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宋代诏令全集》序

  【作者简介】曾枣庄,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是1983年成立的,当时只从中文、历史两系抽调了一些兼职研究人员。我是1984年从中文系调到古籍所任负责人的,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招兵买马。但我一向反对近亲繁殖,只留自己的学生,于是从全国各地招选研究人员。王智勇先生于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1982年考入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古籍整理与研究专业,获硕士学位;1985年调到四川大学古籍所。武汉大学历史系是全国名牌大学的历史系,但我对名牌大学从不迷信,认为任何名牌大学也有差生,任何非名牌大学也可能有优秀生。

  我对王智勇先生的重视,不是因为他是武汉大学的研究生,而是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认为他基础扎实,工作认真,而后者是比前者更为重要的。因此,当1985年《全宋文》立项获准后,我们几乎花了两年时间来研究《全宋文》的编篡体例及具体分工,我建议他负责整个宋代皇帝的诏令,这也是《全宋文》中最繁难的部分。他不愧是学历史的,一听就知道其难度,说不能胜任。我说这是一个美差,你可以编一部肯定可以传世的附产物《新编宋代大诏令集》,至少是宋人编的《宋大诏令集》的三至五倍(现在实际上是十倍),可以取代《宋大诏令集》。他确实懂行,于是愉快地接受了。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唐以前较为充分,宋代以后就越来越薄弱。《全宋文》将集中丰富的宋代文化数据,可以出一大批附产物,我于是拟了三十多种《全宋文》的附产物题目,《新编宋代诏令集》就是其中的一种。我在会上公开声明我和刘琳先生只是《全宋文》的主编,这些附产物谁编的,谁就是主编,我们决不会把他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冒充这些附产物的主编。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原是希望把编《全宋文》的川大古籍所变为宋代文化研究中心,把编《全宋诗》的北大文献研究中心变为宋代文学研究中心的。但由于川大古籍所研究方向的改变,所列三十多种《全宋文》的附产物多数只能纸上谈兵了,我只好自己组织一个班子来搞,能搞多少算多少。令我特别欣慰的是,王智勇先生和王蓉贵先生的《新编宋代诏令全集》,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现在终于完成了,而数量之大、质量之高,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王智勇先生和王蓉贵先生对《新编宋代诏令全集》下了很大功夫。他不满足于汇集《全宋文》中的诏令,而是重新进行普查,反查《全宋文》曾经普查而漏收较多诏文的宋元典籍,又补查了近二十年来陆续出版的有关古籍,在《全宋文》之外,増补了三千多篇、约五十余万字的诏文内容。

  王智勇先生对所有诏文重新进行标点校勘,凡从宋人文集辑出之诏文,先确定底本,并通校两三种其它版本;凡从宋元史籍、方志,经、子部之书等辑录的诏文,其校勘主要参校现存宋元典籍,采用时间早、诏文全的诏文为底本,在标点校勘上达到了较高水平。对相同诏文之异文,凡有较高的文献及史料价值者,都附录异文于其后。

  若不系年,诏令就失去了征史价值。王智勇先生尽量为每篇诏令系年,并标于篇名之下。由于现存宋人文集中之诏文多未系年,因此,诏文系年花了他很多时间。有些无法确定准确系年的诏文,他也根据草诏者任两制的时间,结合诏文所述史事包含的信息来暗分年代,十分谨慎。

  分类也花了王智勇先生很多时间,因为既要符合现代学术分类的特点,又要不违背宋代史实及宋代诏令的实际状况。现代的主流学科,未必是宋代学术之重点,必需根据宋代诏文的实际情况来设置类目。每篇诏文归入何类,皆须编者准确理解其文意,始终贯彻统一之标准,不能把同一性质的诏文分入不同类中。一篇诏文常常涉及多项内容,他除在主要门类中著录此诏外,又采用互注法,在所涉及的其它门类中著录其篇名,并注明“又见某某类”,既节约了篇幅,又为研究者提供了按类检索所需资料的便利。因此,我说此书质量超过我的豫期,并非溢美之词。

  收集数据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进行研究,我一向反对不是建立在数据占有基础上的空泛研究,玩名词游戏;也反对不进行深入研究而只作资料汇集的古籍整理。因此,我认为王智勇先生至少还可作三项工作:(一)编《宋代诏令背景评论资料集成》,仅有诏令原文还不便于研究,配以背景评论资料集成就更便于研究了。(二)在以上两部书的基础上,撰写一部《宋代诏令研究》,也就是把《前言》中的观点展开论述,扩展成一部专著。(三)编写一部《宋代诏令选注》。诏令名目繁多,凡皇帝或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字,即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所谓“上对下者”,皆属诏令。这类诏令往往结构千篇一律,文字大同小异,多数只有史料价值、文献价值,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了一则笑话:“国初文章,惟陶尚书(谷)为优,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太祖曰:‘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不许辞职,也不进用。谷题诗于玉堂曰:‘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说这类文章是“依样画葫芦”,是大体符合实际的,结构一般都是先说事由,接着对所任命的臣僚恭维一番(如果是谪词则列举其过恶),最后以勉励之语作结。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在国家多事之秋,也出现过一些颇有感染力的制诏,王智勇先生在《前言》中已举及一些。一千五百多万字的《新编宋代诏令全集》,买得起的人未必读;爱读书的穷学士,又未必买得起。因此,为爱读书的穷学士计,可否编一本寓意深刻,文彩沛然,富有可读性,字数控制在三十万字左右的普及读物《宋代诏令选》呢?

  巴蜀书社前社长段文桂先生是我敬佩的既懂行又有魄力的出版家。一次我同他出差上海,晚上聊天,我对他说,我在编完《全宋文》后,将接着重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补编》,一是补北宋已佚部分,二是续编南宋部份。段先生是学历史的,懂得《续资治通鉴长编补编》的价值,于是一拍桌子说:好,你编我出!但段社长已过世多年,我也日薄西山,来日无多,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了。王智勇先生能否助我们实现这一愿望呢?如果要编完全书,非再花一二十年不可,但这是值得的,因为此书与《新编宋代诏令全集》一样,必会成为传世之作。但现在大学的科研多强调立很大的项目,要很多的科研经费,至于价值如何,性价比如何,反倒不重要了。像《续资治通鉴长编补编》这样一个一二十年才能完成,又非社会热点、政府重点的项目,能为学校拉到科研经费吗?这是题外话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来源:作者博客 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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