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吴老

  【作者按】去年7月9日,我与刚由外地回京的老伴商量,准备于次日再去医院看望吴老当间,却接得吴洪教授的电话,告知他爸爸、我们敬爱的吴老病逝的消息。这使我深感震悼。霎时间,我与吴老相识并受其教诲的二十多年往事,如同过电般地一幕幕呈现眼前,无法停息。在此情景下,我一口气写了近三千言的回忆文字,将附于我编完待发的一个集子后面,以示寄托。时间过得真快,转瞬吴老离我们已届满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同仁们准备做纪念专栏向我索稿,我想这是不能推托的,考虑再三,觉得当初写的那篇回忆文字颇带有些原始感情.经征得主持该刊常务的封越健教授同意,乃将文章稍作补充整理,权充其数。

  吴老是我国德高望重、学术名声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他为人低调谦和,并能提携后辈。我与吴老相识受其教诲,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那是由经君健教授负责主持的有关商业史问题的小型研讨会上,大概是会议的最后一天,组织者敦请吴老给大家讲讲话(题目已忘)。会前,我走到他跟前致意。吴老客气地说:知道,知道。接着又说:头年我去美国作学术访问,带了些书去,其中你的一篇文章受到他们的注意,抢着进行复印。吴老说的文章,是指我刊登在1985年《平准学刊》第1期上的《清代粮食贸易》。在此之后,我与吴老的接触机会不少,但主要限于各种学术会议场合,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我们一道搬进安贞桥宿舍,他家5层,我家l6层,同在一栋楼,所以见面的机会多,聊的话题也更广了。

  当时,我和我的家人,都把吴老看成是可亲可敬的长辈,每逢年节和吴老生日,都到他家拜年或奉上蛋糕、寿桃之类表示庆贺,而吴老碰到有学生、好友送来的可口食品,亦不忘分出一些与我们分享,两家来往多多,其乐融融。不过对我来说,更看重的是在学术上所得教益,尤其是遇到有关经济史方面的难题,我自然地想到去求教吴老。比如他曾向我解释过计量和统计两个名词含义和用法,回答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异同,还讨论过亚当·斯密理论和中国农业内卷化即过密化,以及有关方法论方面的问题。1994年,我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李中清教授合编过一本《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的书,想请人写书评,首先想到的是吴老,并得慨允,很快在《历史研究》上见到《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的宏文,从而为本书增添了名声,类似这样的事不止一件。最使我铭感难忘的,是我应全国《清史》编纂委员会之约写完《农业志》初稿后,《清史》典志组希望请吴老作权威评审。这时吴老已是93岁高龄,平时已谢绝此类请求,但当我代典志组转达诚意时,吴老还是答应了。随后,吴老不但写了详细的书面意见,还亲自打电话向我谈看法,其中特别提到全书的结构安排。他针对题目设计中有经营篇,初稿却略而不写事说:稿中既有国家政策,也谈生产、生产力,惟独省去生产关系这环节,似不完整,应该补上。我说我不缺资料,也不缺要写内容,主要是试写几次,都觉太像论文,不像志书,感到有些进退失措。吴老用鼓励的语气说,既是如此,那好办,不妨换个角度试试,不用考虑字数多少,写了再说。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思和努力,使我终于补上经营制度篇这一空缺。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由经济所李根蟠研究员牵头组织,差不多每年都会举办一两次小型学术沙龙,选择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吴老年纪最大,却是论坛的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而且每次发言都散发着学术的睿智与幽默,使聆听者总能得到收获。这里顺便讲一段与会议内容无关的小插曲。时间是2001年11月的一天,一次由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后归途中的故事。下午四点来钟讨论会散场,天空苍茫,开始飘起零星的雪花。我与吴老及叶坦教授因同住在一处,相约结伴而行。为打出租我们在校fl口等了许久,但见人流夹着车流,来往不息,就是拦不下一辆空车。叶坦认为已临下班时间,若再延缓,也许会更难走,建议改乘公交。几经奋斗,3人终于挤上了车,又好不容易替吴老找了个座位,可雪愈下愈紧,道路也愈来愈拥挤,原来不到一小时的车程,足足走了两个来钟点,可要回家还得换车。这时三人站在道边,对着夜色和不断吹打的风雪,感到身子阵阵发紧。于是叶坦发话,先找饭馆加油,然后再想第二步。就这样,等到叶、我二人搀着吴老返家时,已是夜晚快九点了。这一年,吴老的岁数已过八十,我则六十挂零。只有女士叶坦尚且年轻,但很多决断都出自她,是三人中的主心骨。现在,这段往事已过去了好多年,但仍时不时地会引起我的回忆,不过后来的感觉已不是当时的担心害怕了(主要怕吴老在公交车上人挤环境太差顶不住和夜晚雪路行走摔跤),取代的是三代人相互帮助鼓励所带来的那种温馨和无限情意。

