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研究的……博物学-知识社会史转向
从敦煌古城遗址往西，在西出阳关之前的中途，在党河河谷的北岸，今天的西千佛洞显得比较寂静。
从敦煌古城遗址往西，在西出阳关之前的中途，在党河河谷的北岸，今天的西千佛洞显得比较寂静。开越野车的司机是当地人，他说虽然只是与敦煌市区相距三十多公里，但来参观的游客很少，游客去得最多的当然是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湖等景点。从他浓重的当地口音中发出的“景点”使我猛然想到此次西行挥之难去的那种感受：今天所谓的“景点”是对“古为今用”的最新诠释——“古为GDP用”。从西安一路过来，“景点”就是GDP的代码，为了提高当地GDP可以说挖空了心思。例如，把景点捆绑起来，只卖通票，就是典型的变相涨价和捆绑消费。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与始皇陵园捆绑在一起，票价就升到一百五十元，乾陵和几个陪葬墓捆绑在一起，票价就是一百二十元，事实上总有太多的游客因为时间、交通等原因只看了“主景点”就要打道回府。又例如，改建大门也是一高招，如新建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入口大门距离原来的旧大门要走十几分钟，而这一路就是商业街，一路上起码会遇上五十个卖兵马俑、卖导游讲解的人缠着你。如果不想走路也行，有收费的电瓶车侍候。河西这一路我还不算太陌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多次参观考察和带学生实习，随着时光的变化总是感到越是高喊什么“文化强省”之类的口号就越是反文化、越是斯文扫地。
值得深入思考的是，“景点”是以流行的主流历史叙述中的“正典”为依托的。所谓的“正典”主要来自于教科书、博物馆介绍读物、地方文化丛书等出版物，但是其传播与接受方式却是全方位的大众文化攻略，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被过滤得一干二净，古代文化被转换为以朝代象征叙事为话语中心、以孤立的“国宝”文物为视觉符号、以“景点”和旅游工艺品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中心场域的大众历史文化体系。而在“景点”的背后就是地方的文化产业GDP，也是最具国情特色的“弘扬民族文化”之途。
回到西千佛洞，虽然只看了通常开放的几个洞窟，已感到它确如学界前辈所言，在某些图像、塑像上有着莫高窟难以取代的艺术和研究价值。但是，在观看第三窟那些清代、民国时期在唐以后历代多有重妆的壁画上乱涂乱画的菩萨像、在佛像背光中所绘的猛虎下山图等图像的时候，发现这些图像固然是对原作的巨大破坏，却也可以具有另一种研究价值。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颇为草率、怪异的造型、线条和极为稚拙的图式未尝不反映出某些信众、画匠真实的知识体系、审美习惯与技术才能，它们的研究价值恐怕也不应被完全放逐。如果与当代艺术中对传统文化图像的解构性挪用、对下层民众知识体系与图像体系的想象与表现联系起来的话，这些处于最边缘、最被轻视的图像似乎具有了指向当代生活的另类穿透力。
说来奇怪，这些不断冒起的关于“景点”、“正典”、“另类图像”的思考，竟与在西行途中连日阅读余欣先生的《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有着密切联系。该书的两个主题是写本时代的“学”与“术”和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与实质，前者主要是文献考证、言义辨析，后者则是以真正存在于历史上的贯天通地的博物学为切入点，为重构中古社会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运用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这两个主题汇成作者所言的知识社会史研究，我认为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在目前流行的“新文化史”研究中提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和社会史转向——以古文献研究为基础、以名物考证为突破口的博物学-知识社会史转向。作为完全是外行的读者，我比较感兴趣的几个问题是：第一，关于中国古人对于史书典籍的传习、运用以及在民众思想中发生的影响，该书第一章以《汉书》写本为个案，力图实现从文献研究和史学史研究向知识社会史的轴心转向，并且初步提出了把知识社会史从中国问题推向世界史语境，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学术方向。第二，与我自己的专业范围颇有关联的是，该书对于造型器物和图像资料的运用和分析多有系统的专题论述，精彩纷呈。如第三章研究丝路遗物中的“人形”物，证实其为中国古代方术之门类；第十章通过研究龟兹珍罕异物，把中古世界图像中的异域文化想象作了远比前人更丰富的表述。只是在这里略感遗憾的是，似乎对于艺术图式、语言以及材质的运用中的审美问题似未深入论析，因而使视觉审美因素在建构博物学-知识社会史中的地位仍未朗然呈现——当然，严格说来这应该是另一个研究课题的核心了。第三，关于践行博物学研究的“知行合一”理念，虽然这不是该书要专门讨论的问题，但是这种理念渗透在各种专题研究的过程中，亦反映出一种可贵的学术知识与生命感受交融的性情，也正是古史研究的博物学-社会史转向不可或缺的精神气质。
孙康宜先生的《走出白色恐怖》（三联书店，2012年4月）提出了一个非常沉重而严峻的话题：如何才能走出政治暴虐的历史创伤？王德威在该书的“序言：从吞恨到感恩——见证白色恐怖”对这个论题作出了非常深刻的表述，他认为，对历经“反右”、“文化大革命”风潮的大陆读者而言，孙康宜的叙述可能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们关心的是不论颜色、规模，恐怖一旦发生，对每一位受难者都是人格的违逆、人权的侵犯。更不堪的是，一代人所承受的政治暴虐和伤害，必须由好几代人来承担。时过境迁，后之来者要如何召唤亡灵，重新体会前人一言难尽的创伤？说来令人感慨，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同时在关于“白色恐怖”的意识形态话语下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名之下成长的，但是在我们众多面向的政治-历史表述中，这还远未成为全民自觉反思的课题，而“走出”云云则更是尚待来日。
那么，对台湾人民来说，何谓“白色恐怖”？耸立在台北“总统府”斜对面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碑文如是说：“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巨，史称‘白色恐怖’。”另外又说：“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这不妨看作是台湾社会关于“白色恐怖”的一种公共表述。但是，如果再深入阅读和了解，我们会同意王德威在序言中说的：“白色恐怖是台湾政治史的一大污点，有多少年也是岛上的禁忌话题。1980年代末言禁大开，以往的斑斑血泪浮出地表，成为社会共同追记、反思的宿业。但在世纪末又一波政治风潮的影响下，白色恐怖真相未必大白，反而成为不同阵营叫嚣辩争的口实。”可以说，这一告诫破除了人们对于言论解禁之后真相自然大白和共识自然凝聚的期待。
比“难以述说”更为困难的是，如何才能走出政治暴虐给我们带来的深重痛苦的阴影？不难回答的是：所谓“走出”，不是沉默、忘却，更不是遮蔽、扭曲，而是在追求真相、抚慰心灵的同时能够超越苦难。然而，问题还是存在：如何才能做到超越苦难？从孙康宜的书和王序以及众多评论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从吞恨到感恩”是最有感召力的表述，也是比政治暴虐更持久、更有力量的精神源泉。然而，“走出”的问题可能仍然会以新的方式存在。
来源：《东方早报》2012-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