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福州的古田商帮——以福州古田会馆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内容提要】作为地域性的小型商帮，古田商帮主要经营粮食、红粬、茶叶等乡土产品，在福州甚至国内市场上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之上，古田商帮兴修福州古田会馆，历时十余年，至今保存完整。古田会馆留存的三通碑刻，是研究近代闽江流域商业发展的重要史料。根据历年经费支出细目，我们可以归纳出会馆建造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又由于会馆的募资主要采取抽厘的方式，则可以从年度捐输金额大致推测出古田商帮各行业在清末民初的经营态势，从中可以窥见古田商帮与福州城市商业发展的互动关系。但是，捐输额度的多寡，也会受到会馆建设进程的影响，不可简单地将其作为商业经营态势的反映。

　　【关键词】古田商帮；会馆；福州；碑刻

　　1947年，经过修订的《金翼》在伦敦正式出版。作者林耀华先生别出心裁地以小说的形式，向世人娓娓地讲述其家乡两个家族的故事，进而揭示了社会人际关系及其体系的种种奥秘。故事主体“金翼之家”正是依靠着古田与福州之间的贸易，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如果换一角度考量，这部名扬中外的社会学、人类学著作也记录了不少古田商帮在近代福州经营活动的细节，颇具史料价值。尽管如此，关于福州古田商帮的更为详尽的研究却付诸阙如。不过《金翼》所提及的福州古田会馆至今留存，其中的三通碑刻是关于古田商帮研究的珍贵资料，亦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近代闽江流域商业和商帮经营实态的认识。笔者于2010年初前往考察，抄录相关内容，试结合其他文献记录解读如下。

一、福州古田会馆的营建

　　古田县位于闽江中游，旧属福州府，为传统社会所谓的“福州十邑”之一。清末的乡土志对该县商业的地域性差异有如下概括：

　　本境居万峰之中，舟楫弗通，无珍材美货之产。西南之偏有囦关焉，汇延、建、邵之水以达于海，地当数郡之孔道，水路要冲，舟车络绎，聚族之民大率牟鱼盐、逐什一者居多。溯流而上，则黄田、谷口，均濒大江，市易颇臻畅旺。迤东与宁德、罗源为近，地广民众，杉洋、鹤塘诸村颇成镇集，然村氓市物往往多由邻邑。北则平湖，上达屏南、建邵境，虽偏僻，尚属通途，商贾亦争赴之。[1]

　　可见，古田县由于较为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四乡的商业发展程度虽然有所差异，但均有规模可观的市集，全县商业颇为繁盛。当地民众经商者众多，尤其以沿闽江的西南乡一带为盛，其经营以沟通闽江上下游商品流通为主，位于闽江口的福州当为其主要经营地之一，而会馆建设正是古田商帮在福州的经营形成一定规模的体现。

　　古田会馆位于今福州市台江区同德路口（旧时称三保街吴厝埕），与著名的下杭路一街之隔。今“双杭”（上杭路、下杭路）一带，在清末民国时期，福建各地商人自此开设商店、创立会馆，是福州市内会馆最为集中的地带，而在诸多会馆中，古田会馆保存最为完整，正门、戏台、拜亭、大殿等主体建筑均留存至今。

　　拜亭西面墙边的三通石碑，保存完好、字迹清晰，详细记录了该会馆的创始过程。这些石碑立于民国四年（1915年），碑顶雕有十八星旗和五色旗，具有明显的民初色彩。从右往左依次为：“古田会馆记”、“收入各项”、“开支各项”。（以下分别简称《记碑》、《收入》、《开支》）不过，古田会馆的《记碑》、《收入》和《支出》的记录有所出入，需要将文字和数字互相对照，进而重新梳理古田会馆的建设过程。兹将魏明然所纂《记碑》全文录出：

