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代巴蜀地区的人口压力及其缓解途径
【内容摘要】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清代巴蜀地区的人口压力日渐增长。而在清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下，缓解人口压力的途径无非有如扩大耕地面积、周期性动乱减少人口以及劳动力的自然分流等。本文意欲通过对清代巴蜀移民经营各行各业、小手工业、小商小贩或佣工的分析，探索当地缓解人口压力的一个途径。
【关键词】清代；巴蜀地区；人口压力；缓解途径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400015
【基金项目】已获准为2011年度重庆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批准号：2011YBLS106）
自三藩之乱结束至于乾嘉之际，经过康乾盛世一百多年人口繁衍，巴蜀地区的许多家族呈现出人口迅速增多之势。而就是在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乾嘉道年间有两个向西部移民的浪潮。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致使巴蜀人口迅速膨胀。据研究，乾隆元年（1736）巴蜀的人口约327万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上升到约778万人，到嘉庆二十年（1815）巴蜀人口增长到5122250户、20937383口。[①]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已形成人口对水土地理条件较差的偏远之地或山丘地带挤占之势，这就使得巴蜀地区承受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当清代巴蜀的“社会结构”变化未能与快速增长的人口相适应时，人口压力却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只能找到一些“缓解”的途径。综合各方面研究，在清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下，缓解人口压力的途径无非如下一些：一是扩大生存资源缓解人口压力，康熙后期至乾隆早期即多次颁旨鼓励人们“开垦山头地角的畸零土地”，试图以扩大耕地面积缓解当时突出的人口压力；二是周期性动乱减少人口，中国人口由前清的1亿增至嘉道之际的4亿之后，4亿这个数据一直维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很大程度上与近代中国不安定的社会环境相关。三是经营各行各业、小手工业、小商小贩或佣工进行劳动力的自然分流，这以巴蜀地区尤为突出，直至现代，经营小商小贩、小手业、佣工者众多仍然是巴蜀地区一大社会景观。考虑到本文主旨，这里着重论述缓解人口压力的第三个途径，名之为“移民的行业经营”。
无论从哪个角度，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人口压力在清代中国日益严重的说法是较为公允的。[②]就清代巴蜀地区而言，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经营各行各业成为巴蜀“缓解”人口压力的途径之一，它包括比较正式的各行各业，也包括不那么正式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至于力行各帮所属下力为生者似乎有正式的“力帮”归属，此处则将力行各帮归入非正式的行业。前者一般指在官府申领过“牙贴”，有比较固定的经营场所，诸如下文所曰城厢各铺、店；后者则是比较零散的行业，比如下文所曰“七十二行”中摊、贩之类。
一、移民的择业
移民西迁巴蜀给当地社会带来两个重要影响：一是导致巴蜀地区小商小贩、小手业者、佣工众多；一是由于大量存在社会“边缘群体”，使得巴蜀地区帮会、闲杂人口众多。后者将在另文论述，此处分析移民西迁给巴蜀地区带来的第一个重要影响。
如前文所述，佣工或农工商数业并举是穷困移民西迁巴蜀后最初的谋生手段。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无以计数的穷苦移民初迁巴蜀之时“家无担石之储，业无尺寸之籍”，自然首选佣工度日。由于佃地耕种需要一定数目的押租，因此，穷苦移民需要苦熬长短不等的时间，“锱铢渐积”，攒够这个数目。通过佣工、佃耕或数业并举，穷苦移民“手胼足胝，铢积寸累”，渐获赢余，方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产业。这类成功创业的西迁移民不胜枚举。
据新都《廖氏族谱》：
在粤东之时，（新都廖氏迁蜀二世祖）廖彩文年未弱冠，为乡塾作炊，偶携弟寄食，诸生诟詈之。廖彩文念父母之菽水无资，诸弟之嗷嗷待甫，而粤东又地狭人稠，且连岁荒旱。恒郁郁寡欢，闻蜀中地旷人稀，年岁丰稔，流人至者咸得意，辄欣然愿往。雍正二年邻人有入蜀者，廖彩文毅然偕行，至则佣于绵竹某糖房，年余有所积，乃寄书廖明达（按廖彩文父亲，新都廖氏迁蜀始祖），备述蜀中丰乐，不如弃旧乡而迁乐土。及廖明达迁徙至巴蜀，廖彩文仍佣于旧日之糖房，以偿还迎廖明达至蜀超用之资。时连年丰稔，廖明达耕稼有获，决欲归旋，廖彩文、廖昌文（按廖彩文仲弟）与伯父定计，留下父亲，密置产于新都繁阳山，因家于此。及后家用日裕，族产日增，不数年置产至六千亩。[③]
道光十八年（1838）11月10日《舒廷志遗嘱》记述：
（舒廷志）起自黔省镇远府，不幸父母双双早亡，时年仅五周岁，幼稚无依，抱与继父曾发林为螟蛉（义子），随继父至青江县耕种。于乾隆五十七年只身由青江县至川遂宁县磨卖豆腐活生。买卖不遂，复奔射洪县朋溪镇帮人，佣工三载……钱十余千之多，作本收买牛皮。得娶岳氏，夫妻苦度日光。至嘉庆二年教匪滋扰，川北一带不宁，夫妻避难，携眷来渝，举目无亲……帮机房炊爨三载。漕房充当酒司，稍积余利。贩卖猪只，东游西荡，披星戴月数载。嘉庆七年得生长子启凤，是年开设牛皮铺。……[④]
《德阳济阳文通江氏谱》记述：
