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2009年《国际社会主义》杂志副主编约瑟夫·库拉纳在《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第123期上发表的《当前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一文，是一篇西方学界评估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重要论文。论文综述了罗宾·布莱克本、彼得·高恩、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约翰·贝米拉·福斯特等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当前危机的种种解释，并对其各自的优劣进行了评估。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正如医学科学随着病理学的发展而发展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实际危机而发展。因此，目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发作，既引发了一股“马克思主义热”，也使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点不知所措，这些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在此，我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不意味着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值一提。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无论是否情愿，已经在被迫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进行抗争。但是，当前的危机同时表明了所谓学院经济理论的贫乏，正如一位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英国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成员令人吃惊地承认的那样：过去30年中，英美大学中研究生所接受的宏观经济和货币经济学的标准训练，可能受挫于几十年来对总体经济现象和相关经济政策的深入调查。这是对个体和社会时间以及其他资源的奢侈浪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创新已被证明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自我指涉、自我封闭的娱乐。学术研究往往由内部逻辑、智力沉淀资本和既定研究计划的美学难题等所驱动，而非探究经济运行机制之强烈渴望，更遑论探究困难时期和金融不稳定期间的经济运行机制。所以，危机袭来之时，人们发现经济学界根本毫无准备。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纪录一直以来更好，然而他们解决危机的办法见仁见智，他们往往相互隔离，各自独立地进行研究，并在几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对英语世界中关于经济危机的普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我试图对其相对的优劣加以评价。
“实体”和金融
所有关于当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均被迫承认危机与金融相关。危机以近来几个国家银行体系濒临崩溃和在美国开始的次级抵押贷款泡沫的破灭为标志。提请关注次级贷款问题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之一是由罗宾·布莱克本做出的，早在2007年春天，在真正的恐慌开始几个月前，他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一主题：
最近几个月，“次贷”违约大幅攀升。雷曼兄弟公司的分析师警告说，到2007年年底价值约2250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将处于违约中，也有人说，这一数字将接近3000亿美元。“股权级”（打包债务中风险最大的部分）现在被业内人士和分析师称为“有毒废物”，他们都在等着看哪些机构将浮出水面……次贷违约危机不仅会给那些眼睁睁地失去他们家园的受害者造成巨大不幸，它也损害了住房市场，增加了经济低迷的几率。
与当时大多数报刊对长期次级贷款问题几乎只字不提相比，《金融时报》考虑的更为周全，它刊登了一篇题为《次贷病》的文章，认为：
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次贷）余波在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行业内部而已……即使有这么多的华尔街银行巨资参与次贷领域……也无需恐慌。任何一家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均微不足道。它们通常并不持有这些抵押贷款，而是将其打包，并在证券市场出售……证券市场正在做其分内之事——分散风险。
与《金融时报》不同的是，布莱克本属于“未卜先知”，因为前几年他已致力于详细分析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无论如何，基于这一不同的起点，可以看到一个潜在的危机的轮廓。2007年夏，恰好在信贷紧缩开始时，《国际社会主义》杂志曾刊登过一篇非常具有预见性的文章，认为金融的增长源于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利润率的下降，并且未能从其20世纪80年代所达到的低水平中充分恢复过来。这就导致了资本家对牟取利润替代渠道的争夺：
过去低水平的盈利并未能使资本家停止想象未来将取得不可思议的利润，通过吸吮世界各地的剩余价值并投入项目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其中许多是在非生产性领域的纯粹的投机赌博，如房地产、商品市场、股票价格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利润将被浮夸，直到它们与实际完全脱节，并且一切会显得非常顺利，直到一夜之间，才发现大祸临头。