　　古田会馆经始于癸卯之岁，越六年成。明然谬承推举，忝董斯役，常惧陨坠，贻桑梓羞。今幸不辱命，克观厥成，谨举其崖略，以为诸君子告。明然窃维会馆之设，所以敦桑梓、联声气，俾乡之人商旅于是邦者，皆得收群萃州处之益也。古自唐宋以来，隶版图千余年矣。地理人文后先辉映，过来物产益多，商业寖盛而会馆独付阙如，邑人憾之。迄前清光绪廿四年间，谷黄商董陈必光曾与诸当事筹买地基一所，即欲兴建，无奈费巨款绌，迁延未果。先是，谷黄米商原有米捐公积以备会馆之用，是时为数尚微。必光之意，盖欲暂从缓议，冀款渐增而事易举也。无何而必光于光绪廿九年捐馆舍，明然因与商界诸君协算捐款，计存积仅千余元。众议佥以会馆不可缓，于是年兴建便，并公举明然主其事，明然固辞弗获，免[勉]任其难，爰即鸠工庀材，就旧购之地，是荒是废，凡所擘画，初尚限于米商一部。翌年冬，粬、茶、焯诸商亦合并为一，于是各就所业，随捐随建，既不取盈于他物，亦无特别之捐输。今则丹青涂塈之华、染桶垣墉之美，已焕然其毕备，而综计出入，尚有盈余。明然义务已尽，行当卸肩，□代归老于华峰剑阁间矣。用特略叙颠者，亦视今日而有加无已，斯固吾古田之幸，而明然所馨香而颂禧者也。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古田米商陈必光牵头，在台江购得地皮，即《开支》碑文所谓的“陈王空地”，欲在此基础之上兴建古田会馆。因后续资金不足而不得不拖延。五年后，陈必光去世（“捐馆舍”），众商认为“会馆不可缓”，于是推举同乡魏明然主持会馆的建设。

　　从魏氏的记录来看，会馆工程任务巨大，而米帮（从地域上又分为谷黄和都县两支）之力有限，资金来源上不得不有所拓展。直到1904年冬，古田商帮的其他分支，包括红粬帮、茶帮、焯帮才加入会馆的建设。然而《收入》碑所提供的信息却与之有所差别。（参见表2）只有茶帮是在1904年（即光绪卅年）首次捐款，而红曲帮和焯帮早在1898年均有捐款。1904年的“合并为一”大概是指五个分支商帮的首次联合，且此后十年间各帮均不间断捐输。现据《开支》碑开列的各项历年开支整理如下：

表1：福州古田会馆历年建设费用（单位：两）

年份	建筑材料费用						工钱		其他费用
	砖瓦	土木钉	石料	木料	铁料	颜料	土匠工	雕锯工	修理	地产	器具	祭祀
1898										1213.042
1903										329		128.884
1904	527.912	306.53	451.777				204.913
1905	429.203		1032.592	1217.8			180.053	339.716			282.427	143.405
1906	88.398		237.132				153.123					83.681
1907	192.512		553	1210.118	54.6	30.152	320.467	319.872				105.69
1908	356.498		414.33	905.814	223.517	13.33	124.271					462.092
1909						1164.17			54.18		121.502	557.116
1910						231.49			31.703			448.035
1911									23.642			355.59
1912									10.346			198.025
1913									14.581			380.871
1914										2411.533		250.69

　　通过上表的整理，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古田会馆兴修的历程分为若干阶段。1903年购得馆址，次年五帮共同捐输，开始全面的建设。1904-1908年期间，主要投资方向在于会馆主体建筑——包括正门、四面风火墙、石戏台、天井、酒楼、拜亭、大殿等部分。1909-1913年则进入局部维修阶段，并对栋梁、戏台基座和拜亭等建筑进行金硃上色。1914年又购得右侧既有库房（又称西跨院）扩充规模，至此会馆方告竣工。整个工程历时十年，共筹得款项18287两7钱3分5厘，耗资18889两3钱8分8厘，超支601两6钱5分2厘。

　　古田会馆建成之后，主要发挥了两大功能：其一，作为地域性商帮的协调场所。《金翼》中的三哥被选为轮船公司经理之后，为了不耽误学校教书时间，特意在福州古田会馆设立办公室，交由同乡管理。[2]我们可以相信，投入使用的古田会馆，很快便发挥出“敦桑梓、联声气”的功能，为旅居省城的古田商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公共空间。因而会馆的石楹联也格外彰显古田的地方特色：