江南梅于乾隆二十四年携八口之家入蜀，迨乾隆四十五年始落业德阳县东村四甲，地名加担湾。初至中江县佃耕度日，复逢瘟蝗，艰苦备偿。后来迁到广汉，江南梅粜籴营生，与人无争，数载皇天眷顾，颇获盈囊。[⑤]
据成都《邓氏锡璋公蜀谱》：
邓锡章弃儒，决计迁蜀，乾隆十八年率妻子一行七人来川。方抵成都，初就木兰寺，邓振滉率诸弟力耕，越五年仅足糊口。振滉郁郁不自得，思陶朱、猗顿可以力致，遂乃迁于北门之大湾，而益肆力为商，经营什一，夙夜奔驰。邓振滉机警绝人，所臆无不中者，至数年间，田连阡陌，蓄积饶裕，称素封焉然。邓振滉经营粜籴，侨居蓉城九载，邓振江亦行商赵镇。邓振江耕种之暇即策骡贩米，微有余积，更行商于金堂之赵镇。[⑥]
新都廖氏、舒氏、德阳江氏、成都邓氏移民家族迁蜀始祖在一、二代之内取得创业成功，这类移民实属所有迁蜀移民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尽管“手胼足胝，铢积寸累”，仍然摆不脱穷困的移民也为数甚多。下列数个案例所述主人公结局皆很悲惨（考虑到本文主旨，仅述其所从事之职业，其结局——或者病死，或者自杀——不在此并述）。
据《清代巴县档案》：
江西民陈元林在甲里城厢坊内开点心铺之表弟何朝德（湖广人）家住寓，提篮买甜饼度日。[⑦]
湖广人谭俸远与侄孙在渝佣工度日。[⑧]
江西高安县人胡均祥，年七十五岁，来渝多年，并无亲属，倚住杨琪珊开漆铺房，做皮匠生理。[⑨]
江西靖州人杨昌庄在白市驿场黄姓饭店里与蒋文先认识，同背夫往来川渝，据说蒋文先还有亲戚在渝城出奇门开手巾店。[⑩]
江西人何洪显，住仁里九甲，离城二百里。在木洞河坝开饭店生理。[11]
孙德先乃江西吉安府人，乾隆二十七年二月二日到刘承章铺里抬轿。[12]
谭复周长沙府茶陵州人，在仁和坊开饭店生理。杜德明于乾隆二十六年四月间来（谭复周）店里住过，说原籍是江西吉安府太和县人，父母都死了，并无兄弟。到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午后，杜德明挑两个空鸡笼又到谭复周的店来，说在綦江仁怀地方贩鸡营生。[13]
上文从取得成功和结局悲惨两方面既呈现出移民创业的艰辛，又呈现出移民迁徙巴蜀之后所从事的各行各业，这些行业包括比较正式的经营店、铺，譬如开牛皮铺、粜籴、开牛皮铺，亦包括非正式的小摊、小贩、卖酒，譬如负贩、行商、磨卖豆腐、收买牛皮、贩猪、做皮匠、贩鸡营生。实际上，脚力为生、抬轿、佣工度日、小手工业亦是许多移民谋生的手段。不妨再举数个案例。
据《清代巴县档案》：
阳启福、李玉隆、彭相才、彭国相、李相高俱系湖广茶陵州人。祖辈来川在城千厮门脚力生理。[14]
《清代巴县档案》“曾月明以伙贸帐不清反诬流痞搬去铺控潘伯祥等”一案所牵涉人物基本上是开扇铺或者佣工营生：
广东人曾月明，年五十六岁，开扇铺生理；
广东人潘伯祥，开有铜铺，与潘宗贤夥开扇铺；
广东人潘宗贤，乾隆三十六年上川，先在曾月明扇铺帮工，乾隆四十一年七月有潘伯祥与潘宗贤夥开扇铺；潘宗贤父亲在渝城挑水；
陈正英，潘伯祥扇铺掌柜；
李近礼，卖扇子生理，原在潘伯祥扇铺帮工；
潘兆方，在潘伯禄扇铺做手艺；
何禄先，在潘伯禄扇铺帮工；
廖荣达在灵壁坊开饭店生理；
钟赞在金沙坊开扇铺生理。[15]
上述数个案例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初至巴蜀，以开设店铺、经营小摊小贩、小手工业、脚力或佣工为谋生手段的移民为数甚巨。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有些移民创业成功，最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产业，有些移民却始终未能够走出困境，甚至客死异乡。但无论如何，西迁巴蜀的移民开设店铺、经营小摊小贩、小手工业、脚力或佣工使当地增添了无数移民产业。这些产业最终发展成为巴蜀的各行各业。清代巴蜀各级官府所在的都市及浩若繁星的场镇，为移民们提供了大量佣工及经营店铺、小摊小贩、小手工业及其它各行各业的场所。分析巴县五种不同特色社区即可以管窥一斑。
由于具有不同的区位和资源条件，整个巴县大致形成了五种不同特色的社区。它们以巴县官府所在地“渝城”为核心，由居于渝城的“坊”向位居其次的“厢”[16]、居于外围的“农业区”次第延伸。而具有“工业社区”雏形的红炉老厂亦可视为巴县的一类特别社区。在广大的农业社区之中又以“场镇”为核心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状扩散，从而复制以“渝城”为核心的波状扩散。“场镇”既是巴县五类特色社区大系统的近似于“厢”、“坊”的一类社区结构，也是次一级系统的核心。
居于城关的紫金坊、灵壁坊以商业活动、手工业活动及佣工活动为主。据乾隆《巴县志》：
巴一叶云浮，万家烟聚，坊厢廛市。傍壑凌岩，吴楚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计城关大小街巷二百四十余道，酒楼茶舍与市关铺房鳞次绣错，攘攘者肩摩踵接。[17]
作为三江总汇的渝城，千帆蚁聚，百物云屯，既然为巴蜀之“冲要”，自然充满着各种谋生机会。凭籍区位优势，渝城自然发展成为以金融业、工商业、服务业为基本经济结构的社会。由于有些居民可能存在兼营金融业、工商业、服务业或其它行业的情况，还由于对数据统计者的特定语言无法解读，增加了本文对清代巴县居民所操何业作准确归类的难度，致使下述有关金融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苦力、其它情况的归类存在着某些模糊的地方（例如：“开馆”为何馆？“开行”为何行？“抬石”“抬木”与“下力”区别何在？）。
据《嘉庆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巴县紫金坊、灵壁坊的社会职业成分统计表》。这两坊总共有534户。其中：
金融业。钱铺41、银铺1、钱桌生理5。共47户。
手工业、商业。手艺31、铁铺2、铜铺1、针铺3、刻书1、剃头铺11、染房3、浆洗房1、伞铺4、扇铺14、板主1、砖瓦铺2、油漆铺1、蜡烛铺5、香铺2、烟铺11、酒铺9、茶铺12、京果铺8、菜铺17、杂粮铺3、米铺24、面房1、粉铺2、糕铺1、油盐铺5、酱园铺5、卖肉7、卖鸡1、卖蛋1、豆腐铺3、油果铺1、盐梅铺1。棉衣铺2、麻铺3、布铺4、帽铺3、鞋铺4、毡子房1、线铺1、卖炭11、竹厂2、木货铺2、收牛皮1、小生意71、书铺1。纸铺11、红纸作坊1、花铺1、玉器铺1、罗盘铺1、卖广货1。共316户。
