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祖庙《菩提达摩碑》碑文复原及考释

一、引言

  署名梁武帝撰的菩提达摩碑文,是中国佛教禅宗的重要文献。对其展开的研究,事关早期禅宗史和早期禅宗思想史,一向为佛教研究者所重视。近年来,日本学者小岛岱山和国内学者纪华传等,均就此展开研究并取得成果。

  小岛岱山的文章曾在国内出版的《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发表,标题为《菩提达摩石碑碑文并参考资料》,其主要贡献在于将分处于熊耳山、少林寺、二祖庙的三块菩提达摩碑的碑文及有关资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遗憾在于对二祖庙达摩碑文的识读仍存个别错误;纪华传的论文载于《曹溪禅研究》(2003年第2期),标题为《菩提达摩碑文考释》,其主要贡献在于确定了碑文出现的下限(公元732年之前),肯定了碑文的文本价值,同时指出了熊耳山的菩提达摩碑不可能是原石原碑。遗憾在于,其思路仍不敢跳出胡适和陈垣设下的“圈套”,执著地认为碑文乃伪作,故其对碑文产生时间和作者的推定也只能是“姑妄言之”。

  本文以对二祖庙菩提达摩碑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结合传世的佛教文献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等,对二祖庙菩提达摩碑的碑文及碑阴文进行了复原,考定二祖庙达摩碑的重建时间为唐元和十三年(818年)五月,并就碑文的真伪等提出自己的意见。

二、二祖元符寺及达摩大师碑简况

  二祖元符寺是中国禅宗二祖慧可大师舍利安奉处,距今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二祖村,古名娄姑村,即佛教各典籍所载之芦村。后以祖师灵塔所在,遂改名为二祖村。二祖村历史上隶属于彰德府磁州,1945年以后划归成安县。河北省佛教协会秘书长 高士涛居士曾专门撰文介绍过元符寺概况:

  “隋开皇十三年(593年)三月十六日,禅宗二祖慧可大师以一百零七岁高龄圆寂后即葬此处。唐贞观十六年(642年),钦命尉迟恭监工建寺。开元二十年(732年)于寺内建塔,安奉慧可大师舍利。天复二年(902年),钦赐寺名为‘广慈禅院’。宋元符三年(1100年)易名‘元符寺’。明永乐及清康熙年间屡有重修。……元符寺原有山门殿、二祖舍利塔、韦陀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禅堂、钟楼、鼓楼、背座殿等建筑。民国年间,元符寺已逐渐破败。1938年二祖舍利塔遭土匪焚烧,塔刹跌落。1969年,塔被彻底拆除。既而发现四壁有精彩绘画的地宫。而慧可大师舍利亦被同时发现。其舍利保存于地宫内舍利石函中。有铁链将舍利函于地宫中悬空吊起,石函中又有雕饰精美的银棺,银棺内安放着慧可大师舍利。石函前有长明灯两盏,其周围又有十八尊铸铜罗汉像。由于当时文物部门参与发掘,故二祖慧可大师舍利发现后即被文物部门收藏。”(《禅》2001年第2期)

  达摩大师碑即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东二祖村北的元符寺内,1935年被重新发现。该碑原淤于地面以下,碑首不知去向,碑体上部风化较重且有局部剥落,部分字迹已无法辨认。碑残高2.05米,宽1.02米,厚0.26米,碑阳、阴、左侧三面刻字。碑阳阴刻楷书(间有行书)正文26行,满行42字;落款2行。字体刚劲秀逸。碑阴阴刻楷书22行,满行33字。碑左阴刻楷书6行,现残存42字。

三、碑阴文复原及考释

  《全唐文》卷998收录有李朝正于唐元和十三年(注:具体推定见下文)五月“重建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时口述的碑阴文。结合实物,笔者将碑阴文点校复原如下(括号内为复原内容,其余为现场识读或《全唐文》所载):

