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宋代诏令全集》序

　　【作者简介】曾枣庄，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是1983年成立的，当时只从中文、历史两系抽调了一些兼职研究人员。我是1984年从中文系调到古籍所任负责人的，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招兵买马。但我一向反对近亲繁殖，只留自己的学生，于是从全国各地招选研究人员。王智勇先生于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1982年考入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古籍整理与研究专业，获硕士学位；1985年调到四川大学古籍所。武汉大学历史系是全国名牌大学的历史系，但我对名牌大学从不迷信，认为任何名牌大学也有差生，任何非名牌大学也可能有优秀生。

　　我对王智勇先生的重视，不是因为他是武汉大学的研究生，而是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认为他基础扎实，工作认真，而后者是比前者更为重要的。因此，当1985年《全宋文》立项获准后，我们几乎花了两年时间来研究《全宋文》的编篡体例及具体分工，我建议他负责整个宋代皇帝的诏令，这也是《全宋文》中最繁难的部分。他不愧是学历史的，一听就知道其难度，说不能胜任。我说这是一个美差，你可以编一部肯定可以传世的附产物《新编宋代大诏令集》，至少是宋人编的《宋大诏令集》的三至五倍(现在实际上是十倍)，可以取代《宋大诏令集》。他确实懂行，于是愉快地接受了。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唐以前较为充分，宋代以后就越来越薄弱。《全宋文》将集中丰富的宋代文化数据，可以出一大批附产物，我于是拟了三十多种《全宋文》的附产物题目，《新编宋代诏令集》就是其中的一种。我在会上公开声明我和刘琳先生只是《全宋文》的主编，这些附产物谁编的，谁就是主编，我们决不会把他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冒充这些附产物的主编。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原是希望把编《全宋文》的川大古籍所变为宋代文化研究中心，把编《全宋诗》的北大文献研究中心变为宋代文学研究中心的。但由于川大古籍所研究方向的改变，所列三十多种《全宋文》的附产物多数只能纸上谈兵了，我只好自己组织一个班子来搞，能搞多少算多少。令我特别欣慰的是，王智勇先生和王蓉贵先生的《新编宋代诏令全集》，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现在终于完成了，而数量之大、质量之高，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王智勇先生和王蓉贵先生对《新编宋代诏令全集》下了很大功夫。他不满足于汇集《全宋文》中的诏令，而是重新进行普查，反查《全宋文》曾经普查而漏收较多诏文的宋元典籍，又补查了近二十年来陆续出版的有关古籍，在《全宋文》之外，増补了三千多篇、约五十余万字的诏文内容。

　　王智勇先生对所有诏文重新进行标点校勘，凡从宋人文集辑出之诏文，先确定底本，并通校两三种其它版本；凡从宋元史籍、方志，经、子部之书等辑录的诏文，其校勘主要参校现存宋元典籍，采用时间早、诏文全的诏文为底本，在标点校勘上达到了较高水平。对相同诏文之异文，凡有较高的文献及史料价值者，都附录异文于其后。

　　若不系年，诏令就失去了征史价值。王智勇先生尽量为每篇诏令系年，并标于篇名之下。由于现存宋人文集中之诏文多未系年，因此，诏文系年花了他很多时间。有些无法确定准确系年的诏文，他也根据草诏者任两制的时间，结合诏文所述史事包含的信息来暗分年代，十分谨慎。

　　分类也花了王智勇先生很多时间，因为既要符合现代学术分类的特点，又要不违背宋代史实及宋代诏令的实际状况。现代的主流学科，未必是宋代学术之重点，必需根据宋代诏文的实际情况来设置类目。每篇诏文归入何类，皆须编者准确理解其文意，始终贯彻统一之标准，不能把同一性质的诏文分入不同类中。一篇诏文常常涉及多项内容，他除在主要门类中著录此诏外，又采用互注法，在所涉及的其它门类中著录其篇名，并注明“又见某某类”，既节约了篇幅，又为研究者提供了按类检索所需资料的便利。因此，我说此书质量超过我的豫期，并非溢美之词。

　　收集数据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进行研究，我一向反对不是建立在数据占有基础上的空泛研究，玩名词游戏；也反对不进行深入研究而只作资料汇集的古籍整理。因此，我认为王智勇先生至少还可作三项工作：(一)编《宋代诏令背景评论资料集成》，仅有诏令原文还不便于研究，配以背景评论资料集成就更便于研究了。(二)在以上两部书的基础上，撰写一部《宋代诏令研究》，也就是把《前言》中的观点展开论述，扩展成一部专著。(三)编写一部《宋代诏令选注》。诏令名目繁多，凡皇帝或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字，即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所谓“上对下者”，皆属诏令。这类诏令往往结构千篇一律，文字大同小异，多数只有史料价值、文献价值，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了一则笑话：“国初文章，惟陶尚书(谷)为优，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太祖曰：‘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不许辞职，也不进用。谷题诗于玉堂曰：‘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说这类文章是“依样画葫芦”，是大体符合实际的，结构一般都是先说事由，接着对所任命的臣僚恭维一番(如果是谪词则列举其过恶)，最后以勉励之语作结。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在国家多事之秋，也出现过一些颇有感染力的制诏，王智勇先生在《前言》中已举及一些。一千五百多万字的《新编宋代诏令全集》，买得起的人未必读；爱读书的穷学士，又未必买得起。因此，为爱读书的穷学士计，可否编一本寓意深刻，文彩沛然，富有可读性，字数控制在三十万字左右的普及读物《宋代诏令选》呢？

　　巴蜀书社前社长段文桂先生是我敬佩的既懂行又有魄力的出版家。一次我同他出差上海，晚上聊天，我对他说，我在编完《全宋文》后，将接着重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补编》，一是补北宋已佚部分，二是续编南宋部份。段先生是学历史的，懂得《续资治通鉴长编补编》的价值，于是一拍桌子说：好，你编我出！但段社长已过世多年，我也日薄西山，来日无多，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了。王智勇先生能否助我们实现这一愿望呢？如果要编完全书，非再花一二十年不可，但这是值得的，因为此书与《新编宋代诏令全集》一样，必会成为传世之作。但现在大学的科研多强调立很大的项目，要很多的科研经费，至于价值如何，性价比如何，反倒不重要了。像《续资治通鉴长编补编》这样一个一二十年才能完成，又非社会热点、政府重点的项目，能为学校拉到科研经费吗？这是题外话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来源：作者博客　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