服务业。饭铺13、开馆3、栈房20、厨子2、当铺2、医生5。共45户。
苦力。下力52、挑水3、轿铺5。共60户。
其它情况。孀居3、差役12、坐家5、出外生理1、教书2、唱戏1、开行6、挂平2、算命生理2、佃耕3、收租3，记载不清26户。共66户[18]。
如果说居于五类社区核心的紫金坊、灵壁坊的居民是以经营商业、手工业及以佣工为主，那么，优越的区位条件使位居其次的定远厢的居民能够较多地以渝城为对象开展服务活动。据《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定远厢人口社会构成统计表》，定远厢310户居民的职业构成如下：
商业。卖米30、油铺3、卖茶2、卖烟5、开铺1、开布铺1、开杂货铺5，共47户。
苦力。抬木19、抬石4、背负下力3、抬轿2、抬米1、卖水16、轿铺9，共54户。
半苦力半买卖活动。卖木27、卖竹1、卖柴15、卖煤7、渡船44，共94户。
菜农。卖菜23户。
手工工匠。机房1、裁缝4、纸马铺2、做扇子1、木匠1、石匠1、皮房2、铁货1、蜡心7、做香2、手中铺1、鞋铺8、剃头6，共37户。
吃喝服务。卖汤元1、糖房1、糟房酒铺3、做厨2、饭馆6、豆腐坊5、糕铺3，共21户。
其它“职业”。测字1、差役7、做戏2、药铺2、开行2、和尚4、读书2、屠宰户3，共23户。
其它。孤老1户。[19]
红炉老厂是一个以打制铁器为核心产业而发展起来的“工业社区”，围绕着铁器打制形成了以经营商业、手工业、佣工及其它服务为主的职业结构，红炉老厂具有“工业社区”的雏形。据《嘉庆十八年五月十九日红炉老厂户口社会构成统计表》，嘉庆十八年（1813）5月19日红炉老厂总户数为208户。其中：
主导产业——打铁。打铁、卖铁器铺108、炭厂卖炭8，共116户。
商业。酒房14、卖油3、杂货1、卖米1、小贩5，共24户。
手工业。皮匠1、画匠1、裁缝3，共5户。
营工。21户。
其它服务业。栈房2、屠宰4、药铺3。住家10、种土15、其它8。[20]
慈里六甲位于巴县西南，距离城关较为僻远，区位条件使得慈里六甲石柱团的绝大多数居民固守在土地上。这与紫金坊、灵壁坊、定远厢、红炉老厂的情况有所不同。据《嘉庆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慈里六甲石柱团家庭人口结构》统计，巴县慈里六甲石柱团共有159户、865人，其中，其它行业8户、36人，包括行医1户、2人，粮差1户、5人，雇工2户、13人，裁缝1户、6人，木匠2户、7人，贩米1户、3人。算上雇工2户、13人，石柱团从事行医、当粮差、裁缝、木匠、贩米，非农户数占总户数的5.03%，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4.16%。[21]巴县慈里六甲石柱团95%以上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这种情况还可以借另外一例得以说明。据乾隆三十四年（1769）11月巴县某甲（原始材料未载明甲之名称）人口、职业统计，该甲共370户，其中开油坊1户、营贸4户、造纸3户、耕田91户、佃土74户，其他户职业记载不明。[22]从有明确职业记载的173户来，该社区是典型的农业社区，耕田、佃土的户数占到173户的95%以上。
可见，以巴县官署所在地——渝城——为核心，巴县居民的职业结构由核心向外围波状扩散，在职业上形成五类特色社区。一般说来，离核心地带愈近，经营各行各业的（非农的）人口愈多，而离城愈远，居民更多地固守着土地，农业人口占了绝大多数。这就是说，如果西迁巴县的移民在外围农业社区找不到土地，另一个去向就是涌进渝城另谋生业。从整个巴县五类特色社区的职业构成分析，渝城提供的这些生业实为有限，各种行业的发展受到自给自足经济的有力抵制。后面还会看到，为了获取各行各业的经营权，经营者需要向官府申领“牙贴”；各行帮排它性极强的“行规”也构成涌进渝城的移民获取各行各业经营权的巨大障碍。正是如此，涌进渝城的移民为了生存，更多的只能做小摊小贩、小手工业或以佣工为谋生职业。
就能够提供经营小商小贩、小手工业、佣工及其它各行各业的场所而言，除了渝城之外，在渝城坊厢外围广大的农业社区之内还存在大大小小的“场镇”。以“场镇”为核心，居民职业构成呈现出由金融业、商业、手工业到农业生产频率递增的趋势。以清代巴县农业社区内的冷水场、冻青团等“场镇”为核心形成的波状扩散，复制着以“渝城”为核心的波状扩散。但是，“场镇”的居民以及非农职业者数量已不可能与渝城同日而语。
据《道光三年十一月冷水场户口册社会构成统计表》，道光三年（1823）11月冷水场共有251户，其中：
金融业。银铺5、钱铺3，共8户。
手工业、商业。铁货6、铁工2、锡店1、篾工1、塑工1、石工1、皮工1、木铺3、木工8、泥水3、剃头8、裁缝2、机房12、打线1、染房6、挖炭1、炭铺3、油蜡1、纸火铺1、衣铺4、贸易11、行商13、布铺8、油房4，共102户。
服务业。烟店2、茶馆10、酒铺糟房11、糖房4、面房1、饭铺4、厨工2、栈房7、干菜1、糕铺1、粮米铺16、豆腐店2、杂货铺8，共69户。
苦力。零工24、轿铺2，共26户。
其它情况。行医药铺15、字画2、花铺3、屠行10、演戏1、行教4、种土1，共36户[23]。
仁里九甲冻青团与冷水场的情况相似。据《道光四年仁里九甲冻青团烟册户口社会构成统计表》，道光四年（1824）仁里九甲冻青团共有149户。其中：
饮食等服务业。茶铺（馆）4、饭铺6、屠行6、栈房4、剃头1、驾船8，共29户。
百工。糟房2、机房3、烟干铺1、柴铺1、蔑铺1、打铁2、裁缝1、木匠2、石匠1、酒铺2、贸易2、杂货7、草鞋铺2、炭铺9、粮铺4、开店11，共32户。
苦力。力行21、下力14、挑炭1，共44户。
农业。载粮（耕田）10、佃耕1，共11户。
其它，道士4、塾师2、行医4、药铺1、差役1、零星4，共16户[24]。
这样，以“渝城——场镇”为主轴，随着不同特色社区由核心向外围的波状扩散，巴县的社会职业构成亦呈现出由非农职业向农业频次递增的趋势，而连接渝城与场镇的交通沿线还零星地分布着各行各业经营者聚居而成的小居民点，渝城——场镇——交通沿线的小居民点成为移民们经营小摊小贩、小手工业、佣工及经营各行各业的重要场所。