  (大唐元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重建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故叙碑阴文。

  昭义军监军使、登仕郎、守内侍省奚官局令、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朝正述。

  此碑文布传于天下久矣,未详其本立处。顷日得之,窃玩其文,乃知梁武帝深达玄旨。若非留心此宗,则罕测其涯际。或者云:“梁武帝崩后,菩提达摩犹行化人间。”盖或者自惑耳。考诸史籍,则梁大同二年岁在乙卯,至太清二年岁在戊辰,相去一十四年矣。武帝废于侯景。自大同单阏之岁,至我唐元和阉茂之岁,凡三百四十三年矣!朝正尝愿于熊耳吴坂再立此碑,属以戎事多故,遂乖本志。今乃就二祖可大师塔前建之,用表真宗之所由也。

  菩提达摩自西域至中国,为禅宗第一祖。内传心印以为宗,谓意出文字外;外传袈裟以为信,信表师资。其袈裟授可大师。可授璨,璨授信,信授忍,忍授能。达摩遗言云:“我法至第六代后,传我法者命如悬丝。”故能受付嘱后犹隐遁人间,事在本传。祖师知当来学徒,必注意谓法在衣上,不知法本无为,得之者永超三界。了斯玄旨,是达真宗。所以诫绝传衣,令学徒得意者广通流布,化及无穷,拯溺俗于沉沙,擢迷途于苦海者矣。

  曹溪能弟子南岳惠让,让弟子龚公山洪州道一,洪州弟子信州鹅湖山大义。大义贞元中内道场供奉大德,每敷演妙理,万法一如,得无所得,证无所证,开合不二,是非双泯。夫无像之像,像遍十方;无言之言,言充八极。可谓真证真得涅槃宗源乎?至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德宗皇帝乃度中贵王士则,命舍官,赐法名惠通,充弟子;又度官生童子惠真,充侍者。惠通由是亲承教旨,妙达真宗。

  自祖师历六代后,名流大德、学徒得意者布行天下,敷演妙理,不可殚纪。朝正但据所禀本教来处叙之,将来幸辩由户不谬矣。今恐年代久远,故重刊石纪之。

  (将仕)郎、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员外置同正员,祁再光、第五义和。

  在复原碑阴文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以下问题:

  1、李朝正重建达摩碑的时间为唐元和十三年(818年),而非小岛岱山发布的唐元和十二年。

  证据来自碑阴文本身。在“考诸史籍,则梁大同二年岁在乙卯,至太清二年岁在戊辰,相去一十四年矣。武帝废于侯景,自大同单阏之岁,至我唐元和阉茂之岁,凡三百四十三年矣”这一段中,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梁大同二年”岁在丙辰,而非“乙卯”,其与“太清二年”相去一十三年,亦非“一十四年”;二是“自大同单阏之岁,至我唐元和阉茂之岁”,相去只有二百八十三年,而非“三百四十三年”,误差正好一个甲子——六十年。笔者以为,上述问题的存在,恰恰证明二祖庙达摩碑是真正的唐碑。理由有三:一是古人计算年代没有今天方便,“掐指算来”,难免“前赶后错”;二是年代久远时,往往用相距几个甲子(一个甲子六十年)来推算,多算一个甲子固然令人扫兴,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三是如果此碑为后人处心积虑的伪造,伪造者难道会低能到允许出现这样明显的错误?总而言之,李朝正的这篇碑阴文应属急就章,而其身边帮忙数数的人恰好又有些糊涂,因此造就了这一公案。此外,“单阏之岁”为兔年,“阉茂之岁”为狗年,查《中国历史纪年表》,唐元和元年恰逢狗年(丙戌),下一个狗年只能是元和十三年(戊戌)。

  2、“朝正尝愿于熊耳吴坂再立此碑,属以戎事多故,遂乖本志”一语,旁证了唐代熊耳山空相寺并不存在达摩碑。考虑到温玉成在《传为达摩葬地的熊耳山空相寺勘察记》一文(原载1994年11月13日《中国文物报》)中也认为:“《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约作于明万历间。该碑显系利用宋金旧碑重刊。”

