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论文述评

　　“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是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副总理级）国际合作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届在宁夏银川召开。第二届论坛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甘肃武酒集团共同主办，于2011年8月17 -21日在甘肃武威召开。与会中外专家120名，提交论文106篇，围绕西夏社会历史、语言文字、文献古籍、文物考古等领域展开热烈讨论。下文对本届论坛发表论文的主要内容、创新点与不足，作一简要述评。

　　史金波《西夏时期的武威》，是本届论坛的开篇，该文全面搜罗目前所能见到的汉文、西夏文以及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时期武威的地位、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进行系统的阐述。相关讨论还有王晓晖《西夏河西地区基层社会考察》、崔云胜《西夏建张掖龙王庙史迹考述》，另外，孙寿岭对西夏时期凉州的酿酒、制瓷作了探讨。

　　张多勇《宋代大顺城址与大顺城防御系统》、高仁《细腰葫芦诸寨地望考辨》、李永磊《从古渭寨到通远军——北宋御夏政策个案分析》从北宋御边的角度，讨论了宋夏沿边地理问题，张文对大顺城址的考证，高文对细腰葫芦诸寨地望的考辨，均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汤晓芳《西夏两幅道教绘画的释文辨析及艺术评价》对《玄武》母题、“骨灰镡”、“星座”人物和手持“不明”物、玄武身后“文臣”和“侍女”等进行考证辨析，纠正了目前学界的错误。此外尚有公维章通过对莫高窟第465窟壁画风格渊源以及出土文物分析，补证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史伟探讨了西夏河西石窟壁画中的绿度母问题。苏银梅、张惠霞对西夏花卉装饰艺术作了归类分析。陈育宁、汤晓芳系统地讨论了西夏官式建筑及其艺术特征，尤其结合图像和汉文记载，挖掘西夏文文献中陛阶、斗拱、石顶、琉璃、殊等建筑方面词汇的史料价值。

　　李宇峰考证碑志所见两例辽朝赴西夏外交使臣，可补史阙。齐伟通过玉田韩氏家族担任西南面招讨使、西南面五押招讨大将军、西北路招讨使，讨论其对辽朝经略河西的贡献。该文的不足是没有交代玉田韩氏家族的来源以及如何改姓耶律氏的。许伟伟《（天盛律令·内宫待命等头项门）中的职官问题》、董吴宇《论西夏的“以赃断盗”——以（天盛律令）为中心》利用《天盛律令》中的资料探讨西夏政治法律。前者结合传统典籍对相关西夏职官进行讨论，使问题进一步深入，后者提出了“以赃断盗”的命题。

　　索弗罗诺夫《西夏语语法》绪论在总结西夏语语音构拟、语法构拟以及词义揭示的基础上，概述了一百年西夏语研究史。张珮琪《论西夏语动词的态范畴》通过对西夏语动词的态范畴分析，指出西夏语的态范畴只有自动态和使动态的对立，而不存在互动态。贾常业《西夏文齿音、喉音佚失字形结构的复原》，以《文海》、《音同文海宝韵合编》中字形结构为基准，按照结构原理，构拟复原出西夏文齿音、喉音佚失字形结构。孙颖新《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用韵考》认为该诗作者的口语不属于学界通常说的“宋代西北方音”，而可能是陕西话。佟建荣《汉文文献中党项与西夏人名、族名异译字的语音分析》通过对音的分析，指出汉文文献中党项与西夏人名、族名同音异译字反映出的语音现象大部分与龚煌城的拟音相符。此外尚有宋洪民《从八思巴字文献看（蒙古字韵）及元代北方官话中“观”系字的读音》、张重艳《黑城出土汉文文书量词初探》，前者通过八思巴字文献考察了《蒙古字韵》及元代北方官话中“观”系字的读音，后者对黑城出土汉文文书中的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度量衡量词进行了归纳总结。景永时《西夏文数字化的现状与未来》、柳长青《西夏文计算机数字化现状与展望》从不同层面探讨西夏文数字化。

