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展国防科技思想指引中国航天事业走向世界
在毛泽东发展国防科技思想指引下，多年来，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完成了突破尖端的历史任务，掌握了有效的核自卫能力，发展了新型常规武器装备，并在航天等一些高科技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从而大振了国威、军威，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我国航天事业在1992年取得了“五星高照、星星生辉”的辉煌成就，“中国龙”的龙头已高高昂起，中国航天技术迈出古老的国门而跨入国际空间商务领域，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气魄和能力。
一、自力更生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
1.在指导思想上，确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从一般意义上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建国后，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的特点，告诫全党，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事业。从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看，更需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要“以我为主”的方针。1956年10月8日，我国最早的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之时，毛泽东、周恩来就批准了聂荣臻同志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发展导弹事业的方针，从而使导弹事业在初创之日就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把立足点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之上。1957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签定新技术协定之后，国防部五院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在北京地区建设导弹科研生产基地，随后便在有关工业部门的协同下，开始研制苏联提供的几种导弹样品。即使在有外援的情况下，毛泽东仍在一项批示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周恩来也明确指出，“国内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小国应该这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更应该这样。毫无疑间，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正是由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力更生方针，才使得导弹事业的发展没有受到中苏关系骤然恶化的影响，1960年夏，正当仿制苏P-2导弹进入最后阶段，苏联方面借故撕毁了两国协定，撤走了专家，对我国施加压力，给我们造成极大困准。消息传到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极为坦然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凌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准还的。”他的话表达了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压，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意念。
从上看出，毛泽东同志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贯穿在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渗透在各个方面工作之中。这一重要思想，其实质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力更生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政治上的独力自主和经济上的强大，不受制于人，二是无论是革命或建设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三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放弃争取一切外援的努力，其目为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确领导下，我们在国防科技事业发展为各个时期，正确处理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辩证关系，既反对一切依靠别人的无所作为思想，又反对闭关锁国的夜郎自大思想，从而使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国防科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国防科技事业各部门、各单位和各级党组织，紧紧抓住思想教育这一环节，利用各种形式开展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思想教育。大家紧密联系思想实际，破除迷信思想，打掉了自卑情绪，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许多科研部门，在办公条件极差、经费缺乏、没有资料的情况下，硬是凭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埋头苦干，锲而不舍地进行研究，设计出我国自己的原子弹、导弹和潜艇。我国的导弹发射、核试验基地和常规武器试验靶场，由于任务性质的特殊性，大都建在荒漠沙滩、山沟草原，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大家“以场为家、以苦为荣”，喊出了“死在青山头，埋在戈壁滩”的豪言壮语，不少创业音为了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献青春，献终身，又献子孙。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作者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鼓舞下艰苦奋斗、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由于这一方针的正确贯彻实施，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在60年代中期就取得了突飞猛进的重大发展。1964年6月，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战略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具备了独立研制导弹的能力。1965年后，中程、远程、洲际战略导弹的研制工作相继展开，固体火箭技术研究开始起步，同时在弹道导弹基础上开始研制航天运载工具。1974年4月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巨人以自力更生的坚实步伐，跨入了空间俱乐部，这是中国航夭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1975年11月26日，发射返回式卫星获得圆满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作者实践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技思想的胜利结晶。
2.在发展战略选择上，以独立研制“两弹”为重点突破口
