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金融资本形成和资本输出的时间
【内容提要】本文批评了把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三种形态的错误认识。通过翔实的经济史资料，本文说明随着欧洲大规模跨国商业和早期银行家的出现，金融资本和资本投资就随之出现。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中，资本输出很早就已开始，在英国，早在19世纪20年代，资本输出额就超过了商品输出额。
【关键词】资本市场；资本输出；金融资本
【作者简介】沈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210093）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2年)一书中认为，资本输出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才出现的现象。“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而且已经造成了垄断。”“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和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1]
列宁论述金融资本时对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09年)借鉴甚多。但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的提法与列宁的提法尚有差别，希法亭认为，西方资本市场的形成和金融资本的对外投放，不是形成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它的前身在重商主义时期已经形成。“在商品生产普遍化以前，即资本主义发展以前，商业就存在了。因此，它像高利贷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一样，比产业资本更古老。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的出发点。”[2]
最近在读经济史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金融资本的形成和资本输出的历史时间是一个需要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和重新认识的问题。我们需要根据经济史的事实来重新思考金融资本形成时间的问题。
一、里昂、安特卫普和热那亚的金融市场
在中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经济生活中不仅存在着商品输出，而且已经存在资本市场和早期的资本输出。当时经济交往方式的发达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估计。在热那亚和阿姆斯特丹市场兴起之时，早期金融资本已经出现。文艺复兴时期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商业的兴起和各君主国之间的征战密不可分。[3]这个时期跨国的长途贸易和海上贸易蓬勃展开，国际间贸易的扩大产生了对大量贷款的需求，尤其是对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贷款的需求增加了。君主国之间大规模的战事一旦发生，就需要大宗资金。这就促使商人金融家努力从各种途径征募资金，以满足借贷的需要。当时资本市场的发展并非全无阻力，教皇克莱芒特五世曾在1312年禁止有息贷款。但是这一禁令没有收到效果。高利贷是否合理也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但人们在私下继续从事借贷。1543年查理五世批准了有息贷款。从此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在欧洲不受阻碍地发展起来。[4]
中世纪后期，欧洲资本市场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曲折的历史过程。欧洲人口在13世纪末达到一个顶点后急剧衰落，于是物价下降，人均收入增加，实际储蓄水平提高。这使得基本利率下降。根据伊恩·布兰查德的研究，13世纪欧洲的基本借贷年利率达到10％这一较高的水准。从1300年起逐渐下降，1525年前后降低为4％到5％。到了近代早期，富裕的人们愿意出借资金。所以，在德意志的北部和西部，在下莱茵地区和英格兰，金钱逐渐变得便宜。这个时期借款利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国际贸易衰退。这时资金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这为卖方信贷提供了基础。[5]
1460年到1560年中欧的银产量增加了，通货也在增长。在1460—1491年和1516—1527年间，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地区，地方资本市场繁荣，出现了廉价的商业贷款。廉价的货币保证了商人们的贸易活动迅速扩张。当欧洲商业中心从意大利威尼斯的里亚尔托集市向中欧转移时，开始了一个大量提供商业信贷的时代。[6]
欧洲中世纪各地通常在贸易集市中建立清算所。在清算所中，到期的债务可以彼此冲销，冲销后的贸易差额或赤字再用铸币来清偿。这样，地区间货币转运的数量就大大减少了。异地支付款项时，采取发送兑换券的方法。这比运送货币要简单、快捷和廉价得多，还省去了派遣全副武装的军人押运铸币的费用。汇票可以在有效期内在整个贸易系统内支付结清冲销后的差额。汇票的使用腾出了数量可观的铸币。贸易集市带来了跨国货币流通方式以及处理债务方式的革命，为以后银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欧洲市集在12到16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其性质逐渐由商品市集向金融市集转变。在15世纪，佛罗伦萨是欧洲主要的金融市场。1450年佛罗伦萨银行家公布的行市表列人了欧洲所有市场，如阿维农、巴塞罗那、博洛尼亚、布鲁日、热那亚、伦敦、巴勒莫、比萨、罗马、瓦伦西亚和威尼斯的兑换率和汇票支付的期限。[7]除了佛罗伦萨的本部外，美第奇银行在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比萨、米兰、日内瓦、里昂、巴塞尔、阿维农、布鲁日和伦敦都设有分行。