　　西夏文文献是本届论坛讨论的重点。聂鸿音《华严“三偈”考》考释了西夏译本《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卷尾的一段讲疏，指出作为解说对象的“三偈”，系来自此前不为人知的一个异本。索罗宁《白云释子（三观九门）初探》考证了俄藏西夏文佛教文献《三观九门》的内部结构、基本内容、语言特色、佛教思想，指出它与另一篇西夏文献《洪州宗趣开明要记》比较接近。孙伯君《西夏文（妙法莲花心经）考释》首次刊布了俄藏西夏文《妙法莲花心经》的录文，并参考鸠摩罗什汉译本《妙法莲花经》，对西夏文本做了全文翻译。胡进杉《西夏文（七功德谭）及（佛说止息贼难经）译注》按经题、正文、尾题三部分，对西夏文《七功德谭》及《佛说止息贼难经》进行了译注，翻译部分先列西夏文，次为直译和意译，然后和藏文本对照。刘景云《西夏文（十界心图注）》对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所藏西夏文刻本《十界心图注》进行释文和考证，指出该刻本是西夏早期的版本，对研究天台宗“十界唯心”的传承和西夏佛教的发展有重要价值。《慈悲道场忏法》俄、中、英等国均有收藏，杨志高《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法序）译考》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的序进行了录文译考。苏航《（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梵藏夏汉本对勘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梵藏夏汉本进行了整理对勘。潘洁《黑水城文献中的豌豆小考》考证出汉译本《天盛律令》卷十五《催纳租门》中的“黄豆”，当为“豌豆”。黄延军《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说金耀童子经）考释》通过对编号为4738的俄藏黑水城文献残片解读，考证出该经为宋朝天息灾汉译本《佛说金耀童子经》的西夏译本。惠宏、段玉泉《西夏文医方“消风散”考释》，梁松涛、杨富学《俄藏911号医书第14 -2药方考释——兼论西夏医药文献的来源及特点》i前者考释了俄藏西夏文医方《消风散》中的十二味药名，并进行录文和汉译文构拟。后者对911号医书第14 -2药方进行考释，指出其来源于金刘完素的《宣明论方》。梁继红、陆文娟《武威藏西夏文（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考释》对武威市新华乡亥母洞石窟遗址中出土的西夏文《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进行释文考证，认为该文献是禅宗在西夏传播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于光建、徐玉萍《武威博物馆藏6721号西夏文佛经定名新考》、韩潇锐《英藏黑水城出土（大手印引定）残片考》分别对武威博物馆藏6721号西夏文佛经和英藏or. 12380 – 3231佛经残片重新考证定名。李晓明《英藏西夏文（七宝华踏佛陀罗尼经）的误定与考证》、于业勋《英藏西夏文（华严普贤行愿品）残叶考》、王龙《英藏黑水城文献（法华经）残叶考释》、邹仁迪《英藏西夏文（大般涅槃经）写本残叶考》，均是对英藏西夏文文献进行考释，或重新定名，或考证内容。

　　黑水城汉文文献是本届论坛讨论的又一重点。孙继民《关于俄藏TK225号文书的朝代归属问题》认为该文书是金代文书，而不是宋代文书。李华瑞《西夏社会文书补释》从宋史的角度，对部分西夏社会文书提出补证和认识，开拓了研究思路。陈瑞青《黑水城所出南宋初年施行敕书文书考释》考证了《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两面敕书，认为该敕书就是宋高宗即位敕。郭兆斌《对黑水城所出дх 19072R号文书的补考——兼论元代收养孤老程序及养老制度》补证了黑水城所出дх19072R号文书。韦兵《黑水城文献汉文普礼类型礼忏文研究》通过对黑水城汉文献中七个佛教普礼类型文本的考证，认为西夏佛教对敦煌普礼类型的礼忏文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宋坤《从俄藏黑水城所出（慈觉禅师劝化集）看宗赜佛教思想的一世俗化倾向》以俄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为中心，从传教对象的平民化，传教语言的通俗化，重视修行的实践化三方面，探讨了慈觉禅师佛教思想世俗化倾向。冯国栋、李辉《（俄藏黑水城文献）辽代高僧海山思孝著作考》认为俄藏TK323中《往生净土偈》及TK132《慈觉禅师劝化集》中所收得《人生未悟歌》、《未悟歌》皆为思孝作品。蔡伟政《黑水城所出元代礼仪文书考释三则》考证出《中国藏黑水城文献》中的3件元代礼仪文书分别是祭祀宣圣、祭祀三皇和朝贺天寿节的礼单。杨浣《（蒙古秘史）中的西夏》认为蒙文史籍中有关西夏的记载，均为成吉思汗伐夏、西夏输诚，既而违约，最终亡国，这种编纂模式肇始于《蒙古秘史》。翟丽萍《（续资治通鉴长编）人名标点勘误八则》对《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几则西夏人名标点错误进行了订正。刘再聪《“炳灵”为藏语之音译之疑问》对“炳灵”一词为藏语音译提出疑问，以求证西夏学界。李勤璞《藏文西夏开国神话》讨论藏文文献中的西夏开国神，并与同类传说比较，指出西夏文化思想的来源丰富多样。

