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第一人——爱德华·沙畹

　　【作者简介】戴仁，Jean．Pierre Drege，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阮洁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邮编：200241）

　　1918年，考狄（Henri Cordier）在为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撰写的讣告中这样评价他——“西方汉学第一人”。才华横溢的沙畹于当年1月早逝，终年52岁，身后留下了斐然可观的研究成果。在人们为悼念沙畹所作的文章中，考狄的那篇讣告无疑分量最重。这其中固然有作者文笔出众的缘故，两人相互熟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考狄于1890年创办《通报》（Tbung Pao），1904至1918年期间与沙畹共同担任期刊主编。

　　年轻的沙畹在大学期间成绩优异并顺利取得大学哲学教师资格。可能因他哲学教育的背景，沙畹曾打算研究中国哲学。但后来他听取了考狄的意见，后者建议他转向中国历史方向的研究，尤其鼓励他专攻二十四史中一种史书的翻译。沙畹早年在东方语言学院和法兰西学院接受汉语教育，分别师从冉默德（Maufice Jametel）和德埃尔韦．德．圣德尼（d’Hervey de Saint—Denis，又译德理文）。冉默德曾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翻译，还是中国墨研究专著《墨法纪要》法文版的译者；圣德尼是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沙畹工作之初被分配到洛里昂高中（Lyc6e de Lonent）任教，但很快在1889年被派往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工作。在那里他开始着手翻译司马迁《史记》的前几卷。

　　沙畹在北京工作期间曾返回巴黎成婚。1892年，他接替甫过世的德理文侯爵（1822—1892）成为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此后，他仅来过中国一次。那是他在1907到1908年近一年的时间身负考察任务前往中国。北京当然是他必经之路，但更重要的行程是从满洲里一直到鸭绿江，然后是山东、河南、陕西和山西。沙畹先参观了龙门与云冈两处石窟、曲阜和泰山、太原及西安这些名胜古迹，之后考察了司马迁陵、登封地区的武梁祠和孝堂山祠浅浮雕。他此次华北考察带回了数千张照片和拓片。在如此丰富的资料基础上，沙畹撰写了一部重量级著作《华北考古记》，包括精心挑选的近千帧照片图录两册，山东省汉代石刻研究一册，云冈和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寺的佛教雕塑研究一册。值得一提的是，沙畹还翻译了这次考察过程中拓下的几近全部碑刻文。

　　沙畹是法国整个汉学界的领头人。除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教席之外，他自1908年起还执掌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宗教科学系的汉学教席，直至1912年。这个教席后由葛兰言（Marcel Granet）继任。1903年沙畹被推选为碑铭与美文学院院士。他还为1898年刚成立不久的法国远东学院贡献心力，扶持和参与学院院刊（Bulletin de l’E．F．E．0．）的建设和发展，并在院刊上陆续发表他1907–1908年赴中国考察的成果。他还通过此刊发表言论支持年轻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后者与他曾同期在中国考察，因在新疆和甘肃的重大发现而声名鹊起。

　　1889年，刚到中国不久的沙畹计划写一本有关司马迁与其著作的书，他的设想最终并没有实现。半个多世纪后，一位身处法国的中国学者，完成了这位法国汉学家在中国许下的心愿。[1]他就是到巴黎从事司马迁与希罗多德（Herodote）作品比较研究的中国历史学家左景权。沙畹的写书计划没有实现，却埋首于翻译《史记》。1895–1905年，他陆续发表了《史记》前47卷的解译，即本纪、年表、书及一部分世家卷的内容[2]，他的译文至今仍是一致公认的优秀范本。此项翻译工作使得沙畹有机会精读中国古代史，他尤其关注中国古代音乐、编年学及历史纪年方面的问题。几年后，他进一步对中国星象学中十二生肖及十二生肖纪年法产生兴趣。在《突厥十二生肖纪年法》（1906年）一文中，他花了很长篇幅追溯十二生肖历的起源问题。他认为生肖纪年法最早源于突厥甚至匈奴，自西汉初期传人中国。但这一说法后来被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指出是错误的，生肖文化的起源地就是中国，是突厥人在公元6世纪中叶时从中国引入了这种纪年法。劳费尔的观点得到了伯希和与亨利希．吕德斯（Heinrich Ltiders）的支持。关于突厥历史纪年这一研究，路易．巴赞（Louis Bazin）继沙畹数十年后贡献了一部重要著作《古代和中世纪的突厥历法》（Les calendriers turcs anciens et medieuaux，1974），这是他的国家级博士论文。该书经补充修订后以《古代突厥社会中的历史纪年制度》（Les systemes chronologiques darts le monde turc an． cien，1991）为题出版发行。[3]突厥国历史上曾非常强盛，长期统治中亚的大部分地区直至公元7世纪中叶。沙畹对其社会的研究并非偶然涉足，他在此之前曾花大量时间网罗编纂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古代载籍内的《西突厥人史料汇编》（Documents sur les Zou—kiue（Zurcs） occidentaux，1903），此书一经出版即被奉为经典。[4]

