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时代燃料问题研究述评

　　人类历史是一部火的燃烧的历史。没有了燃料，人类无法生存；没有了燃料更新换代，人类将止步不前。燃料是最重要的能量载体，在社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传统时代已然如此，故而研究燃料的历史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目前学界对燃料的关注仍然不够，研究也很薄弱。下面就相关研究成果做一概要的介绍，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大区域燃料问题研究

　　（一）华北。相关的重要专著有三部。其一是彭慕兰著《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作者在《生态危机和“自强”逻辑》这一章里用一大半的篇幅来阐述黄运地区的燃料问题，指出燃料匮乏是该区域社会萧条与环境衰败至关重要的原因。类似的问题值得做进一步深入探讨，作者的观察角度和分析计算方法也颇有借鉴意义。其二是王建革著《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版），在探讨华北地区的生态要素时专列一节讨论三料危机（包括饲料、肥料与燃料）。王氏指出，晚近时代华北的燃料匮乏深刻地塑造了华北地区的社会风貌。该文将燃料与饲料、肥料联系起来综合考量的视角和对燃料不足状况下民生疾苦的细致分析都颇见功力，值得我们借鉴。其三是王利华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作者在讨论烹饪方法与膳食构成时专列一节对燃料问题做了思考，从饮食的角度切入，对中古时代华北的燃料危机与社会应对做了粗线条而发人深思的勾勒。

　　（二）江南。这方面以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燃料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最为典型。李文首先运用丰富的史料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工农业生产中各个行业的燃料使用状况及特点做了细致的分析，在与英国16-17世纪的燃料使用情况做了一番对比后得出江南区域燃料利用情况远远落后于英国的结论。然后作者又对江南燃料的供应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从本地的生产和外地输入两个方面阐释了燃料供应不充分的根源。最后论证燃料问题对江南工农业发展的影响，对明清江南经济发展速度与能源供应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三）西南。关于历史上西南地区的燃料问题，蓝勇、黄权生合著的《燃料换代历史与森林分布变迁——以近两千年长江上游为时空背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较为典型。该文研究区域划定在长江上游，研究牵涉的时间则纵贯两千年之久，而着眼点则在燃料的换代上。全文分为两大板块，第一板块着重勾勒传统生物质燃料从极大富足走向严重匮乏的发展轨迹，运用大量史料通过深入剖析指出生物质燃料危机的全面爆发使得燃料换代成为极为紧迫的任务；第二板块重点分析了燃料换代问题。

　　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台湾地区学者李弘祺的《中国的第二次铜器时代：为什么中国早期的炮是用铜铸造的？》（《台大历史学报》第36期，2005年12月）。该文关注的重点是炮的铸造技术，而论述铺陈的重要根基则是对燃料的分析。作者认为宋代以后冶铁业中用煤取代了木炭，因而对铁的品质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了铁无法用在火炮铸造上。作者进而又以开阔的眼界对西方的情况也作了分析，指出了第二次铜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转捩点，对此后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考古学、手工业生产历史等方面的论著也有不少涉及燃料，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二、特定区域燃料问题研究

　　这方面的成果以对唐代长安、宋代开封和元明清北京城的燃料研究最为典型，这里分别做一简要介绍。

　　（一）长安。对唐代长安燃料状况的研究，以龚胜生的成就最为突出。其《唐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辑）深入梳理了唐代各种史料，对长安城的薪炭供销管理、年耗柴量、薪炭来源与运输状况以及燃料开采造成的环境破坏都做了精到的分析。此文一出，20年来再无人对长安燃料做进一步研究，足见其功力与价值。

　　（二）开封。对宋代开封燃料状况的研究，许惠民与黄淳合著的《北宋时期开封的燃料问题——宋代能源问题研究之二》（《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先考证了北宋时期开封燃料利用由木柴为主到用煤为主的变化情况，然后分析了燃料供应与消费状况。作者的关注重点是煤，对用煤的起始时间、大量用煤的原因与条件等问题的分析颇为独到，值得我们借鉴。此后程遂营也对开封的燃料问题做了研究，除在其专篇论文《北宋东京的木材和燃料供应——兼谈中国古代都城的木材和燃料供应》中对开封燃料供应及其生态与社会效应有所留意外（《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又在其专著《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对唐宋时期开封生态环境状况作了全面解析，其中植被部分与燃料关系颇为密切。