美第奇银行的资产平衡表说明，它主要投资于商业和货物，很少投资于工业。而美第奇家族公司则对金融业的投入甚过商业。[8]美第奇银行在那个时代的一项重要业务是对王公和统治者贷款。一般来说，给国王的贷款一些时候用国王的珠宝作为抵押，更多的时候使用国家的某项税收来担保。借款给王公有极大的危险性，常常由于政治动乱或王位更迭之类的突发事件而无法按期偿还。[9]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巴迪和佩鲁奇家族当时是欧洲最大的商人银行家。他们在英格兰投资呢绒业，向君主大量放贷，也在布鲁日、安特卫普、北欧的几个城市和利凡特的主要城市投资。15世纪，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商人银行家曾投资巴尔干地区的银矿生产。[10]富格尔家族在雅各布．富格尔第二时期(1459–1525年)，家族商号的总部在奥格斯堡，在若干的德意志城市、匈牙利、波兰、意大利、西班牙、里斯本、伦敦和安特卫普都设立了分支。他们对蒂罗尔和匈牙利的银矿和铜矿投资，在西班牙从美洲运来金银之前，他们满足了安特卫普金融市场的货币需要。[11]这些都是早期资本输出的例证。
14到15世纪布鲁日的交换市场是当时西欧和北欧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国际结算和补偿体制对各地不同的市场起了整合作用。1500年，卡斯蒂尔集市取得了清算集市的地位，它便和业已建立联系的欧洲贸易和交换市集如里昂、布拉奔和法兰克福整合起来。
在16世纪最初10年，大量金融业务主要在奥格斯堡、热那亚和佛罗伦萨进行。那里的商馆成为处理金融事务的总部。他们通过与单个商号谈判达成协议来展开业务，而不是在一个商馆内采取市场方式的自由竞争交易，所以还不具有金融市场的特征。他们最终的支付往往还是在里昂和安特卫普进行。16世纪20至30年代，南德商人汉斯．肯伯格和拉察鲁斯．图赫开始利用各国权势者对资金的需要来提高自己作为放贷者的地位。[12]
里昂交易所的建立，开始了国际性的大宗资本的交易运作。在14世纪上半叶，老的香槟集市衰落后，法王查理七世授予里昂大量特权，特别是在里昂进行货币和贵金属贸易不受限制的特权，以后，路易十一在1462年10月下令禁止所有商人前往日内瓦集市。1467年，里昂的集市正式诞生。大量的国际贸易便转向里昂。[13]
里昂作为一个大的贸易和金融业中心，其鼎盛时期是1510–1580年。里昂交易所在每个交易日确定它的行市表和利率。当局每年四次对交易所进行检查。[14]里昂交易所从一开始就进行大商号之间的账单流通，它比安特卫普更早地成为真正的资本市场。[15]随着里昂交易所的发展，它逐渐由商品交易转到货币交易。法国国王把里昂交易所视为自己的财政府库，通过授予里昂交易所极大的特权推动它的发展。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时期，王室从里昂交易所的贷款数量很大。这个时期许多佛罗伦萨和南德的大商人在里昂定居，从事商务和金融交易。1571年，在里昂有佛罗伦萨人42人，其中9人有极大的权势，他们控制了佛罗伦萨城市国家全部资产的1／4。[16]1542年以后，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的战争开始，他几次从里昂资本市场筹措资金。1552年里昂交易所开始了有固定利息的长期贷款。
16世纪中欧银矿的开采和白银的投放对欧洲资本市场产生了很大冲击。在1460—1491年第一个银矿生产周期和1526—1547年的第三个银矿繁荣周期，萨克森一西里西亚埃尔茨山银矿的开发造成了法兰克福一科隆资本市场的繁荣。在1492—1526年的第二个银矿生产周期，蒂罗尔一图林根一斯洛伐克银矿的开采达到高峰。矿业繁荣吸引了南德商业银行家族的资金。[17]商业和金融业活动的重心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向中欧转移。德国中部丰富的来自矿山的银的供给，为金融流通和商业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加之美洲贵金属大量流人欧洲，在15到18世纪发生了货币和资本大量流通的现象。
从16世纪20年代起，安特卫普金融市场成为欧洲最重要的金融市场。欧洲商业的发展，使得安特卫普有可能吸收大量的资本，并把欧洲的金融业务纳入自己的范围。安特卫普交易所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手段，保证了流人资本的安全。[18]1531年安特卫普交易所建立。在安特卫普进行的自由贸易首先是商品贸易，随后而来的对账单和支付手段的交易，促成了流动货币资本的交易。安特卫普交易所除了得到佛罗伦萨和南德商人的关注，前来交易的还有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热那亚和德国北部的商人。[19]
1531年安特卫普新交易所开业时，商品交易和金融活动还没有完全分开。以后，新安特卫普交易所逐步发展成为纯粹的金融交易所。安特卫普交易所主要的功能是买卖汇票。安特卫普交易所确定全年的汇价，而不像里昂和卡斯蒂尔市集那样，只确定若干天内的汇价。安特卫普交易所的平均汇率在汇率通报上每周公布。如巴黎的评论家所说，16世纪30年代的交易所已成为具有“交易所法人”性质的机构，交易所重要的功能是做出商业担保，它的文件如经过签字的单据和注册的契约均有法律效力。但汇兑交易成为交易所主要的业务。[20]16世纪末在安特卫普产生了对国际支付体系有决定性意义的两种发明，这就是背书和贴现。[21]在安特卫普开创了在有多个国家参与的、使用多种语言的市场上实行国外汇票流通，这是一项金融领域中具有革命性的变革。[22]
从1557到1627年，热那亚在国际商业和金融市场中起了主导作用。16世纪的美第奇家族活跃在热那亚，他们从贸易转向巨额融资，成为西班牙帝国政府的银行家。通过皮亚琴察交易会，意大利城市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热那亚。一大批热那亚和其他地区的小投机商把他们的存款托付给银行家，以牟取利润。热那亚金融家的贷款，使得在欧洲作战的西班牙军队能按月领到军饷。这样就有力地支持了西班牙国王的统治。[23]热那亚金融家从管理这种金融联系中获利。热那亚人把美洲白银从塞维利亚运到意大利北部，在那里换取黄金和汇票，然后把黄金和汇票交给在安特卫普的西班牙政府，换取合同，从而控制了运抵塞维利亚的美洲金银。到了16世纪80年代，美洲的白银供应和意大利北部的黄金和汇票愈来愈集中在热那亚人这种三角关系中。[24]16世纪价格革命促使国际金融市场建立。这时，商人们不再靠本人旅行于各个集市之间去完成支付业务，而是通过函件来完成绝大多数支付时，集市的历史命运就这样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银行。[25]
