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论文述评

  “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是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副总理级)国际合作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届在宁夏银川召开。第二届论坛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甘肃武酒集团共同主办,于2011年8月17 -21日在甘肃武威召开。与会中外专家120名,提交论文106篇,围绕西夏社会历史、语言文字、文献古籍、文物考古等领域展开热烈讨论。下文对本届论坛发表论文的主要内容、创新点与不足,作一简要述评。

  史金波《西夏时期的武威》,是本届论坛的开篇,该文全面搜罗目前所能见到的汉文、西夏文以及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时期武威的地位、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进行系统的阐述。相关讨论还有王晓晖《西夏河西地区基层社会考察》、崔云胜《西夏建张掖龙王庙史迹考述》,另外,孙寿岭对西夏时期凉州的酿酒、制瓷作了探讨。

  张多勇《宋代大顺城址与大顺城防御系统》、高仁《细腰葫芦诸寨地望考辨》、李永磊《从古渭寨到通远军——北宋御夏政策个案分析》从北宋御边的角度,讨论了宋夏沿边地理问题,张文对大顺城址的考证,高文对细腰葫芦诸寨地望的考辨,均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汤晓芳《西夏两幅道教绘画的释文辨析及艺术评价》对《玄武》母题、“骨灰镡”、“星座”人物和手持“不明”物、玄武身后“文臣”和“侍女”等进行考证辨析,纠正了目前学界的错误。此外尚有公维章通过对莫高窟第465窟壁画风格渊源以及出土文物分析,补证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史伟探讨了西夏河西石窟壁画中的绿度母问题。苏银梅、张惠霞对西夏花卉装饰艺术作了归类分析。陈育宁、汤晓芳系统地讨论了西夏官式建筑及其艺术特征,尤其结合图像和汉文记载,挖掘西夏文文献中陛阶、斗拱、石顶、琉璃、殊等建筑方面词汇的史料价值。

  李宇峰考证碑志所见两例辽朝赴西夏外交使臣,可补史阙。齐伟通过玉田韩氏家族担任西南面招讨使、西南面五押招讨大将军、西北路招讨使,讨论其对辽朝经略河西的贡献。该文的不足是没有交代玉田韩氏家族的来源以及如何改姓耶律氏的。许伟伟《(天盛律令·内宫待命等头项门)中的职官问题》、董吴宇《论西夏的“以赃断盗”——以(天盛律令)为中心》利用《天盛律令》中的资料探讨西夏政治法律。前者结合传统典籍对相关西夏职官进行讨论,使问题进一步深入,后者提出了“以赃断盗”的命题。

  索弗罗诺夫《西夏语语法》绪论在总结西夏语语音构拟、语法构拟以及词义揭示的基础上,概述了一百年西夏语研究史。张珮琪《论西夏语动词的态范畴》通过对西夏语动词的态范畴分析,指出西夏语的态范畴只有自动态和使动态的对立,而不存在互动态。贾常业《西夏文齿音、喉音佚失字形结构的复原》,以《文海》、《音同文海宝韵合编》中字形结构为基准,按照结构原理,构拟复原出西夏文齿音、喉音佚失字形结构。孙颖新《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用韵考》认为该诗作者的口语不属于学界通常说的“宋代西北方音”,而可能是陕西话。佟建荣《汉文文献中党项与西夏人名、族名异译字的语音分析》通过对音的分析,指出汉文文献中党项与西夏人名、族名同音异译字反映出的语音现象大部分与龚煌城的拟音相符。此外尚有宋洪民《从八思巴字文献看(蒙古字韵)及元代北方官话中“观”系字的读音》、张重艳《黑城出土汉文文书量词初探》,前者通过八思巴字文献考察了《蒙古字韵》及元代北方官话中“观”系字的读音,后者对黑城出土汉文文书中的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度量衡量词进行了归纳总结。景永时《西夏文数字化的现状与未来》、柳长青《西夏文计算机数字化现状与展望》从不同层面探讨西夏文数字化。