　　（三）北京。对元明清北京燃料状况的研究，笔者所见有四篇较重要的论文，开其先河的仍是龚胜生。龚氏的这篇文章是其研究长安燃料思路的向后拓展（《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两篇文章的观点与架构基本相同。全文分四部分来阐述元明清北京燃料状况，一是燃料消费结构与消耗总量的估测，二是燃料供销系统与管理体制，三是生产区域和运输条件，四是樵采对北京周边地区环境的影响。该文为我们正确认识晚近北京城的燃料状况提供了极大便利。紧随其后的是邱仲麟的《人口增长、森林砍伐与明代北京生活燃料的转变》（《史语所集刊》74本1分，2003年3月），该文重点考察了明代北京生活燃料的更新换代状况，指出燃料从柴薪为主向煤炭为主转变的驱动力是都市发展引发生态变迁。作者认为山林的开发殆尽使煤炭得以大范围使用，而煤炭的使用又造成了新的环境效应。作者对明中后期木柴与煤炭市场价格差异的分析非常精辟，为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开辟了一条重要的路径。第三篇是高寿仙的《明代北京燃料的使用与采供》（《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该文分为燃料的使用和采供两大板块，对官府、宫廷与军队用燃料情况，木柴、木炭的种类，煤炭开采与使用，燃料采供制度与力役等问题都作了深入分析，视角与方法都很独特。第四篇是孙冬虎的《元明清北京的能源供应及其生态效应》（《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该文按时间顺序分别介绍了元、明、清三代北京能源供应状况，作者以生态环境史的思维视角，阐述了能源供应发展导致的愈来愈严重的生态问题，对当代社会治理环境问题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其他区域。比较典型的是张岗的研究，在其研究明代易州山场的文章中（《明代易州柴炭山场及其对山林的破坏》，《河北学刊》1985年第3期），从山场设置的背景、山场的建置沿革、山场的柴炭采办数额、山场的经营形式以及山场采办对山林的严重破坏五个方面来对易州山场作了全面介绍。其另一篇研究遵化冶铁厂的文章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到燃料（《明代遵化铁冶厂的研究》，《河北学刊》1990年第5期），揭示了冶铁的燃料需求与环境效应。

　　此外，台湾地区学者曾品沧对清代台湾的燃料利用状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炎起爨下薪——清代台湾的燃料利用与燃料产业发展》，《台湾史研究》第15卷第2期，2008年6月），分析了清代台湾的燃料利用形态、燃料消费市场，还进而论述了燃料产业的发展脉络。该文对燃料消耗量的估测和对能源产业资本主义化的描述颇为独到，思路与分析方法发人深省处颇多。

三、对特定燃料的研究

　　（一）煤。关注煤的使用情形的专著颇多，早在上世纪30年代谢家荣就推出了一部专书《煤》，对煤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近年来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三部，其一是吴晓煜著《中国煤炭史志资料钩沉》（煤炭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分为文本史料料辑存、碑刻资料集存、诗歌摭拾和书目题解四个部分，资料极为丰富，共包括500多篇文献，80多篇碑刻，90多篇咏叹诗歌，题解70多本史志图书。该书对现存的煤炭史料做了全面的梳理和勾勒，为后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二是集体编著的《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对中国古代煤炭开发情况做了粗线条的勾勒。其三是同为集体编著的《中国近代煤矿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为前一书的姊妹篇，对近代煤炭开发情况做了较细致的探讨。

　　矿山工程技术史方面也有不少著作涉及煤炭的开发情况。李进尧、吴晓煜、卢本珊合著《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分为金属矿和煤矿两编，其煤矿编以史料为基础，以技术发展为线索，着重从工程技术的角度反映中国古代煤炭工程技术发展的客观过程，阐明了中国古代煤炭开采工程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和内在根据。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合著之《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1980年版）也对煤矿开发有所论列。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祁守华主编的《中国古代煤炭开采利用轶闻趣事》（煤炭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李仲均与李卫合著的《中国古代矿业》（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何堂坤与赵丰合著的《中国文化通志·纺织与矿冶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赵匡华与周嘉华合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专篇论文方面，较早关注煤的有田北湖的《石炭考》（《国粹学报》第四年戊申第四十三期，1908年6月20日）、陈子怡的《煤史——中华民族用煤的历史》（《女师大学术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4月）、王琴希的《中国古代的用煤》（《化学通报》1955年第11期）、周兰田的《中国古代人民使用煤炭历史的研究》（《北京矿业学院学报》1956年第2期），王仲荦的《古代中国人民使用煤的历史》（《文史哲》1956年第12期）、赵承泽的《关于西汉用煤的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2月14日《史学》双周刊第101号）等。李仲均《中国古代用煤历史的几个问题考辨》（《地球科学——武汉地质学院学报》1987年第6期）对用煤历史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近年来成就最突出的是许惠民，曾分别撰文对北宋和南宋的煤炭开发利用情况进行了探讨：《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主要分传统燃料危机、手工业用煤情况和煤矿的空间分布三个板块，对北宋煤炭大规模开发使用的背景、状况与社会效应作了深入分析。《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兼对两宋煤炭开采的总结》（《云南社会科学》1994 年第6期）则是前者的姊妹篇，深入剖析了南宋煤炭的开发与使用情况，认为南宋煤炭也曾大范围使用，但又不及北宋普遍，不宜估计过高。