二、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
荷兰人在欧洲经济扩张中从事着严格意义上的商业活动。他们把阿姆斯特丹变成欧洲和世界的货物集散地，在这里进行供应物资的储存和交换活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最初被人提到是在15世纪，它当时既进行商品交易也进行金融交易。在1639年，至少有360种商品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1685年交易商品上升到550种。
在这里，许多商品交易是以预付货款的方式进行的，有时甚至在交货前一年就付款了。它极大地促进了贸易。这种预付货款的习惯以后推广到对所有的货物，包括尚未捕捉到的鲱鱼、未生长出来的谷物、可可和咖啡。预付货款的能力也表现了荷兰在国际贸易中巨大的竞争优势。当时，市政当局通过经纪人行会对交易所的活动进行控制。1612年，正式的交易所的经纪人有360人。1722年有395名经过宣誓的经纪人在交易所内外活动。此外还有700至800名未经宣誓的自由商人也在进行借贷、保险、商品和地产出售的交易。保险业的规则早就建立，1598年的法规规定了交易程序，以后在1744年加以更新。1612年，在市政府监督下的“保险协作室”建立。[26]
作为资本市场，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金融市场的模式不同。安特卫普资本市场的特点是以短期信贷为基础，它的活动依靠占主导地位的意大利私人银行家愿意接受的金融贷款。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是以意大利公共银行的金融资本为基础，这是它的信贷长期运作的保证。它促进了从地方性借贷向国际财政和岁人金融的发展。在阿姆斯特丹，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金融业的支持，同时，资金借贷给外国政府。阿姆斯特丹成为主要的票据交换地。这样它就成为资本无限积累的源泉。最初是国内和外国私人银行直接对贸易投资，后来主要是为国外公共部门服务。它保证了政府的国债和开支。和当时其他的国际金融市场，如日内瓦、汉堡、热那亚、法兰克福和伦敦相比，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的优点在于，它拥有必要的可供出售的大规模资本，以及有一套能保证市场流通性和保证借贷者利益安全的制度。与伦敦和巴黎的金融市场相比，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表现为短期资本供应不足，因而收取的利率较高。但各地流动性的差别，促使了资本的国际流动。
在18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阿姆斯特丹是欧洲金融业的中心。当时伦敦和阿姆斯特丹资本市场之间有固定的交换关系，荷兰银行家输出荷兰的长期资本，从伦敦短期证券市场上买人。1739—1740年，有72％的荷兰基金用于投资购买英格兰银行的股份。通过阿姆斯特丹，欧洲大陆任何经济波动都传达到伦敦，影响到英国经济发展的进程。[27]
为国外发行国债是荷兰银行业在17和18世纪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业务。在17世纪90年代，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代英国大公司发行股票。以后荷兰商人银行家通过他们在伦敦的代理人做中介，也获得了一部分英国公债。阿姆斯特丹银行家投资英国国债的兴趣，得到英国政府的鼓励。17世纪荷兰议会为国人购买外国的公债提供担保。阿姆斯特丹商业银行家逐渐成为发行外债的专家。欧洲大国在需要资金时，常常与阿姆斯特丹某个金融公司接洽，而这家银行就会代表政府组织债券的发行。霍尔内卡和费佐公司、代理人范。斯泰豪斯特、海塞尔格林、佩尔、多伊兹商行、克利福特家族等分别为法国、瑞典、普鲁士、奥地利、但泽和丹麦发行国债。俄国和美国也求助于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为他们销售公债。[28]
荷兰从17世纪90年代起，就投资英国公债。在英国，国外对英国公债的投资在18世纪40年代变得非常重要。在1742到1748年间，长期债务增长了大约20700000镑，而长期借款总额达到了25400000镑。[29]英国借款占战争时期开支的百分比，l688—1697年为33．6％，1702—1713年占31.4％，1739—1748年占31．1％，1756—1763年占37．4％，1776一l783年占39．9％，1793—1815年占26．6％。[30]外国人持有的公债在七年战争结束时从14％增加到25％。1762年底，英国公债总数为121900000镑，其中外国人持有的公债总额在17000000到30000000镑之间。英国持有的长期贷款从1779年底的144100000镑增至1784年底的228700000镑。[31]
美国在内战时期财政困难，大量从荷兰资本市场借款。借款额1782年为5000000佛罗林，1784年为200000佛罗林，1787年为100000佛罗林，1788年为1000000佛罗林，1790年为3000000佛罗林，1791年为8500000佛罗林，1792年为5950000佛罗林，1793年为1000000佛罗林，1794年为3000000佛罗林。[32]在18世纪，几乎所有欧洲大国都从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获得资本。除上述提及的国家外，还有奥地利、丹麦、瑞典、西班牙等。[33]在18世纪，荷兰资本市场在对欧洲资金供给上扮演了主角。
在18世纪下半叶，欧洲还有好几个商业和银行业中心为市场提供贷款，以满足政府借贷和发行公债的需要。在一个时期里，日内瓦在为法国提供国债上与巴黎银行业竞争。日内瓦当时已经是作为整个欧洲大陆的资本市场而不是地区性的资本市场来活动。诚然，与阿姆斯特丹相比，日内瓦资本市场论规模和地位仍居于阿姆斯特丹资本市场之后。但到18世纪90年代为止，日内瓦在放贷的密度和放贷的总额上都超过了其他资本市场。[34]在所有这些资本市场中，阿姆斯特丹拥有足够的资本来进行大规模的放贷。它能动员资源，保护借贷者和出借者的利益安全。此外，在阿姆斯特丹周围，有乌特勒支、鹿特丹和海牙这些处于中间地位的附属的资本市场，它们有时作为代理行发行公债。
阿姆斯特丹资本市场的建立，开创了通过可靠的公共信贷机构来改善信贷的实践，它沟通了政府财政与民众储蓄的渠道。这实际上开始建立一种长期的国际信贷机制。
三、巴黎的金融市场
