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盛转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企业个案分析 (1925-36)
《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第十一篇

    

前言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下称「南洋」)是清末民初,国人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所产生的民族企业,它的创办人是简照南、简玉阶兄弟[1],简照南是日籍华侨,于1905年在香港创业,资本为港币10万元[2],后来经转折,终在1911年转亏为营,而且更在眾多民族企業中脱颖而出,长期与跨国性的大企业─英美烟草公司(下称「英美」)抗衡,「英美」曾三次计划收购「南洋」,尽管得到创办人简照南的首肯,但遭到简家其它成员以爱国的理由反对,最后也没能成功。

  「南洋」在二十世纪初年艰苦经营,干出一番事业,而且更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及支持孙中山革命而闻名于世。[3]虽然如此,「南洋」亦曾经在五四运动前后受到简照南为日籍华侨的背景影响,而被对手借助民族反日情绪攻撃,大肆渲染简氏的身分,[4]令企业的生意一落千丈,但是「南洋」很快从低潮中复苏,「南洋」依靠民初国人的民族情绪,支持国货的历史背景下成长,同时亦成为「南洋」的最大优势。[5]但是,「南洋」自1925年「五三惨案」引起的排外运动高峰后,民族主义企业的策略再也打不响,加上1923年简照南去世后,企业管理不善以及外围因素的转变,公司开始由盛转衰,直到30年代后期,公司更被宋子文为首的官僚集团入主,打破一直以来由家族经济的模式,简家成员被排出权力核心,自始「南洋」就一厥不振。[6]

  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南洋」的失利是主要是因为英美烟草的帝国主义企业的打击,以及日本的经济军事侵略有直接的关系。但据笔者研究,除了外在因素外,内在因素更是公司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现归纳如下:第一;公司过度扩充。第二;有利因素相对被消化。第三;管理不善。「南洋」既作为民国时期的民族企业的佼佼者,而研究公司的由盛转衰之原因,实有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族企业面对的困难与局限。现根据档案文献,分析如下:

一、业务过度扩充

  「南洋」在20年代开始,随着盈利增加,已经积极扩充业务,而投资项目可分为两大类,第一;是与烟草业务相关的横向及纵向扩张,当中包括收购收烟站,投资中美烟草以取得美国烟草,又有投资印刷公司、广告公司一类。第二;是投资烟草业务以外的项目,包括银行、保险以及地产等。若把这些投资略加分析,即发现过度扩充是公司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第一类而言,公司的固定资产和生产工具的增长趋势如下:

表1:1921-28固定资产和生产工具的增长趋势(上海银元)

年份 固定金额(千元) 资 产

遂年增加

%

其中:机器及附

金 额

(千元)

属品(包括工场工具)

遂年增加

%

1920年 4,226 589
1921年 6,532 +54.6 1,276 +116.6
1922年 8,157 +24.9 1,732 +35.7
1923年 8,511 +4.3 1,790 +3.3
1924年 8,461 -0.6 1,935 +8.1
1925年 8,799 +4.0 1,949 +0.7
1926年 10,496 +19.3 2,798 +43.6
1927年 12,070 +15.0 2,815 +0.6
1928年 13,293 +10.1 3,949 +40.3

  资料来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下称《史料》),页145。

  不斷增加投資对于实力相对弱小的「南洋」而言,造成具大的财政压力以及影响公司的盈利。下表可清楚反映在扩充的同时,盈利的相对收缩。

表2. 1920-1936年「南洋」盈利率(上海银元)

年份 盈亏总额(金额) 指数(1920=100)
1920年 4,858 100.00
1921年 4,042 83.00
1923年 4,085 84.90
1924年 480 9.88
1925年 1,220 25.11
1926年 2,301 47.37
1927年 287 5.91
1928年 -2,247 -46,25
1929年 -3,202 -65.91
1930年 -303 -6.30
1931年 762 15.69
1932年 1,055 21.72
1933年 1,360 28.00
1934年 1,205 24.08
1935年 601 12.37
1936年 302 6.22

