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
【内容摘要】东汉人名呈现出明显的分层，上层人名是单名，底层人名单名、双名并存。这种情况亦存在于南方的巴蜀、吴越地区。在这种背景下观察，长沙走马楼吴简整齐的单名引人瞩目。楚秦至西汉前期，楚地编户民同样单名、双名并存，且具有显著的俚俗色彩。走马楼吴简整齐单名的形成，应是东汉时期长沙等郡大规模编户化过程中新附人口户籍登录整齐化的结果。东晋以后，受到民间口语习惯和信仰心理的影响，南方上层带有“之”、“道”等虚字的双名逐渐兴起。单名惯例一旦突破，双名命名方式会进一步发展，最显著的是双名的“字化”。在此过程中，一些体现上层理念的双名用字反过来又影响到底层人名。汉晋时期南方人名中单名、双名变化的背后，是华夏文化对南方社会的持续影响。
【关键词】汉晋；南方；人名；单名；双名
【作者简介】魏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2）
汉晋时期，华夏国家向南方扩展过程中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权力接触场景，只是由于文字记录缺乏，“莫可得而考”，[1]长时间内对这些问题欠缺细节上的深入理解。[2]随着湖南等地秦汉吴晋简牍的陆续出土，这种情况稍有改观。近几年来，针对简牍中出现的夷民、真吏等问题，学者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3]不过，由于简牍多为官府行政记录，直接显示华夏文化与南方接触的文字信息很少。而且，如何避免华夏立场上的“偏见”，也需要认真辨析。这些都要求研究者改变思路，尽可能在零碎的资料中寻找新的观察角度。笔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之一，是通过分析吴简中特殊的姓氏结构，观察南方土著人群的编户化痕迹。[4]本文打算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考察汉晋南方的人名问题。
“人之有名，以相纪别”，[5]在现代社会中，姓、名共同构成一项人群标记符号。但姓与名实际是有区分的。名的使用要早于姓，两者组合是一种后起的文化习惯。在不同的文化体中，人名的使用大都有其特定规则。[6]具体到古代中国而言，春秋战国以降中原地区逐渐形成稳定的华夏式姓名习惯，即“姓（氏）+名”。[7]这种用汉字标记的姓名系统，包含丰富的尊卑、统属等观念，[8]具有华夏文化标签的作用。在华夏国家向周边扩展其势力的过程中，这种文化标签也会随之扩散到周边地带。从某种意义上说，周边人群对华夏式姓名的接受和使用，意味着文化同化和变异的发生。
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民族学者和语言学者对人名所体现的民族接触，如双语人名现象，就给予了相当关注。[9]历史上，这种现象不断重复发生，不过由于南方民族普遍缺乏自身的文字记录，其人名系统的变化长期以来也一直隐而未彰。与之相比，湖南里耶、长沙等地所出时间上形成序列的简牍人名，虽然也属于华夏立场上的单方记录，由于其地方性和原始档案性质，仍为探索早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接触与权力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计划从上述简牍资料人手，重点对汉晋南方人名系统中单名、双名的使用进行分析，由此观察华夏文化对南方社会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南方”是一个需要界定的地理概念。在自然地理上，一般以秦岭一淮河作为南北分界。具体到汉晋时期，根据《汉书·地理志》来看，南方可以分为巴蜀、楚、吴越三个文化区域，对应着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三个地理单元。上游巴蜀“土地肥美”、“俗不愁苦”，官僚教化较早推行；中游楚地“火耕水耨”、“信巫鬼，重淫祀”；下游吴越之地则民风“好勇”、“轻死易发”。[10]本文参照这种区域观念，将考察重心放在巴蜀、楚和吴越三个区域，同时也适当涉及西南夷和南越地区。
一、单名与双名