　　接二百七里风光，宫殿辉煌宏壮制；开四十八都盛会，衣冠跄济透神
　　庥闽峤焕光辉，宫殿洞开仙世界；蓝田新结构，文章雅集古衣冠

　　古田县在明清时期分为四十八个“都”一级的地域单元，全县幅员达二百七里，这些数字皆指代古田本土。而福建是朱子理学的发源地，而位于杉洋村的蓝田书院，曾是朱熹讲学之所，被认为是“武夷之支”，是古田极为重要的文化象征。[3]与徽州商人在异乡彰显朱子紫阳文化相似，古田人亦通过强调“蓝田”这一文化传统，高自标置，加强商帮的内部凝聚力。

　　其二，会馆也是重要的祭祀场所。据表1显示，古田会馆从1903、1904年主体工程建造之初，即有连续的祭祀开支。会馆大门上书“天后宫”，可以确定会馆的主神当为妈祖。这也在会馆留存的石楹联中得以体现：

　　大地仗神威，过眼波涛澄碧海；异乡敷恺谊，回头风景忆蓝田
　　慈航普度观音偈；孝水流芳曹女碑
　　宴饮一堂，客地有缘逢旧雨；馨香百代，灵宫镇日捧慈云
　　金阙壮，神威仙仗，炉香供麝火；玉田开，杰构江城，福地敞龙珠

　　从上面的楹联可以推测，观音、曹娥等民间诸神也在祭祀之列。此外，在古田影响巨大的临水陈夫人信仰可能亦在配祀之列，今皆不存，难以考证。唯有作为祭神表现形式的戏台和拜堂，显示了古田会馆“馆庙合一”的特点，反映了古田商帮的精神诉求。

二、福州古田商帮的经营内容

　　在碑文中，共记录了古田商帮的五个行业，他们不仅是会馆建设的主体，也是古田商人在福州的主要经营范围。

　　谷黄米帮在会馆建设的全过程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显示出较为丰厚的财力，这与福州城市粮食需求的背景密切相关。福州“产米极少，向资溪海转运”。[4]稻米有两大来源，闽江上游而来的稻米称作“溪米”，此外便是经海路而来的“海米”。有研究表明，清代后期是福建历史上缺粮最严重的时期，这一情况在民初也没有什么好转。[5]那么，清末民初福州粮食业的发展态势良好，供不应求，粮商拥有大量的资本积累。而古田县南部的黄田、谷口（即《金翼》中所谓的“湖口”）一带为产米要区，是谷黄米帮得以兴起的极为重要的基础。据调查，谷口输入福州之米主要是糯米，1935年曾达到20000担。[6]而古田年平均余粮额达到64000担[7]，那么谷黄一带的粮食输出大约占古田全县的三分之一。由于临近闽江，谷口、黄田一带还是上游米船的必经之地。1937年6月闽江大水，黄田、谷口一带受灾严重，导致上游的米船不下，下游居民“乏食者三日”。[8]可见，古田稻米对于福州城市日常粮食供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同时，与闽北、闽东各地的情况相同，古田的麦、豆出产较少，需要通过福州进口。不仅如此，食盐和咸鱼也是福建内地市镇的重要商品，包括“金翼之家”在内的古田商家也同时兼做咸鱼和稻米生意。这样，作为古田的一大门户地带，谷口、黄田汇集了大量顺流而下与逆流而上的商品流，成为闽江流域重要的商业节点，“市易颇臻畅旺”。[9]谷黄米帮兼具产地和交通优势，生意尤为兴盛，故经济实力在古田商帮中尤其突出。

　　至于都县米帮，实力较弱，尽管历年经营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但比重小，且呈下降趋势，1914年甚至不再居捐输之列。笔者推测，此时该帮极有可能已经并入谷黄米帮。故碑记虽号称五大帮，但《收入》碑中却称都县米帮为“都县米”，略去“帮”字。