　　国外学者对宋代煤炭的开发与利用也有较多探究，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宋代的煤与铁》（载《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79页。原载《东方学》第十三辑，1957年3月）中指出，十世纪时世界文明的领头羊西亚地区因燃料问题而衰落，而中国却脱颖而出，这是因为中国出现了以用煤为主要表征的“燃料革命”。宫崎氏在另一篇论文《中国的铁》（《史林》杂志第40卷第6期，1957年11月）中再度重申燃料革命说，认为汉以后中国冶铁业对外影响大大降低，而唐末以后影响重又增大，原因即在用煤冶铁。宫崎市定的主要意图在于从物质与技术层面为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提供新的证据。另一日本学者官崎洋一也在《明代华北的燃料与资源》（载《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7年版）中对燃料革命说进行了修正，他指出从唐到宋的煤炭燃料使用是否如宫崎市定所叙述的那样普及于中国社会尚有疑问，宋以后华北地区还是以木材燃料为主。

　　美国学者罗伯特·哈特威尔也对宋代华北地区的煤炭使用情形做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杨品泉摘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原载《亚洲研究杂志》1962年2月号）中同样认为其时发生了一场“燃料革命”，他指出北宋最后75年，华北成了燃料来源发生重大革命性变化的中心地，其时煤成为工业和家庭使用的最重要的热源。严耕望也进行了批驳，他列举了若干宋代开封城中用薪柴的史料，并据此指出“燃料革命”一说不足取，认为贯通北宋时代，汴京城里一般市民生活以及烧窑所用的燃料，薪柴至少仍占极重要的地位；不但一般市民，就是皇宫中也仍有烧柴薪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日本学者吉田邦光在《关于宋代的铁》（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十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原载《中国科学技术史论集》，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2年版）中也强调了宋代用煤炼铁的重要性，他指出宋代煤广泛地用作制铁和制钢的燃料，但同时也强调在当时并不是全部使用煤冶炼的。

　　涉及各地煤矿历史的论文非常多，限于篇幅且大都不是从燃料角度着眼，不再一一列举。前述特定区域的研究成果中也颇多涉及煤炭，此处不再赘述。

　　（二）木炭。木炭在古代燃料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前引多篇研究燃料的论文中都有所涉及，但专篇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见。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查到了一篇，即容志毅所著《中国古代木炭史说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该文全面阐述了木炭烧制技术的发展、木炭的种类和木炭的广泛用途等内容，为进一步研究扫清了不少障碍。

　　（三）火药。在历史上声望显赫的火药，其实也是一种燃料。关于火药历史的研究颇多，冯家舁的火药史专著对火药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阐述（《火药的发明和西传》，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此后郭正谊的《火药发明史料的一点探讨》（《化学通报》1981年第6期）与《火药源起的新探讨》（《化学通报》1986年第1期），刘广定的《谈我国发明火药的起源》（《科学月刊》1982年第7期），丁▲儆的《古代火药技术简史》（《爆炸与冲击》1983年第4期），袁成业、松全才的《我国火药发明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6年第1期）等则都对火药起源与利用状况作了进一步探讨。此外明清火器的研究颇多，大都涉及火药，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国内学者主要注意的方向是火药发明时间、火药技术及其传播、火药相关史料的整理以及火药与军事四个方面。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对烟花炮竹的研究，郭正谊的《中国烟火史料钩沉》对烟火史料进行了梳理（《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4期），朱培初的《明清两代的北京烟火史》对明清两代北京的烟火历史做了大致勾勒（《紫禁城》1982年第6期）。