这两个不同的解释显示了对当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非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分野。一些学者强调“金融化”的内在逻辑，倾向于认为金融危机是“实体”经济从外部冲击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实体”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金融扩张并为危机铺平了道路，同时也认识到金融的重要性。
有两种公认的方式来区分“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第一，金融业的成长部分是被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企业所驱动。例如2003年，通用电气公司42％的利润来自它旗下的金融公司——通用电气资本公司。第二，更根本的是，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金融体系并非是简单地嫁接到一个纯粹的、非金融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之上。每当钱不再仅仅是钱，而是履行其作为资本的功能时，它就开辟了信贷和金融投机的可能性。正如大卫·哈维最近指出的：“在所谓的‘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更辩证的关系。”
问题的关键是，金融增长是否是一个为非金融经济领域所带动的自主进程？当前的危机是否是一种新型的危机，或是否源于马克思所认定的利润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即使危机被延迟并带有金融增长的特色？再者，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机制是否因“金融化”进程而已经得到根本改变？
罗宾·布莱克本和彼得·高恩
罗宾·布莱克本指出：“金融化正从企业战略扩展到私人金融领域。它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产品日益商品化，如学生的债务或个人的养老金，以及信用卡营销或抵押贷款等。”
很少有作者能像布莱克本那样向一般读者卓有成效地解释金融业的复杂性。但他的论文相对较少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概念，往往只考虑更广泛的经济制度，因为这种经济制度已经被卷入了世界金融市场。但正如杰夫·曼所说：“对价值、金钱和资本的分析……并不是布莱克本讨论的部分，但它们仍然是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莱克本回应说，他内隐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但他关于其框架构成的积极表态似乎在强调工人消费能力的有限性，他坚持说：“很简单，这场危机的根源就是贫困”，中国工人消费的增加“有助于拉动全球经济”。
他的文章往往给人以金融业崛起于金融本身的印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新的消费信贷原则、金融体制和基金管理的兴起孕育了金融化。”与《新左翼评论》杂志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彼得·高恩更加强调金融业的自主性：“对信贷紧缩的理解，需要我们超越常识的想法，即所谓实体经济的变化导致了一个所谓的金融上层建筑。”对于高恩来说，总体上金融化是对美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问题的回答。但他看到了金融增长主要是由于金融自身产品的变化，这被美国（和居于从属地位的英国）的精英们视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他提出一个有力的论点，即认为精英们对金融泡沫的问题并非全然无知，但他们相信：“在泡沫破灭之前，金融部门筹集大量资金的最佳方式是扫除对个人交易者的限制……（而）当泡沫破灭和井喷发生时，银行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能够应付其后果。”
只是金融体系已经膨胀到什么程度？布莱克本写道：“金融部门的利润占美国企业利润的百分比从1981年的14％上升到2001年的39％。”根据高恩的说法，“2006年，美国不低于40％的企业利润来自金融部门”。这无疑占了美国经济的大头（美国经济约占全球经济的1／4）。但在一个以一系列金融泡沫为特征的时期，要估计由上涨的资产价格所组成的资产负债表的利润，只能依据布莱克本所谓的“幻想估值”了。
这里所需要探讨的不仅仅是金融部门的规模问题，还包括其增长对真正积累的影响问题。金融部门可以膨胀到远远超出生产经济所创造价值的合理规模。但这一膨胀过程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金融本身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而必须从经济生产部门获得最终利润。在此背景下，危机可以看作是当生产领域必须设法兑现由金融签单的支票时，“价值规律责令其恪守秩序”。
一些关于金融化风险的解释显然夸大了“新自由主义”或“金融化”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化。对于布莱克本而言，“从‘纯’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公司本身不过是一个对意外的负债和资产打包重组，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机构，这反过来又反映了善变的投资者的热情。原则上，公司和其员工是随意的”。大卫·哈维在一部赞同金融化理论的论著中认为，近几十年来，相对那些公司的实际运行，“资本的实际所有者——股东的权力已经有所减少”。例如，机构股东很少涉足企业的日常管理。
布莱克本还写道：“当正确地嵌入社会控制结构时，金融有助于资本分配，促进投资和平稳需求。”“解决方案……是不放弃资金或金融，但将它们融入一个正确的监管体系中。”杰夫·曼向如下观点提出了挑战：“推翻我们这个颠倒的世界所需要的不只是驯服或价值再分配，而是摧毁它。推翻资本主义是唯一的出路。总之，它只是接受革命的必要性，而不是必然性，接受革命使马克思主义者更适应于马克思的分析套路。”