  西夏文文献是本届论坛讨论的重点。聂鸿音《华严“三偈”考》考释了西夏译本《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卷尾的一段讲疏,指出作为解说对象的“三偈”,系来自此前不为人知的一个异本。索罗宁《白云释子(三观九门)初探》考证了俄藏西夏文佛教文献《三观九门》的内部结构、基本内容、语言特色、佛教思想,指出它与另一篇西夏文献《洪州宗趣开明要记》比较接近。孙伯君《西夏文(妙法莲花心经)考释》首次刊布了俄藏西夏文《妙法莲花心经》的录文,并参考鸠摩罗什汉译本《妙法莲花经》,对西夏文本做了全文翻译。胡进杉《西夏文(七功德谭)及(佛说止息贼难经)译注》按经题、正文、尾题三部分,对西夏文《七功德谭》及《佛说止息贼难经》进行了译注,翻译部分先列西夏文,次为直译和意译,然后和藏文本对照。刘景云《西夏文(十界心图注)》对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所藏西夏文刻本《十界心图注》进行释文和考证,指出该刻本是西夏早期的版本,对研究天台宗“十界唯心”的传承和西夏佛教的发展有重要价值。《慈悲道场忏法》俄、中、英等国均有收藏,杨志高《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法序)译考》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的序进行了录文译考。苏航《(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梵藏夏汉本对勘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梵藏夏汉本进行了整理对勘。潘洁《黑水城文献中的豌豆小考》考证出汉译本《天盛律令》卷十五《催纳租门》中的“黄豆”,当为“豌豆”。黄延军《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说金耀童子经)考释》通过对编号为4738的俄藏黑水城文献残片解读,考证出该经为宋朝天息灾汉译本《佛说金耀童子经》的西夏译本。惠宏、段玉泉《西夏文医方“消风散”考释》,梁松涛、杨富学《俄藏911号医书第14 -2药方考释——兼论西夏医药文献的来源及特点》i前者考释了俄藏西夏文医方《消风散》中的十二味药名,并进行录文和汉译文构拟。后者对911号医书第14 -2药方进行考释,指出其来源于金刘完素的《宣明论方》。梁继红、陆文娟《武威藏西夏文(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考释》对武威市新华乡亥母洞石窟遗址中出土的西夏文《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进行释文考证,认为该文献是禅宗在西夏传播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于光建、徐玉萍《武威博物馆藏6721号西夏文佛经定名新考》、韩潇锐《英藏黑水城出土(大手印引定)残片考》分别对武威博物馆藏6721号西夏文佛经和英藏or. 12380 – 3231佛经残片重新考证定名。李晓明《英藏西夏文(七宝华踏佛陀罗尼经)的误定与考证》、于业勋《英藏西夏文(华严普贤行愿品)残叶考》、王龙《英藏黑水城文献(法华经)残叶考释》、邹仁迪《英藏西夏文(大般涅槃经)写本残叶考》,均是对英藏西夏文文献进行考释,或重新定名,或考证内容。

  黑水城汉文文献是本届论坛讨论的又一重点。孙继民《关于俄藏TK225号文书的朝代归属问题》认为该文书是金代文书,而不是宋代文书。李华瑞《西夏社会文书补释》从宋史的角度,对部分西夏社会文书提出补证和认识,开拓了研究思路。陈瑞青《黑水城所出南宋初年施行敕书文书考释》考证了《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两面敕书,认为该敕书就是宋高宗即位敕。郭兆斌《对黑水城所出дх 19072R号文书的补考——兼论元代收养孤老程序及养老制度》补证了黑水城所出дх19072R号文书。韦兵《黑水城文献汉文普礼类型礼忏文研究》通过对黑水城汉文献中七个佛教普礼类型文本的考证,认为西夏佛教对敦煌普礼类型的礼忏文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宋坤《从俄藏黑水城所出(慈觉禅师劝化集)看宗赜佛教思想的一世俗化倾向》以俄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为中心,从传教对象的平民化,传教语言的通俗化,重视修行的实践化三方面,探讨了慈觉禅师佛教思想世俗化倾向。冯国栋、李辉《(俄藏黑水城文献)辽代高僧海山思孝著作考》认为俄藏TK323中《往生净土偈》及TK132《慈觉禅师劝化集》中所收得《人生未悟歌》、《未悟歌》皆为思孝作品。蔡伟政《黑水城所出元代礼仪文书考释三则》考证出《中国藏黑水城文献》中的3件元代礼仪文书分别是祭祀宣圣、祭祀三皇和朝贺天寿节的礼单。杨浣《(蒙古秘史)中的西夏》认为蒙文史籍中有关西夏的记载,均为成吉思汗伐夏、西夏输诚,既而违约,最终亡国,这种编纂模式肇始于《蒙古秘史》。翟丽萍《(续资治通鉴长编)人名标点勘误八则》对《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几则西夏人名标点错误进行了订正。刘再聪《“炳灵”为藏语之音译之疑问》对“炳灵”一词为藏语音译提出疑问,以求证西夏学界。李勤璞《藏文西夏开国神话》讨论藏文文献中的西夏开国神,并与同类传说比较,指出西夏文化思想的来源丰富多样。