　　沙畹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学者，19世纪80年代，他在中国工作之余翻译《史记》的同时，又对山东地区汉代石刻画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参观了武梁祠堂，受此启发写成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两汉时期的中国石刻》（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 ties Han，1893）。历史上，武梁祠堂曾因宋朝欧阳修的关注而名噪一时，但随着年深日久逐渐为人们所遗忘，直到1786年金石学家黄易重新发现并挖掘了武梁祠，有关它的研究才重又复兴。沙畹的这本书正是让西方人重新“认识”武梁祠的一部力作，因为直到那时，中国石刻的价值还未真正受到西方汉学家们的重视。西方博物馆在此前刚获得首批中国拓本，其中布谢尔（S．W．Bushen）在1881年为大英博物馆搜得的碑帖拓片，是西方博物馆第一批此类收藏。之后，沙畹于1891年、关野贞（Sekino Tei）于1907年也各自购得一批。与此同时，科隆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博物馆、芝加哥博物馆和哈佛大学也从不同西方人手中获得相关拓片。1907–1908年沙畹赴华北考察后，在黄易、翁方纲和王昶等金石学家的研究基础上，据其考察成果，撰写完成了山东等地石刻画像的研究专著。

　　20世纪初，沙畹借助于加布里埃尔．莫里斯神父（Gabriel Mauriee），购得近乎整套西安碑林拓本。数年后的那次华北考察，他又获得另一套碑林拓片，与谢阁兰（Victor S6galen）所持有的拓片相同[5]。但沙畹搜集到的上述两套拓片也不尽完整。此些碑帖在沙畹过世后都被陆续捐赠给法国吉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亚洲学会和赛努斯基博物馆（mus6e Cernuschi）等机构。

　　凭借上述收藏资料，沙畹撰写了数篇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论文。他在1903年发表了一篇研究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历史的长文。文章从解译1137年《华夷图》与《禹迹图》两图所记录的说明文字着手，追述中国古代制图史。由于放马滩木板地图及纸地图直至1989年才经考古挖掘发现，沙畹阐释中国古代制图的历史是自汉代木板地图开始。他称裴秀（224—271）为中国制图学鼻祖，又历数了谢庄创制的《木方丈图》以及《西域图志》与《西域图记》记载的地图、1900年在敦煌发现的沙州志和西州志中所附的地图，以上地图俱已失传。此外，沙畹还研究了唐代贾耽绘制的地图、李吉甫以及元稹的著作，乃至11世纪沈括制作的立体地形模型图。

　　沙畹根据碑林拓本，另撰有《九九消寒图》（Les neuf neuvaines de la diminution dufroid，1904）和《洪武大帝圣谕》[Les saintes instructions de l'empereur Hongwu（1368—1398），1913]两篇文章。后者根据一块1587年的碑碣写成，碑文内容是皇帝勉励百姓多做善事，图文并茂，不识字的百姓也能看懂。该圣谕同时另通过木刻印刷术大量印制，广为宣传。

　　如上文所示，沙畹治史的志趣尤偏重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但他有数年在华生活、工作和考察的经历，因此他对近代中国也有涉笔，研究包括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1900年的光绪皇帝、1901年义和团运动，以及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事件。