  日本学者镰田茂雄认为熊耳山空相寺的达摩碑是“真正的原石原碑”的结论,应该是无法成立的。

  3、二祖庙的达摩碑重建于唐代,少林寺的达摩碑重建于元代,空相寺的达摩碑重建于明代。在现存的三块达摩碑中,二祖庙达摩碑的年代最早,以常理论,其内容应该与原碑最为接近。

  4、唐内侍省掖廷局宫教博士,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秩从九品下,文散官阶为将仕郎。以常识推测,祁再光与第五义和应为李朝正口述碑阴文的记录者和书写者。

  5、据碑文落款,李朝正官衔中有“兴元元从(功臣)”一项,说明其曾于兴元元年(784年)跟随唐德宗出奔梁州,与朝中宦官有很深的渊源。故其叙述的“大义贞元(785—805年)中内道场供奉大德”一事必有根据,绝非空穴来风。

  6、碑阴文所述之“慧能——惠让(怀让)——道一(马祖)——大义”的传承法系,说明李朝正信奉的是南宗(洪州宗)。因此,纪华传认为达摩碑为北宗门人所伪造的推论可不攻自破。

四、达摩碑文复原及考释

  以现场识读为基础,参照小岛岱山公布的资料,笔者将二祖庙达摩碑文点校复原如下(括号内为复原内容,其余为现场识读):

(禅门第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并序

梁武帝撰

  (我闻沧海之内有骊)龙珠,白毫色,天莫见、人不识,则我大师得之矣。大师讳达摩,云天竺人也,莫知其所居,未详其姓氏。大师以精灵为骨,阴阳为器,性则天假,智乃神与。含海岳之秀,抱凌云之气,类邬陁身子之聪辩;若(昙磨弗利之)博闻。总三藏于心河,蕴五乘于口海。为玉氎久灰,金言未普,誓传法化。天竺东来,杖锡于秦,说无(说法),(如)闇室之炀炬,若明月之开云,声震夷夏,道迈今古。群后闻名,钦若昊天。于是跃鳞惠海,振羽禅河,法梁(横天),(佛)日高照。示其育物也,注无雨雨,洒润身田;说无法法,证开明理。指一言以直说,即心是佛;绝万缘以(泯相),(身)离众生。实哉空哉,凡哉圣哉!心无也,刹那而登妙觉;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有而不有,无而不无。智通(无碍),(神)行莫测。大之则无外,小之则无内。积之于无,成之于有。其教示乎,于时奔如云,学如雨,果而少,花而多。(其得意)者,惟可禅师矣。大师舒容而叹曰:“我心将毕,大教已行。一真之法,尽可有矣。”命之以执手,付之以传灯。(事行物)外,理在(斯矣)。(意之来也),(身之住)乎;意之行也,身之去乎。呜呼!大师可谓寿逾天地、化齐日月。使长流法(海),(洗幽)冥而不(竭);(永注禅河),(涤烦笼而)无尽。岂唯积善不祐,皇天何辜!月闇禅庭,风迷觉路,法梁摧折,惠水潜(流)。(夜壑藏舟),(潮波汩起)。(何图不祐),(俄)然往矣。神色无异,颜貌如常。其时则地物变白,天色苍茫,野兽悲鸣,甘泉(顿竭)。(呜呼)!(无为将来),(有为将去),(道)寄兹(行),示现生灭,以大同二年十二月五日终于洛州禹门山,未测其报龄(也)。(遂茔葬于熊耳吴坂矣)。(于是门人悲)感,号(动天地),泣流遍体,伤割五情。如丧考焉,如丧妣焉。生途眼灭,伤如之何。(嗟乎)!(法身匪一),(示现无方),(骸葬)兹坟,形游西域。亦为来而不来、去而不去,非圣智者安得而知之乎?