　　红粬，今简称红曲，或称为红米，是古田县的一大特产，主要是将大米用微生物发酵而成，有食用色素、药材、酿酒等功用，分为色粬、库粬、重粬、市粬四种，作用各有不同。近人陈文涛所编的《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中将其作为本省重要工产品之一进行介绍。福建红粬的产地在闽清、古田、屏南三县，而古田一县的产量就占全额的四分之三，尤以北乡居多，清末扩展到东乡。[10]县北平湖镇一带，是“粬业荟萃之地”。尤其是色粬一种，“除古田北乡外，无有能制者”。福州的粬行均由古田平湖人所经营。即便是全国范围之内，红粬的产地也仅限于浙江、福建、广东三省。“惟福建红粬，则南至香港，北销牛庄，中运扬子江流域。在浙江温州、宁波一带食物染料，亦惟福建粬是赖，可见其范围之广矣”。具体销路为：

　　色粬通销全国；重粬销天津、牛庄、汉口、香港及本省兴化，为制番茹烧之用；库粬九成销福州大酒库及古田本县，余销上海、温州；市粬则就地销售，并零售福州之小酒库。据粬业中人云：色粬、重粬轻重悬殊，海关一律按重量抽稅，纳同一税额，运重粬一石可运色粬三石，此色粬合宜处也。然北方诸省买卖亦以重计，则输出重粬，又较合宜矣。[11]

　　可见，红粬作为古田的地方特产，是该县的大宗出口产品，在福州和全国都有相当的市场，并按照相应的税则和市场习惯供应不同品种。因此，红粬帮在古田各帮之中亦占有重要地位，经营态势良好，仅次于谷黄米帮。

　　“焯”在古田民俗用语中多为燃烧之意。如当地物产“醶”，俗称“桐焯”，为麦秆、稻秆及杂木所烧之灰。古田木材资源丰富，且此处为闽江上游各地木材运往福州的换船处，故当地木商众多。焯行可算做木行的一种，经营薪柴木炭为主。1865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对于福州城市燃料供应有所记录：

　　福州人的燃料基本上是不成材的杉木和松木。木排沿着闽江漂到福州，捞上岸结成约长两尺长的木段，一捆一捆扎起来。用硬木烧成的木炭也是从闽江上游运来的，数量很大。[12]

　　1919年，勘察人员在古田亦见当地乡村砍伐“材质疏松”的马尾松，将其作为燃料，“运输于城市”。[13]在当时的燃料条件下，福州城市对于薪柴木炭存在大量需求，焯行由此而兴。正如《闽产异录》所云：“闽以松入爨，称为火柴。故业木、植木料者，称‘火贩’”。[14]

　　据《古田县志》记载，在清同治、光绪年间，“茶业为本地出产品一大宗”，茶行众多。由于1900年前后茶叶价格下跌[15]，“本地茶业失败，茶行尽闭歇，茶山亦荒。迩来有名于社会者，只九都之乌龙、十七都之水仙而已。惟出产有限，不敷本地销售”。[16]仅有少数乡村制造绿茶，运往福州销售。不过，福州虽为重要的茶业出口港之一，但以红茶居多，绿茶最少。因此，少之又少的古田绿茶不足以弥补茶行的损失。美国学者托马斯·莱昂斯依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进行相关辨析后认为：近代福州茶业输出的态势，在1880年达到峰值，1885-1886年间有所反弹，而此后一直剧降并几乎持续到20世纪初期。[17]正当古田会馆创建之时，福州茶市却倍受打击，大概是古田茶帮的捐款较之各帮有所迟缓的原因。

三、捐输方式与经营态势的关系

　　古田会馆的捐输方式，是各帮“各就所业，随捐随建，既不取盈于他物，亦无特别之捐输”，现据《收入》碑将各帮历年捐输概况整理如下：

表2：各帮历年捐输数量（单位：两）

年份	谷黄米帮	都县米帮	红粬帮	焯帮	茶帮
1898	336	140	343.7	154
1899	242.142			**
1900
1901	*
1902
1903	415.96			341.812**
1904	2188.714*	61.984	418.762		519.766
1905	676.764	39.54	485.7	85.832	240.728
1906	793.902	37.934	583.76	103.377	136.179
1907	583.066	74.977	543.54	79.95	154.258
1908	622.15		426.25	55.848	231.475
1909	758.919		448.844	67.404	125.789
1910	708.374	12.18	457.394	43.396	123.519
1911	781.966	36.053	410.1	52.478	121.249
1912	577.615		450.059	51.072	100.632
1913	221.63		98.38	40.478	53.364
1914	794.86		549.25	45.182	39.579