应该指出，经营各行各业与经营小手工业、做小摊小贩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一般来说，前者是领有“牙贴”、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者，后者似乎难成职业[25]，所以用“小手工业、小摊小贩”这一概念。大致说来，人口压力愈大的地区经营小手工业、小商小贩或佣工的现象愈突出，人口流动愈频繁的地方这种情况愈突出。
清代巴县五种不同特色社区及其职业构成情况在清代巴蜀乃至中国很典型，但是，包括巴县在内的清代巴蜀又与其它地区略为不同。由于接纳了大量移民[26]，使得清代巴蜀具有移民社会特征。既然土著居民和各省移民在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已形成对土地资源挤占的态势，各行各业经营权又多由土著居民和早期移民通过“申领牙贴——承办差役”的方式永久性地获得，经营小手工业、小商小贩或佣工便成为移民重要的生业，巴蜀土著居民和早期移民人口迅速增长造成的人口压力，加深了这些生业的重要性。值此之故，清代巴蜀地区小手工业蓬勃兴盛起来，《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指出，在清代四川农村，小农的分化还带来了农村职业构成的变化，出现了农业雇工、苦力脚夫、手工业工人、小商小贩。不少州县都存在一批数量可观的小商小贩[27]。借助民国年间已蔚为大观的小手工业反观清代，亦可以想知当初概况（后文对此有具体论述）。
二、行业经营与移民产业
在清代巴蜀，首要都会——成都、重庆——拥有为数甚巨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各行各业经营者，这与前清各省移民涌入当地密不可分，这两个都市的职业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巴蜀社会的职业结构。上文对此已有陈述。而巴蜀地区小手工业、小摊小贩、各行各业经营如此发达，名目如此众多，以致难以一一考证各个行业的来龙去脉，这里，只能进一步探讨一些行业肇兴与前清移民有何内在联系。移民初迁巴蜀，经营的某些“行业”，最初可能仅仅就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物而已，经过长期的经营发展，这些“行业”竟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各行各业。
一些移民来到巴蜀，靠经营小摊小贩或小手工业而起家，小本买卖与小手工业由此蓬勃兴起。
在这里，“绵竹大曲”最初是由朱煜酿造还是由萧昌绪酿出不是很重要，但它是外省迁徙巴蜀移民的杰作有据可证，“绵竹大曲”当初被酿造时，可能仅仅是小买卖而已，经过几百年发展，却成为当地一大产业。
据传在清朝康熙初年，陕西三原县的移民朱煜在绵竹县开设“朱天益酢坊”，后来发展成朱、杨、白、赵四大家酢坊。朱煜把陕西略阳大曲的酿造方法与“剑南烧”相结合，酿造出了以绵软醇厚口感著称的“绵竹大曲[28]”。《萧家“协和泰”与绵竹剑南春》也记述了绵竹萧氏酿造“绵竹大曲”的历程。萧昌绪一家从江西带着小本钱，一同奔迁巴蜀，闯荡绵竹，寻找出路。他看准了绵竹移民大量增加，小城突然变得十分闹热，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烟茶酒，当时农民在乡村烤酒，没有开大酢坊，出产量小，杂牌酒的味道也不纯。县里有钱人又要喝好酒，萧昌绪只懂得喝酒、卖酒，并不懂得烤酒，他便下到南街的达鸿茶馆，去结交陕西移民中会烤酒的老陕，以及曾在陕西烤酒酢坊干过活的大小老陕，添置了烤酒的工具，安排了门市的柜台，立刻烤出酒来，择吉开张。开张那天，特别邀请县里会喝酒的知名人士前来亲尝定名为“绵竹大曲”酒[29]。
应该说，移民初迁巴蜀时经营的小手工业、小摊小贩后来发展成当地重要的行业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曾传先由江西吉安府吉水县迁到涪陵地区经商贸易，又沿乌江上至酉阳经商，积蓄钱财娶妻，再沿江经渠县至广安经商、开矿落业[30]。曾公秀（1662－1727）世居楚南新化县，康熙间经商至蜀，见泸州镠鹾丝枲，百物殷阜，足为大计，遂入籍泸州[31]。夏天顺由湘迁徙巴蜀家于温江，业商起家，亲族及同乡有李、来、汪、刘、谭、王数姓后至邑者，均不时资助，让居街房及水碾不索租质[32]。邹遇荣弃楚迁徙巴蜀，雍正三年（1725）左右到渠县清溪场，经营茶商获取巨利，置产于黄龙寺刘家沟[33]。乾隆二年（1737），陈伯含（1705-1792）携眷入蜀，自迁蜀后世为农人渔夫生活……其后人，清光绪未年曾有人在犀甫场南华宫侧近开设菜馆，并卖油生理，又清光绪中叶，曾有正泗、正兴弟兄在犀浦马戏为技，及土桥上场正开设纸扎生理[34]。
上述五个移民当初经营的“小事业”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不得而知，但联系上下文，这些“小事业”的发展最终融入到由移民最初经营小手工业、小摊小贩到各行各业蓬勃兴盛的大潮之中。
由经营小手工业、小摊小贩到各行各业蓬勃兴盛，是一些移民产业由兴到繁的过程；另有一种不可忽视的情况是，初迁巴蜀之时，有一些移民带来土著居民或他省移民原来没有的新物种或新技术，“一些新的（移民）产业随着新物种和新技术的引进而蓬勃发展起来[35]”。
据研究，红薯是雍正十一年（1733）由福建移民带入巴蜀的。玉米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广西、广东和福建省的移民带入巴蜀的。相传前清的移民入川，粤人将辣椒“二荆条”引入[36]。这些物种，经过年长月久地栽培种植成为当地居民重要要的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
康熙九年（1670），福建汀州府商人曾达一远至巴蜀贩卖珠宝，发现巴蜀无甘蔗，次年带来甘蔗种在内江龙门镇种植，三年后就有成片的甘蔗地出现。康熙十七年（1678）庙场坝地主郭洪洲让龙高寺的佃户陈应之从龙门镇梁家坝引进小甘蔗种植，次年扩大到林家坝（现贾石村）等地小块零星种植。远近之地主财东闻讯后即以高价购种，甘蔗种植逐步扩散到大河坝、晏家坝、谢家坝、肖家坝、张家坝、胡泗坝、曹家坝等地[37]。
