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来清代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海盗问题是伴随着海洋发展而滋生的社会现象。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在历经康乾盛世的繁荣之后开始走向衰微，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在东南沿海，不少沿海居民下海为盗，最终形成乾隆末年至嘉庆上半叶海盗活动的高潮。清朝官方记载将海上抢劫、抗官的人和武装集团一律称之为海盗，视为社会的渣滓，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传统史家不屑于对他们进行研究；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清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乾嘉年间海盗史的研究亦逐渐改变了长期无人过问的冷落局面，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1994年，季土家在《近八十年来清代海盗史研究状况述评》（《学海》1994年第5期）中，对民国以来中国史学界对清代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的研究作了扼要的归纳和评述。此后十五年，史学界对清代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近几年来，随着马六甲海峡与索马里海盗活动的频繁，中国海洋通道的安全备受国人关切，关于海盗的研究逐渐升温。本文试图对近十五年来清代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的研究做一次学术梳理，以期看到研究的不足，找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广东海盗集团的活动及性质研究
1995年以来，有关清代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研究的新进展，首先表现在对广东海盗集团研究领域的开拓。著作方面，日本学者松浦章所著《中国乃海贼》（日本东方书店，1995年版），其中第五章论述了清中叶的广东海盗问题。1997年，美国圣母大学(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穆黛安( Dian Murray)所著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1790-181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由刘平翻译成中译本《华南海盗，1790-1810》，1997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为此项研究，穆黛安远赴北京和台湾两地查阅了大量档案，从海洋世界的视野，对1790到1810年间华南沿海的海盗集团、海盗组织和海盗生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郑广南的《中国海盗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第四章“清代海盗活动”中，专门写了“嘉庆年间广东的旗帮海盗”一节。2003年，现供职于澳门大学的美国学者安乐博( Robert Antony)的《浮沤著水：中华帝国晚期南方的海盗与水手世界》(Like Froth Floating on the Sea: The World of Pirates and Seafarers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Sea)，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出版，该书的重点也是乾嘉之交的广东海盗。2008年11月，松浦章在台湾出版《东亚海域与台湾的海盗》一书，其中也介绍了张保仔、郭婆带等广东海盗组织的情况。2009 年3月，松浦章的《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七章“清代的海上贸易与海盗”也有对张保（即张保仔）的简单描述。论文方面，主要有刘平的系列论文对乾嘉之交广东海盗与西山政权的关系、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联合与演变等问题作了探索，从社会史的角度把海盗问题的研究视野从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回归到盗匪问题。还有一些学者则从海洋史学的视野，分析海洋世界的生态、经济与海盗社会问题。台湾地区学者林智隆、陈钰祥的《盗民相赖，巩固帮众——清代广东海盗的组织行为》（《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学报》第22期）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清代粤洋海盗问题的检讨》（《美和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这两篇文章探讨了1810-1885年间广东海盗的组织与行为，并检讨了清代“以盗制盗”措施的得与失。