　　不过沙畹的主要研究领域仍是古代和中世纪中国，尤其对中国边境地区以及中国对外关系两方面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开辟了西方常从边境地区着手研究中国史的汉学传统。沙畹曾撰写过几篇关于云南地区的文章，文章考据翔实，如《南诏国的碑文》（Une inscription du royaume de Nan—tcha0，1900）和汉文碑《凤昭凤英世系记》（1906年）两篇文章，就是运用相关史料分别与《南诏德化碑》及爨氏家族成员墓碑碑文进行对比的研究方法加以完成的。沙畹重视边境地区的历史发展与中央政府关系变化的研究，如他撰写的《有关丽江地区史地文献的研究》（Avec les documents historiques et gdographiques relatifs a Li—Kdang，1912）。在这篇重要著述中，他翻译了1841年《木氏宦谱》的抄本及《西藏图考》记载的7条丽江的路线描述，并将这些材料与明史中的相关记载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另外，沙畹还翻译了丽江石鼓镇两面刻字的石鼓碑碣，该碑因其形如鼓而得名，一面刻着“太平歌”和“破虏歌”（1548年），另一面刻有“大功大胜克捷记”（1561年）。沙畹又翻译了一批包括来自山东及其他地区拓片的元代石刻文，汇总出版了《元代中国碑铭与官文书》（Inscriptwns et pie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gpoque mongole，1905—1908）。

　　沙畹的研究需依仗碑帖及照片，故他十分注意向多方人士征购资料。上面提到的绝大部分资料都主要来自基督教传教士、中法官员甚至是来华进行地理和人种考察的探险家，如亨利．多隆（Henri d’Ollone）等。沙畹对手中资料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补充工作。我之前在一篇文章中已着重讨论过沙畹的中国碑铭学研究，文章后还附上了《亚洲学会藏中国拓片目录》（Catalogue des estampages chinois de la Socidtg asiatique）[6]，这份目录中的绝大多数收藏都是由沙畹捐赠的。因此我在本文中不会过多涉及此方面内容，而专注于研究这位鸿儒辉煌的学术生涯同他多元的研究领域。

　　沙畹大部分的研究主要针对中国与西域的关系。他的第一篇此类成果是《前往西域求法的高僧们》，他翻译了义净法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Les religieux gminents qui all,rent chercher la Loi dam les pays d’Occident，1894）。义净的这本旅游行记是中国僧人西行取经求法最主要的三本游记的最后一本，前两本是法显撰写的《佛国记》及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它们分别由雷慕沙（Abel—R6musat）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又名茹理安）译成法语。此后，他还译注过以下数篇旅行见闻：8世纪的悟空行记（1895），6世纪的惠生与宋云行记（1903）、10世纪继业的西域行记（1904）、5世纪来到中土译经的求那跋摩（Gu． navarman）行记（1904）和6世纪东来僧人閣那崛多（Jinagupta）行记（1905），以及同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L6vi）合译的王玄策使天竺记（1900）。

　　中亚是沙畹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如前文提到他著书研究过突厥人，但他的研究不只如此，他还考证、翻译了十篇夏尔一厄德。邦尼（Charles—Eudes Bonin）[7]带回的拓片上的碑文，其中包括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四篇碑刻及在库车发现的刘平国摩崖题刻。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于1900至1901年间第一次远赴新疆考察。他回国后请沙畹研究此次考察带回的所有中文文献，文献包括分别发现于和田及吐蕃附近地区、尼雅地区和敦煌地区的年代依次为唐代、公元三世纪、前汉时期的文书及简牍。沙畹据此考释撰书《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献》（Les documents dd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rts les sables du只ur— kestan oriental）。这部里程碑似的巨著耗时颇久，直至1913年才出版。此前，他于1905年发表了一篇资料非常翔实的有关纸未发明前中国书简的论文。同一时期，他还翻译了《魏略·西戎传》（1905年）和《后汉书．西域传》（1907年）。