1716年5月，法国根据约翰．劳的计划创建了一家通用银行。1718年这家银行改为王家银行。约翰．劳的方案是使用纸币，增加货币的流通量，以刺激经济活动。银行初建时资本为600万锂，分为1200股，每股500锂。其商业票据的贴现率为6％。银行接受存款，向持票人发行可在银行兑换“埃居”的票据，埃居是一种固定的交易单位。它可以保护持票人免遭货币贬值造成的损失。在这时期，缴纳捐税可以使用票据，国库的会计师奉命予以支付。约翰．劳希望把全国的金融业和经济活动连成一个整体。他还开设了一家殖民公司——西方公司。后来在1719年该公司改名为印度公司。它的职能是借款给国王，然后再由国王借贷给商人。
在西方公司建立后，投机商聚集在巴黎坎康普瓦街一块露天空地上进行西方公司股票的交易买卖。1720年政府指定投机家在路易大帝广场活动，卡里尼昂亲王在他的花园里搭起150家木屋加以出租，供交易使用。1720年7月，根据法令，投机家把活动地点迁至索瓦松公馆，这里成为日后的商品交易所的前身，在这里建造了138间办公用的临时房屋，后迁至维维安那大街，成为固定的机构。这个机构在法国金融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法国出现了证券经纪人，1705年巴黎设立了20个经纪人的职位。在这时期，法国金融业开始向巴黎集中。全国8000名包税人中，有3000人常住巴黎。1714年在巴黎共有60名经纪人。[35]巴黎利用首都这一政治中心地位，成为法国金融业的中心。此后，巴黎的金融地位不断上升。到了七年战争期间，巴黎的金融地位优势开始表现出来。巴黎处在西欧大陆的中心，是经济网络的交会点。由于过去哈布斯堡王朝包围法国的障碍已经被排除，法国和西班牙、意大利建立了同盟关系，法国同周边的地区，如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的南部和西部、尼德兰的交通在1763到1792年的30年间也变得畅通无阻。这个经济网络向外扩张不再有障碍。法国成为西欧大陆政治和金融中心。[36]
到了19世纪，法国的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1800年巴黎和外省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共64家，1820年为129家，1830年为184家，1840年为304家，1860年为371家，1870年达到469家。法国银行的资产也迅速增长，1800年为10200万法郎，1810年为27100万法郎，1820年为41400万法郎，1830年为57600万法郎，1840年为94800万法郎，1850年为123600万法郎，1860年为225000万法郎，1870年达到374400万法郎。[37]
四、伦敦的金融市场
伦敦在正式的证券交易所建立以前很久就已经形成了证券市场。早在16世纪已有买卖股份的证据，当时少数股份公司已在做这种事。在1689年以前，英格兰有15个大的股份公司，总资本约90万镑。它们的活动集中在海外贸易。到1695年，合股公司增至150个，共拥有资本430万镑。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投资者的数量和他们持有的股份的价值都大大增长。在1690年以前，绝大多数股份公司只有与之有密切联系的股东提供的小额资本。英格兰银行在1694年从1509个投资者那里取得了120万英镑的资本。1671年王家非洲公司从200个认捐者那里征募了10万镑资金，每人为500镑。到1690年，已出现了为自己也为别人买卖证券的经纪人。在此以前，证券数量很少，为少数人持有。显而易见，17世纪末合股公司的发展，为常设的证券市场提供了基础。1695年，与非洲进行贸易的苏格兰公司建立。[38]在18世纪初，公司股份仍然是伦敦证券市场发展背后的重要推动力。在1719—1720年南海公司投机泡沫时期，大约有190家新的合股公司申请成立，他们希望筹集2．2亿镑资金。其中大部分未能成功。英格兰银行在1725年吸引了4837名投资者。投机使得股价波动幅度很大。伦敦的股票市价在1719—1720年翻了不止一番，但到1722年则下跌了2／3。[39]真正成为证券市场建立的基础并最终导致伦敦证券交易所成立的，是政府在1693年创立的可以转让的长期国债。在此以前，政府的借款都是短期的。只是持有长期国债的人需要一个可以出售的市场和可以兑现的地方，而合股公司股份的持有人也需要兑换股票的场所。[40]英格兰的王家交易所设立在伦敦老城康希尔和针线街之间。它是在1566—1571年由托马斯·格雷厄姆作为商人和银行家聚会的地点而设立的。它建立时仿照了安特卫普交易所的模式，但这个建筑在1666年伦敦大火中被毁。1667到1669年重建，以后又被1838年的大火所毁，1842—1844年再建。最初它是买卖政府债券的处所。1761年，伦敦的150名股票交易商自发组成一个俱乐部以买卖股票。1773年它迁入针线街在室内活动，正式更名为伦敦证券交易所。
伦敦股票交易所最重要的基础是英格兰银行的股份。英格兰的银行业起步比意大利和荷兰要晚。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立。它是根据国王授予的特许状开设的股份公司。它设立的主要目的是把大批资金借给政府，公司收取利息。英格兰银行将自己的全部资本120万英镑交给政府，以换取政府每个月向它支付50000镑，以及排他的金融特权。[41]
英格兰银行建立后，按8％的利率发行国债1200000镑，建立一个法人公司。紧接着它又发行了两项公债，一项是1693年的百万镑公债，另一项是1694年的百万镑彩票公债。政府要求本国的和外国的公司贡献100万镑以支持与法国的战争。认购者在7年间可得到10％的利息。以后，根据议会法令建立的英格兰银行，对于为期一代人、两代人和三代人的国债，分别支付14％、12％和10％的利息。以后的立法则把存款期限改为96年，利率为14％。[42]当时英格兰银行的股份大约有1300个认购者，人均认购额超过900镑。[43]英格兰银行成立后，议会先后在1697、1708、1713和1742年颁布准许该行继续存在的特许状。[44]1711年英格兰银行拥有资本股份5559995．75镑。到1742年英格兰银行的资本达到8959995．75镑。[45]