关于广东海盗兴起的原因，刘平认为，“从海盗角度来说，水道纵横交错，可以自由往来的海岸线，以及近海地区大大小小的岛屿所能提供的栖息藏身之所，乃是最理想的地理环境”。“贸易兴旺、便于骑劫的航路，对那些生活在贫团线上而富有冒险精神的渔民、蛋民、水手来说是十分诱人的”。乾隆末年以前，广东海盗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越南西山政权的庇护是乾嘉之交广东海盗崛起的契机”（《清中叶广东海盗问题探索》，《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论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联合和演变》，《江苏教育学院报》1998年第3期；《关于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98年第9期）。他总结“1．西山政权引诱、胁迫居住或者流落至越南的中国民人投入西山军，纵使为匪。2．西山军对中国海盗封以官爵，授以印记（即所谓夷照），令其招兵买马，扩张势力，以为己用。3．中国海盗从西山军那里学到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技术和组织方法。4．西山军向海盗提供的武器船械十分精良，这使得海盗在与清军水师的对阵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5．西山军向海盗提供避风港，江平、顺化、归仁、河内等地成为著名的海盗巢穴”（《乾嘉之交广东海盗与西山政权的关系》，《江海学刊》1997年第6期）。对此曾小全认为，清中叶严重的人口压力造成大量剩余人口的存在，这是他们沦为海盗的首要条件，但此时的广东海盗还有其独特性，不能过于强调越南西山政权的作用，而忽视国内政局的变动，即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弱化（《清代嘉庆时期的海盗与广东沿海社会》，《史林》2004 年第2期）。他还认为：“清初广东海防体系薄弱，这也是导致嘉庆时期广东海盗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清代前期的海防体系与广东海盗》，《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何靖在谈到乾嘉时期粤洋西路海盗猖獗的原因时，指出：粤洋西路海盗猖獗除了受越南这一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方面还因为海岸线曲折，岛屿众多，易于藏匿的地理因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控制力太弱，地方势力太强；政府对西路海防的重视不够；还有盐运给海盗带来了资助等原因，导致粤洋西路的海盗不断的发展壮大（《乾嘉时期粤洋西路海盗猖獗的原因浅谈》，《传承》2008年第11期）。关于雷州的海盗问题，刘佐泉《清代嘉庆年间“雷州海盗”初探》（《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也持同样的看法：“广东沿海地带，山多田少，人稠地瘠。乾隆十八年以后，人口急剧增长酿成了新问题。当求生存的斗争不断加剧时，那些无法在岸上填饱肚皮的人，便被迫靠海为生，优良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再加上另一个因素，即贸易兴旺，便于劫掠的航路，为海盗活动的生存提供了先决条件。”[美]穆黛安《广东的水上世界：它的生态和经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上册，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3 月）则从“南中国海的广东水上世界”的生态和经济人手，指出这是“官方的与实际的世界不是同一回事的地方”，“水上世界一直是无产者活跃的地方，这些无产者是低层的，‘自然的’异议分子，属于最困穷最没有被整合入儒家社会秩序的一群人”，而官方“凭借着他们统治所得到的经验，中国官僚试图把他们惯于统治内陆的同一套边界与管制的观念施行于水上世界”。
对于广东海盗的性质，郑广南在《中国海盗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认为，广东海盗尤其是“郑一嫂领导红旗帮开展反抗清王朝官府斗争的同时，又进行抗击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战斗”。穆黛安《华南海盗》不同意这一说法，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学者对于几乎所有的国内动乱一直都抱有一种僵化的观点，即视之为‘正义性质的农民起义’……的原始革命传统的真正动力。这一习惯导致了一种将各类动乱的政治性质戏剧化的倾向，甚至将最原始形式的骚动视为不同程度地自觉反抗清政府的起义的先声。结果，那些说法夸大了民众运动的政治自觉性以及思想启示作用”。她认为，“清代广东沿海的海盗是由那些一贫如洗的蛋民、船户转化来的，很少有证据证明海盗是反抗专制政府的叛乱者的观点……单纯的政治思想是难以将海盗们聚拢在一起的。