　　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取得最高成就的仍是李约瑟，他于1987年完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火药史部分（第5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7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刘晓燕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以宏大的气魄对中国火药的整个发展历程作了全面详尽的阐述与剖析。观点独到，史料的搜罗也极为完备，为我们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四）天然气与石油。杨文衡与邢润川较早对石油与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情况进行了研究（《我国古代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学术研究》1982年第1期），戴裔煊除了对古代石油、天然气的认识利用加以关注以外还对相关的中外交流作了深刻剖析（《中国历史上对石油天然气的认识利用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上下篇分见于《学术研究》1983年第4、5期），刘德仁对天然气的开发年代进行了考证（《我国古代开发天然气年代考》，《社会科学研究》19 81年第3期），王仰之的《古代四川天然气开发利用的几个问题》（《石油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与陈红梅的《四川古代天然气开发的技术成果》（《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4期）均对古代四川天然气利用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彭久松的《试说临邛火井——我国古代天然气开发史探索之一》（《中国井矿盐》1977年第4期）、刘春全的《临邛并不是火井而是石油井》（《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与鲁子健的《临邛火井考》（《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都对临邛火井进行了考证。

四、与燃料间接有关的研究

　　除了与燃料直接相关的研究外，尚有一些研究虽不是直接研究燃料问题，但是也间接与之相关。

　　（一）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与燃料息息相关的植被变化历来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头戏，众多学者在这一领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史念海数十年如一日对黄土高原植被情况进行的研究，是相关研究中的杰出代表（《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朱震达、刘恕对北方的沙漠化历史与现状作了较全面的研究（《中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化过程及其治理区划》，中国林业出版社1981 年版）。于希贤对地理环境变化和北京地区森林植被演变进行了探讨（《北京地区天然森林植被的破坏过程及其后果》，《环境变迁研究》第1辑，1984年；《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朱士光在《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辑）中对早期的植被分布状况有深入分析，又在《历史时期江汉平原农业区的形成与农业环境的变迁》（《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中探讨了江汉平原植被状况的演进。赵永复的《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对植被亦有较多关注。景爱在《平地松林的变迁与西拉木伦河上游的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和《木兰围场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中对森林破坏与沙漠化有深入探讨。蓝勇的《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对西南地区森林的大规模采伐做了细致的剖析。邓辉则有一系列文章对远古时期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思考（《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第5辑；《燕北地区两种对立青铜文化的自然环境透视》，《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

　　研究植被变迁的其他学者也有很多成果，就不一一列举了。这里要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们的关注重点不在燃料，但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还是为燃料研究的论述与分析提供了便利。

　　（二）森林史的相关研究。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森林史方面的论著也不断涌现，近代林业科学奠基人陈嵘的专著和若干篇论文最为典型，为森林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中国森林史料》，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版。《历代森林史略及民国林政史料》，中华农学会发行，1934年。《列强林业经营之成功与我国林业方案之拟议》，《中华农学会报》1935年第137 期）。樊宝敏、李智勇（《中国森林生态史引论》，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则对森林生态史作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斐然。翟旺等人对太行山地区森林与生态历史关注较多，接连推出了两部专著（《太行山系森林与生态简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五台山区森林与生态史》，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年版）。董智勇对森林史资料做了梳理（《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版）。张钧成则对中国的林业传统作了深入剖析（《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版）。熊大桐研究了近代林业状况（《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版），马忠良对森林变迁状况进行了梳理（《中国森林的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版），而王长富则对林业经济作了深入研究（《中国林业经济史》，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活跃在森林生态史领域的大陆学者大都具有林学背景或出自林业部门，历史学者对此的关注并不太多，环境史的兴起将改变这种局面。

　　台湾地区学者的森林史研究成果我们了解不多，查到的较有代表性的是邱仲麟和刘翠溶。邱氏对明代长城沿线的森林状况作了深入探讨，考察了森林被砍伐的情形及其背后的种种原因，对晚明边关造林与政府加强山林管制也作了独到的分析（《国防线上：明代长城沿边的森林砍伐与人工造林》，《明代研究》2005年12月第8期）。刘翠溶与刘士永则探讨了日治晴期台湾保安林的设置与成长状况（《日治晴期台湾保安林初探：环境保育的一项遗产》，《台湾史研究》第6卷1期，2000年9月）。

