[1]何炳棣所说的“大归纳”，根据我的理解，应是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前后联贯且左右横通的宏观通识，并非专指某项专题研究。他反对预设结论或理论先行，特别是鄙薄那些不肯下死功夫的简单演绎推理。他从世界史转向研究中国史，而且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也颇具功底，因此其学术博大气象在北美独树一帜，敢于向哈佛抗衡。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