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文化看鲁迅的“野史思维”和文风

　　浙东学术“以切合当时人事”的倾向，令越地生成一种注重历史、切于实用的文化风习，并且，在多种地理、历史、文化因素的因缘际会中孕育了著名的“绍兴师爷”。受家乡越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濡染，鲁迅形成了他深刻、犀利乃至“刻毒”的思维与文笔风格。　　

浙东学术取向下养成的“野史思维”

　　远在南宋，越地便开始形成一种“通古今事势之变以达于当前之治体”的学术取向，章学诚说是“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这种学术与文化的取向影响到越地一般的文化风习与趋向。

　　乾嘉以来，清政府一方面加强了对江南知识阶层的压迫，另一方面又苦于文化上的输逊，急需有才识、谙文墨之人辅佐公务，致使幕府制格外盛行。浙东史学博览、洞悉历史知识以“切合当时人事”的学术风气，使越地知识分子转而关注民生实业与社会实用，以及宋南渡时遗留下的中央律令等，从而使越地为幕，即做师爷的风气大盛。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周介孚鼓励子弟阅读小说、野史等杂览，习学各种实业与实学知识。

　　鲁迅不仅对这类知识性、趣味性颇强的“杂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并且根据实践经验对其加以修正。正是在阅读这些野史杂说的过程中成就了他独特的“野史思维”，认为野史比正史更真实。同时，他对于丰富的乡邦文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无论是抄写唐以前的越地史书，还是翻阅乡贤著作，都潜在地体现出对故乡文化血脉的“寻根”式追溯与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这种源于浙东史学传统的“野史思维”始终是与越地底层民众世界的“鬼”的视野相融合的。正是这两种视野的融合与交织，使鲁迅获得了一种尖锐而犀利的历史洞察力与反叛性，也培养了鲁迅异端与另类的思维方式和眼光，从而形成了鲁迅思维深刻、犀利乃至“刻毒”的特色。　　

刑名师爷与辛辣文风

　　这里，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鲁迅与绍兴师爷的关系。陈源、石厚生（成仿吾）、苏雪林、曹聚仁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到鲁迅与绍兴刑名师爷的关联。钱理群也认为，“在思维方式与相应的文字表现上，鲁迅与绍兴师爷传统，确实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不过，陈越认为，鲁迅对于“师爷气”是深恶痛绝的，把鲁迅的文风看成是对师爷传统的继承“有点出格”。

　　我认为，如同对越文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样，鲁迅对于这种“师爷气”也是反感的。很难说鲁迅会自觉地去“继承”师爷传统，或者以师爷为中介而接受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不过“无绍不成衙”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也反映了绍兴师爷与越文化深刻的联系。无论是绍兴师爷那种锐利、深刻的眼光，尖刻、犀利、老辣的文笔，还是清醒、冷静、缜密的思维，见微知著、“察见渊鱼”的洞察能力，“满口柴胡”的脾气都可以在越文化传统中找到渊源。追溯远古渊源，其与大禹所象征的求实中探索的精神原型相联系。由此而下，则也与勾践所象征的复仇中抗争的越文化精神原型一脉相承。吴越争霸时期，越文化又受到荆楚之地的兵家、阴阳术数思想的深刻影响，荆楚之地与越地的民风也就具有了某种血缘的联系。鲁迅本人即说“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

　　周作人认为，以浙江为代表的近三百年文艺有着“飘逸与深刻”的“两种潮流”。从毛西河到章实斋，再到章太炎的深刻一派的“老吏断狱，下笔辛辣”，“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的风格，可以明显地看到形成师爷文风的精神个性与文化的原型。周作人称，越中风土“成就了我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的确，如鲁迅的祖父周介孚便是以性情耿介好骂人而著称，鲁迅的业师寿镜吾也一生蔑视权贵，好骂贪官污吏。所以，鲁迅虽然并不认同“绍兴师爷”的传统，但他毕竟是在孕育了“师爷气”的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此种文化风习的影响也就极为自然。据寿洙邻回忆，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虽不喜谈政治和法律，但是“其法律小文，字字精当，老吏弗及”。这种“老吏弗及”的“师爷笔法”，实际上正是鲁迅从小浸润在这一文化土壤中而生成的文笔风格。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90期8版“文学”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