　　这些中国与西域地区关系的研究很自然地使沙畹的研究超越了取经僧人与朝圣者行程路线的问题，而将其引向宗教问题的研究。如沙畹在1897年曾以哈喇和林（Kara Balgas． soun）遗址发现的碑铭着手研究景教与摩尼教。而对起源于近东或中东地区外国宗教的精确考证问题，由于有时中文文献中对这些宗教没有很明显的区分，针对它们各自来历的科学鉴别直至今日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数年后，敦煌文书的发现又一次吸引沙畹关注摩尼教盛行地区。他同自己的学生伯希和从该文书人手，研究摩尼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并于1911—1913年合撰发表长篇论文。论文篇幅约有350页，除前面提到的敦煌文书（其中一篇由伯氏带回巴黎）外，还参考不同来源的文献，堪称摩尼教研究经典。

　　在宗教研究领域，沙畹对中国特别的祭祀文化也同样感兴趣。他撰写过一本关于中国圣山之一泰山的重要专著（1910）。书后全文附录了沙畹一篇研究中国人祀奉土地神的论文，该文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此类研究的成果（1901）。中国人认为土地生养万物，具有神力，土地神乃其人格化身。在这篇论文中，沙畹着重阐述了下至民间百姓、上至皇帝及州、郡、县各级地方行政官员对土地神的祭礼等级制度。他解释了如何用五色土来祝圣社坛，并描述了祭祀的对象，诸如大树常被认为是土地神的神位所在、神主牌是一个刻字的小石柱等；沙畹还研究了土地神本身，阐述其职责为掌管一方水土和当地的风调雨顺。如有洪涝、旱灾或日食，甚至发生刑律或战乱，人们都要祈求土地神显灵保佑。

　　沙畹对道教也有一定的研究，其专题讨论过的泰山是道教发祥地之一，土地神也是道教的神衹。在道教这一领域，他另有一篇重要成果《投龙简》（Lejet des dragons，1919）在其去世后发表，论文主要研究“投龙简”，即将祈愿文书铭刻于金石之上掷人山、土、水三处的这一道教斋醮仪式。人们认为随祭文一同投掷的“龙”会将祷告上达天听。写此篇论文时，沙畹用其一贯的考据做法，译介了他可得的所有关于“投龙简”的碑铭文和史料，尤其是道士杜光庭（850—933）所编的《太上灵宝玉匮明真大斋言功仪》。