布莱克本回应说，他提出的各种要求都是“过渡性措施，解决深层危机的有效途径……以网络社会资金的形式有利于新的集体和民主体制”。除了革命之外的其他需求均有其重要性。通过这些要求的满足，工人们意识到其共同改造社会的力量，他们也逐渐对其拥有行动能力充满信心。但是从下面这一点可见，这些要求和运动之间的关系尚留有不确定性。布莱克本认为，一旦“真正的反资本主义政府成立”，他的应对措施将创建一个“金融双动力”体系。
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
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是另一位与金融化理论有关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更多地研究了资本积累中更为广泛的问题，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美国的生产率增长问题最为突出。但是，他不愿将这归结为长期的利润率危机：
这并不是说真正的积累不会产生足够的盈利途径以便银行放贷。相反，通过留存利润或在公开市场直接借贷，生产资本也能越来越多地满足他们的融资需求……银行的这项业务已被边缘化，必须开辟其他的利润渠道。
然而近几十年来在许多经济领域消费贷款的增长不容否认。银行转入“与价值和剩余价值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金融业已从生产性企业相对独立出来并迅猛发展”。拉帕维查斯的解释发出了一个相当抽象的呼吁，建议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解释金融的崛起。但这种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最新创新来寻求解释制度运行轨迹的做法，又有陷入决定论的危险：
新技术对金融领域的影响巨大。仅根据每位业务人员的努力，金融业本不可能如此高产高效，但它现在已能做到了，这在以前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在金融机构内部有着更为明显的变化，如交易的速度，金融工程的可行性，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定价和风险管理技术，等等。更重要的是，技术上金融已有能力处理大量的个人借款。
当然，技术创新能够开拓新的潜在获利领域。但这种创新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独立于经济之外的自主过程。特别是，需要说明剩余价值流动到不同经济领域所引发的结构调整和创新浪潮。对生产经济长期利润率下降的解释要首先回答生产领域投资趋于下降和金融爆炸般膨胀的原因。
但不管原因为何，拉帕维查斯提出了有关金融化后果的重要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业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和那些借贷给他们的资本家所得到的利息都是剥削工人在生产经济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拉帕维查斯提出了最为清晰的替代分析。他认为，银行正通过参与“直接剥削”消费者而赚钱。之所以是“直接”的，是因为这一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而不是发生在流通领域。而之所以是剥削，他认为，是因为现在许多工人为支付基本的生活费用而被迫依附于金融机构。
但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剥削另有深意。它涉及资本家通过支付工资，得到工人所提供的劳动力商品并榨取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并非如一些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所言是一个“骗局”，剩余价值是在既定时间内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与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工资）之间的一个差额。与金融化相联系的机制并不产生剩余价值，拉帕维查斯最近常用一个相对轻松的概念“金融掠夺”来界定金融机构“直接系统地从个人的工资和薪金中榨取利润”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每个有过透支经历的人都可以作证，银行通过个人金融业务而赚钱。重要的不在于这是否发生，而是看它是否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转型”。
这一过程肯定不是对历史的杜撰。在讨论19世纪资本主义高利贷利率下工人的住房“贷款”时，马克思写道：
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主要剥削的一种次要剥削。在这里，出售和借贷之间的区别，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形式上的区别……只有那些对实际联系完全没有认识的人，才会把这种区别看作是本质的区别。
这里关于借贷与零售商高价卖给工人的生活资料的类比是恰当的。如果说2007年在美国近20％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债务还本付息，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已变得越来越昂贵。在某种程度上是工资上涨造成了这一现象，它是一种将剩余价值从产业资本家转向借贷资本家的机制，正如面包价格的略微上涨将（如果相应的工资上涨）使剩余价值流向生产面包的资本家一样。就工资被压制而言，它表明了对工人的整体掠夺，正如工资压抑下食品价格的任何增长将会对工人整体掠夺一样。并且，就工人的债务违约而言，无论是信用卡或次级抵押贷款，随着银行（和其他）持有的债权超过工人未来的工资收入，其中一些债权已被证明毫无价值可言，它表明了市场上虚拟资本已经缩水。但无论怎样，总体上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剩余价值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
戴维·麦克纳利