木棉进入巴蜀是在乾隆年间，当时广东远徙巴蜀的移民把这种“树本”的棉花带到了渡口市。在民间，木棉常常被百姓称为“攀枝花”。到了20世纪80年代，渡口市因为木棉种植范围广，几乎成为该地区的象征性物种，因而被正式更名为“攀枝花市”。
傅荣沐（1682-1768） 于雍正七年（1729）由江西瑞金迁至赵家渡，继迁易家坝，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种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尤所必需，故一时傅姓烟重于锦城，其价过倍他种，又熬蔗糖于赵家渡，发贩四方获资益厚[38]。这就是说，雍正年间蜀中居民还“未谙种烟法”，但经过长期栽培种植，烟草已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清代巴蜀的烟草种植已经遍布成都附近的什邡、金堂、新都、崇庆、灌县、温江及川南、川东的一些区县。
通过乾隆四十一年（1776）7月潘伯祥与潘宗贤叔侄的纠纷案可以看到，广东移民远徙渝城亦带来了热带地区的小工艺——制扇技术。该案例涉及的人物几乎全部来自于粤东，在渝城开扇铺生理[39]。
简而言之，康熙十年（1671），福建汀州府商人曾达一带来甘蔗种在内江龙门镇开始种植；广东入川的移民把“树本”的“攀枝花”带到渡口市；傅荣沐由江西瑞金迁徙巴蜀，广种烟草；萧昌绪一家从江西迁徙巴蜀，闯荡绵竹，酿造“绵竹大曲”。迁徙巴蜀的移民带来原居地的物种或生产经营技术，一些移民产业在巴蜀地区逐渐兴起。
事实上，对于许多初迁巴蜀的移民而言，做小商小贩或经营小手工业是必要的谋生手段，这与移民带来原籍的物种和生产技术而发展出新的产业互为表里，共同促成巴蜀地区各行各业经营与小商小贩、小手工业兴盛。
《清代巴县档案》记录的一个“行业清单”反映了各省移民经营各行各业与经营小手工业、做小摊小贩所汇聚成的巨大力量。江西开行者共40户（铜铅行1、药材行11、布行2、山货行22、油行1、麻行1、锅行2），湖广省开行者共43户（棉花行12、靛行8、杂粮行1、麻行2、布行2、山货7、磁器行1、锅铁行3、花板行2、猪行2、酒行3），福建省开行者共11户（山货行7、烟行4），江南省开行者共5户（纸行1、糖行3、磁器行1），陕西省开行者共6户（毛货行3、油行1、山货行1、布行1），广东省开行者共2户（纱缎行1、山货行1），保宁府开行者共2户（丝行），浙江、山西两省并无开行领贴之人。向来渝城原额引贴计有151张，现在开行者计有109张[40]。
至于小商小贩、小手工业兴盛也可以窥见一端。根据傅崇矩《成都通览》记载，成都之执业人及种类有：
理发、浴所、修脚、稳婆、跟丁、坐省、东房、钉秤、纸稔子、牛肉摊、回教人、局正、街正、保正、道士、僧人、挑水、收荒、人经纪、买婢妾、房贩子、银市经纪、收字纸、装水烟、背子、抬夫、端公、阴阳、女仆、奶母、火房、堂倌幺师、看门头、庖人、打更、花二匠、换首饰、线牌子、卖线、卖鲜花、花担子、花婆子、布壳匠、花生摊、水果摊、蚤笼上胶、蚊烟、补棉絮、磨刀、磨房、炒房、玉器担子、裱背匠、补缸子、补凉席、补扇子、补伞、收拾平、换烘笼、换竹几、换贯香糖、换红苕、换碗[41]。
据《成都通览》之《七十二行现相图》亦可知悉成都的小手艺、小手工业是何等兴盛：
更夫、装水烟、理发担、收荒、揹背子、端公、挑水夫、修脚夫、卖灯草、蚤笼上胶、杂货提手蓝、卖花、蛋贩子、卖蚊烟、盐豌豆、蒸蒸糕、卖煳糟、卖扫把筲箕、鸡贩子、补衣妇人、粪挑、卖鱼担、卖算盘、甘蔗摊、卖缸钵、花生担子、捏面娃娃、卖锅盖、卖膏药、卖鸡毛帚、零沽洋油、线箱子、卖瓜子、花生胡豆、花生摊子、卖糖人、编席子、水果担子、卖蒸钵、收毛钱及烟灰、换椅子、卖皮梁子、卖响簧、打锅魁、瓮器担子、玉器担子、线担子及辫子、花草担子、换首饰、裱背匠、补伞、卖鲜花、补扇子、卖米稣、淘井挖泥、线牌子、阉鸡、卖笋壳、卖钱串子、牛肉担子、卖草药、盆盆肉、卖香蜡、南瓜担子、凉粉担子、捡布筋及炭花、卖咸牛肉、醋担子、布捆子、箍桶匠、打沙虫卖、收字纸、磨刀、摸字、豆腐担子、卖蒸饽、捡烟锅巴、卖风车、卖泥娃娃、柴担子、卖火凉粉、铜匠担子、卖油糕、卖钉子、糖饼摊子、小菜摊子、收玻璃、卖鞋口花、抄手担子、打水井的、卖镜子、卖胡子吹吹、卖菜板、卖黏米花糖、温江麻布担子、卖猫、卖叫蛄蛄、订戥、做灯影、卖刷子、火炮摊子、卖帽条子、驮米进城、打草鞋、卖零菜油、上街泥水匠、卖黄糕、弹棉花、踩布、皮匠担、席子担、茶汤担子、卖白麻糖、猪血担子、铁锁担子[42]。
成都之术者包括：
卦婆、地理先生、卜课先生、推算先生、拆字、考姓、隔夜修书、拴胎、相术、取痣、选择日期、推流年、打拳、收水[43]。
成都之百工包括：
木工、泥工、石工、篾匠、顶篷匠、裁缝、蒸酒工、刻木工、画匠、誊写版、油漆匠、磨刀工、补锅匠、补碗匠、皮匠、银匠、包金、铜匠、锡匠、铁匠、裱背匠、纸扎匠、轿子匠、棉花匠、钟表匠、织机匠、倾销银炉、磨坊、炒房、印刷匠、染坊[44]。
各行各业与小商小贩、小手工业的兴盛不完全是移民的杰作，土著居民肯定会参与其间，但通过上述“行业清单”可以体会到，清代巴蜀各行各业之众多，小商小贩、小手工业之兴盛，移民的“肇造之功”诚不可没。
三、古老行业扩大经营规模与移民佣工
各省迁入巴蜀的移民对于当地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古老行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也有着重要的贡献。
清代巴蜀土地利用效率明显地提高，这表现在巴蜀地区广袤的山丘、山地得以开发利用，而山丘、山地的开发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又归功于高产作物（玉米、红薯等）的引种与推广，这些高产作物最初正是移民带来种植的。前文有述，雍正十一年（1733）福建移民将红薯带入巴蜀地区引种，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西、广东和福建省移民将玉米带入巴蜀大地种植（这是移民将高产作物引种到巴蜀地区的最早记载）。将高产作物推广到成都平原山丘地带及周边山地种植，使当地土地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反过来，它又促成了乾隆、嘉庆、道光之际各省人口涌入巴蜀大地的广袤山区，它也为当地游离于生产之外的过剩人口获取生存资源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山丘、山区的土地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的同时，铁矿、煤矿、盐矿等古老行业的生产规模明显扩大，行业门类日益增多。经营规模的扩大拓宽了人们的就业门路，从而成为缓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巴蜀地区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的途径之一。