南方出土的汉晋简牍资料中，包含编户民人名最多的是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目前竹简仍在陆续刊布中，详尽的人名统计仍有待来日，但仅《吏民田家莂》就出现近两千个人名，数量相当庞大。这些人名主要为长沙郡临湘县编户民，具有很特别的区域抽样意义，引起一些学者关注，相关讨论涉及人名用字特征、同姓名现象等问题。[11]而吴简人名最显著的特征则是全部为单名，即由“姓”和一个单字的“名”构成。由于《后汉书》、《三国志》和存世汉魏石刻中显著的单名色彩，人们通常认为东汉三国是一个单名流行的时代。因此走马楼吴简单名现象所具有的学术意义，并未引起特别注意。
问题往往存在于“常识”之中。一般认为，东汉三国时期的单名习惯肇始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去二名”诏书。这年春天，皇帝下诏称自己的“箕子”之名不“合于古制”，故“去二名”，改为单名“衍”。[12]这件事的推动者是刚刚出任大司马不久的王莽。由于《汉书》只是摘录，不清楚是否同时发布了“令中国不得有二名”[13]的法令。但不少学者认为，“去二名”由此成为制度，开启了一个单名流行的时代。[14]不过，仔细梳理东汉石刻资料就会发现，东汉人名实际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现象。官吏和知识阶层的确遵循着“单名+字”的制名习惯，对一般民众而言，单名、双名仍并行使用。
最典型的资料是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的《汉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15]共出现24个人名，分属于6个姓，单名、双名者各有12人。分别是：（1）于氏：于中山、于中程、于孝卿、于孝、于伯先、于伯和、于程、于季、于稚、于思；（2）单氏：单侯、单子扬、单力；（3）尹氏：尹伯通、尹明功、尹太孙；（4）錡氏：錡中都、錡初卿、錡季卿；（5）周氏：周平、周兰、周伟；（6）左氏：左巨、左中。石券中单名、双名同时存在，说明双名不会是称“字”。石券出土地是河南偃师县缑氏镇郑瑶大队南村，东汉时属河南尹缑氏县，[16]距离首都洛阳很近，正处于东汉帝国的统治腹心。按照通常认识，这里的民众应是整齐的单名，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类似的材料还可以找出不少。现存东汉买地券数量可观，这些地券中往往会书写买卖双方和见人姓名，下面列出其中一些（括号内为地券时间和出土地）：[17]
孙成、张伯始、张长卿、许仲异、樊永、张义、孙龙、樊元祖（建宁四年，洛阳）王当、王使偷、王元兴、左仲敬、曹奉祖、黄唯、留登胜（光和二年，洛阳）
房桃枝、赵敬、罗西造、樊汉昌、王阿顺（中平五年，洛阳）
樊利家、杜謌子、孟□、秦胡、杜子陵、李季盛（光和七年，平阴）
武孟子、靡婴、马熙宜、朱大弟少卿、赵满、何非（建初六年，忻州）
上述地券中单名、双名并存，可以排除称“字”的可能。由上文可知，单名在地券人名中并不占优势，如武孟子地券有6个人名，单名2人，双名4人。[18]房桃枝地券提及5个人名，单名1人，双名4人。这种人名结构与侍廷里石券相近。其他类型的东汉石刻资料中也有不少双名记载，如定县北庄东汉墓发现的160余个匠人名中，有王文伯、于仲荆、马伯成、李次孙、祝文虎等20余个双名；[19]安徽亳县出土东汉字砖提到主人王成和两个工匠名：丁永豪、张永骄；[20]永兴二年（154）东阿芗他君石祠堂题名有师操义、荣保、代盛、邵强生；[21]洛阳出土残碑有左阿息、王阿犊、阎青坚等俚俗人名，多为带有“阿”字的双名；[22]任城王墓题名有曹文、戴元、陆唐子、严仲问、房付英、田仲文等；[23]建初八年肥城画像石题记有孝子张文思、石工王次。[24]由此可以进一步明确，东汉中原地区下层民众的命名习惯并非单名，而是单名、双名并存。这一点文献中也有佐证。东汉中后期农民军领袖多有双名者，如“海贼”张伯路，渤海、平原“剧贼”刘文河、周文光，九江蔡伯流等。[25]