在那些强调更广泛的经济进程而不是金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我打算关注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看到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积累问题才是资本主义一直悬而未决的根本问题。但也有例外。戴维·麦克纳利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危机不能仅靠关注金融化而得以理解，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这场危机已不仅局限于金融市场，也无法弄清其与全球过度积累问题的相互联系”。但是，他也拒绝这样的观念，即认为危机“仅仅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利润率危机的最新表现”。
他通过引用弗雷德·莫斯利关于利润率恢复的相关数据来证实这一点。不过，也有人对利润率有着不同的估计。根据罗伯特·布伦纳的研究，自1974年以来，美国的固定资本回报率大约在10.5％左右波动，从更早些时候的平均约14％或15％降了下来。其他主要经济体如日本和德国也似乎经历了同样的下降。安德鲁·克里曼所给出的数字是，美国的平均利润率在1941－1956年为28.2％，1957－1980 年为 20.4％，1980－2004年则降至14.2％。 有研究表明，只有一部分利润率恢复了，尤其是在加强掠夺的驱动之下。麦克纳利认为，这为一个积累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使资本主义25年来得以避免世界危机”——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一直到当前的危机。对他来说，资本积累以东亚为中心直到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为止。之后，持续增长以信贷泡沫为前提，特别是东亚经济体的信贷提供而不是迅速积累。换句话说，麦克纳利改动了金融化和信贷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开始日期，把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修正为从1997年开始。然而，他的分期尚有几个问题。首先，关于东亚地区的快速积累集中于1981年至1997年是不明确的。即使在1997年之后，中国经济仍然保持高增长，麦克纳利自己承认这是一个“悖论”。相比之下，日本这一东亚最大的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稳步增长，但1991年以后却停滞不前，在他的解释中有些东西被奇怪地省略了。第二，尽管25年来世界体系有避免目前如此规模的危机的可能，但美国于1990－1991年和2000－2001年也分别遭受了严重的危机。
第三，麦克纳利没有充分探讨东亚的积累与更大的西方经济体的积累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证据表明是西方的盈利能力有所增加，从而导致在东亚的投资浪潮集中于1997年之前的一段时间？这确实似乎不能说明例如20世纪80年代，外国在东亚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相当稳定，同时对经合组织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要相对低一些。
第四，麦克纳利关于“金融化”起飞于1997年之后的论点是可疑的。虽然东亚经济对1997年之后美国的廉价信贷增长有一定帮助，例如建立了以美国国债为主的庞大外汇储备。危机前夕，随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到了荒诞的地步，许多因素都已经到位。美国债务占CDP比率的第一次急剧上升是在1981年至1987年之间，其次是从1997年开始第二次大幅上扬，2001年后加速上升。企业利润中金融份额经历了两次爆发式增长，第一次在1985－1994年，第二次始于2001年。
《每月评论》学派
与《每月评论》这一颇有影响的杂志相联系的美国左翼往往强调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停滞，而不是其活力。该杂志定期报导当前危机，最近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弗雷德·马格多夫有一部简短著作已经出版，书中收集了两位作者的相关文章。
该书作者重视金融增长，对美国消费者的债务和金融投机的机制提供了详细的分析。但与很多诸如此类的解释不同，金融增长被看作一个更大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的结果，而没有被视为一个新阶段的象征：“尽管作为一个金融化的结果该制度已经改变，但它仍不属于一个全新的阶段，因为生产领域中积累的基本问题依然如故。”
对福斯特和马格多夫来说，积累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由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提出：战后资本主义有内在的停滞倾向。对他们来说，其原因乃是垄断的形成，通过操纵垄断价格，产生了被资本主义制度竭力榨取的剩余利润。结果产能过剩，因此投资放缓，与此同时“浪费性”消费领域如武器生产的增长吸收了这一剩余。被夸大的金融系统代表着另一浪费性消费领域。
《每月评论》在许多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分析与《国际社会主义》并驾齐驱，这一传统被托尼·克利夫、迈克·基德伦、克里斯·哈曼和其他人进一步发扬光大，并且这两个传统之间更多的互动将对双方都大有裨益。但相对于《国际社会主义》的传统，《每月评论》的传统似乎有以下三点不足。首先，对《每月评论》而言，危机被视为消费不足的结果。这一观点要追溯到保罗·斯威齐的著作：
不管其历史形式为何，生产过程必须是一个生产商品满足人类消费的过程……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最终用途从来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消费品……消费不足理论的真正任务旨在证明，资本主义也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其扩大消费品生产的能力远超过对消费品的需求。
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里，对产品的需求来自生产资料的消费和投资，后者将被用于生产更多的生产资料——所以这一需求的来源受限于利润率。消费不足（或过剩）最好应被视为危机的一种症状，而非原因。