东印度公司是伦敦股票交易所可交易股份的主要来源。老的东印度公司通常被称为伦敦东印度公司。它的发起资本为1574608．5镑。1679年英国成立了一个东印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老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这个股份公司在1698年有资本股份1662000镑。从1702年起到两个公司合并，新印度公司拥有资本988500镑，附带的股份为332400镑，这些资本都投入了交易。[46]以后，两个东印度公司合并为联合东印度公司。它承担了对国家的长期贷款。1710年南海公司获得在西班牙美洲开展贸易的垄断权，作为回报，该公司也承担了对国家的长期贷款。到18世纪，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已经向政府出借了4280万镑资金。[47]大股份公司的贷款形成了对政府财政的强有力支持。英国公众也愿意做这些金融公司的股东，因为这些公司保证了良好的利息和股票不断升值。而政府和英格兰银行的支持使得南海公司度过了危机。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国债持续增长，从1702年的1280万英镑增加到1763年的13290万英镑。它支持了英国在1690到1763年间频繁的对外战争的开支需要。由于人们对政府信心的增长，政府国债的利息下降了。[48]王家非洲公司在1698年10月成立，它的名义资本达到1101050镑。伦敦保险公司1724年的资本为258314镑，1734年增长为414315镑。约克建筑公司在1724年名义资本达到100万英镑。南海公司1711年5月创立时，资本股份达到9177967镑15先令4便士，到1715年底它的资本达到10000000英镑。[49]它们为股东投资和牟利提供了机会。
在18世纪，英国政府的收入由于战争、海外贸易的扩展而急剧增长，伦敦金融市场也在成长。伦敦逐渐赶上阿姆斯特丹，成为一个巨额融资中心。它一方面在与法国等国的竞争中，成功地取得了对欧洲以外地区贸易的绝对控制权，另一方面它把荷兰的剩余资本转移到英国的企业中。在18世纪80和90年代，荷兰与英国在金融业中的地位处于并立状态。经过1780到1783年荷兰的危机，英国作为世界金融业新的中心成长起来。[50]
1792年时，伦敦形成了自己的货币市场，资本仍然是流人英国而不是流出英国。在这个时期，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都进行了重组。在伦敦交易所的资产交易和政府基金的总额在增长，而且参与交易的各种交易者的人数和新资产的种类也在增加。当时建立了新的交易所大楼以满足交易活动的需要。而在阿姆斯特丹，交易者的数量在减少，参加交易的金融资本总额和交易的人数都在下降，交易所的活动日益转向地产转手交易。到19世纪初，伦敦取代了阿姆斯特丹的地位成为欧洲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市场。这个时期以后，工商业波动能够引发更加固定的、周期性的经济变化过程。
从1822年起，伦敦证券市场的经营开始转向国外证券。同年，伦敦向至少5个外国政府放贷共1470万英镑。1825年向另6家政府放贷1150万英镑，共向20家外国政府放贷4010万英镑。新近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如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墨西哥和巴西都从伦敦大量借债。1833—1837年，伦敦又向其他11个国家放贷2320万英镑。在进行上述放贷的同时，伦敦证券市场开始积极向外输出资本。到1837年，在伦敦的投资者对国外证券的牌价也熟悉起来。法国和荷兰的国债此时已经在国外上市交易。这时，伦敦开始成为国外证券的交易市场。[51]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在1802年有363个，1851年达到906个。1801年伦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资金总额为4．56亿镑，到1853年，资本化的证券额有12．6亿镑。[52]
1850年以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活动从国内转向国外。到1850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交易所。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伦敦证券市场满足了各方面对资金的需求。1850年金融资产占到英国人拥有资产的39％左右。它包括抵押契据、银行储蓄、商业信用状、政府和法人的债券。到1912—191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4％。英国固定资产的价值(按1930年的不变价格)在1856到1913年间翻了3番，从42亿镑上升到129亿镑。在金融资产迅速成长的过程中，扩充最迅速的部分是可转让的证券。外国资产在英国金融资产中占的份额从1850年的8％上升到1913年的28％。[53]
五、英国资本输出额何时超过商品输出额
从国际贸易额来看，英国从1720年起就远远超过了荷兰和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1720年，英国的贸易额为1300万英镑，这年荷兰和比利时的贸易额为400万英镑，法国的贸易额为700万英镑，德国的贸易额为800万英镑。1780年，英国的贸易额为2300万英镑，这年荷兰和比利时的贸易额为800万英镑，法国的贸易额为2200万英镑，德国的贸易额为2000万英镑。1800年英国的贸易额为6700万英镑，这年荷兰和比利时的贸易额为1500万英镑，法国的贸易额为3100万英镑，德国的贸易额为3600万英镑。1820年英国的贸易额为7400万英镑，这年荷兰和比利时的贸易额为2400万英镑，法国的贸易额为3300万英镑，德国的贸易额为4000万英镑。1840年英国的贸易额为11400万英镑，这年荷兰和比利时的贸易额为4500万英镑，法国的贸易额为6600万英镑，德国的贸易额为5200万英镑。1860年英国的贸易额为37500万英镑，这年荷兰和比利时的贸易额为8600万英镑，法国的贸易额为16700万英镑，德国的贸易额为13000万英镑。1889年英国的贸易额为74000万英镑，这年荷兰和比利时的贸易额为31000万英镑，法国的贸易额为31100万英镑，德国的贸易额为36700万英镑。[54]
英国经济自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表现出一种资本输出的趋向。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1914年，英国储蓄占海外投资额的比例在所有大国中最高。1914年英国的国际投资相当于法国的2倍多，德国的3倍多，将近美国的国际投资额的6倍。英国资本向海外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873年的0．8上升到1913年的1．8，从海外资产得到的收入在1913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英国以公共发行债券形式在海外的资本有37．63亿英镑，还有3亿英镑为海外直接投资。一般认为，在1860一1861年至1910—1911年期间，通过公共渠道输出的资本在31亿到48亿英镑之间。[55]