1956年，当我国经济建设全面展开的时候，尽管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毅然作出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决定，并确定把导弹和原子弹作为重点项目。这一选择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运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发展国防科技的战略思担。
首先，维护新生的独立自主的政权是建国初期面临的主要任务。众所周知，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一开始就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威胁之下，他们妄图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扼杀在襁褓之中。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抗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了伟大胜利，但由于我国武器装备落后，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国家安全利益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实力来维护。1956年4月，毛泽东强调，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充满自信，富有远见卓识的英明决策。
其次，重点发展“两弹”是在高科技条件下，实行有效自卫防御的迫切需要。导弹核武器的出现，对现代战争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极端仇视社会主义中国的美国政府，凭借手里的原子弹，对新中国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迫使中国领导人发展以原子弹和导弹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武器。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没有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和平建设的环境也难以得到保证。列宁指出：“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我们必须拥有有效的战术和战略导弹，以便在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同时，在5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科学技术都有了较快发展。在尖端技术领域，已汇集了一些优秀的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如钱学森、郭永怀、钱三强、王淦昌等。在原子能科学技术方面，已开展了一些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铀矿资源勘探工作已着手进行。在火箭技术方面，通过初步研究已积累一些经验，苏联政府也表示愿意在原子弹及导弹技术方面给予援助。面对这种历史契机，毛泽东高瞻远瞩，不失时机地把发展以“两弹”为重点的国防尖端技术，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在保证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利益这种第一需要的驱动下，中国的现代化火箭技术迈出了历史的第一步，同时也为发展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在铸造护国之剑的过程中，又为航天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在力量的组织上，实行全国的大力协同和联合攻关
毛泽东主席于1962年11月在罗瑞卿根据二机部提出两年内实现原子弹爆炸的设想写给中央的报告上，作了“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这个批示深刻总结了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实践中组织管理方面的基本经验。
首先是从全国调集精兵强将和急需物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建时，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只要是五院需要的技术专家和党政干部，都可以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军队中抽调。当时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各方面都急需人才，但有关部门都能顾全大局，满足发展尖端技术的需要。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同志主动提出，学院的科技专家都可以给，调哪个给哪个。1960年，经党中央书记处研究确定，以党中央名义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各省市按原定数额迅速选调配齐给国防部五院的技术骨千和大中专毕业生。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当年就有近百名技术骨干、4000名大学生和2000名中专毕业生，如期汇集到五院。与此同时，总政治部从全军选调数千名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国防部从9个军区动员数千名复员军人到五院工作。在解决物力匾乏的间题上，依靠全国各省市大力支援克服困难。最初研制原子弹、导弹时，需要1.3万多种新材料和发射塔等9大设备。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为满足国防尖端技术需要，全国为此开“绿灯”。一些特殊的大型设备，国家列为专案解决，一些非标准设备，国家专门组织力量试制，指定最好的厂家生产。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科技人员生活十分困难，粮食定量低，没有青莱吃，患浮肿病、夜盲症的很多，军委聂荣臻副主席知道后，以他个人的名义亲自向海军和一些大军区的领导呼吁，请他们设法支援国防科技战线一批猪肉、鱼、海带等副食品。各单位得知后，迅速组织力量，使这些副食品很快送到科技人员手里。
其次是采取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的方法独立自主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国防尖端事业被人们形象地誉为“千人一杆枪，万人一颗星”的事业。国防科技任务的实施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许多技术难题，必须群策群力，集智攻关。在“长征二号”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协作项目达4800多项，涉及7个部、委、局，25个省市自治区，共1300多个工厂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正是由于树立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各行各业大力协同攻关，才解决了无数技术难题，满足了航天工程的需要。在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任务中，除国务院有关部委、各省、各军区支援外，许多省、市、县党政军民，像打仗支前一样，积极协助、支援部队，帮助部队解决困难。成都军区和凉山军区派出官兵2860人，民兵3110人担任通信线路保障和无线电管制任务。四川省公安厅组织了13个市、州的各级公安干部1440人参加保卫工作。为保证试验任务的顺利进行，仅凉山州就组织了14个县23个区，97个乡和300多个机关企事业单位，33000多人参加协作，有的工厂停工停产，电台停播，飞机停飞，圆满保证了任务的完成。目前，我国已形成航天工程的协作网，主要是航天产品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的协作。如空气动力、环境试验、强度试验、工艺材料、发动机试车、专用元器件、计算技术、科技情报等，已形成若干技术中心，面向整个航天战线服务，甚至对全国开放。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形成科研协作、生产协作、物资器材、发射试验协作网络。总之，正是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优越性，才使得航天事业乃至整个国防科技事业克服了无数难关，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军民兼容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必然道路