然而，福斯特和马格多夫是在一个假定垄断操纵价格提供“经济剩余”的框架中进行研究的，这一框架几乎与马克思的“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无关。对消费不足的强调使作者更加倚重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米哈尔·卡莱斯基和随后的左派凯恩斯主义者等对危机的一般解释。这意味着，如福斯特和马格多夫强调，通过军费开支刺激需求可以抵消消费不足。而《国际社会主义》强调浪费性领域的发展，如以军费开支作为从积累中抽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从而减少了利润率下滑的压力。
其次，《每月评论》的传统过分强调停滞的趋势。其分析依赖于如下观念，即超大公司的形成阻止了潜在对手进入到经济部门，因为它们无法筹集进入市场门槛所必需的资金。但这种说法忽视了一点，即如果可以谋取足够的利润，那么在国家的支持下金融体系往往拥有聚集资金的能力，如日本和“亚洲之虎”经济的崛起及此后的中国都是这样做的。
面对这些挑战，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危机过后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重组，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再次重组。《每月评论》的传统似乎对这些竞争性斗争的形式不大感兴趣，部分因为它对帝国主义间的竞争有着特殊的认知。帝国主义主要被看作是第三世界的掠夺者，而不是一个充满内在冲突的体系，其中竞争性的民族资本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福斯特和马格多夫解释说，他们在其关于美国资本主义的论文集中已经限制了这一分析模式的范围——但要解释世界体系的轨迹而不考虑帝国主义的争夺是不可能的。
最后，尽管《每月评论》的传统之一在于着力提请关注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据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然而，《每月评论》假设后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垄断，而不是竞争，由此价值规律将被强制执行，价值理论因而退居次要地位。如哈维引用斯威齐和巴兰的《垄断资本》所说：
从竞争向垄断的过渡对于国家垄断组织形式而言肯定会表现为摆脱竞争“主导”并因此远离价值规律的作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例如巴兰和斯威齐说：“我们不能因为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竞争模型加以简单修补而感到心满意足……为了进一步认识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能把垄断抽象化或仅将它作为一个影响因素；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分析工作的中心。”放弃马克思的“竞争模式”当然意味着放弃价值规律，对此，巴兰和斯威齐当然已做好充分准备。然而麻烦的是，我们不可能单单放弃这一马克思分析的关键所在而不认真质疑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其他范畴。
罗伯特·布伦纳
罗伯特·布伦纳是另一位详细讨论了资本主义制度最新发展趋势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在一些讲话和文章中雄辩而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危机。他对那种认为这仅仅是一次金融化危机的看法持批评态度：
危机的分析家们大都以金融危机和证券市场的崩溃作为其出发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困难是，他们仅停留在此而未能再深入一步。自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降，他们都辩称危机可以简单地解释为金融业方面的问题。同时，他们断言，其下面的实体经济是强大的，所谓基本面良好。这可能是严重的误导。
他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投资的低水平源自低利润率：“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活力下降主要源于利润率的下降，而这又是由世界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慢性趋势所造成的，这一趋势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⑦投资下降加上低工资两面夹击，导致需求水平不断降低，缺口被不断升高的债务水平逐渐拉大。资本主义制度借助于一系列的股市和金融泡沫而艰难前行，但利润率只有部分改善：“非金融企业……尽管显著提高了收益率，但仍然没有回到20世纪90年代本已大为降低的水平。”因此，对布伦纳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危机是一种延迟的危机，假如没有各种抵消机制在发挥作用，危机早就爆发了。
在布伦纳的框架与《国际社会主义》的传统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在他所强调的低利润率这一方面，但也有不同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布伦纳认为低利润率源于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这是由资本集团之间展开的竞争造成的，这些资本集团进行着年限和效率不一的固定资本投资。而当新资本带着更先进、更高效的固定资本进入一个行业时，那些先前的“沉淀”投资不得不进行价格削减，以保持其市场份额，否则将遭受产能过剩——二者都将导致利润（资本家总投资的回报率）下降。布伦纳重点关注美国的制造业，这一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便与日本和德国的出口展开激烈竞争，他指出，这一领域利润率的下降殃及了美国更广泛经济领域的利润率。
正如弗雷德·莫斯利指出的，布伦纳的这一解释是有问题的。一方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伦纳的理论基本上与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提出的理论相同，尽管从表面上看，二者似乎相反。这两个理论的基本假设都是竞争程度（负）或经济垄断程度（正）……决定了利润率，对马克思来说，个别行业的竞争或垄断程度只会影响这些部门之间利润总额的分配，它不会影响剩余价值总额或一般利润率。