  朕以不德,(忝统大)业,上(亏阴阳之化),(下)阙黎庶之欢,夕惕勤勤,旰不暇食。万机之内,留心释门,虽无九年之储,以积群生(之福),(缅寻法意),(恒寄兹门)。(安而)作之,精矣妙矣。嗟乎!见之不见,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虽一介凡夫,(敢以师之于后)。(未获现生之得),冀有(当来之)因。不以刻石铭心,何表法之有也。亦恐天变地化,将大教之不闻,(式建鸿碑),(以示来见)。(乃作颂曰):

(楞伽山顶)生宝月,(中)有金人披缕褐。

形同大地体如空,心如琉璃色如雪。

匪磨匪莹恒净明,(披云卷雾)心且(彻)。

(芬)陀利花用严身,随缘触物常欢悦。

不有不无非去来,多闻辩才无法说。

(实哉)空哉离生灭,大之小之众缘绝。

刹那而登妙觉心,跃鳞惠海超先哲。

理应法水永长流,(何)期暂涌还暂竭。

骊龙珠内落心灯,白毫惠刃当锋缺。

生徒忽焉惠眼闭,禅河驻流法梁折。

(无去)无来无是非,彼此形骸心碎裂。

住焉去焉皆归寂,寂内何曾存哽咽。

付之执手以传灯,(生)死去来如电掣。

有能志诚心不疑,劫火燃灯斯不灭。

一真之法尽可有,未悟迷途兹是谒。

  (大唐元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昭义军监军使,兴元元从,登仕郎、守内侍省奚官局令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朝正重建。

  (中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昭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泽潞磁邢洺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辛秘。

  在复原碑文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以下三个问题:

  1、据光绪版《广平府志·卷三十五·金石略上》“达摩大师碑”:“末行有中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昭义军等字”,可确定碑文的书丹者为时任昭义军节度使的辛秘,进一步确证该碑的建立时间为唐元和十三年五月。

  据《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七·辛秘传》:

  “辛秘,陇西人。少嗜学。贞元年中,累登《五经》、《开元礼》科,选授华原尉,判入高等,调补长安尉。……元和初,拜湖州刺史。……九年,征拜谏议大夫,改常州刺史,选为河南尹。莅职修政,有可称者。十二年,拜检校工部尚书,代郗士美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昭义军节度、泽潞磁洺邢等州观察使。是时以再讨王承宗,泽潞压境,凋费尤甚。朝议以兵革之后,思能完复者,遂以命秘。凡四岁,府库积钱七十万贯,餱粮器械称是。……久历重任,无丰财厚产,为时所称。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

  又,《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元和十二年)八月戊午朔。庚申……以河南尹辛秘为潞府长史、昭义军节度使,代郗士美。”“(元和十三年)秋七月,己酉,诏诸道节度使先带度支营田使名者,并罢之。”

  显然,由于辛秘元和十二年八月始任昭义军节度使,该碑不可能立于元和十二年五月;又由于元和十三年六月以后,节度使不再兼任“度支营田使”,而辛秘落款中恰恰有此兼职,只能证明这一落款是确定无疑的。因此,二祖庙达摩碑属于唐碑的真实性是不存在问题的。

  2、与少林寺、空相寺的达摩碑文相校,在形容达摩大师的法力广大时,二祖庙达摩碑文与之最明显的区别有两处。一是二祖庙碑为“声震夷夏”,其余二碑皆为“声震华夏”;二是二祖庙碑为“群后闻名,钦若昊天”,其余二碑皆为“帝后闻名,钦若昊天”。很明显,使用“声震夷夏”、“群后闻名”之语,才符合梁武帝的帝王身份。须知,达摩为“番僧”,自然是“声震夷夏”;“群后”者,各路诸侯也。由此可知,探究达摩碑文,二祖庙碑要比其余两碑可靠得多。