  彭向前《(黑河建桥敕碑)藏文碑铭补注》对“都大勾当”一词的汉、夏、藏三种文本对勘,认为藏文意为总干办,而非驾前总管。周峰《甘肃合水安定寺石窟金代党项人题记考释》考证出安定寺石窟金代题记中李氏家族为党项人,并讨论了题记所见的金代军事制度。

  张宝玺《西夏瓜州旱峡石窟》讨论了瓜州旱峡西夏石窟的位置、形制以及塑像与壁画保存情况。党寿山《被埋没的西夏千佛阁遗址》通过对永昌县古建筑遗址的形制、题记的研究,认为该遗址是西夏时期的千佛阁,而非高昌王墓。孙寿龄《武威古城瓷窑是西夏官窑》从瓷窑的规模、瓷器特点等方面,考证武威古城瓷窑是西夏官窑。牛达生《丰富多彩的西夏纸品》运用文献记载和出土的纸,介绍了丰富多彩的西夏纸。赵生泉《西夏竹笔新解》认为武威出土的两支西夏竹笔源自吐蕃文化,属于藏笔。孙飞鹏《古代文献活字印本鉴定方法补正——以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为例》通过对比字符和复本的方法寻找活字。

  本届论坛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与以往举办的西夏学研讨会和学术论坛相比,参与人数最多、提交论文数量最多,尤其是既有顶尖级的老专家,又有年轻的新面孔,一批西夏学硕士生、博士生参加论坛,并发表论文。由此可以看出,西夏学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预示着我国西夏学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二是讨论的问题越来越细,越来越深入,诸如官式建筑、开国神话、旱峡石窟、堡寨地望、西夏时期的武威、西夏文献某个词语的翻译、西夏语某种语法形态、文献定名断代、绘画释文辨析,等等。

  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存在的不足:

  (一)对学术史的阐述或关注不够。有的文章没有交待所研究领域的现状、前沿以及本人研究的贡献,看不出研究的创新点;有的文章研究内容国内外专家已有很好的成果发表或出版,而作者孤陋寡闻,当作创新在研究。

  (二)对文献断代分析不够。黑水城文献既有西夏文文献,也有汉文文献和维吾尔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古藏文、阿拉伯文等民族文字文献。在时间上包括宋、西夏、金、伪齐、元(含北元)。因此,对没有纪年的文献或时代特征不明显的文献的考证断代,是研究的基础工作。但在具体讨论中,有的作者往往不加辨析,直接用作西夏或宋元资料,以致张冠李戴,以讹传讹。

  (三)对多种版本佛经对勘不够。由于俄藏黑水城佛教文献尚未公布,在对西夏文佛教文献研究时,常常对容易见到的一种版本进行讨论,而不是对不同版本或残缺不一的同一版本进行对勘补正。资料占有得不充分,得出的结论自然有失公允。

  (四)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就西夏文佛经而言,目前的研究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参照汉文本,对西夏文本进行逐字对译和意译,并进行注释;二是在西夏文本翻译的基础上,或对散乱文献进行缀合,或对尚未定名或错误定名重新考证定名,或对不同文本或文种进行对勘;三是对西夏文进行本翻译,对散乱文献进行缀合,对尚未定名或错误定名重新考证定名,对不同文本或文种进行对勘,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进一步阐释西夏社会历史问题。西夏学问题,实际上是历史问题,西夏的语言是历史语言、西夏的文献是历史文献,他们研究的终极目标不是就语言而语言,也不是就文献而文献,而是利用语言研究成果和文献研究成果,揭示西夏社会历史面貌。上述西夏文献研究三个层次,是一种递进关系,第一层次属于学习和初步研究,第二、三阶段属于进一步研究阶段。虽然目前大部分研究成果停留在第一二层次上,即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可以预见,对已发现的西夏文献作史学上的进一步阐释,未来会成为西夏学新的生长点。

  史学大师王国维提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进一步归纳和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獗狁考》等皆是也。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皆是也。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皆是也”(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今日之西夏研究,不仅要取地上传世资料与地下出土资料互证,更要取汉文西夏文献与西夏文西夏文献互证,同时参考出其他民族文字文献和实物资料。毫无疑问,运用多重证据法,是提高西夏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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