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诗经》

　　【摘要】《诗经》是毛泽东一生喜爱的古典作品。经考证，毛泽东是《诗经》始祖毛苌的后裔。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熟读《诗经》，灵活引用，对《诗经》的有关评论，揭示了《诗经》阐述学的本质规律，提出了诗经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课题。这对《诗经》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一、传经世家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毛姓农家。毛姓是当地较大的宗族，宗族祠堂悬挂着题为 “传经世家”的匾额。

　　据中国诗经学会会员、今居浙江衢州的毛苌七十三世后裔毛井根多年考证，湖南湘潭韶山毛氏宗族，与他们浙江衢州的毛氏宗族同奉西汉传授毛《诗》的毛苌为始祖，都自称“传经世家”，毛泽东是毛苌的后裔。

　　秦末毛亨为避秦祸，携家自山东逃亡到属于赵地的今洒间诗经村，口授《诗训诂传》（毛传）于其侄毛苌。汉兴，河间献王刘德好学修古，征书求贤，聘毛苌为博士，开馆传授《诗经》。汉初传《诗》有鲁、齐、韩、毛多家，唯有毛苌所传于后世，今日所传的《诗经》就是毛苌所传的《毛诗》。毛公的后人在河间诗经村居住到魏晋时代，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不愿忍受异族的统治，毛氏离乡南迁，其中主支辗转迁至浙江衢州。宋朝时衢州毛氏分出一支迁至江西。元明之际江西毛氏中有人参军平定云南，由明朝封赏在湖南湘潭做官司，在明清数百年间繁衍成韶山冲一带的毛姓宗族。衢州、江西、湘潭三地的毛氏祠堂都悬挂“传经世家”匾额，他们同出于毛公一系，有宗牒族谱记载始末。

　　毛泽东去祠堂，常常向族中有藏书的长辈借书。《诗经》是少年毛泽东必读的启蒙读本。

二、读《诗》、引《诗》、用《诗》、论《诗》

　　据《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一书所披露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笔记和文字，证明他熟读《诗经》，喜爱这部诗集，并且时常引用。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校读书，1914年他整理课堂笔记《讲堂录》，其中记载：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述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

　　这是他学《七月》诗对诗旨的理解。“陈王业”之说，是《诗经》的传统说解，两千年诗经学的不同学派，《毛诗序》、《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方玉润《诗经原始》对这篇诗的解说基本一致。

　　毛泽东吸取了“王业之本”的传统说解，又简明概括地总结为“《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即洽理天下（王业）要以解决人民衣食问题为根本。这是青年毛泽东读书的心得。1919年2月14日毛泽东所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更进一步提出这个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从这光彩照人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一个革命家的思想成长，他在接受古代文化中民主成份的基础上，进而接受了世界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

　　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向长沙各学校的学生发出了一份《征友启事》，这份词有 200多字，文中说：“效嘤鸣之求，步将伯之呼”，结尾处引用《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句子：“樱其呜矣，求其友声。”又，同年 9月23日，他致肖子升（即萧三）信也说：

　　表达了殷殷求友、广结良明的心情和诚挚的态度，把生动形象的诗句引用在启事中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求友声……

　　十分贴切，增强了启事的感染力。

　　1920年，毛泽东开始共产党的筹建工作，3月14日他写给周士到的信中说：

　　……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里引的是《诗经·小雅·蓼莪》中的诗句。

　　这篇诗的传统注释，都释为“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父母。”（《诗序》）诗中一个在外服役的人，反复陈述对父母恩情的思念，表述不能在家奉养父母的歉疚之情。

　　青年毛泽东在书信中多次引用《诗经》的诗句，而且相当贴切，说明他在学生时代是熟读《诗经》的。

　　到晚年，他仍然熟记其中的篇章。据权延赤著《红墙内外》的记述：1965年毛泽东乘专列去北戴河开会，这天是星期六，专列上的服务员姚淑贤因这次任务不能赴男朋友约会。毛泽东知晓这个情况，用铅笔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写了四句诗赠给姚淑贤。这四句诗是《诗经·郑风·静女》中的成句：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踌踟。