他们最初的动机便是挣钱……他们与官军的对抗与其说是一种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毋宁说更具有因财源匮乏引起的经济斗争的实质……在向盐船、渔船以及中国沿河村庄提供保护、收取保护费用的过程中，海盗们再次表明了他们涉足官方特权而又无意于推翻政府的兴趣……简言之，作为一个主要谋求经济利益有关的集团，海盗们有理由对这一假设——大规模集团暴力的原始动因必定是思想上的，其最终目标不可避免的将走向叛乱——表示怀疑”。“海盗不是代表穷人利益为正义而战的社会土匪，而是怀有发财梦想的掠夺者”。李金明《清代嘉庆年间的海盗及其性质试析》（《南洋问题研究》1995年第2期）则认为：“这些海盗在各帮的势力范围内，对过往船只征收过境税，同海外贸易商和内地民人进行非法贸易，将掠夺得来的或多转移到国外销赃，在性质上属于亦商亦盗的武装贩运集团。”
刘平《清中叶广东海盗问题探索》认为“所谓海盗，是指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活动（尤其是渔业生产）、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的暴力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勒赎收取保护费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海上武装集团”。海盗产生于被压迫受歧视的阶级，对社会怀有仇视情绪，因此，从他们踏上“贼船”的那一天起，即开始着手报复社会、破坏社会。从“海盗”的概念以及这一时期广东海盗活动的方方面面来看，广东海盗活动不属于“反清”或“抗清”斗争，更不是渔民起义，而是纯粹意义上的盗匪活动。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等平叛行动，但它更多的是制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不仅给地方统治秩序，也给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破坏。尽管海盗曾多次与官兵水师对抗，但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推翻政府，不是有意识有计划反抗，而是保证自己的掳掠行动不受到干扰。忽视盗匪活动或者把盗匪活动视为农民起义或者渔民起义一直是我们历史研究中的一个误区。刘佐泉《清代嘉庆年间“雷州海盗”初探》与刘平这种看法类似，认为“乾嘉年间的雷州海盗，就是农业社会中那些脱离或者半脱离生产行列、没有明确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和绑票勒赎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武装集团和个人，属半永久性匪股，具有反社会性和反人民性”。
但这种分析过于粗疏，且缺乏对海洋社会与蛋民、渔民生存方式的理解，因而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穆黛安《华南海盗》通过资料整理，掌握了在1794年到1803年之间自愿走上海盗生涯的93人的职业背景情况，“其半数以上或者是渔民，或者是水手”。[美]安乐博《罪犯或受害者：试析1795年至1810年广东省海盗集团之成因及其成员的社会背景》（《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下册）对1795年到1810年间广东海盗刑案档案进行了研究，指出：“被虏的受害人和核心海盗的背景，其实都几乎一样，多是蛋民、渔夫、水手”，“多数牵涉海盗刑案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海盗”，“那些被迫参与海盗活动的人，也都是被害者而不是罪犯。甚至于多数的核心海盗，最初也是受害者而非主动者”。
广东海盗集团失败的原因，许多学者从内外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谭世宝、刘冉冉《张保仔海盗集团投诚原因新探》（《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利用广东地方文献和《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对张保仔海盗集团投诚原因作了新探，认为：“嘉庆年间，正当张保仔海盗集团在珠江口一带大肆劫掠之时，清政府已通过增加前山驻兵，增筑澳门炮台等方式提高澳门乃至整个香山县的防御能力。在澳萄地方武装的协助下，清政府最终得以在香山县成功招降张保仔。”
关于乾嘉年间广东海盗活动的社会影响，曾小全《清代嘉庆时期的海盗与广东社会》指出：“1810年广东海盗的投降并非是一件好事。一方面给清政府带来了一种错觉，使他们误以为本身的海防力量十分强大，因而没有进行海防变革……导致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沿海防御体系无法形成。另一方面，投降后的海盗首领大部分被授予官衔……就造成那些通过正统渠道的官吏心理不平衡，加深了矛盾。”韩国学者都重万从海上武力与沿海团练的关系，分析广东海盗活动的社会影响，指出“嘉庆初年以来，广东沿海团练与海盗作战者，为数不少，嘉庆十四、十五年间，近海各乡团练林立，其防守功绩，较之官兵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次，有些乡间绅民创立公约，公所等自卫机构，以专司当地办团事务，这些公约、公所的团练组织机构，多以血缘、地缘和地主佃户关系为基础，因有固定经费、军械以及船团，故而其自卫力量较为强大”。他认为：“嘉庆年间广东团练的发展，实奠定了往后粤省团练的基础”（《嘉庆年间广东社会不安与团练之发展》，《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二、蔡牵与闽浙海盗集团的活动及性质研究