东汉一般民众制名具有单双名混杂特征，与《汉书》、居延汉简等史料中记录的西汉人名使用状况相近，显示出民间制名习惯的延续性。概括来说，西汉人名中的双名主要有两种形式：（1）两个字连用，共同构成一种表达。常见的如延寿、汉昌、利家、延年、长寿；（2）由一个实字和一个虚字构成。地券人名此类较多。虚字使用有一定规律，主要有子、之、元等语气助词，表示排行的伯、仲、季、叔、末，表示美德的忠、信等。[26]以上两种形式的双名，在西汉社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这就提醒我们，观察两汉制名习惯的变化，要注意区分不同层次的人群。事实上，东汉为单名时代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正史列传人物和官吏、知识阶层的碑石题名。这些史料中呈现的“单名+字”整齐形式，其实是社会上层的文化习惯。与此同时，底层民众不仅一般无“字”，对单名、双名也并没有明确区分。换言之，“单名+字”体现了一种身份。《后汉书》中所记为数不多的双名者，就大都带有明显的民间色彩，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尤为集中，如张巨君、叔孙无忌、樊志张、泠寿光、皋伯通、鲁女生、费长房、蓟子训、解奴辜、东郭延年、封君达等，[27]可以印证此点。
一些汉碑题名也显示了这种身份上的区分。建宁五年（172）的《成阳灵台碑》，正面和碑阴均有题名。[28]正面尾部题名为官吏，均为“姓+单名+字”的连称形式。碑阴第一、二段为出钱人题名，多为仲氏宗人。其中，第一段至主吏仲调子蹇为止，亦为“姓+单名+字”的连称形式，此下则多为“姓+名”形式，如仲客生、仲阿东、仲阿先、仲子林、仲阿先、义民陈彦。第二段情况相似，督邮仲邵子周以前为“姓+单名+字”，以下则是主吏仲炽客生、主吏仲东阿东、主吏仲阿同、义民陈彦、弟富、富弟赎。仲炽客生、仲东阿东即第一段中出现的仲客生、仲阿东。他们的名字在同一碑刻中为何呈现为两种书写形式？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仲东阿东”，从书写形式上说，是“姓仲名东字阿东”的意思。可是按照一般取字习惯来说，以“阿东”作为“字”，显得过于俚俗。顾炎武根据该段题名之后“惟仲阿东年在元冠，幼有中质”的记载，认为仲阿东是由于年少而未有字。[29]这个看法可以由5岁去世的许阿瞿之名、[30]蜀后主幼名阿斗得到佐证。[31]
不过，同碑题名中出现“阿”字的还有多人，他们是否均未成年？这种形式的题名在光和四年（181）的《殽阬君神祠碑》中曾大量出现，洪适指出：“其间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系以阿字，如刘兴阿兴、潘京阿京之类，必编户民未尝表其德，书石者欲其整齐而强加之，犹今闾巷之妇以阿挈其姓也。”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根据《殽阬君神祠碑》题名分析，“字其名”的方法，除了系以“阿”字，可能还有排行、美称等用字，如田俱伯俱、藉昌仲吕、苏排叔排、王盖盖德。[32]这些题名者是否均由于年少而无字是值得怀疑的。再回到《成阳灵台碑》，碑阴对仲阿东的记述全文是：“惟仲阿东，年在元冠，幼有中质，遵柜<匋><先見>，上仁好义，见群从无者，代出钱万以立碑，大意翻然，君子善之，恩加骨口，乡朝所称。县令菅君，即请署门下议生，都市掾官，未可测矣。”[33]可知仲阿东是一位年轻的富人。他因代为贫困宗人出钱而受到表彰，碑阴特别称颂其德。值得注意的是，结尾处说县令为表彰他而“请署”为属吏，阿东在当地显然已颇具影响。他为何还要以俚俗幼名题碑？有些不合常理。其实正如洪适所论，这里呈现出的是人名的分层现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即便到了冠礼之年，也不一定会被“命字”，而多会继续使用俚俗幼名。由于普通民众并没有“字”，因此有的官方碑刻题名场合中，要模仿官吏“单名+字”的题名形式，临时为其造“字”。最简便的方法之一，是将实际使用的双名作为“字”，同时省掉双名中的“虚字”成为单名。如果本来是单名，则可以增加一个虚字而成为“字”。
单名、双名由此体现出社会分层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人名分层现象，早在元始二年诏书以前就已经存在。尹湾出土的西汉永始、元延年间简牍中，有一种《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记录了140余个可辨识的下层官吏人名，绝大多数为单名，双名仅有14人。[34]这表明早在“去二名”诏书发布之前，地方官吏层的人名已经以单名为主。