  资料来源:《史料》,页151。

  根本上引《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的记载,1920年至1922年公司主要有三项投资,(1)是1920年上海总厂扩充,增建第四工场。(2)同年,增建香港厂第五工场。(3)分别续设立山东坊子、河南许昌、安徽刘府等地的收烟厂和宝兴锡纸厂。这时年盈利率为26.97-32.39%。1925年至1926年在香港、汉口、上海建厂,更重要是1926年增加「中美烟叶公司」的投资,当时的年利率是8.13至15.34%。1928年至1930年间,有6项原先投资的碰目停工,反映出之前投资失利,当时的年盈利率为-21.35至-2.04%。

  观察上表,我们会发现当公司大肆扩充的同时,盈利却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反呈收缩的表现,企业衰退的局面是在1927年国府实施临时把烟统、印花税税增加至50%[7],,国府的新措施确实不利于「南洋」等民族企业,而倾斜于实力雄厚的「英美烟草」[8],但相比于1923年简照南过世后企业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国府的政策不过是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困难,而非企业衰败主要的因素。

  当然,我们会发现1926年的盈利有很大的进展,可是这是反映了1925年「五卅事件」后,在爱国主义运动下,得到短期性的益处,从1910年代到五四运动国货运动的经验,不难发现爱国主义情绪只会短期刺激销量,「英美」又会很快恢复过来,更重要的是,有为数不少的新竞争者在爱国主义运动的机遇加入市场,变相分摊了「南洋」的优势。这方面,在简照南主持下的年代已了相当的经验,可是在简玉阶执掌后,仍然在「五卅事件」后,增加大量的固定资产,待爱国主义潮过后,不少工厂相继倒闭,承受了过度扩充的恶果。[9]

  这些数据说明了「南洋」在官僚资本集团入侵以前,自已未能有效地提升公司盈利,以致最后因生意不景,到了1937年才会到遭宋子文乘虚而入,彻底把「南洋」控制在官僚集团之内。[10]

  另一方面,公司第二类投资是过度扩充的表现,且又是公司转衰的致命伤之一。「南洋」在1920年地产投资占公司资本总额18.4%到1927年已达44.5%,到1937年一直维持40%以上。公司对于其它事业的投资,确实带来一些非经常性收益,但反而令到烟草事业的盈利倒退,加上如前述「南洋」的投资末能有效提升竞争力和减低成本。

  关于企业扩张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派到现代管理学家都有不同的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当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s C. North),他提出了人所共知的观点,其认为应以制度因素来分析企业的扩充,也只有在制度创新带动下的技术创新,才是企业的扩充的火车头。从「南洋」的发展史来看,我们找不到有何制度创新的条件。简照南于1923年离世而导致内部管理问题蕞生,而在企业的灵魂人物离世之际,「南洋」还以进取的策略大幅增加投资,无疑是以倍数的比例增加其投资风险。由此可见,1924年后企业盲目扩充,是没有稳固的理论基础。

  再者,「南洋」的扩充并非只集中在从纵向合并(Vertical Integration)或横向合并(Horizontal Integration),投资的目的也不是确保供应或利用规模经济,而是积极地走向多元化,投资在银行、保险等与本身业务无关的领域上,又在未取得稳定收入前,就买入大量土地,增加长期的固定成本,不利企业健康发展。这都反映了企业领导层未能订定明确的企业策略,在此可窥见其由盛转衰的端倪。

二、相对优势被市场消化

  「南洋」成功的最大优势是民族主义因素,承着民国初年的国货运动,加上公司管理层的努力,「南洋」成为足以与「英美」抗衡的民族企业。但是,到20年代后期,公司盈利滑落,主要原因之一是相对优势被消化有关。

  第一,主要竞争对手改变市场策略,「南洋」末能有效应付。外资的龙头企业–「英美烟草公司」,经历了十多年与「南洋」竞争后,深知「南洋」的优势是民族情绪,「英美」为了抵消这些种不利因素,遂力图改变公司形象,把公司所生产的部份品牌的外国色彩淡化。当中如建立了最具规模的分公司「永泰和烟公司」,「永和泰」还包销了畅销的「红锡包」,「永泰和」的兴起,大大加强了「英美」的市场优势。相反,「南洋」未能作出有力的反应,因而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此可是为「南洋」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同类企业的兴起。20年代有不少有以民族主义为口号的公司兴起,当中如「福昌烟公司」等,其于上海等地有很大的发展。[11]关于此处,已有学者作深入研究,在此不详细讨论。值得注意,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与「南洋」同类型竞争者,而「南洋」又未能在市场定位上下点功夫,以致削弱了其相对优势。