前文已述，红炉老厂是一个以打制铁器为核心产业而发展起来的“工业社区”，围绕着打制铁器形成了融商业、手工业、佣工、服务业于一体的社区结构，具有“工业社区”的雏形。据《嘉庆二十三年巴县铁匠数统计》，整个巴县的红炉还有如下一些：
定远坊2户、渝中坊4户、崇因坊3户、临江坊8户、金沙坊4户、通远坊4户、南纪两厢4户、望江红炉厂6户、白市驿9户、公平场1户、龙隐镇12户、迎龙镇5户、马鬃场1户、毛家场3户、永兴场1户、节里九甲4户、姜家场4户[45]。
这说明铁器制造业成为人们谋求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铁器制造业带动着相关行业的发展，一些铁器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场所已形成“工业社区”的雏形，这使许多人能够就业其间。
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人们扩大了对偏僻山区蕴藏的煤矿的开采，从而使巴蜀地区煤矿开采利用的规模得以扩大，自先祖“插业”上百年而没有充分显示其利用价值的某些荒山野岭幡然如“洛阳纸贵”。阅读《清代巴县档案》，我们可追寻这期间巴县人们纷纷开采煤矿的过程。
乾隆五十八年（1793）10月2日《牛威远告状》称：
（牛威远）祖先插业公共大山，历今百十余年无紊。因此山出产铁矿煤碳，乾隆四十年有赵万*佃（牛威远）山业起房住坐，开挖煤洞[46]。
道光三年（1823）1月21日《陈朝简告状》称：
情嘉庆二十一年秦国瑞佃（陈朝简）祖父插业地名龙塘沟大山煤炭洞口开挖[47]。
道光二十一年（1841）4月19日《吴德有禀状》称：
（吴德有）佃苟姓煤碳山凿洞挖炭，费工本银一千余金[48]。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7月《刘系廷禀状》称：
嘉庆五年周首臣将山内全分矿碳放（刘系廷）故祖刘玉江开挖，约注碳尽矿完还山。（刘系廷）祖父请工錾凿石门洞九载，费银4800余金，预通水道，始利开挖[49]。
嘉庆、道光年间煤矿开采规模的扩大，无疑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谋生手段。但煤矿开采的前提是要花大力气打开挖煤的洞口，开挖煤矿的“前期工程”有些甚至历时十几载，费银数千金。因此，这项代价断然不是一般移民所能承受的。
开采盐矿的“前期工程”——凿开盐井，其难度不会稍逊于打开挖煤洞口。抽取制盐的原料——卤水需要凿开盐井，盐井的深度自十数米至数百米不等，但凿开任何一口盐井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自贡井盐巨子李陶淑堂的创立者李振亨、李振修兄弟凿开李氏致富起源井——“挖耳井”——即历时七八年。约道光十年（1830），李振亨开始投入资金，招徕工匠，定点下凿，七八年方获蒇功[50]。
开挖采煤洞口、开凿盐井均需要投入巨大的本钱，而且是十分费时的工程，故非一般的人们所敢奢望，但成功开办的盐井、煤矿却为人们提供了就业的门径。在缓解人口压力的诸多就业途径中，木厢、盐井、铁厂、纸厂等厂矿也成为吸纳“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这是厂矿与就业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对于初迁巴蜀的许多移民而言，由于农业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农垦之外选择进入厂矿佣工就显得尤其重要；前面已经分析，还有许多移民恐怕根本找不到土地垦种，即或是能够“插占”荒地，开垦荒地所费巨大的工本也令人对所“插占”的荒地望洋兴叹，因此，对于这部分移民而言，佣工成为比较现实的选择。这类资料极为丰富。
据《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折，“老林之中，其地辽阔，其所产铁矿、竹箭、木耳、石菌，其所宜苞谷、荞豆、燕麦。其种地之外，多资木厢、盐井、铁厂、纸厂、煤厂佣工为生[51]。”“山内木、简、纸、耳、香、蕈、铁、炭、金各厂，皆流寓客民所籍资生者[52]。”
木厂分为大园木厂、枋板厂、猴柴厂等，其中一个大园木厂，就有“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53]”。除了木厂，更有盐厂、铁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盐厂雇佣了大批制盐工人。《三省边防备览》记载，“四川之货殖最巨者为盐，川北之南部、西充、射洪、乐至、蓬溪，川南之健为、富顺、荣县、资州、井研，川东之忠州、云阳、开县、大宁、彭水，川西之简州，上川南之盐源州县著名产盐者二十余处，而地出碱水可以熬盐闾阎私井不外卖者不在此数。大盐厂如健（为）、富（顺）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即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54]”。开县盐井所雇水陆运煤夫匠及商贩运背之人，“井旺时日以万计[55]”。虽然工作十分艰辛，但这些厂矿为人们提供了就业的途径及获取起码的生存资料的来源，各种厂矿确系“民命所寄”，所以在厂工人的数量还是十分庞大。
铁厂即是规模很大的厂，铁矿厂“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 “计匠佣工，每十数人可给一炉”，所以大型炼铁厂，常有二、三千人之多，即使是“小厂分三、四炉，亦必有千人、数百人[56]。”