　　沙畹对道教研究虽有涉猎，但对佛教研究更感兴趣、造诣颇深，他特别关注佛教旅行家和翻译家的文献，这在前文中已有提及。自1894年起，他参与了居庸关云台六体文字石刻的集体研究项目，该项目研究释译云台券门上用汉、藏、八思巴、梵、畏兀儿和西夏六种文字石刻的佛教《陀罗尼经咒》，共同参与译经的还有列维、拉德洛夫（Wladimir Radloff）和胡特（George Huth）。1896–1897年，沙畹还研究了由中国佛教朝圣者所撰写、并刻在印度菩提伽耶的五篇碑文。他由此与同样对该菩提伽耶汉文铭刻感兴趣的施古德（Schlegel）形成学术竞争，并遭遇后者笔伐，双方交恶。但世事无常，身为《通报》主编的施古德去世后，沙畹则成为他的继任者。沙畹对佛教的研究延续至晚暮之年，在他临终前还与列维合撰了《印度佛教教总职名考》（1915）与《护法十六罗汉考》（1916）两篇论文。沙畹还特别热衷译介佛教文学，尤其关注譬喻文学以及该文学从印度传人中国的过程与发展。1910—1911年间刊行的四大卷法译《汉文大藏经五百寓言故事集》（Cinq 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 extraits du Zripitaka chinois），即为沙畹在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综观沙畹的研究，他对文学和民间传说的兴趣始终贯穿于其中。他的第一篇此类成果发表于进入法兰西学院担任汉学教授的时候。1893年12月5日他在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讲《汉语和鞑靼语一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从教的第一堂课内容即为中国文学的社会角色。这篇讲稿与沙畹其他作品的有很大差异，一方面汉学讲座的受众者相对较多，包括他的法兰西学院的同事以及其他知识界代表。另一方面，沙畹还将研究提升至更广泛的层面加以论述，甚至对中国形势与人民生活的具体情况做出评判。他指出中国文学传播甚广得益于汉文字被诸如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喀什噶尔人等非汉族人的广泛使用。中国文学因此较易被接受，进而对南至安南地区的亚洲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原长期遭受北方外族来犯，蒙古族人和满族人葚至在入侵后建立了政权，但他们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甚至遗忘了本族的语言，中国文化同化能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但载录孔子思想言论的儒家经典仍然代代相传，被奉为“圣经”。究其原因，是被历代释家解读的儒家思想颇具教化意义，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理想，并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圭臬。沙畹还注意到形而上学、欧洲科学与中国伦理之间对立的关系。他花了不少篇幅论述儒家“孝”的概念，认为它“是（中国）神秘人伦关系的象征。‘孝’维系了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关系，使得家族整体利益高于成员个人利益；而国家即天下，其利益至上、高于家族利益”。沙畹认为这种国家一家族一个人的体系真正遵循了“自然力量的和谐法则”。同样地，欧洲人很少关注的中国仪式实际上仅“象征不同心境”。沙畹解释说儒家经典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且人的社会地位尤其是道德水平与其所接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文学与道德是密不可分的。在做出如上陈述后，沙畹又谈到在他看来儒家体系的不足之处。他认为中国教育重四书五经的背诵这一点不可取，因其磨灭了准备科举学子们的其他才华，使经科举人仕的官员多为文人墨客，而不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具实务能力的科技人才：“文学扼杀了思想”，由此看来，中国文人阶层对欧洲文明抱有的敌意就不足为奇了。沙畹批评传统中国教育的产物缺乏科学的观察意识和严谨的演绎能力，使得19世纪末的中国国力衰落，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但他也没有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教育，他在指责的同时也寄予了一种期望：“我们不该认为如此崇尚智慧、思想的中国人民会（在中国君主制度崩溃瓦解面前）彻底沦落”。他赞扬中国人民忠君爱国、中国人的孝道、执礼，他呼吁同时代的学者开始研究这个在世界上必将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中国。

　　数年后，沙畹在1904年11月碑铭与美文学院一次演讲中，又一次讨论了伦理与道德这一问题。这是他继任加布里埃尔．德韦里亚（Gabriel Dev6ria）当选为该院院士一年后所发表的演说，题为《中国对德行的褒奖》（Les prix de verttl ell Chine）。他在讲话中谈及《京报》（Gazette de Pekin）上发表的一些对受皇帝嘉奖之人的颂扬文章，且人们还为这些人竖立牌坊，而通常竖牌坊的花费是由他们自己或他们家族承担的。之后，他论述在中国道德和学问是不分家的，讲究修德修学、两者相辅相成，故大家鸿儒们常因其道德、学识双馨而获得嘉奖。沙畹本人是一位伦理学家，他指出中国对德行褒奖的一些做法有些过度，必然会滋生虚荣心理，而如竖功德碑这笔费用若节省下来，毫无疑问可以更好地被用于救助穷人。沙畹结合西方采取的用于对抗酗酒、建立庇护所及创建贫老院的种种措施，指出中国也拥有类似的团结互助机制。中国人设立永久的产业基金在同一家族或氏族中扶贫济弱，这种通过家族资产捐赠建立起的保障体系，并非沙畹所处20世纪初的新产物，其想法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沙畹也对中国寡妇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她们出于对丈夫的忠贞，在其去世后自杀殉葬，这些妇女的“节烈”之举通过立牌坊被记录表彰，而孝子孝女们的事迹亦以同样的方式大量为人们所颂扬。除了上述内容，沙畹还提到《京报》上有关忠臣的记载。中国传统思想弘扬忠君爱国，那些在国家战败或蒙难后自杀殉国的文武官员，或有突出功绩的忠臣良将，人们对他们推崇备至，将其奉为圣人，为他们在中国各地广建庙宇，供人们顶礼膜拜。甚至神明若做出如布雨那般的善举，也会受到皇帝的嘉奖。经由这篇文章，沙畹再一次向自己的同胞描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与魅力，以及它值得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