  大名鼎鼎的管理学大师,哈佛大学的米高波特教授(Michael Porter, 1980)提出了著名的商业策略模式(generic business strategies)[12],他认为商业策略主要有三:1. 成本主导(cost leadership) 2. 独特性(differentiation) 3. 针对性(focus),首先企业要有高效率的生产以减低其成本,同时要为品牌设定与众不同的特性,并且要针对目标客源,加以巩固并拓展。「南洋」本身的独特性是民族企业,目标客源是民族主义者[13],理应在1925-1937年间民族主义日盛的环境下有更大的优势才是,何以会被经过重新包装,淡化外资背景的对手有机可乘?原因很可能是与企业定位不清,宣传策略不明等因素有关,以致未能令突出自身品牌的特点,或区分与竞争者的差异有关;还是一直以来,我们把民族经济主义对企业的影响力高估了?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三、内部管理不善

  「南洋」公司最大的致命伤是管理不善,其实末能摆脱传统的管理方法,其中任用亲属掌握要职,其中简照南的长子简日华末经详细的研究,就被美国商人利诱,一下子就签了一张二千万的合约,由美国运烟草来华,结果与公司市场策略末能协调,几乎把公司拖垮。[14]此完全反映了家族企业的特性,主事者往往是靠血缘关系,而非能力,他们往往不能胜任要职,此有机会导致公司出现严重的灾难,简日华事件便是一大例证。

  此外,企业内部贪污风气相当严重,如1926年总巡简英甫事件。[15]1928年江、浙、皖三省营业处处长事件。[16]1934年港公司督理陈廉伯事件。[17]此等事件,均反映出当时公司的管理不善,贪污成风。虽然包括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在内的社会学家指出,在经济(或企业)发展的初期,贪污文化不能完全避免[18],好像早期的外商任用中国人当买办,往往会把他们的贪污行为视为正常的交易成本,只要不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即贪污而不腐败,往往受到母公司的默许。但是,企业不可能让贪污现象无限扩大,否则便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前途,甚至会带来重大的管治危机。

  「社会关系网络」(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是中国商业文化的一大特点,外国企业来华也不得不加以利用[19],若善用之,刚事半功倍,若不则令到公司利益受损。南洋的管理层争权不断,亲属又利用公司资源投放在高成本的项目,乱打关系,借机取利,可谓损人利已。[20]简照南的小弟简英甫,又擅自动用公司的资金借予朋友(10万马来亚元),最后成了一笔值157000元的呆坏帐,令公司承受不必要的损失[21]。一次又一次的贪渎事件,大多数事件是由简家亲属所引发,冲突性质大抵是属于破坏性冲突(destructive conflicts),对企业组织造成不良影响,而他们的势力遍布公司,加上与整个管理层关系密切,更使公司不能进行彻底的改革,最后公司盈利随之下降。在种种不利因素下,企业由盛转衰亦理所当然不过。

总结

  一直以来,史学界都把「南洋」的失败归纳于「英美」借助帝国主义入侵而失败,或认为是1930年代日本入侵造成的致命打击,有人归咎于国府统治下,官僚资本侵吞民利所致。但是,企业组织行为、领导阶层,往往可把形势改变,即使不能起死回生,也可以勉强维持。然而,「南洋」本身已存在一些致命的因素,导致公司由盛转衰,外在因素不过是加速了企业的衰竭而非主要原因。「南洋」的成败反映了当时以实业救国的民族企业的典型情况,当中涉及到文化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政治因素等等。

  简氏家族他们也把1920年代企业由盛转衰的原因归国1.各省税收增加。2. 货币贬值。3.美国进口烟草损耗严重。[22]无可否认,上述的理由都能够成立,谁也不能否定,但我认为不能夸大外在因素对企业的单向式的影响,我们更要观察企业的管治质素,事事把民族企业的失败归咎于国内政治环境的转变未免过于片面。若然假设上述原因不曾存在,那么「南洋」就的发展就会一帆风顺吗?根据本文的分析,答案是否定的,自从被喻为具有经济学家熊彼德(Joseph Alois Schumpeter)式的企业家精神 ─ 简照南过世后[23],「南洋」的管理质素和企业文化,即使在经济繁盛期,能否在市场上站稳市场领导者的地位,亦未可知也。