　　这四句诗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小伙子在约会地等待情人的情态，赠给不能赴约的姚淑贤也很贴切。这也可以证明，《诗经》是毛泽东一生喜爱的古典作品，从青年到晚年，他都能熟记成诵，灵活地引用。

　　毛泽东晚年对《诗经》的评论，有两份记录材料，虽然话语不长，却言简意赅，意义深刻。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在谈论哲学问题之外，他又说：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狟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时蜀国的韦庄，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妇吟》，是怀念君王的。

　　这一段评论，包含了文学和诗经学的几个学术理论问题，毛泽东说出自己的看法。

　　其一、毛泽东肯定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从古人的著述总结出“发愤著书”这一创作理论。总结出这些作者们都是遭遇坎坷，“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说明文学作品是作者与社会发生矛盾的产物。毛泽东的这段评论，表示了对这个创作理论的赞同。他说：“心里没有气，他写诗？”这与西方诗论“愤怒出诗人”，意思是一致的。他引《魏风·伐檀》诗为例，结论说：“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这与孔夫子“兴观群怨”说的“怨”字是一致的，可见毛泽东赞同的正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

　　其二、毛泽东提出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司马迁说“《诗》三百篇皆圣贤之发愤所为作”，这句话历来很难解，因为《国风》160篇之中有许多怨刺诗、民俗诗、爱情婚姻诗，包括被道学家朱熹之类斥责的淫诗，怎么能说是“圣贤所为作”呢？毛泽东用四两拨千斤的笔法说：“老百姓也是圣贤”，这样就讲通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最流行也最权威的解说称《国风》是劳动人民的民歌，乃至“奴隶的反抗之歌”；毛泽东说是“老百姓的民歌”，不专指劳动人民，涵盖就广了。老百姓就是民众，《国风》的作者包括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群众，从不在朝做官的小贵族、自由民到农夫走卒。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其三、关于孔子编订《诗经》的问题，毛泽东对孔子选编的思想作了一些肯定。他说：“孔夫子也相当民生，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再结合上文，孔夫子也收了“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不也是民主吗？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民主”，当然不是现代的政治概念，只是说孔子不是封建礼教脑瓜，不反对男女恋爱，也同情老百姓反对“尸位素餐”的统治者。其实在孔子时代，还没有男女严防的礼教，上巳节男女相会，“奔者不禁”。《国风》的诗是那个时代的反映，编选这样的诗而且配乐，是为了“观风俗，知民情”，是孔子“兴观群怨”的观字。反对害民、虐民的统治者，是孔子仁政思想的核心，编选这样的诗篇能够对统治者起到警戒作用。

　　其四、所谓“淫诗”的问题，很显然，毛泽东不同意朱熹的注说。朱熹的《诗集传》把《国风》中男女欢爱之诗称为“淫奔之诗”，他的再传弟子王柏更进一步统称为“淫诗”，抡起板斧从《诗经》中删除。这是在宋代兴起的封建礼教作怪。毛泽东说“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别有寄托。”毛泽东抄录的《静女》这篇诗，被朱熹指责“淫奔”，是被王柏要砍掉的“淫诗”，毛泽东抄下来送给恋爱中的青年，可见他是喜爱这篇作品的。

　　毛泽东上面的评论，还使我们看到我们研究的薄弱环节。

　　毛泽东在引用《伐檀》的诗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之后说：“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诗经》中的某些意象化用为成语，为数不少，而且还有一些诗句或固定词组在后世用为成语。初步统计，从《诗经》中流传下来的成语，约有200多条至300条，尚无人进一步认真的统计和研究。再者，《诗经》中常常运用借喻这一艺术手法，从《诗经》看，是有以男女供借喻君臣或别有所指的，在楚辞、汉乐府、唐诗中都有，毛泽东还具体地指出韦庄的《秦妇吟》。《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它的艺术经验十分丰富，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我们还缺少具体的研究。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博士，在谈话中说到《诗经》的历代注疏和“诗无达诂”的问题。他说：