　　彭向前《（黑河建桥敕碑）藏文碑铭补注》对“都大勾当”一词的汉、夏、藏三种文本对勘，认为藏文意为总干办，而非驾前总管。周峰《甘肃合水安定寺石窟金代党项人题记考释》考证出安定寺石窟金代题记中李氏家族为党项人，并讨论了题记所见的金代军事制度。

　　张宝玺《西夏瓜州旱峡石窟》讨论了瓜州旱峡西夏石窟的位置、形制以及塑像与壁画保存情况。党寿山《被埋没的西夏千佛阁遗址》通过对永昌县古建筑遗址的形制、题记的研究，认为该遗址是西夏时期的千佛阁，而非高昌王墓。孙寿龄《武威古城瓷窑是西夏官窑》从瓷窑的规模、瓷器特点等方面，考证武威古城瓷窑是西夏官窑。牛达生《丰富多彩的西夏纸品》运用文献记载和出土的纸，介绍了丰富多彩的西夏纸。赵生泉《西夏竹笔新解》认为武威出土的两支西夏竹笔源自吐蕃文化，属于藏笔。孙飞鹏《古代文献活字印本鉴定方法补正——以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为例》通过对比字符和复本的方法寻找活字。

　　本届论坛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与以往举办的西夏学研讨会和学术论坛相比，参与人数最多、提交论文数量最多，尤其是既有顶尖级的老专家，又有年轻的新面孔，一批西夏学硕士生、博士生参加论坛，并发表论文。由此可以看出，西夏学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预示着我国西夏学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二是讨论的问题越来越细，越来越深入，诸如官式建筑、开国神话、旱峡石窟、堡寨地望、西夏时期的武威、西夏文献某个词语的翻译、西夏语某种语法形态、文献定名断代、绘画释文辨析，等等。

　　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存在的不足：

　　（一）对学术史的阐述或关注不够。有的文章没有交待所研究领域的现状、前沿以及本人研究的贡献，看不出研究的创新点；有的文章研究内容国内外专家已有很好的成果发表或出版，而作者孤陋寡闻，当作创新在研究。

　　（二）对文献断代分析不够。黑水城文献既有西夏文文献，也有汉文文献和维吾尔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古藏文、阿拉伯文等民族文字文献。在时间上包括宋、西夏、金、伪齐、元（含北元）。因此，对没有纪年的文献或时代特征不明显的文献的考证断代，是研究的基础工作。但在具体讨论中，有的作者往往不加辨析，直接用作西夏或宋元资料，以致张冠李戴，以讹传讹。

　　（三）对多种版本佛经对勘不够。由于俄藏黑水城佛教文献尚未公布，在对西夏文佛教文献研究时，常常对容易见到的一种版本进行讨论，而不是对不同版本或残缺不一的同一版本进行对勘补正。资料占有得不充分，得出的结论自然有失公允。

　　（四）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就西夏文佛经而言，目前的研究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参照汉文本，对西夏文本进行逐字对译和意译，并进行注释；二是在西夏文本翻译的基础上，或对散乱文献进行缀合，或对尚未定名或错误定名重新考证定名，或对不同文本或文种进行对勘；三是对西夏文进行本翻译，对散乱文献进行缀合，对尚未定名或错误定名重新考证定名，对不同文本或文种进行对勘，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进一步阐释西夏社会历史问题。西夏学问题，实际上是历史问题，西夏的语言是历史语言、西夏的文献是历史文献，他们研究的终极目标不是就语言而语言，也不是就文献而文献，而是利用语言研究成果和文献研究成果，揭示西夏社会历史面貌。上述西夏文献研究三个层次，是一种递进关系，第一层次属于学习和初步研究，第二、三阶段属于进一步研究阶段。虽然目前大部分研究成果停留在第一二层次上，即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可以预见，对已发现的西夏文献作史学上的进一步阐释，未来会成为西夏学新的生长点。

　　史学大师王国维提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进一步归纳和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獗狁考》等皆是也。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皆是也。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皆是也”（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今日之西夏研究，不仅要取地上传世资料与地下出土资料互证，更要取汉文西夏文献与西夏文西夏文献互证，同时参考出其他民族文字文献和实物资料。毫无疑问，运用多重证据法，是提高西夏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