蔡牵与闽浙海盗集团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乾嘉年间海盗研究的重点领域，关于海盗成员、帮派及其内部组织结构、海盗活动的性质等许多问题大体得到厘清。主流的意见是把蔡牵帮视为反清的海上武装集团。近15年来，除上述问题的延伸讨论外，还从清代水师、海防、海上族群、海洋经济的角度展开。专著如陈孔立的《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九州出版社增订本，2006年版）、王宏斌的《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许毓良的《清代台湾的海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和《台湾军事与社会》（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王万盈的《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海洋出版社， 2009年版）等等，都涉及到的清代乾嘉年间的闽浙海盗问题。
乾隆后期( 1786-1795)，福建沿海是海盗的多发区。王华锋指出，当时福建海盗盛行的原因：1．福建的地理位置。风信上，春夏的东南风与秋冬的东北风使得船只南来北往，一日千里。同时，福建地狭人稠，其闽“内有耕桑之乐，外有鱼盐之资”，无论贫富，多从事海洋贸易等活动，固有海者，闽人之田之说，这些在客观上为海盗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2．福建海盗的传统，多抢劫商船、渔民或者民船财物，为盗的动力，更多是来自对财富的渴望，从而能导致其行为脱离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而沿海居民多暗中与海盗相通、嗜利忘禁，不顾官府禁令，趋之若鹜，为海盗提供生活必需品及销赃，这也是导致清政府剿灭海盗计划难以奏效的重要原因，因而，当其处于困境或者为谋取更多财物利益之时，海盗无疑是不错的选择。3．福建地区的经济因素。沿海地区的居民为了经济利益多种植经济作物，福建缺粮县主要分布在商业发达的福州、泉州、漳州、汀州，这些缺粮地区多种植甘蔗和烟草等经济作物，当发生自然灾害时，这些地区更容易受到冲击，因而，福建的粮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造成的。同时，还应看到，一方面，乾隆后期，福建地区自然灾害很少发生，另一方面，有清以来，清王朝十分重视福建的粮食问题。遇有粮食短缺，便从四川、湖广、江浙等地运米入闽，并从台湾运米至闽等地，4．军队的腐败，战斗力下降。官员怠玩饰讳，士兵偷卖火药兵器。林爽文起义则是直接诱发和促使海盗增多的内在原因(《乾隆后期(1786-1795)福建海盗问题初探》，《兰州学刊》2007年第11期）。
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七年，蔡牵帮形成，主要是在闽、浙洋面进行传统的海盗活动。嘉庆七年五月以后，转入反清斗争。郑广南《中国海盗史》认为：“蔡牵、朱演为首的海盗集团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全方位的反清斗争，这是他们海上活动的主要特色。”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认为：蔡牵集团“代表失业的农民、渔民和其他沿海贫民的利益，坚持了十几年的抗清斗争。因此，应该认为蔡牵集团是沿海人民的抗清力量，他们的活动是沿海人民的反清起义，是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一种反映”，“他们为生活所迫，下海抢劫商船，其最初目的是为了糊口，并不想经商图利，实际上他们也没有从事海上贸易，既不是海商，也没有进行走私，他们的活动和争取自由贸易没有关系”。松浦章《明清时代的海盗》（《清史研究》1997年第1 期）认为，蔡牵自称镇海王，“好像是建设一个海上帝国并拥有其统治者的地位”，“对于进行海上贸易者来说，向蔡牵等集团交费用是对他们起一种生命保险和海上保险的作用”。李金明《清代嘉庆年间的海盗及其性质试析》认为，“蔡牵攻打台湾，目的是想逃避清兵的追剿，在台湾建立基地，继续从事武装贩运活动。他们没有制定具体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不可能因此而改变亦商亦盗的基本性质”。