换句话说，布伦纳认为加强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会引起这一领域的降价，这反过来又会降低资本家使用这些工业制成品进行投入的价格，并可望提高在其他经济领域的收益率。通过减少制造业的竞争来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即使它可以从其他经济领域重新分配一些剩余价值到制造业领域。此外，安瓦尔·谢赫通过艰苦的实证研究证明：
很少有证据能够表明“过度竞争”对相关价格产生了任何影响，它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均与利润率无关。同样重要的是，持续的“产能过剩”不能解释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因为即使（部分）产能利用率出现变化和调整，利润率仍然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实证结果强烈表明，利润率长期下降是战后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日本和美国］积累的内在特质。
对这一趋势的另一种解释是必要的。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判断是基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显著提高（即厂房、设备和原材料上的投资与工资的大致比例）而作出的。与总投资额概念相比，这一概念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马克思所说的“活劳动”）。不幸的是，布伦纳拒绝这种解释，认为说资本家“采用减少他们自己利润率的技术”是自相矛盾的。
但一个行业的第一个资本家可能进行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降低了他们生产的个别商品的价值，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他们削弱对手、抢夺市场份额和短期内迅速提高利润率。在这一获得成功的过程中，改进技术通过一个特定的部门而推广开来，从而降低了价格，进而造成利润率降低。最终，即使利润率较低，在这一部门中的每一个资本家仍不得不引进新技术，因为若不这样做，就意味着他们难以通过控制新的、较低的价格与对手竞争——并且即使现在利润减少也聊胜于无。
在拒绝了马克思的这种解释之后，布伦纳提出了一份详细的阐述，关注在资本主义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竞争斗争中资本竞争集团的兴衰。但是，这既需要一个基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关于危机倾向的一般性说明，又需要解释“资本主义在其历史过程中所采取的特定结构形式”如何使这些倾向成为现实。在了解《国际社会主义》传统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解释之前，我接下来会转向两个试图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家。
安德鲁·克里曼
安德鲁·克里曼同布伦纳一样，认为当前的危机源于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对20世纪70年代所出现的问题束手无策：“当前的危机源于这一事实，在7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衰退中资本尚未被完全摧毁。”他继马克思之后，也看到了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机制，可以恢复利润率并缓解经济增长期所聚集的矛盾：
不时冲突对立的机构在危机中找到发泄途径。危机总是经常但瞬时强制解决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它们猛烈喷发一段时间以恢复被扰乱的各种平衡。
危机期间，机器、原材料和其他投入的价格崩溃，并伴随着整个公司的失败（以及工人的工资和条件的恶化），这些倒是可以提高那些幸存企业的利润率：
如果一个企业每年可以产生300万美元的利润，但企业投资的资本价值是1亿美元，则其利润率仅为3％。但如果资本价值习的破坏能够使新业主收购业务时仅花费1000万，而不是一个亿，则他们的利润率就是安全的30％。而这对新的繁荣将产生巨大刺激。因此，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庞大的资本毁灭之后，战后的繁荣便接踵而至。
克里曼区分了“可测”利润率与“潜在”利润率。他认为，后者是一个由两个变量——活劳动增长率和积累率——所决定的数学极限，克里曼认为这两种利润率几乎是保持不变的。在资本毁灭引起利润率大幅上扬之前，可测利润率将趋向于降至最低值——假如资本毁灭发生的话。克里曼的表述基本上是关于利润率可能运行方向的数学证明，而不是对其具体实际运动的描述。似乎没有理由让人相信，短期内积累率和活劳动的扩大将会保持不变，但克里曼认为，从长时期看，它们毫无趋势可言。看来，他的论点直接反对那些拒斥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对于那些已经接受这一趋势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可能更为有用。
克里曼关于资本毁灭的关键论点认为，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并回避矛盾，资本主义制度都在劫难逃。克里曼指出，决策者不愿坐视当前的危机来摧毁资本。这反过来又需要加入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运行轨迹的解释，以显示决策者的这种不情愿何以相比以前的危机更甚，我将在下面关注这一问题。
安瓦尔·谢赫
相较于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瓦尔·谢赫更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以利润率为主要动力。谢赫认为当前的危机是一场“被延缓或转化为虚假繁荣的结构性危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利润额一直在上升，但利润率已经“基本停滞”。