注释:

[1] 简照南,1870年生,广东南海人,17岁时随叔父简铭石去香港经商,后在日本神户自设东盛泰商号。简玉阶系简照南的弟弟,比哥哥小5岁,1893年随兄去日本学习经商,经过几年艰苦创业,事业有所发展。(《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3-30 第06版 )

[2] 1905年兄弟二人筹集资金,在友人的帮助下,于香港创办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但3年后即亏本歇业。在困难面前,兄弟二人并没有退缩。在简铭石的全力支持下,公司在拍卖整理后,于1909年改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继续营业。兄弟二人分任总、副经理。改组后的南洋烟草公司,简家居绝大多数股份,其中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占47%,另一兄弟简孔昭占47%。(《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3-30 第06版 )

[3] 「一九○九年至一九一○年间,孙中山为发动起义来往于新加坡和南洋各埠,向华侨募款,筹备起义经费,并派陈炯明到香港募款。当时“南洋”刚刚第二次复办,业务尚未开展,资金并不宽裕。但简照南毫不犹豫拿出一笔巨款(数目不详),让其族伯简昌达前往陈炯明在香港的住处,亲手交与陈炯明。」见罗一星:〈简照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收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十二册,页896-904。

[4] 当时社会有不少文章对「南洋」的日本背景作攻击,该等文章编入《呜呼「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黑幕》﹝广州:广东国货纠正会,民国8年(1919)﹞一书。

[5] 可参看吴玉英:〈民族主义运动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影响〉载于《新亚学报》第17卷,民国83年(1994),页437-458。

[6] 吴广义,范新宇:《中国民族资本家列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77。

[7]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任命古应芬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古应芬认为,卷烟统税尚未普及到北伐军新占领的地区,而且当时的卷烟统税与外国相比较轻。于是参考各省的实际负担,按照统税办法,将税率改为50%……为使章程得以实施,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按照原税率的七折征收,即在实际征收时暂按35%的税率计征。尽管如此,偷漏税的情况仍然存在,卷烟税收入较之以前并没有增加多少。」见新沂市地税局:〈宋子文与卷烟统税〉江苏省地方税务局网http://www.jsds.gov.cn/

[8]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页160-16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887-888。

[9]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中译本–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的中外竞争(1890-1930)》,页160-319。

[10] 1937年宋子文集团借机控制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取得公司半数股权。简玉阶任董事和设计委员,实际处于闲职地位。之后的12年,公司一直为官僚集团把持和控制。(《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3-30 第06版 )

[11] 陈子谦、平襟亚:〈「英美」烟史话〉载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五册·第十七辑,页209。

[12] Porter, Michael,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13] 辛亥革命后,华侨爱国心大受鼓舞,国货畅销。兄弟二人抓住时机,致力于推广中国货,新产品畅销华南及南洋各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司业务得到迅速发展。1916年在上海设立分厂,每年盈利均高达百万元。1918年改上海厂为总厂,香港厂为分厂,工人万余名。(《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3-30 第06版 )

[14] 《史料》,页461-462。

[15] 《史料》,页463。

[16] 《史料》,页464。

[17] 《史料》,页465-466。

[18] 孙德华〈贪污腐败之成因分析─ 一个理论与实证的探讨〉,成功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年,页19-22。

[19] Sherman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0] 《史料》,页4678-493。

[21] 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的中外竞争(1890-1930)》,页265。

[22] 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的中外竞争(1890-1930)》,页261。

[23]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正当“南洋”业务迅猛发展之时,劳累过度的简照南胆疾并发,在上海病逝,时年五十三岁。亲朋友好和侨胞的唁电像雪片一样飞到上海,对这位中国实业界泰斗的过早逝世,表示了深深的痛惜和悼念。」见罗一星:〈简照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收于《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二册,页896-904;可参考魏文事:〈创新型企业家简照南〉,《三联竞争力》2007年第64卷 第0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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