上层人名的单名化趋势，其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西汉昭宣以后儒学理念的渗透。儒家很早就有“二名非礼”的观念。[35]这种观念及与之相关的避讳问题，会随着儒学的渗透而逐渐在儒生、官吏阶层扩展，导致上层人名中单名的流行。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元始诏书，就可以理解所谓“二名”之禁，不过是顺应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而已。宋人邵博曾说：“王莽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讽单于为一名。东汉士大夫以操节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终其世谨一名之律，何也？”[36]这个提问或可由此得到解答。不管诏书是否强制施行，单名观念都会因此而得到加强。姓、单名、字构成的人名，就逐渐成为汉碑官吏、儒生题名的一般形式。与此同时，普通民众所受影响并不明显，仍然是单名、双名并存。这种制名习惯上的明显差异，显示出“大传统”对“小传统”影响的有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人名的这种分层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也是如此。新疆拜城东汉永寿四年（158）刘平国摩崖中，提到6位“家从秦人”，分别是：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1个单名、5个双名。[37]这些人名具有明显的俚俗色彩，有的很可能是羌民。甘肃地区出土的西晋镇墓文中也多见双名，如顿霓儿、顿盈姜、吕阿丰、吕来业、盖颜仲、吕轩女、吴仁姜。[38]这样就回到本节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何走马楼吴简中的编户民会是整齐单名？究竟是长沙地区的特殊现象，还是另有原因？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梳理汉代南方人名的变化过程。
二、汉代南方人名的变化与单名问题
南方地区华夏式姓名的使用是文化接触的结果。《魏书》卷101《獠传》说：“獠者……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瞢、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39]这个观察不尽准确。现代民族志调查显示，长幼次第只是南方土著人群命名的一种方式。习见的植物、动物、自然现象、器具等都经常被用作人名，表示个人身体特征的人名也很常见。[40]这种带有原始标记性称谓的人名，经过文化接触而演变为单名、双名混杂的华夏式姓名结构，再呈现为走马楼吴简这样’整齐的单名，显然需要一些权力或文化上的契机。[41]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问题，下面打算先简单梳理战国至汉初南方人名的变化过程，再分析吴简整齐单名的成因。
（一）从蛮夷名到华夏名
春秋战国时期，南方人名仍具有浓厚的土著色彩。以《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提到的吴王名和越王名为例，会发现其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特定用字，如吴王名中的“余”字（余乔疑吾、余祭、余昧），越王名中的“无”（无余、无彊、无皞）和“不”字（不寿、不扬），以及共有的“夫”字（夫差、夫康）。[42]李锦芳认为，人名词头中的“余”字为强调量词，表示尊称；“夫”和“无（毋）”字则有王、首领之意。[43]这些字至今仍多见于江浙地名前缀。[44]越国铜器中数次出现的“者旨於赐”，据研究是勾践的越语音读。勾践大夫冯同，有的铜器中写作“姑冯昏同”；吴王寿梦，在吴国兵器中也写作“是野”，均为不同译音。[45]由此看来，尽管吴越两国均有一些华夏化策略，如吴国的太伯奔吴传说、越国追认的大禹祖先及其祭祀，[46]但其王族人名仍具有土著特征，多由吴越语音节对译而来。