谢赫的分析较有新意的一点是，需要关注利率与利润率的持续变化，以了解近几十年来积累的产生。刺激积累的不是利润率，而是减去借贷资本成本后的净利润率，即利率。如果利润率不变而利率下降，而积累的动机仍持续活跃，那只能是人为的活跃。主要利息率（企业关心的利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逐渐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大幅上升，之后则进入一个长期逐渐下降的通道。
“虚假繁荣”以“企业利润”为基础——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使用的术语，指企业扣除利息支出后的净利润。利率长期下降，也使得消费者债务长期增长，至少在最初阶段，大量增加了工人的还款债务。
对以上诸多解释的一个综述
借鉴上述众多理论家们的洞见，我们需要运用严谨的马克思价值理论来分析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老化导致非生产性和“浪费性”经济领域的增长。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保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昂的军费开支，创建了一个“永久军事经济”。这一外于资本循环的军费开支整体上具有资本渗漏功能，抽走了大量本来用于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从而起到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
但永久军事经济中包含着自身崩溃的种子。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也可看到“非军事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尤其是日本和德国），其国防开支很少。它们可以将更大比重的剩余价值投资于出口行业，通过大搞价格竞争，削弱了这些地区以军费开支为主的那些经济体。鉴于这些新的权力的崛起，加上美苏两国对国防预算的削减，尽管军备开支的绝对值仍居高不下，但已不再与世界经济保持同步增长。
其他各种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消费形式也在不断增长，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普遍出现，并且丝毫没有下降的趋势。这些消费包括如广告等在内的非生产性开支。它们也可以被称作“间接生产”，如公共医疗和教育，虽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对各种活劳动的再生产却是必不可少的。
浪费性消费的崛起可以起到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但它对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一个负担。例如弗雷德·莫斯利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非生产性劳动的崛起对美国利润率的降低产生了巨大影响。
如果所有的剩余价值都用于生产领域的积累，战后资本主义本可增长得更快一些，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无论如何，劳动力投资率增速或利润率下降速度均没有达到其应有水平。这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繁荣延长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持续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危机再次光临，它影响了一个经历长期繁荣的已经改变了的世界。特别是资本的基本单位——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公司——如马克思所言，通过资本积聚（资本逐渐积累）和资本集中（兼并和收购），规模越来越大。
这意味着有一个非常的机制——即经济危机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清理，并在某种程度上将经济恢复到一定的健康水平——但它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已变得更为危险。现在，一个或两个巨型跨国公司的崩溃都将把经济的盈利部门以及无利可图的部门一起拖入危险。公司也已更深入地与国家和金融体系搅在一起，确实最近金融的增长使问题更加恶化。最近因雷曼兄弟破产而引起的恐慌，以及美国政府出手对美国汽车巨头通用和克莱斯勒进行破产重组的干预方式，表明了危险在增大。
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让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将陷入永久停滞的崩溃。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充满竞争性积累的制度，随着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甚至大公司都有更多的自由去决定价格，直到竞争对手控制进入市场所需的资源为止。除非资本毁灭到足够的程度，否则资本主义制度总体的持续繁荣而非暂时的、局部的繁荣是不可能的——而资本主义各领域的停滞则不乏其现实可能性。
正如克里曼和布伦纳所认为的，在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初彻底的资本毁灭肯定没有发生过。相反的机制在发挥作用，以产生愈来愈多的渗入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为代价延缓了危机的发生。从20世纪80年代起，剥削率大幅增加，表现为如美国劳动时间的延长，“在2002年生产工人平均比1982年多出近两个星期的劳动时间”。对劳动的压榨使得利润率略有恢复。
金融、虚拟资本与实际积累
另一个推迟危机的机制就是当资本家和一些政府在无利可图的生产性经济之外寻求投资机会时金融的增长。它具有三个作用。
首先是防止那些因无力出售其产品并“实现潜在于商品和服务中的剩余价值”的企业所产生的危机。如果利润率很高，工人的消费不足就不是问题，因为机械、原材料等需求充足。一个低利润率时期——因此投资呈低水平——限制了工人的工资平均水平，必将产生大问题。债务的增长，尤其是如美国经济中的个人债务，使得消费者能够形成一个“最后的市场”，以提供保障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必要的需求。