　　*该柱捐输包含1901、1902和1904三年度

　　**该柱捐输包含1899、1903、1904三年度

　　从各行帮捐款的次数和数额来看，谷黄米帮最多，共捐款14柱，共有9702两6分2厘，超过总数的一半。其后依次为红粬帮（12柱，5215两7钱3分9厘）、茶帮（11柱，1846两5钱3分8厘）、焯帮（12柱，1120两7钱2分9厘），最少的是都县米帮，仅7柱，402两6钱6分8厘。

　　需要注意的是《记碑》提到超支款“于民国四年后抽收填补”。这里的“抽收”当是“抽厘”这种募资方式。许檀教授认为，会馆集资方式主要有认捐和抽厘两种，可以从数额明显区别。认捐一般是整数，抽厘则往往带有尾数。[18]那么，从《收入》碑文记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各帮捐输多为整数，以后各年份均带有“钱”、“分”、“厘”等尾数。可以初步确定，1898年的捐输为“认捐”，1899年以后的捐输方式为“抽厘”。另外，红粬帮在1898和1899两年度合一缴纳，为343.7两。考虑到1899年谷黄米帮的捐输金额存在尾数的情况，可以推测红粬帮是1899年开始按照抽厘输纳，并在此时补纳1898年的数额。

　　“抽厘”，是以年度经营额为基数，按照一定的比例（如1‰）收取，且抽厘率在不同年份可能有所差别。因此，根据捐输数额的多寡，可以反推出年度营业额度。遗憾的是，笔者并未找到关于古田会馆抽厘率的记载，若估算各帮历年经营额必有所偏差。但是，在同一年份下同一的抽厘率，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显示各行帮相对经济实力的大小。历年的捐输数额足以使我们了解清末民初这十余年间福州古田商帮各行业的经营态势。（见下图）[19]

　　结合上一部分对于古田商帮在福州经营范围的认识，上图各帮的捐输额度也反映了各自的经济实力和经营态势。谷黄米帮经济实力最强，在会馆历年的捐输额度中的分量也最重。都县米帮依附之。红粬帮由于经营的商品较为独特，故而经营态势较为平稳，资本也较为充足。焯帮经营的是城市居民的必需品，但是由于薪木成本和利润低微，故该帮的捐款总居于各帮之末。

　　至于茶帮，由于适逢福州茶市的低谷时期，故而经营态势一路走低。不仅如此，1904年茶帮的捐输额度尚在红粬帮之上，此后则一路下滑，再也没有超过红粬帮。在最后一个年度还被焯帮超过。上表中，茶帮的捐输额度持续下降且幅度极大，恰恰反映了此时福州茶市的不振和古田茶帮的衰落。

　　由此，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期中，福州市场上粮食供不应求，而茶市萧条不振。反映到古田商帮及其会馆建设上，则是米帮财力雄厚，主导会馆营建，而茶帮力不从心，捐款额一路走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说明了会馆捐输额度的变化是商帮经营状况的反映，而商帮的经营状况则取决于与商埠、市场的变动。

　　但是，如上图所显示的那样，1913年度各帮的捐输额皆为十年来的最低谷，走势陡然下降。若是前述的结论成立，这是否可以说明这一年福州市场的尤其萧条？实际上，在海关年度报告中，1913年的福州市场总体上是平稳的：

　　当本岁岁首时，贸易情形实未见有何光明发展气象。……本年早稻收成较歉，而上年出产茶叶囤积，未能消脱者为数尤多。迨七月间，亢旱之象虽曾发现于一时，然未几则时令又转为调和，斯固农产国之中华所最重要原因也。[20]

