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中国发现历史
魏斐德其人
魏斐德其人，恐怕多数人还不是很了解。一说起美国的汉学家与中国学研究，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开拓者、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及其“中国观察”。我最早知道魏斐德，还是通过他的中国友人、著名诗人北岛的随笔《青灯》。文章写于魏斐德从伯克利执教四十年退休之际。后来这篇散文和其它几篇被集成一本书，就以“青灯”作书名，扉页上题有“献给魏斐德（Fred Wakeman）教授”字样。《青灯》中有一首小诗是这样写的：
故国残月/沉入深潭中/重如那些石头/你把词语垒进历史/让河道转弯
花开几度/催动朝代盛衰/乌鸦即鼓声/帝王们如蚕吐丝/为你织成长卷
美女如云/护送内心航程/靑灯掀开梦的一角/你顺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
北岛把崇高而悲壮的致敬献给了魏斐德，文字中那种挥之不去的诗意和深情，让我对魏斐德的传奇充满了好奇。
魏斐德1937年生于美国，2006年因癌症去世，终年68岁。“我生于1937年12月12日，日本军人开始在南京城烧杀淫掠三周的那一天。”魏斐德1992年在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讲中这样说此生冥冥之中与中国发生的关联。并说到自己十几岁随父亲在古巴海上航行时，通过一条偷运华人的快艇，感受到华人被奴役的“中国印象”。魏斐德的中国学研究是19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当时魏斐德正在巴黎攻读一门东南亚课程，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这一兴趣很快把他引向对中国民间教派的关注上。恰在此时，法国记者门德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进一步激起了他的兴趣，从此不能自拔。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乃至抗日战争的中国往事。其博士论文《大门口的陌生人》，就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 动态。
在中国发现历史
魏斐德生前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兼东亚研究所所长，还担任过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尽管早年受业于哈佛导师列文森门下，也算是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的传人，但其汉学思想还是逐步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中心观”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他堪称美国第三代汉学家的领军人物。“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反应”模式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当作一种文化冲击来论述。“中国中心观”则是从中国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因素，显示的是一种东方视角。即不再单纯把中国当作接受西方社会影响与改造的“客体”，而致力于“在中国发现历史”。魏斐德认为，研究中国，就要“进入中国内部，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如果说，《大门口的陌生人》还留有“冲击—反应”的影子的话，那么，《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则预示着这种视角的转化，转到了“中国”中心。
《中华帝制的衰落》是魏斐德汉学生涯当中一本不可忽视的历史读本。本书的视野非常开阔，不仅涉及中国明清的王朝政治、人事制度、经济贸易、国防军队、世界秩序、人口增长、社会变革、民族革命等宏大背景，而且牵涉到皇帝、宫廷、政府官员以及绅士、商人、农民甚至马夫游民等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用这些“中国社会变迁的内部资源”，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对一个帝国如何从建立秩序走向强盛，又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作了富有见地的解剖和透视。在作者的笔下，这个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中华帝国，在王权高度集中强化的同时，帝国的行政管理的网络末端同官僚中枢日益脱节。而且，其体制与秩序内部，存在着帝制衰微悖反的倾向！例如，科举制。科举是“帝国政府的一项创造”，但是随着明清两朝“政府严格控制入仕的人数”，考试制度“变得复杂难懂”，读书人的挫败感越来越强，“不得志的生员经常在社会反抗中寻找出口。许多叛乱，甚至大的暴动，都是由不满的下层绅士或是花了多年时间在更高级别考试上的有抱负者发动”。原本帝国人才的征引制度，不想走向了帝国的反面。再如团练等地方武装的设立。团练，原本是为了对付国内的农民暴动而成立的应急之策，却打破了满汉平衡，开始了地方军事化的进程，等等。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管理弹性日渐消散的躯体，一个日暮黄昏、强弩之末的专制帝国，特别是到了后期，腐败滋生，盗匪横行，起义不断，当外力干预如同“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整个国家系统不堪一击，摧枯拉朽就成了不可避免和无可挽回的事情了。
讲求著史的“名门正派”
魏斐德著作等身，是与孔飞力、史景迁并驾齐驱的美国汉学“三驾马车”之一。孔飞力的研究以视角独特有名，前些年在中国较为畅销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非常吸引眼球，讲述的是清朝乾隆时期一场席卷全国的除妖运动。史景迁的作品引进更多，他是那种著作经常登上美国销售排行榜的写书人，以叙事和文笔见长，简直可以当做文学作品来读。与孔、史相比，魏斐德的汉学著作则以选题和史料见长，更容易获得史学爱好者的认同，因为他不靠文字的花哨，也不求叙事的剑走偏锋，而是更讲求著史的“名门正派”，以史料说话，但又不拘泥于史料，着重于史料的综合解读和阐发，视野开阔，文史交叉，畅游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其叙述中国历史的手法与文字丝毫不逊色于国内的史家，尽管他的散文体论述，看似娓娓道来平淡无奇，实则是平地起惊雷。说他深得史学“两司马”的史风亦不为过。而且其征引的中文史料也不输给任何一个出色的中国学者。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中，魏斐德展现给大家的就是一幅充满运动与变化的明末到民初的中国“万花筒”，作者运用的各种史料与诙谐幽默的叙述方式，把人物与各派势力写“活”，好似“作场”说书，让人沉浸在历史的氛围 中，跟着他“重演往事”和一起思考。
史景迁就曾这样评价魏斐德：“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抒情诗人和秘密活动家的迷人混合体。他写的最好的书在每个角度都含义深刻，无论在长度上还是在精神上，充满着意外，承转着情感……”这使我想起了北岛在《青灯》中讲述的一个故事：魏斐德的开门弟子、哈佛的荣誉毕业生周锡瑞回忆：从哈佛毕业以后，他投奔到列文森教授门下。列文森逝世后，大不了几岁的魏斐德给他们上课。当看到年轻的魏斐德开列有法国史学家马克?布罗克《法国农村史》在内的必读书目时，这群学生不干了，其理由是，我们学的是中国史，与西方史何干？只见魏斐德不慌不忙，讲了一个故事。在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被盖世太保抓住，和别人一起拉出去枪毙。他对身边16岁的男孩（后幸存下来）最后说：“别哭，我的孩子。”这时机关枪响了……他就是马克·布罗克。说完后，魏斐德平静地离开了教室。
来源： 四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