  3、由于少林寺和空相寺的达摩碑靠不住,而重建二祖庙达摩碑的李朝正又说“未详其本立处”,真正的原碑原石是否曾经存在,恐怕也很成问题。

五、关于达摩碑文是否为梁武帝所撰的讨论

  胡适在《菩提达摩考》和《书菩提达摩考后》二文中,以唐道宣《续高僧传》和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未记达摩见梁武帝事为主要依据,断言一切有关达摩与梁武帝晤谈的记载,统统都是“谬说”和“伪造”,实为此一公案的始作俑者。由于胡适的弟子众多、影响很大,在很长的时期内,梁武帝从未见过菩提达摩几乎成了定论。其实,正如胡适的得意弟子顾颉刚怀疑“大禹是一条虫”一样,胡适本人对梁武帝与达摩关系的怀疑也是站不住脚的。

  孙述圻曾在1984年第3期的《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菩提达摩与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一文,对胡适的论点和论据进行了系统批判,得出了菩提达摩初抵广州“来游中土”的时间正好在梁普通年间(520—527年)的结论。孙述圻的结论和历代禅宗门人对达摩来华时间的记述是一致的。笔者以为,无论如何,关于达摩来华的时间,禅宗门人是没有必要撒谎的。而只要达摩来华的时间是在梁普通年间,其首先经过的地方又吏属于南朝,极度崇佛的梁武帝就没有不见的道理。而一见之后,话不投机,菩提达摩遂飘然北渡,则非常符合情理。

  胡适搞学问最著名的原则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们不妨依样画葫芦地再来一遍,只不过我们搞的不是“有罪推定”,而是“无罪推定”。

  我们的假设是:菩提达摩碑文就是梁武帝亲撰的。推定过程如下:

  首先,我们认为,在达摩来华时间和来华路线上,其弟子们没有必要撒谎,因此,诸如宋道原著《景德传灯录》、明刊本《新锲全像达摩出身传灯传》等记载的达摩于梁普通八年(527年)或梁普通七年(526年)到达南海(今广州)是可以作为依据的。其次,达摩到达广州,地方官是应该知道的,而且地方官知道梁武帝崇佛。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出于责任心还是想拍皇帝的马屁,及时报告并迎请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是不是果真在十天之内就到达了南京,我们倒没有必要较真儿。其三,南京是南朝(梁)的首都,即使广州的地方官不理会达摩,达摩也会设法到南京一游的。其四,只要到了南京,依梁武帝的做派,不予接见是不可能的;即使梁武帝忙于公务,无法及时安排会晤,达摩也会耐心等待的。总之,梁武帝与达摩的晤谈是必然要发生的。其五,达摩本来寄希望于梁武帝帮助其弘法,结果发现话不投机,“道不同不相为谋”,遂飘然北去,继续游历。当时的梁武帝对达摩的离去似乎也未太在意。其六,达摩至北魏后,面壁九年,终于掌握了弘扬佛法的诀窍,创造了禅宗,并吸引了众多弟子,影响日大。梁武帝听说后,难免懊悔,怎么这样的人才居然没有留住?其七,由于达摩在北魏也未受到更高的礼遇,其对梁武帝最初的挽留必定也心存暖意。达摩涅槃后,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弟子们及时向梁武帝通报了信息。其八,故人逝去,难免引起温情的回忆,文采风流又笃信佛教的梁武帝,遂起草了这篇“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见之不见,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传达的正是梁武帝对与达摩失之交臂的一种复杂情绪。

  当然,写论文毕竟不能等同于玩推理。但是,当由于历史的久远、资料的缺乏,一些重要的真相无法定论时,人之常情应该成为可以容忍的坐标系。总之,笔者以为,在新的、更为可靠的证据出现之前,对于“达摩碑文是否由梁武帝亲撰”这一课题,最好的办法是存疑。

原载《文物春秋》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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