从对国外资本输出额来看，英国在19世纪远远超过法国、德国和尼德兰，甚至超过了这三个国家资本输出额的总和。1825年，英国资本输出额为5亿美元，法国为1亿美元，尼德兰为3亿美元。1855年英国资本输出额为23亿美元，法国为lO亿美元，尼德兰为3亿对此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数字。Imlah认为1865–1913年海外投资总额为35．347亿英镑。而Edelstein认为是34．87亿英镑。P．L．Cottrell，“Great Briton”，in Rondo Cameron ond V．I．Bodkin，eds．，International Banking l870—1914，PP．25，27—28．美元。1870年，英国资本输出额为49亿美元，法国为25亿美元，尼德兰为5亿美元。1885年，英国资本输出额为78亿美元，法国为33亿美元，德国19亿美元，尼德兰为10亿美元。1900年，英国资本输出额为121亿美元，法国为52亿美元，德国为48亿美元，尼德兰为11亿美元。1915年，英国资本输出额为195亿美元，法国为86亿美元，德国为67亿美元，尼德兰为12亿美元。[56]
对比上述英国对外贸易额和资本输出额的数据，可以得出重要的理论结论。英国1820年对外贸易额为7400万英镑，1825年资本输出额为5亿美元；1850年贸易额为1．69亿镑，1860年贸易额为3．57亿镑，而在1855年资本输出额为23亿美元；1870年贸易额为5．47亿镑，资本输出额为49亿美元；1889年贸易额为7．4亿镑，而1885年资本输出额为78亿美元。也就是说，从1820年开始，英国的资本输出额就已超过了商品输出额。[57]列宁曾提到帝国主义的一个特点是：“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58]而从英国经济史的统计资料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这一转变在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前便已出现，并非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
以往在金融资本形成时间的估计上出现偏差，是和对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时间关系的错误判断直接相连的。政治经济学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习惯地把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顺序中的三个阶段。而经济史的事实表明，资本市场和金融资本既不是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也不是起源于重商主义时期，而是早于重商主义时期。历史上从资本形成、资本投资发展到金融资本并没有经过漫长的转变时期。在文艺复兴后期便已出现了金融资本和较大规模的资本市场的运作。在跨国和跨地区的贸易展开的同时，欧洲资本市场就已形成。金融资本的形成和投放的起始时间，不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而是在15到l6世纪就已有一定的规模。
在金融资本发展的过程中，它也发生着部分质变。在文艺复兴后期到近代初期，通过金融市场积聚起来的资本，它的去处一是投放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一是用于对各国君主的放贷，资助君主国的对外战争和解决国内政府的财政困难，通过这种具有封建依附性的活动来谋取利息。而到了近代时期，金融资本则主要投放于工商业活动，因而具有更高级的性质。但无论怎样，金融资本不是到19世纪末才形成的。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金融资本只是规模更大和在经济生活中起的作用更大而已。
注释：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8、769、782页。
[2]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32–233页。
[3] Richard Ehrenberg，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the Renaissance：A Stuay ofthe Fuggers and Their Connections，Lon—don，Jonathan Cape，1928，PP．25—29．
[4]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154页。
[5] Ian Blanehard，“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nd Their Users，1450—1750”，in Maarten Prak，cd．，Early Modem Capitalism：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Europe，1400—180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P．107—111．
[6] Ian Blanehard，“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nd Their Users，1450—1750”，in Maarten Prak，ed．，Early Modem Capitalism：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Europe，1400—1800，PP．113—114。
[7] Raymond de Roove，The Rise and Decline ofthe Medici Bank，1397—1494，New York，Norton，1966，P．126．
[8] Richard Ehrenberg，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Renaissance，P．7．
[9] Raymond de Roove，The Rise and Decline ofthe Medici Bank，1397—1494，PP．140—141．