  自我搬住安贞桥宿舍后,不时有些国外或来自台湾的客人造访。因为颇有些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比较随便,所以多由我老伴掌厨在家请吃。又因为都是同行,他们仰闻吴老大名,所以当其得知同住一楼时,都希望能够引见。于是我就恳邀吴老赏光驾临。吴老喜欢饭前小酌,怕我家没好酒,开始还常带酒而来。见面后,吴老便成了中心人物,除了要回答大家的问询,还不时地说些学术掌故,使场面热烈,余兴不断。后来,我老伴身体渐差,留客吃饭只好选择外出,那也要向吴老请教,因为他家客人多加上雅好美食,周围稍像样的饭馆几乎吃遍了,而且一有新店开张就去尝鲜,十分了解行情。吴老的回答不但具体,更不忘推荐某家哪种菜有特色,值得品味,我们循着指点,的确屡试不爽。

  前些年,吴老说他正在做有关中国古代历史观方面的研究。2007年初的一天,他亲自登门送来新作《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说这是他最后一本书。实际上,此后我每去拜访,仍见他不是在查资料,就是趴在电脑前写些什么,依然没有闲暇。记得有一次,我与吴老聊起当前出版的回忆性作品。他说他也看过一些,感觉其间颇有所谈的人和事,与他当时听到看到的不大一样。我知道吴老在上个世纪30年代清华、北大上学时,面对时局,热情参与爱国救亡活动,在一二·九运动中是作出过贡献的。随后他参加战地服务团,迨西南联大成立复学,再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也有很多见闻。新中国成立后,吴老举家由上海迁至北京,供职于中央外资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并从事有关研究,直至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其如此多彩的人生中,他遇到了太多的人和事,所以当看到有人在记叙那时的事实时,很自然地会与自己听到看到的联系一起,考究其中的是非曲直。其实,谈到这段历史,论时间不及百年,或仅几十年,但因各人立场和着眼点不同,即使亲身经历,在论及时也会显示差异。何况有的凭依是二三手资料,加上还有出于为亲者讳或为亲者颂,于有意和无意间掺杂些不着边际的内容,说明即使私人回忆也常有疏忽差漏,要把回忆变成信史,同样要作考释鉴定。吴老本来就是做史的,是个严谨的学者。他以亲身经历说出那样的话,更使我觉得有必要让其留下这些记忆,以便后人能从比较中还原历史的真实。不过,当我向吴老直告劝写时,他只微笑不语。据后来叶坦讲,吴老的确是在写,不过只是留给家人的生平纪实,并无发表意向。

  去年5月,我的一本被出版社拖了好多年的《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出版,6月接到样书,便呈送吴老请求指教。那时他身体已经不好,但表示很有兴趣看。不久得知他住进安贞医院,我与老伴同往探视,他一见面就说我的书,我怕他太累,有意扯往轻松的话题。待吴老仙逝,他小女儿吴洪教授见告,她爸在病中确实在看这本书,而且也有评议。但由于客气,吴洪传达的只是好话。未能亲自倾听吴老的意见,并一起作讨论,这对我应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就人生而言,生老病死,那是每位必然要经历的,但对像吴老这样谦虚、品格又好的硕学者,人们总希望他长寿、更长寿些,期盼能给大家多留下些思想文化的遗产。这也是我每当回忆起他时,总是感到遗憾的原因。吴老,我们想着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00732)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

  

Comments are closed.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