李若文《海盗与官兵的相生相克关系（1800-1807）——蔡牵、玉德、李长庚之间互动的讨论》（《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10辑，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8年版）还就蔡牵和水师之间的互生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清代水师之设原在侦缉海盗，没有海盗，就没有水师；海盗愈嚣张。水师就愈活跃，冲突抗争就愈白热化。然而，也可能反向而行，海盗势力扩张导致海上军事活动重要性的提升，地方当局也就愈有利可图，其贪腐成了海上犯罪的温床。以上矛盾的关系可用‘相生相克’一词来概述”。许毓良《清代台湾的海防》认为，在剿灭海盗的问题上，“清廷非采取主动的方式夹击海盗的策略，而采取消极的手段把海峡两岸济盗的管道全部堵住，然后再以水师尾随剿捕。最后以打消耗战的方式，肃清海盗”。
关于闽浙海盗活动和性质的研究，张中训在《清嘉庆年间闽浙海盗组织研究》（《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2辑，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96年版）中既对闽浙洋面的海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还对海盗没内部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各帮海盗组织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维护和巩固盗帮组织的因素包括主从互惠关系、家庭组织结构、乡土地域观念、民间宗教信仰、反清政治意识、财务经理动作、陆路链接等等多个方面。张中训认为，嘉庆年间闽浙海盗“除了蔡牵及朱演两帮外，其他的海盗均无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多数海盗入盗之主要动机，在于求生存，争利益，他们并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反清复明’或建立一个新朝代。偶有称王者，亦多为满足其自身之权力欲望”。
廖风德则从另一个角度谈了海盗与闽台交通之间存的关系（《海盗与海难：清代闽台交通问题初探》，《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3辑，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98年版）。戴赛村在海洋史的视野下就台湾海洋史与海盗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台湾海洋史与海盗》，《宜兰文献杂志》1995年第10期）。值得一提的是，安乐博在研究明清时期活跃在在南洋一带的海盗时，发现1520-1860年间，中国的海盗在东南亚一带的也曾有过频繁的活动，并给当地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海洋史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0月）。刘正刚的《嘉庆时期藏兵赴台湾始末探析》（《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从不同角度做了分析。
三、研究方向的拓展与史料的发掘
近15年来，关于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研究，在不断拓展新的方向。主要表现在：不再一味从政治史的角度，演绎水师捉海盗的故事，而是回归到一个更加广阔海上历史场景，力图论述“自下而上的海洋历史”。如安乐博的《浮沤著水》注意从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学科角度来透视海盗内幕，如在第六章“海盗活动与海上社会”，探讨了海洋社会各阶层与海盗群体的关系，他认为和水手一样，海盗为了生存必须依靠沿海人民，他们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各种关系；第七章“水手与海盗的文化世界”，作者展示了水手和海盗的文化世界，并把他们与陆地上的主流文化进行比较，认为海盗群体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凸显古代海洋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普通水手为主的海盗社会的日常生活画面”（参见刘平《透视明清时期的海洋世界——评安乐博（浮沤著水：中华帝国晚期南方的海盗与水手世界）》，《历史人类学学刊》第2 卷第1期，2004年；黄秀蓉《简评（漂浮在海上的泡沫——中华帝国晚期南部的水手和海盗世界）》，《南洋问题研究》2007年第1期）。