　　《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估”的意思吧！

　　毛泽东这段评论，提出了《诗经》阐释学的一个大问题：由于时代不同，人们对许多作品的意义会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做出不同的阐释。

　　“诗无达诂”，本来是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一句话。毛泽东学《诗经》是读过各家注释的，他注意到由于时代变化而产生不同解释，这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当然，诗没有共同的解释，还有接受美学上的原因，即对诗的意象，不同环境、经历、教养的人可能产生不同的领会。所以在同一个时代，也允许诗有别解。

三、对《诗经》艺术经验的借鉴与革新

　　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词气势宏大，艺术纯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优良的艺术传统，其中，他也明确地表明对《诗经》艺术经验的借鉴和革新。

　　1957年毛泽东为《诗刊》题词，他的题词是“诗言志”三个字。这三个字初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律和声。”何谓“志”？郑玄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史记·五帝本纪》引作“诗言意”。“意”，即怀抱，情感等心灵的活动。诗就是把内心的思想感情通过生动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我国文学艺术发展初期给“诗”下的这个最早的定义，在先秦诸子著述中被普遍认同，如《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诗言是其志也。”《左传·襄公十七年》：“诗以言志。”这个简单的定义，的确抓住了诗的本质特征，为后世文学理论所继承，所以朱自清称它是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

　　毛泽东的诗词全是言志的，而且以其光彩灿烂的创作为“诗言志”赋予了新的内涵，即他用诗词抒无产阶级革命之情，言无产阶级革命之志。把这个纲领用作《诗刊》的题词，是对我国社会主义诗歌创作的普遍要求。

　　我国诗经学的“六义”：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种诗体，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方法。古人从《诗经》305篇艺术经验中总结出这三种表现方法，为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创作所继承和发展。初唐的诗歌革新运动把《诗经》的艺术经验总结为“风雅比兴”，高举这面旗帜，引导了唐诗的繁荣发展。整部诗史证明，任何时代继承和发展这个传统，就出好诗、出大诗人，诗歌就繁荣昌盛。

　　毛泽东1965年7月在与陈毅元帅谈诗的一封信中说：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兴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也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毛泽东谈论赋、比、兴，虽是分别引自朱熹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葛覃》、《螽斯》、《关睢》三诗的解说，但却有他独创的见解：

　　其一、从形象思维的角度，认为赋、比、兴三者是不能不用的表现方法。要用形象思维，就必须用比兴，不然，大白话没有形象、意蕴，便不成为诗。

　　其二、赋之用，是在铺陈直叙中运用包括比兴在内各种修辞技巧，如《北征》就是赋体，但并不直白。

　　其三、他主张赋、比、兴酌而用之，因三者各有特长，各有各的用途；这个观点与南朝·梁·锺嵘《诗品序》所言是一致的：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千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鞠蔓之累矣。

　　锺嵘指出，若只用比、兴，含义隐晦难明，文字不能流畅易晓；又如刘勰所说：“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一首诗如要多处加注才能让人明白，那太难读了，也就不易传播。但是若专用赋，则容易产生平直散漫，或者文繁意少，淡然寡味。从锺嵘到毛泽东，都主张赋、比、兴三者酌而用之。毛泽东的诗词就是赋、比、兴酌而用之的。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它的“诗言志”、“兴、观、群、怨”论和赋、比、兴，是它的艺术传统。毛泽东诗词是这些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与时俱进，抒革命之情志，创造了充满新的时代精神的光辉诗篇。他赋、比、兴并用，以当代自然畅晓的语言，创作了意象飞动、韵味深长、含蕴无穷又气势磅衡的诗词，达到艺术的高超境界。

　　毛泽东是我们继承《诗经》以来古典诗歌艺术的典范，是当代中国诗人应该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