[10] Rondo Cameron and V．I．Bovykin，eds．，International Banking l870—1914，“Introduction”，0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3．
[11] Herman Van Der Wee，Thc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fourteenth—sixteenth centuries)，Il，TheHague，1963，PP．113—143．
[12] Richard Ehrenberg，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the Renaissance，PP．312—313．
[13] Richard Ehrenberg，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281．
[14] Richard Ehrenberg，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the Renaissance，P．325．
[15] Richard Ehrenberg，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307．
[16] Frederic Maur0，“Merchant Communities，1350—1750”，in J．D．Tracy，ed．，Rise ofMerchant Empire：Long—Distance Trade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1350—17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65．
[17] Ian Blanchard，“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nd Their Users，1450—1750”，in Maarten Prak，ed．，Early Modern Capital．ism：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Europe，1400—1800，PP．110—111．
[18] Herman Van Der Wee，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fourteenth—sixteenth centuries)，P．363．
[19] Richard Ehrenberg，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307．
[20] Richard Ehrenberg，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P．315，316，324．
[21] Jtlrgen Schneider，“The Significance of Large Fairs，Money Markets and Precious Metals in the Evolution of a World Market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Wolfram Fisher，R．Marvin Mclnnis and Jilrgen Sehnei—der，eds．，The Emergence ofa World Economy 1500—1914，Franz Steiner，1986，P．19．
[22] IAl7y Neal，The Rise ofFinancial Capitalism：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 Age ofReason，Cambridge，1993，P．5．
[23] Peter Kriedte，Peasants，Landlords，and Merchant Capitalists：Europe and the World Economy，1500—18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47．
[24]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156、162页。
[25]约翰·乔恩：《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李广乾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9页。
[26] Marjolein’T Hart，Joost Jonker，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7，PP．53—54．
[27] Mgjolein’T Hart，Joost Jonker，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A Financial History ofthe Netherlands，P．58；7．S．Ashton，Economic Fluctuation in England．1700—1800，Oxford．Clarendon，1959，PP．176—177．
[28]赫尔曼·范德尔维：《货币，信贷和银行制度》，见E．E．里奇、C．H．威尔逊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高德步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360页。
[29] JamesC．Riley，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Finance and the Amsterdam Capital Market 1740—1815，Cambridge，1980，P．122．
[30] James C．Riley，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Finale and the Amsterdam Capital Market 1740—1815，P．120．
[31] James C．Riley，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FiFrance and theAmsterdam Capital Market1740—1815，PP．123，125．