综观世界航天技术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看到，航天技术首当其冲为国家安全利益服务，成为一个国家的国防战略威慑力量。为此，许多大国不得不率先把巨资投入到以军事为目的航天技术中去。但随着世界战略格局变化，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出现，特别是由于航天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得竞争愈来愈激烈。要占据领先优势必须不断加强投入，而经济发展状况又制约着航天技术发展。所以，富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们意识到，失专经济力量的支撑，耗资巨大的航天技术成就成了无米之炊，军事之剑必须与经济之盾一起铸造。走军民兼容，互相促进的道路是世界航天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我国国防尖端事业起步之时，毛泽东就以政治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地提出了军民兼容的思想，为国防科技工业在和平时期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1.军民兼容思想反映了平战交替规律的客观要求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恩格斯曾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正是由于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使得战争与和平具有明显的间断性特点。
历史的发展实践证明了平战交替规律的客观必然性。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促使军事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规模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进入20世纪以后，呈现出迅猛发展势头，最新科技成果率先在军事领域应用，进一步加快了军事工业的发展步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事工业在冷战初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冷战并没有导致发生世界性的战争，而是出现了较长相对和平与发展时期。平战交替出现的规律要求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有机结合。战时，整个工业服务于国防，满足战争需要;平时，军事工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增强国家实力。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50年代初期就曾要求军工企业学会两套本领，在保证完成军品任务的同时，充分发展现有能力，安排民品生产，把国防科技成果及时应用到国民经济建设中去。1952年，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兵工委员会提出了“兵工企业要贯彻军需与民用生产相结合原则”的决定。在中国人民全力以赴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时代，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就预示到军民兼容的历史必然性，充分说明他们对新中国刚刚起步的军事工业的发展方向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这种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建立在对平战交替规律和世界国防工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2.军民兼容思怒是国防建设指导思怒的重大转变
毛泽东关于军民结合、军民兼容的思想，其实质就是如何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军民结合搞得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结合不好，二者发展都受到影响。我国在军民结合问题上，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最终实现了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走上了最佳的发展道路。
50年代中后期，抗美援朝战争结未，国际形势出现缓和，我国全面进入和平建设时期。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一文，明确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他还指出，对原子弹“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毛泽东的论述，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全军的认识水平。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国防工业“在生产上注意军民两用，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以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1957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提出，国防工业要贯彻“两重任务、两套本领、平战结合”的方针。同年3月，二机部企业领导干部会议根据中央要求，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十六字方针。1958年2月，朱德在一机部、二机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三部合并大会上又重申了这一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军工企业掀起民品开发生产的第一个历史高潮，先后试制成合成氨压缩机、轧钢机、一万二千五百千瓦水轮发电机等重型设备在内的大量民用产品，品种发展到上千种，不少产品填补了当时国内生产的空白。1958年至1960年，军工创造的民品产值占军工总产值的比重平均达到60.8%，其中1960年高达74.5%，创历史最高水平。军民结合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益，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为发展尖端技术提供了资金保证。令人痛心的是，自60年代起，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出现愈来愈“左”的错误，在国防建设上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导致国防工业未能跳出以军为主的单纯军事性的圈子，也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向平战结合、军民结合模式的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军民结合的实践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82年1月，邓小平提议将原十六字方针中的“以军为主”改为“军品优先”，确立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指导方针。