　　（三）对炊具与取暖设备的研究。炊具、炉灶也是燃料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我们尚未检索到专门对炊具与炉灶发展历程进行研究的专著与文章，但在一些文章中也有所涉及。许倬云曾对中古时期烹饪方法与炊具进行了较深入考察（《中国中古时期饮食文化的变迁》，载《许倬云观世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而诸多研究饮食文化史的学者对此都有所留意，如杨文骐的《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洪光住的《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黎虎的《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1998年版）与王学泰的《中国饮食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均有较多分析。此外日本学者东晋篠田统的《中国食物史研究》（高桂林等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版）、中山时子的《中国饮食文化》（徐建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美国学者尤金．N ·安德森的《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相关论著也值得关注。

　　北方地区重要的取暖设施——炕与燃料利用模式利用紧密，近年来关注的学者也不少。柏忱的《火炕小考》（《北方文物》1984年第1期）、张国庆的《北人尚炕习俗的由来》（《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和周小花的《“火炕”考源——兼谈“坑”字与“炕”字的关系》（《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年第4期）都对火炕的起源问题做了简明的考证，结论大致相同，均认为火炕有一长时期的发展过程，最早出现于东北，但可能是多源的。王世莲的《女真人的火炕与高丽窭民的长坑》（《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3期）、娜日斯的《论达斡尔火炕文化价值与保护的重要性》（《沈阳建筑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以及黄锡惠、王岸英合著的《满族火炕考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第4期）则对东北若干民族的火炕进行了研究，揭示了火炕的民族特色和文化意义。进行较深入研究的有金宝忱、曹保明和华阳三人，他们关注的重点均在东北。金氏的《东北古今火炕对比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年第4期）对火炕的起源、种类、构造和砌筑方法、相关信仰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详尽的探讨。曹氏的《东北火炕与烟囱的鲜明特点》（《东北史地》2009年第1期）对东北地区火炕和烟囱的种类分别作了详细的分析，从实用功能和文化意义两方面做了精当的解释。华氏的《东北地区古代火炕初探》（《北方文物》2004年第1期）则将考古发现的火炕遗存与文献结合起来，深入探讨了火炕形制和建筑材料的变化，附带论及了火炕的功用与起源。

五、需要努力的方向

　　近年来史学界对燃料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整体上来看依旧非常薄弱。我们还没有找到一部关于燃料历史的专著，专门的论文也屈指可数。已有的成果中大都是对长安、开封、北京等大城市燃料状况的勾勒，对古代燃料问题进行全面深入梳理的文章极少，而从燃料的角度切入对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剖析的相关研究更为罕见。

　　笔者看来，要进一步推动燃料历史的研究，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其一，充分运用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窥探地区环境与人类之间的物质互动与能量交流模式。从燃料问题生发开来，最终要触动的是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演进的脉搏。通过细致地梳理史料和适当的生态分析，一方面揭示环境状况如何决定了燃料利用格局，另一方面还要呈现燃料的利用如何给环境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其二，从燃料的角度考察社会演进轨迹，以期为演进动力找到新的解释，但我们绝不能将燃料认定为单一的终极答案（事实上这样的答案并不存在）。毫无疑问，燃料对社会发展变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对此要给予应有的肯定。但也应避免将燃料的影响无限放大，绝对化和片面化的倾向是要不得的。

　　其三，要注意到薪炭采集对森林植被的影响，但应区分合理开采与滥砍滥伐，阐述晚近时代薪炭需求对环境消极影响的同时要注意到合理开采对森林的有益作用。完全无人工干预的森林迟早会受到自然的干预即自发燃烧，而适度开采可以化大的猛烈的灾难性的大火为分散的温和的驱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小火。过分崇拜不加任何人类干预的自然环境是没有道理的，而过度的环境衰败论与退化论倾向也是不可取的。

　　其四，深入考察民众生活中的燃料问题，纠正已有研究成果过多关注城市关注上层社会的弊病，探究在家庭生活的烹饪、取暖、礼仪、照明等方面如何使用燃料，并考究燃料对手工业、畜牧业、农作物种植的影响。揭示燃料紧缺情况下，人们承受了哪些苦痛，又是如何开源节流，如何改良相关器具变动自己的生活习性，以节省燃料和提高利用效率。

　　其五，对燃料的更新换代予以特别关注，剖析人类社会能量利用模式的变化，展望未来燃料格局，阐释近代以来人类发展的能量与环境困境，将论述提高到批判与反思的层面上来，思考后化石燃料时代人类的燃料困局，探讨可能的出路。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来源：《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