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生态史观

　　【核心提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环境史学会前主席唐纳德·沃斯特长期从事生态环境史研究，其作品《尘暴》于1980年获得美国历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借沃斯特在中国讲学之机，本报特邀他撰写了生态环境史研究心得。

　　“生态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仅要像过去那样深入探究政治与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基础，而且将更为关注自然如何成为影响人类生活的动力。生态史要关注的是，自然资源的多寡怎样影响了工作、生产、创新与财富，从古代王朝到现代国家又如何因资源竞争而形成的公共政策。生态史学者将讨论人们过去如何管理或应对诸如河流、气候或病原体等强大的自然力量，以及这些活动的得失。

一

　　对于范围如此广博的生态史，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模式和灵感，重新认识一些伟大的史学家，即那些为我们构建这类理论和视野提供基础的史学家。从生态视角来看，谁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这样一位史学家呢？我认为是很少被视为史学家的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

　　达尔文研究所及，远远超出了关于特定文明、帝国兴衰、权力更替、两性关系和文化风尚的历史。他为一部生命史奠定了基础。从达尔文那里，我们既得知人类历史的起点始于无生命的岩石与海水，也明白人类大脑的进化及各种语言、文化的产生都应被纳入历史研究。所有这些人类和非人类的历史，其实都是同一部历史的组成部分，而许多史学家所关注的，不过是这部宏伟生命史中一个小小部分而已。

　　达尔文不仅给予我们涵盖了生物和文化两方面进化的科学史，而且还有生态科学。尽管达尔文对生态学的贡献仅限于一些简单方法开展的研究，但是没有其生物进化论，就不会有现代生态学。在《物种起源》出版后，德国科学家海克尔创造了“ecology”这个词。他将该词定义为，一个“自然的经济体系——探究动物与其无机和有机环境之间的总体关系……总之，生态学要研究所有这些复杂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达尔文所指的‘物竞天择’”。

　　“物竞天择”不仅刻画了人类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历史，同样揭示了栖居在森林或草原的各类物种的历史。人类历史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就是如何在地球上生活的问题。为食物而奋斗，是这部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为了传递我们的基因而奋斗，为了争夺维系文明的自然资源而奋斗，也是为了理解和创造自然界的价值而奋斗。所有这些奋斗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础，而人们很难从学术机构撰写的历史中知晓这些奋斗。

二

　　“生态”之外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自然”。“nature”一词很难被界定或翻译。在英语里，“nature”主要指“通常在户外的、包括所有生命形式的物质世界”。谷歌将“nature”译为汉语的“性质”。但更好的译法可能是意指上天或整个宇宙的“天”，或是晚近以来所译的“自然”或“大自然”。因此，中文里才生成了“人与大自然要和谐生活”的习语。

　　可是中国现在还残存着什么样的自然呢？大象已经隐退很久了，因为中国的农业发展和污染使其自然环境备受摧残。其实，中国境内未被触动的自然区域比我们通常知道的要多。根据未遭破坏的自然这一定义，中国的荒野占总面积的比率高于美国，为22％，主要位于内蒙古草原、新疆沙漠和西藏高原。自然甚至在北京也同样存在，透过密密麻麻的高层公寓的窗户，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山脉和绿地，可以看到天空中带着水汽的流云。即便是这个看来几乎全属人工的、非自然的大都市，我们仍然不能脱离与自然世界的联系。

　　显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业已改变。几百年前，中国人与有机世界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很少沉浸在现代科技之中。科技似乎已隔绝了我们在地球上的根。然而，现代境况不应使我们看不到自然对祖先生活的直接影响，以及自然仍旧对人类的进步雄心所施加的限制，更不能遮蔽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便在21世纪，人类社会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其所在环境。

　　人类的社会和文化都是适应自然世界及其资源限制的结果。根据生物学家的说法，我们可以将这种方式称为“适应性”。历史学家对这个词也十分熟悉。历史学家经常谈到不同文化之间通过部分融合来相互适应，但很少谈论人类通过文化来适应自然环境。历史学家所关注的文化，多是社会创建的规则、通过社会学习而储存于大脑的逻辑和价值观之类，而很少注意文化中适应环境的一面。

　　就那些具有制造能力的有机体而言，适应性意味着可以通过改变环境以增加生存和繁殖机会。在诸如人类这样具有文化创造能力的有机体中，适应性又增加了学习并改变自身行为的能力。西方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博物学者，都指出了动植物对其环境有着神奇的适应性，并认定世间万物皆须完美地组织起来，且皆须完美地适应其环境。然而，达尔文的进化论通过揭示适应不良的事实及概率，推翻了这一假定。在达尔文之后，探讨适应性的科学再也不宣称能够发掘一个一切都臻于和谐且自然总能以理想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完美世界。

三

　　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完美地适应环境，而是一再遇挫。历史学家应该探讨的是，为什么某些社会能长期延续而另一些却不能，为什么某些社会能创建有力的环保规则而另一些却不能，且这些行为又如何随着客观条件的变迁而变化。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应当对适应性和适应不良都加以研究，应该解释某些社会怎样被适应不良所困扰并最终消亡。

　　生态史意味着要严肃地对待自然，这反过来又要求我们要理解自然如何运行，并怎样影响人类生活。我们主要依靠自然科学来获取这类知识。从科学革命兴起至今，科学始终致力于用怀疑论、客观性和事实来替代迷信、偏见及不正确的确然性。就理想状态而言，科学是向不同意见——无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完全开放的，而且洞悉人类的局限性。那么，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和怀疑态度，以及不断进行修正的能力，正是新生态史必须采用的思考方式。

　　我们还可以通过非科学的东西来了解自然，如农民日常劳作的经验，或是画家的艺术追求。不过，现代社会总以为，最可靠的了解自然的途径，是强力支持科学探究，以便专业学者能够细致研究自然。无论是牧师、农民、商人还是艺术家，都无法像科学家那样讲述自然。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得到这一启蒙时刻，我们必须保护这一成就，而不再受到宗教、意识形态、解构主义及蒙昧主义等反科学势力的干扰。

　　生态史有赖于尽可能地去了解自然的物质事实。尽管自然可能会因人们有意无意的行为而改变，但仍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独立力量。自然科学提供了一扇认识自然的最好窗口。该窗口虽然不时发生变化，却始终射进了驱散黑暗的光。

（作者单位：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译者耿晓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07月11日第3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