设立纸厂比较容易，“取以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纸厂的规模，大小不一，西乡纸厂二十余座，定远纸厂逾百，近日洋县、华阳亦有小纸厂二十余座，“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57]。”
这些厂子的规模大小不等，小厂只有几十人，大厂多达数千人乃至上万人，无论在哪一种厂工作，工人们都十分艰辛。
另外，船夫数量庞大，工作艰辛，但是并没有因为艰辛的劳作换来生活饱暖，而往往是一贫如洗的“精膊溜”。“计重庆所至上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是水手来七八百人，所开下水船每日亦以十船为率，是水手去三四百人，以十日总计，河岸之逗留不能行者常三四千人，月计万余矣。此辈初至尚存有上水身价，渐次食完则卖所穿衣服履物，久之即成精膊溜矣。弱则行乞，强则入啯匪夥党[58]。” 据研究，轮船进入长江之前，重庆至宜昌航线上，共有船夫、纤夫20万人[59]。
综上所述，各省移民迁徙巴蜀大地，不仅带来了故土的物种，而且带来了故乡原有的生产技术，从而使一批移民产业逐渐兴起。事实上，由于康熙后期至乾隆、嘉庆年间各省移民大量迁徙到广袤的巴蜀地区，加之天下承平日久，巴蜀土著人口数量激增，而土地被土著居民和早期移民以不同方式占据。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之下，移民或者深入山丘地带或山区开垦“边头地角的畸零土地”，或者经营各行各业，或者经营小摊小贩、小手工业，当然，佃耕和佣工也成为移民的谋生手段。因此，移民不断涌入巴蜀和土著人口数量骤增，可能是巴蜀地区小商小贩、小手艺人、佣工数量巨大的历史根源。
注释：
[①] 王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②] 相关论述参见行龙：《辛亥革命前的人口状况》，《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49年第8卷第1期；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305-310页；［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96页；《清代四川通史》，第89页；汪润元、勾利军：《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建系十五周年《史学论集》，2001年，第196页；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7页。
[③] 新都《廖氏族谱》，进谷公家传，民国十三年修纂，第1-2页，四川省图书馆藏。
[④] 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道光十八年十一月舒廷志遗嘱，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0页。
[⑤] 江树森修：《德阳济阳文通江氏谱》，南梅公实行传文，清光绪二十六年济阳江氏刻本，第13页，四川省图书馆藏。
[⑥] 成都《邓氏锡璋公蜀谱》，1941年石印本，卷二，振滉公行状，第2页；卷四，敏修公家传行状，第2页，四川省图书馆藏。
[⑦] 《清代巴县档案》，全宗号：清6，卷宗号：01，案卷号：00600，本城坊邻简玉等具报陈元林病自缢身死一案，四川省档案馆藏。
[⑧] 《清代巴县档案》，全宗号：清6，卷宗号：01-，案卷号：00594，南纪坊坊长杨德怒具报谭俸远身死案，四川省档案馆藏。
[⑨] 《清代巴县档案》，全宗号：清6，卷宗号：01，案卷号：00428，巴县报明定远坊张杨荣臣等报称胡均祥因病自缢身死一案，四川省档案馆藏。
[⑩] 《清代巴县档案》，全宗号：清6，卷宗号：01，案卷号：00376，慈里十甲高荣书等具报蒋文先病故一案，四川省档案馆藏。
[11] 《清代巴县档案》，全宗号：清6，卷宗号：01，案卷号：00540，仕里九甲何兴显具报不知名过客男子在店病故一案，四川省档案馆藏。
[12] 《清代巴县档案》，全宗号：清6，卷宗号：01，案卷号：00272，红岩坊长何念然报孙姓滚跌城下身死一案，四川省档案馆藏。
[13] 《清代巴县档案》，全宗号：清6，卷宗号：01，案卷号：00269，仁和坊谭复周具报杜德兴喉间病身死一案，四川省档案馆藏。
[14]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道光二十年阳启福等人供状，第68页。
[15]《清代巴县档案》，全宗号：清6，卷宗号：01，案卷号：01869，曾月明以伙贸帐不清反诬流痞搬去铺控潘伯祥等，四川省档案馆藏。
[16] 按照传统，保甲在城中称为“坊“，近城叫做“厢”；“坊”有坊长，“厢”设厢长。
[17] ［清］王尔锱等纂修：《巴县志》，卷之二，坊厢，乾隆二十六年本，第24页。
[18]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嘉庆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紫金坊灵壁坊社会职业成分构成表，第318页。
[19]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定远厢人口社会构成统计表，第310-311页。
[20] 《清代巴县档案》，全宗号：清6，卷宗号：03，案卷号：00083，嘉庆十八年五月十九日红炉老厂户口社会构成统计表，四川省档案馆藏。
[21] 《清代巴县档案》，全宗号：清6，卷宗号：03，案卷号：00096，嘉庆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慈里六甲石柱团家庭人口结构，四川省档案馆藏。
[22]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户口人口职业登记簿一册，第305-310页。
[23]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道光三年十一月冷水场户口册社会构成统计表，第330-331页。