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进一步指出：“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把这个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些重要方针的确立，标志着军民兼容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在军民兼容思想指引下，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服从经济建设大局，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宏观指导，把主要力量逐步投入到了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军工企业采取直接生产一般民用产品、与民用企业联合生产民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转让先进技术成果及跨地区、部门进行合作等方式，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从1980年至今，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军品产值均以每年20%的幅度增长，到1990年，民品产值已达到工业产值的65%。40%的军工企业有了支柱产品，部分企业具备了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能力。实践证明，军民结合是国防科技工业服从发展生产力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防科技工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根本出路。
3.军民兼容思想为航天技术的和平利用开辟了道路
军民兼容思想促进了军事高科技向民用高科技的相互转化，发挥了军事高科技的先导作用，带动了军民高科技的发展，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的特性决定了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世界科学技术和高新产业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军用技术和平利用的可能性。如核技术，既可用于制造核武器，也可用于原子能发电，为人类开辟新能源，航天技术亦如此。
中国航天技术的和平利用已取得了明显效果。我国已有1800多项卫星技术成果在国民经济部门得到二次应用，开发出数千种高技术产品。这些新技术，新产品被推广到全国28个省、市的1500多个企业和部门，有些技术和产品已陆续出口。将卫星技术和遥感、遥测技术充分应用于资源调查、环境监测、森林保护和自然灾害预测预报上，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我国业已发射的3颗卫星，包括14颗返回式遥感卫星，7颗通信卫星，2颗气象卫星，10颗其它方面的科学和技术试验卫星，使我国先后获得大量关于国土资源、石油勘探、地图测绘以及地震预报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资料。塔里木盆地新的成油构造、黄河三角洲地图的修测，黄河、滦河、海河三大泥沙流动规律以及相互作用关系的查明，就是通过各种遥感卫星所拍摄的照片发现或完成的。随着通信卫星的应用，我国已建成教育电视台、收转台、接收台3000多个，收看教育节目的学员达1600万人。培训中小学教师120万名，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约数亿元的费用，1979年6月，美国“天空实验室”卫星失控，请求我国给予技术协助。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在卫星陨落前6小时发出了落点预报，比美国早预报4小时，预报陨落时间与实际陨落时间只有4分钟之差，预报的落点也相当精确，充分显示了我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航天测控技术。利用返回式卫星对国外提供搭载服务，包括在失重环境中进行微生物工程、免疫、材料提纯和生命科学试验。1987年以来，我国利用返回式卫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制出了优质的广泛应用于电子工业的砷化稼、锑锡汞材料。进行了许多植物种子的变异研究，例如番茄种子经过微重力条件后，培育的株苗与地面对照种子株苗相比，长势茁壮，结果多;水稻种子培育后;植株分萦多、穗多粒多，抗旱抗水能力强;培育出的小麦株苗，杆矮、分葵多，抗病和抗倒伏能力强，试验田普遍增产20%以上。我国卫星还为法国、德国等进行了藻类及人体蛋白结晶试验，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如果没有军民结合方针的指引，如果我们的国防工业局限于狭小的军事圈内，就不可能有中国航天技术的和平利用，更不可能有航天技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因此可以说，军民兼容思想为中国航天技术跻身于世界舞台开辟了道路。
三、占一席之地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宏伟目标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人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航天技术初期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他在发展航天技术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重大决策，使我国的航天技术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面对世界经济大国发展高科技，抢占航天技术制高点的种种咄咄逼人的态势，邓小平以伟大战略家的深远目光洞察未来，在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中深刻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里面有一席之地”。占一席之地的论断是新形势下振奋民族精神的时代要求，是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是中国航天事业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
1.在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是新形势下振奋民族精神的时代要求
本世纪刚刚跨入90年代，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独特的深邃目光，洞察世界发展大趋势，再次告诫说：“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占一席之地重要思想论断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早在1935年就对这种精神作出了深刻的概括：“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民主革命时期，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还是在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途中，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过。建国初期，无论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还是苏联背信弃义卡我们脖子的时候，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是靠发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世界进入高科技时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十分严峻的。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军事实力，中国都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崛起还是衰落的选择。