[32] James C．Riley，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Finance and the Amsterdam Capital Market l740—1815，P．186．
[33] James C．Riley，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Fmance and the Amsterdam Capital Market 1740—1815．PP．119—194.
[34] James C．Riley，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Finance and the Amsterdam Capital Market 1740—1815．P．7．
[35]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下册，康新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57、158、161—162、173页。
[36]布罗代尔：《15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商业和资本主义》第3卷，施康强、顾良译，三联书店l993年版，第376—377、379—380页。
[37] RondoCameron，“France，1800—1870，Table lv．2 Evolution of the French Banking Structure，1800—1870”，in Rondo Camean，Olga Crisp，HuB T．Patrick and Richard Tilly，eds．，Banking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A Study in Corn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Oxford，1967，P．111．
[38] R．Michie，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A History．Oxford，2001，PP．15—16．
[39] R．Michie，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A History，P．17．
[40] R．Michie，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A History，P．18．
[41] R．Michie，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A HISwU．P．18．
[42] R．D Richardson，“The First Fifty Years ofthe Bank of England(1694—1744)”，in J．G．Van Dillen，ed.，History of Principal Public Banks，The Hague，Martininus Nijhof，1934，PP．202—203．
[43]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从最早时期到一七五○年》，范定九、王祖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5页。
[44] R．D．Richardson，“The First Fifty Years of the Bank of England(1694—1744)”，in J．G．Van Dillen，ed．，History of Principal Public Banks，P．208．
[45] Iarry Neal，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 Age ofReason，P．49．
[46] Larry Neal，The Rise ofFinancial Capitalism：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 Age ofReason．P．49．
[47] R．Michie，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A History，P．18．
[48]赫尔曼·范德尔·维：《货币、信贷和银行制度》，见E．E．里奇和C．H．威尔逊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第355、358页。
[49] Larry Neal，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 Age of Reason，PP．54，52．
[50]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第197—198页。
[51] R．Michie，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A History，P．58．
[52] R．Michie，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A History，PP．68—69．
[53] R．Michie，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A History，P．71．
[54] Michael G．Mulh~1，ed．，The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Gregg Zntl Pubns，1984，P．128．
[55]
[56] W．Woodruff，lmpact of Western Man，London，1966，P．150，Cite form Colin Heywood，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ench Economy，1750—1914，Macmillan，1992，P．37．
[57]对外贸易额包括进口和出口商品额，因此对外贸易额在理论上大于商品输出额。这里做比较时已考虑到英镑对美元的兑换率。
[5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