　　虽然1913年上半年由于农产品遭遇旱情，福州商业贸易受到一定影响，但随着时令调和，年度贸易额仍然比上年有所增加。不仅对外贸易方面，在国内贸易的年度记载中，如该年度的《福建商业公报》，也没有福州商业陡然萧条的相关记录。实际上，结合古田会馆的历年支出统计来看，1913年是会馆主体建设的最后一年，1914年只是购进右侧既有建筑以扩充规模而已。那么，这一年各帮捐输额度大规模减少与商业经营状况无涉，而是会馆建设已告尾声，无需那么多资金而已。

四、结论

　　综观各行，若以范围区分，可以将古田商帮在福州的经营范围分为两类，有以服务福州城市需要为主的商品，如米和焯；又有以外销为导向的物资，包括红粬和茶叶，具有一定的层次。与徽商、晋商等名扬四海的大商帮相比，古田商帮不过是区区地方性的小商帮。但是，古田商人专心经营特色乡土产品，适应市场需求，在福州市场上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在本县亦形成了若干个专业聚落，如平湖之于红粬、谷口黄田之于粮食等，并以沿江的黄田、谷口等为出口转运点。在此基础之上，古田商帮历时十余年兴修福州古田会馆，至今保存完整，留下了珍贵的近代商业的碑刻资料。

　　许檀教授近年来利用山陕会馆碑刻对河南重要商业城镇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尤其是通过抽厘这种捐输方式的记录推测商业城镇的商业规模，将计量手段和描述性史料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极大地提升了明清商业史的研究水平。[21]然而，就现有的山陕会馆碑铭来看，并没有发现有历年连续的收入和支出记录，往往是创建或历次重修、添置的总记录。而较为晚近的福州古田会馆的三通碑刻却提供了这样的信息。根据历年经费支出细目，我们可以归纳出会馆建造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又由于会馆的募资主要采取抽厘的方式，又可以从十余个年度的捐输金额变化趋势与相关文献对应，展现了古田商帮与清末民初福州城市商业发展的互动关系，丰富我们对于清末民初闽江流域商业发展的认识。但是，捐输额度的多寡，也会受到会馆建设进程的影响，不可简单地将其作为商业经营态势的反映，需要有所辨别。

注释：

[1] (清)曾光禧：光绪《古田县乡土志·商务》，1906年铅印本，福建省图书馆藏。

[2]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0页。

[3] 张小军：《村落碑铭与国家：兼论华南乡村社会的国家化》，张小军、余理民编《福建杉洋村落碑铭》，华南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4] (清)郑祖庚：光绪《闽县乡土志·商务杂述·输入货》，1906年刊本，台湾成文《中国方志丛书》本。

[5] 林庆元主编：《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6] 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福州粮食运销存储概况》，1938年油印本。

[7] 林庆元主编：《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9页。

[8] 黄澄渊：民国《古田县志》卷三《大事志》，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9] (清)曾光禧：光绪《古田县乡土志·商务》，1906年铅印本。福建省图书馆藏。

[10] (清)曾光禧：光绪《古田县乡土志·商务》，1906年铅印本。福建省图书馆藏。

[11] 陈文涛编：《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福州远东书局1929年版，第430-432页。

[12] (美)卢公明著、陈泽平译：《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清福州见闻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13] 默翁：《古田纪行》，《地学杂志》1919年第11、12月合刊。

[14] (清)郭松柏：《闽产异录》卷三，1886年刻本。福建省图书馆藏。

[15] 这一时期茶业不振，主要由于印度、锡兰、日本等国外茶叶大规模种植所导致中国茶叶丧失大量海外市场。可参见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2年版）相关论述。

[16] 黄澄渊：民国《古田县志》卷十七《实业志》，1942年铅印本，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17] (美)托马斯·莱昂斯著、毛立坤等译：《中国海关与贸易统计(1859-1948)》，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18] 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9] 在表2中存在着在一个年份缴纳两、三个年份捐输总数的情况。在制作示意图时，则将总数平均摊入计算。如谷黄米帮在1904年的捐输额为2188.714两，包含了1901、1902和1904三年度，则这个年度的数额皆为729.571两。

[20] 《中华民国二年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于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62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页。

[21] 许檀：《明清商业城市研究感言：理论、资料与个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