为了迎接这种挑战，邓小平及时撬动了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科学技术，发出了中国要在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的伟大号召。就其深刻的政治意义而言，在于通过高科技的发展来振奋民族精神，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量，给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对此，长期工作在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体会至深。“亚洲一号”卫星和“澳星”发射时的实况转播，曾引起全国人民的热切关注。“澳星”初次发射失利，千万封信件纷至沓来，小学生捐款、大学生献策、工人和农民的鼓励，其中包含了多少难以诉说的深刻内涵。当卫星发射成功时，多少人在电视机前流下了喜悦的泪水，这其中又蕴藏着多么深厚的民族情感!所以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是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重振民族精神雄风的伟大号角，是促进国防科技迈上新台阶的伟大动员令。
2.在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
进入70年代以后，以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为代表的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促进了新产业革命的到来，许多国家开始把发展高科技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支柱力量。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1978年讲到：“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在当代新技术革命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国际竞争已由军事向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扩展，综合国力的较量空前激烈，咄咄逼人。统计资料表明，在战后40年期间，促使美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科技进步的比重为71%，而日本为65%，前苏联为63%。1981年美国产业部门直接用于研究与发展的费用为607.5亿美元，其中高技术占76%。这些事实证明，高科技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总之，当今世界高科技已日益成为决定各国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因素，它对各国的经济增长、国家安全与地位、人民生活富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技兴则国家兴，科技强则国力强，这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我国常年战斗在高科技最前沿的科学家王大琦、王淦昌、杨嘉犀、陈芳允在1986年3月3日联合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建议书”，呼吁发展中国的高科技。3月5日，邓小平同志就作了赞同和急切催办的批示，使得具有深远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在中国诞生，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此计划实施以来，在国防高科技前沿领域的研究及其产业化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火箭，把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准确送入预定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连美国《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首次成功发射一颗外国卫星，这标志着这个国家进入了国际航天市场”，“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这再一次说明，在高科技领域能不能占一席之地，不仅标志着科技水平的高低，而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是反映一个民族能力的，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3.在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是中国航天事业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
中国航天事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迅速发展，在国际航天市场已稳稳站住脚跟。从1956年到1985年，我们以总投入不及美国一年航天费用的资金，研制成功了技术先进、可靠性高的长征系列火箭，并把自己研制的10多颗不同用途的卫星送入各种轨道。有了这样的实力和基础，才使得中国航天高层决策者们在运筹帷幄之后，于1985年10月向世界宣布：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正式投放国际市场。1987年2月5日后，中国长城工业公司正式承揽对外发射业务。1987年和1988年，法国马特拉公司和联邦德国的MB公司特制的两个太空微重力试验装置分别搭载于中国卫星上，在完成试验任务后回收成功。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先是“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接着在1992年成功发射两颗美国研制的澳大利亚“澳赛特”通信卫星和瑞典的“弗利亚”卫星。中国航天在第一个国际空间年的三大举动，引起了举世瞩目，初步实现了邓小平同志占一席之地的目标。
在中国航天事业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满足。这是因为，要保持这个席位，就必须加快发展速度。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落后，必须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中国航天技术再一次向世界敞开国门。继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对外开放以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1992年10月宣布向国内外开放。这座航天城24年来发射了24颗卫星，占我国发射卫星的6.7%，其中发射返回式卫星的回收率为百分之百，创造了世界航天史的奇迹。次年元月18日，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新的卫星发射合同业已签约。1994年6月，将再为亚太卫星公司发射一颗卫星。瑞典空间公司项目负责人也表示，即将研制的一颗新卫星，还希望由中国来发射。这些新举措，再一次向世人表明中国航天技术在世界航天领域占一席之地的勃勃雄心。纵观中国航天事业30多年的光辉历程，在毛泽东国防科技思想指引下，我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闪耀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展国防科技思想的光辉，凝聚着国防科技战线广大科技工作人员几十年实践经验的结晶。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只要我们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不断总结新经验，就一定能够使国防科技在世界先进领域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国航天事业新的历史飞跃。
（来源：《环球视野》第479期，摘自1994年《继续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