[24]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道光四年仁里九甲冻青团烟册户口社会构成统计表，第342页。
[25] 如后文“成都之执业人及种类”所列。[民国]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198页。
[26] 经“三藩之乱”后，康熙二十四年巴蜀人口约为60万，折12万户，如果将这些人口全部算作土著，此前移入的均省略不计。至康熙六十一年，土著人口约为27万户、135万口；移民及其后裔达31万户、155万口。历顺康雍乾嘉道六朝各省迁入巴蜀的移民约500万。王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27] 彭朝贵、王炎主编：《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天地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184页。
[28] 《绵竹文史资料选辑·酒史专集》，第二十二辑，2003年，第121页。
[29] 萧赛：《萧家“协和泰”与绵竹剑南春》，《绵竹文史资料选辑·酒史专集》，第二十二辑，2003年，第245页。
[30] 曾一书修纂：《武城曾氏续修族谱》，2002年，第163页，四川省图书馆藏。
[31] 曾一书修纂：《武城曾氏续修族谱》，第174页，四川省图书馆藏。
[32] ［民国］张骥等修纂：《温江县志》，卷八，人物，民国十五年刻本，第51-52页。
[33] 邹发挥修纂：《渠县邹氏家谱》，2006年，第159页，四川省图书馆藏。
[34] 《成都陈氏族谱》，民国三十四年成都石印本，第35，51，61，133，169，233-237页，四川省图书馆藏。
[35] 肖平：《湖广填四川》，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36] 彭朝贵、王炎主编：《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第18-20页；肖平：《湖广填四川》，第150-151页。
[37] 刘平：《牛佛制糖业的发展》，《富顺文史资料精选》，1997年，第1-15页。
[38] 《成都傅氏宗谱》，卷十，文集，曾祖荣沐公遗事，第3页四川省图书馆藏，。
[39] 《清代巴县档案》，全宗号：清6，卷宗号：01，案卷号：01869，曾月明以伙贸帐不清反诬流痞搬去铺控潘伯祥等，四川省档案馆藏。
[40]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嘉庆六年八省客长禀状，第252-253页。
[41] ［民国］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执业人及种类，第190-198页。
[42] ［民国］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执业人及种类，第198-205页。
[43] ［民国］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执业人及种类，第205-207页。
[44] ［民国］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执业人及种类，第223-226页。
[45]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巴县铁匠数统计，第302页。
[46]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乾隆五十八年十月牛威远告状，第279页。
[47]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道光三年一月陈朝简告状，第281页。
[48]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道光二十一年吴德有禀状，第287页。
[49]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刘系廷禀状，第288页。
[50] 王群华编著：《中国井盐世家王三畏堂和李陶淑堂家族史》，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第1，3，223-224，226-229页。
[51] 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清］严如煜编：《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六，艺文下，道光二年刻本，第16页。
[52] ［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山货，第1页。
[53] ［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山货，第2页。
[54] ［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7页。
[55] ［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山货，第8页。
[56] ［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山货，第5页。
[57] ［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山货，第7页。
[58] ［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五，水道，第15-16页。
[59]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9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