从海洋社会看海上族群与海盗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杨国桢、张雅娟从海洋社会科学的角度探讨了海盗组织成员与海洋社会的关系，并重点考察了乾嘉年间两股比较大的海盗帮派——蔡牵帮和朱濆帮在海上的活动后认为，海盗行为是处于贫困化的渔民、船民、商民自救的极端行为，他们杀人越货，是不值得歌颂的。但是官方定性的“海盗”，并不都是没有人性的抢劫犯，不能单纯根据官方的定性，简单化地一律指责为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盗匪”。“蔡牵、朱演在海洋上生成的军事力量，一度掌握了制海权，改变了海洋渔业、航运贸易的秩序。就渔民社会、船民社会、海商社会而言，这种以‘非法’的暴力手段形成的海洋社会权力，根植于贫渔穷蛋阶层，并被一部分海商所接受，体现海洋利益再分配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社会合理性……蔡牵崛起所代表的民间海洋社会权力及其控制海域的作为，是清中叶民间海上力量的一次展示”（《海盗与海洋社会权力——以19世纪初“大海盗”蔡牵为中心的考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 1年第3期）。张雅娟还就海盗与海商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和研究（《19世纪初东南海商与海盗、水师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安乐博在《中国南方的海盗活动及影子经济》（《海洋史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中，不仅一如既往的探讨了海盗与沿海族群之间的联系，还从经济学的角度专注于“影子经济中‘非法海盗行为的经济影响’。通过海盗行为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明了近代中国初期海上活动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权力结构”。他在分析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之后，发现1780-1810年间的“中国的南中国海面上不仅充斥各式各样的海上非法活动”，“海盗行为基本上是一种商业体制，他涉及的是‘买’与‘卖’的经济行为”。海盗不仅是抢劫行为、买卖行为、也从收取保护费和赎金中获得收入，海盗与那些同他们进行交易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体制。“1780年-1920年间的东南沿海一带，无论是靠田吃饭或者是靠海维生的人，都直接或者间接的依赖这种经济体系生活”。他发现“海盗社会组织是一个以海洋活动为中心的社会团体，海盗组织的存在独立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权力管辖范围之外”。2011年安乐博主编的论文集《海盗与走私，大中华海域的暴力武装和秘密贸易》中收录了11篇国内外专家有关海盗研究的文章，而这些文章成功跳出传统海洋史学的视野，对传统的海盗历史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这无疑给今后的研究进一步扩宽了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在这一时期，对于海盗相关史料的发掘也有了更大的进步，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尤其是一些清代相关档案整理有了很大进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陆续出版了一批相关的清官档案，如《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帝起居注》、《明清官藏台湾史料》、《清代台湾谕旨档案关系汇编》、《清官廷寄台湾史料》、《剿平蔡牵奏稿》、《台湾道任内巡抚剿平蔡牵奏稿》、《赛将军剿平蔡牵奏稿》等等，有不少是第一次公开的资料，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基础。此外，关于这一时期海盗的传说、故事，在海峡两岸也都得到搜集整理，不少把海盗视为英雄的资料，为了解沿海民间对海盗的观感，自下而上看海洋历史，纠正官方资料的偏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关于乾嘉年间海盗佚事的一些新发现、新解读也常见诸这些地区的报端。比如，2005年8月1日，《海峡都市报》发表文章《晋江涉台遗存揭秘》从最新的文物发现起笔，介绍了清代乾嘉年间晋江一带曾出现的海盗问题。2007年12月15日，《东南快报》刊登《清末海盗的活跃》一文，重点介绍了嘉庆年间大海盗蔡牵的一些情况。2008 年8月25日《东莞日报》的文章《海盗“张保仔”原来是传说？》对张保仔的真实存在做了一次质疑。2009年年1月17日《番禺日报》的《龙穴岛与张保仔》、2009年11月5日《南方都市报》的《风流海盗张保仔的战火情仇》、2010年3月21日《中山商报》的《张保仔传奇：海上霸主香山受降》等则介绍了粤洋大盗张保仔的传奇故事。另外，因为厦门也是当年蔡牵活动的的主要场所，近年来，厦门日报和厦门晚报也多次发表专版对有关蔡牵或者李长庚的文物古迹进行整理报道。
综上所述，近50年来，有关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的研究日益活跃，国内外学者不断发现新材料，用新的方法去解读分析史料，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如何突破传统观念和陆地思维的束缚，实现理论的创新，有待于后来者的努力。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江苏扬州225002）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