　　1917年7月7日，沙畹离世前夕，在一个由法中委员会（Comit6 France—Chine）发起在索邦大学举办的讲座上，他重又提起有关中国人道德思想的内容。这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的发言，因为当时中国刚刚对德国宣战，正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据沙畹的陈述，是因为德国发动潜艇战争犯下累累罪行，造成中德外交关系的破裂，并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愤慨，正如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
　
　　在讲话中，他重申儒家思想及其伦理道德准绳在中国人生活中占重要分量，儒家提倡责任、公正、孝顺、对祖先的崇拜，正是所有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习俗使得中国虽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其主流思想却一脉相承；且中国文化还能从西方民主思想中汲取养料，从中获得启发。

　　笔者在以上篇幅里回顾了沙畹著作的主要研究领域，以下我们将论及他在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这也是其研究历程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沙畹撰有《卢浮宫博物馆馆藏中国画》（1904）及《有关赛努斯基博物馆举办的一次佛教艺术品展览》（1913）两篇文章。另外，他还是大英博物馆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品鉴（1909）一文的作者。有关顾恺之这幅画的评论文章很多，数年前为此还专门组织过一个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也已在伦敦正式出版（2005）。1901年，沙畹另发表了一篇论文，谈论中国民俗艺术中祥瑞愿望的表达，内容涉及艺术和民俗学。他在文中分析了部分民俗艺术作品形式中的象征性装饰，那些文字、纹饰和图案几乎无一例外都表达着美好的祝愿。他注意到蕴涵寓意和装饰功能的汉字或通过联合和类比的方式来表达构思，或以画谜形式的图案画传递出的对吉利和祥瑞的祝颂。沙畹还运用插图来阐述他的观点，附上不少护身符、绘本、花瓶、瓷盘和瓷盆、信封和信笺、头簪、镜子和刺绣上的图案实例。沙畹对于民俗艺术表现形式的这种兴趣，让我们想起1907年他在中国考察时曾搜集了许多农历新年的年画，但遗憾的是此后他并未写过此类题材的文章。[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沙畹的研究兴趣确实非常广博。汉学在19世纪一度是欧洲中心范式下解读中国的西方产物，沙畹却能坚持吸纳中国同行的研究成果并将之介绍到西方。1911年，他根据罗振玉的有关著作，注意到数千件刻有中国最古老文字和占卜记录的龟甲及牛骨的考古发现，他的学生伯希和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研究，并为汉学界开拓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研究领域，为中国、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同行们提供了交流合作的机会。

　　沙畹，无愧于西方汉学第一人！

注释：

[1] Dzo Ching—chuan，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ie chinoise，Paris，Presses orientalistes de France，1978．

[2]沙畹生前未发表的《史记》第48至50卷翻译遗稿在1969年经整理出版，随同出版的还有康德谟（Maxime Kahen—mark）翻译的第51、52两卷以及沙畹本人译制的《史记》总索引。

[3]该书已有汉译本。路易·巴赞：《突厥历法研究》，耿昇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译注。

[4]该书最初在1932年由冯承钧译为汉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中华书局在1958年对旧译本加以校订后重版，并增附沙畹原书“西突厥时期的中亚地图”一幅。在2004年，此书在中华书局再版。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译注。

[5]谢阁兰是沙畹的学生。1914年他到中国进行考古研究，在西安获得了一套碑林的拓片。

[6]目录在2002年以CD形式出版（Cahiers de la Socigtg asiatique，nouvelle s6rie n。3）。文中提到的论文已被周长青和施安昌合译成中文，以《沙畹和法国的中国碑铭学》为题发表在《法国汉学）2001年第6期。

[7]夏尔一厄德·邦尼（Charles—Eudes Bonin）是一位法国的远东探险专家——译注。

[8]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参阅Danielle Eliasberg，《Imagerie populaire chinoise du Nouvel An》，Arts asiatiques，35，1978。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