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上)

  历史研究原本就存在宏观、微观(或许还可加上两者之间的中观)的区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宏观研究也可以叫作系统研究或整体研究,着重对史事的全面陈述与把握,微观研究或可称为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着重史事的细节钩沉与精审考订。但宏观与微观都是相对而言,对于中国史来说,区域研究为微观;而对于某一省区来说,县以下的乡镇村落又属微观。再则宏观中有微观,微观中亦有宏观,相互交织,实际上很难截然区分。

  学海无涯,史海更加无涯。作为个人的史学家,穷毕生之力,再勤奋也很难把握人类历史的整体,即使是从总体上把握一个国家历史(特别是像中国、印度、埃及这样的古老大国)也有很大难度。所以随着时代的进展与社会文明的繁复,便出现了断代史与区域史的分工合作。就学者个人而言,堪言宏观把握的大家越来越少,而精密于某一地区、某一断代、某一领域的专家则日渐增多。

  史学离不开实证,实证必须以史料为基础。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展,仅以文字记载的史料数量急增而言,所谓“车载斗量”已不足以形容其万一。特别是近现代史,公私档案、报刊书籍乃至各类未刊文献之繁多,简直难以想像。这些客观条件,极其有利于个案研究,有利于从细节上再现历史情境,然而却大大增加了宏观把握的困难。同时,由于学术理念的进步,人们愈来愈重视社会史与群众史的研究,特别是下层群众的研究,而许多此类研究又属于起始阶段,这样也不免增加了研究视角“细化”的权重。

  历史研究如果涵盖自然史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学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一样,只有分工合作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史学研究的整体进步,因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对于细节研究的重视,或所谓“细化”的提倡,自有其合理性,丝毫不必为此而感到忧虑。重要的是,学术研究的领军人物必须要有综览全局的战略思想,根据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力、物力资源的客观配置,合理地调整布局并顺其自然地给以正确诱导。

  从学术评价角度来看,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无高下之分、优劣之别,关键是研究者自身的治学态度、功力与境界有所差异。过往的史学大家有些侧重于融通,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既有纵向的断代联贯,又有横向的归类阐析,对二十四史的基本史又滚瓜烂熟,然后成就其圆融顺畅。陈寅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举世无双,然而其研究每多属于专题,或一个人,或某现象,因小见大,考订精翔,论析自见高明,堪称寓宏观于微观的典范。何炳棣1979年冬与我初识即彻夜长谈清华学风,虽强调实证精审,但更重视“大归纳”的境界[1],盖考证虽然人其深,“归纳”始可出其大。前辈学者以毕生经验传授后学,又有其成功业绩作为佐证,使我们这代学人受益匪浅而又自惭形秽。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社会运动,是前后连续的过程,然而无论是整体或过程,都是成千上万细节组成。或许可以说无细节即无历史;然而组成历史的细节毕竟有主次与层次之分,随意摭拾罗列的细节仍然难以重现真实的历史情景。宏观研究容许在他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概括,细节研究则必须以自己的实证工作为基础,而且要能进能出,因小见大,这才能形成真知灼见。

  “碎片”一词,易生误解。或许可以说,我们所已知者无非是历史的一鳞半爪,往往都是组成历史的碎片,然而却不能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于日趋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的反弹,其成绩在于深刻的批判,然而其偏激者又流于消极的破坏,即走向极端的所谓“解构”。而袭其皮毛者又大多没有什么高见卓识,无非是当作“时髦”即兴仿效,把原本已清晰完整的历史撕裂成为碎片,然后又给以随心所欲的所谓“解构”,借以哗众取宠,自鸣得意。这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学术工作也流于商业化与娱乐化的可悲结果。

  重视细节研究,同时拒绝“碎片化”。这就是我的一贯主张。

  2010年冬,我曾参加中山市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学术论坛,会上确有学者提出辛亥革命研究日益“碎片化”之类问题,但似乎并未展开讨论。会后个别媒体对此有所报道,但是报道话语又过于简单,未能把严肃的“细节研究”与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区别开来。这就很容易引起读者误解,好像这次会议是在反对“细节研究”,所以我借《近代史研究》的笔谈,比较明确地说明自己的看法,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注释:

[1]何炳棣所说的“大归纳”,根据我的理解,应是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前后联贯且左右横通的宏观通识,并非专指某项专题研究。他反对预设结论或理论先行,特别是鄙薄那些不肯下死功夫的简单演绎推理。他从世界史转向研究中国史,而且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也颇具功底,因此其学术博大气象在北美独树一帜,敢于向哈佛抗衡。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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