第二个作用是通过资产价格泡沫制造虚假的利润率和活力。当利润在世界金融中寻求出路时，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拟资本”的积累过程。虚拟资本并不意味着资本不存在，或意味着某种形式的欺诈。相反，它所投资的“所有权证书”超过了实际生产的价值份额。事实上，虚拟资本能使其所有者拥有一定的收入流，从而使得它以真正资本的面目出现，资本家可能将其投入到生产中产生剩余价值或以现行利率的利息将其贷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政府发行的债券，它能使债券所有者拥有未来税收收入中的一定份额；另一个例子是由公司发行的股票，它使得股东分得公司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即使所有权证书“并不代表一个纯粹的虚拟资本……这种证书的资本价值却完全是虚幻的”。换句话说，例如如果我们买卖生产企业的股份，那么所有权证书只是一个“资本所有权的代表”。马克思提醒人们注意不要把账面资本误认为实际资本：“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
虚拟资本可以进行交易。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它有着“自己的运动法则”，不同于实际资本的运动规律。股票市场价格的涨跌取决于投资于这些股份公司取得的收益与其他种类投资的收益比较。因为股票价格和其他虚拟资本的价格可以以这种方式上下波动，投资者预期其价格将上涨就购买它们，之后可以待价而沽，从而获取利润。在经济“泡沫”中，投资者在相互竞价中抬高了虚拟资本的价格。因此，公司的股票就可以拉高到远高于其拥有的厂房和设备的实际价值的水平。
“虚拟资本积累”的过程伴随着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可以提高相关公司、尤其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创造盈利的假象。此外，虽然虚拟资本积累本身并不产生什么，但它可能激发经济领域中一些生产部门的发展，这可以增加经济的活力感。（例如，整个伦敦星巴克咖啡分店的工人们都是生产性工人，而他们的客户则往往不是。）
金融增长的第三个作用是，进一步缓解利润率下滑的压力。原因之一在于金融部门的增长本身就是一个浪费性消费的增长。投资进入金融部门的建筑物或金融部门的工资是非生产性的，它并不会导致新的剩余价值的产生，因此对生产性资本纯属负担。它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个资本渗漏器，起着与军费开支在战后繁荣中大致相同的作用。
然而，并非所有的金融所使用的金钱都具有这种资本外泄功能。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描绘中，银行聚集“生息资本”，然后将其贷给工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用它产生剩余价值，其中一些剩余价值作为利息返还给银行。此时，“虚拟资本的积累”就转化为现实的资本积累。
如果像拉帕维查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言，银行越来越愿意贷款给工人而不是产业资本，这如何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贷款使银行拥有关于工人未来工资的债权。其后果是提高了对工人的剥削率，除非他们成功地迫使其雇主支付更高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雇主通过其剩余价值的减少实际上支付了工人的贷款利息。银行则有可能把所得的利息收入进行生产性投资。
但除非进行投机，金融业的资金不会自动流向生产企业。例如，近年来抵押贷款和其他债务被重新包装为有价证券如“抵押贷款债券”。因此，资本家们可以再豪赌其未来的价值。一种叫作“信用违约互换”的信用衍生产品被创造出来，用来对拖欠贷款的人进行担保。这些也成为投机的主题。更常见的是，一系列虚拟资本市场被创建或扩大，伴随着与实体经济领域剩余价值生产日益脆弱的关系，这些资产的市场价格也失去了其与价值创造过程的联系。只要投机泡沫不断增长，这些市场可以作为剩余价值的一个临时“蓄水池”（而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渗漏”，因为理论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投人生产，例如资产出售的资金会重新投人生产企业）。每当一个泡沫破灭，另一个泡沫就不得不被吹到更大的规模。但危机总是威胁并迫使虚拟资本后退到与实体经济中价值生产的前景保持一致。
危机过后，虚拟资本破灭并伴随着更普遍的资本贬值。理论上，通过消除生产性资本的负担，可有助于为未来的经济扩张铺平道路，通过危机加快重组的进程（例如由公司接管其股价已大幅下挫的失败对手），并消除一些未来价值的债权。但在实践中，要想把虚拟资本积累与实际资本积累分开越来越困难。如果银行所进行的不明智投机纷纷破产，就会把贷款投资生产的企业拖下水。如果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核心的金融机构资金周转不开并面临崩溃的危险，各国政府或许会帮助它们摆脱困境，它们将期望经济领域的生产部门或工人来为其买单。
所以，金融崩溃的发生使经济生产部门雪上加霜，甚至暴露了30年来困扰这些行业的痼疾，向前拖动资本主义制度的信贷已被撤回。金融扩张最好被看成是一个暂时的推迟危机的“抵消倾向”。这个临时的解决办法所付出的代价是经济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包括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的增长、不断飙升的金融和贸易不平衡（如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及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泡沫的形成。前一时期的这些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被延期的危机最终爆发时，它以如此快的速度横扫全球，所向披靡，并导致如此可怕的严重后果。
牛田盛 摘译 来源：《环球视野》第469期，摘自2012年第5期《国外理论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