蜀地的早期王族人名则属于另外一种形态，如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葭萌等。[47]这些人名与吴越王名一样均无姓。从命名方式上看，最显著的特征是人名多与动植物名有关，也可能是其部族徽记。[48]
与吴、越、蜀相比，楚王名的华夏特征相对显著，熊丽之后多见“熊+单名”的形式，也有部分双名，如熊毋康、熊挚红。[49]这反映出楚国与吴、越、蜀相比，受华夏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战国时期楚国的普通人名，在包山、葛陵等地出土文书中有集中体现。特别是包山楚简记录的人名数量最为可观。这些人名与楚王名一样，大多数为华夏式的“姓+名”形式，单名、双名均有，而单名占据主导。而且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不少人名带有明显的质朴色彩，如：旮与、苛胼、苛狗子、差令愆、兢丁、雇女返、场贾、兢不割、<害夫>佢余。还有不少是以动物名作为人名，如：石耴<七鳥>、沈<糹雁>、舍猬、屈貉、宋<予鼠>、奠羊、娄狐、<害夫>狸。[50]这与鲁国大夫申繻从避讳角度出发，认为命名“不以畜牲”是相悖的。[51]申繻所论命名原则当然是针对贵族社会而言，一般民众自不必遵守。[52]楚简中大量的质朴人名，表明楚国编户人名虽已接受华夏式人名，却仍然保留了相当的土著色彩。
战国时期长沙周边的人名状况，通过出土楚印可以稍有了解，如区夫、苛<月差>、黄铸、登绘、张女、黄惑、某薥、张瑶等。[53]这些人名均为“姓+单名”的形式，区、登（邓）、黄等也都是包山楚简中常见的姓氏。能够拥有印的当然属于社会上层。推想起来，上述楚印中的华夏式人名，可能是在与楚国接触的过程中，被赐予或主动习得的。
楚秦之际，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和新县制的推广，南方的编户化进一步加强。记载这一时期编户民情况的确切资料有湘西里耶秦简。其人名的记录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华夏式姓名，一种则仅称名。这种区分在著名的迁陵县南阳里户籍中有显著体现。其中户人名均为“姓+单名”，举例如下：蛮强、黄得、彭奄、〈纟言纟〉喜、宋午、李獾。每户内的母、妻和子女仅称名而无姓。而且与户人名相比，母、妻名用字显得较为俚俗，如负刍、不实、缚/、缯、嗛。[54]其中“嗛”字出现多次，《说文》：“嗛，口有所衔也。”这个字还有动物颊囊的意思。更有趣的是户人李獾，“妻曰<隶雚>”，妻名似是根据夫名所取。
南阳里户籍以外的里耶秦代行政文书中，也记有不少士伍等身份的人名，单名、双名并存，例如：匄、成、毋死、不<豸{丿犬}>、不识、衷、盐、小欬、越人、<彖頁>、不采、胜日。[55]岳麓秦简中也提到几个人名：阳陵士伍毋死、盐、冯将军毋择。“毋死”与“盐”亦见于上述里耶简。[56]这些资料中双名比较常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名中也有一些显示土著语言特征的常用字，如不、毋。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有一个蛮夷大男子“毋忧”。[57]与上述人名相比，南阳里户人名显得过于整齐，也许并非一般编户。
里耶秦简中的这种人名特征，在稍后的江陵凤凰山西汉简中仍可以观察到。凤凰山汉简人名可以分为三类：户人名、中贩共侍约者人名、奴婢人名。三类人名各有其特征。侍约者人名的记录形式是“姓+名”，单名、双名均有，如载翁仲、王翁季、杨公子、陶仲、姚季、张苍、陈黑。人名用字与中原相同，多出现伯、仲、季等排行字。户人名和奴婢名则均只著录“名”而无姓，[58]单名、双名均是如此。户人名与奴婢名的俚俗色彩很明显，前者如：厌治、击牛、不章、野人、越人、虏、小奴、青肩．后者如：美、蒲苏、獾、禄、不敬、熊（以上奴）、缚、留人、畜、醉、绿、紫、豹（以上婢）。[59]上述人名特征与侍约者人名形成比较显著的对照。这一点与里耶人名的差异相似。
与之相关，《史记》等书中记载了一些秦汉之际东越、闽越、南越、夜郎首领人名。如秦始皇开辟岭南时，曾杀西呕君译吁宋，越人则立桀骏为将与之抗衡。[60]译吁宋和桀骏显然都是越语人名的译音。此外还有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鄱阳令吴芮、闽越王郢、其弟余善、越繇王丑、将军驺力、故越衍侯吴阳、建成侯敖、繇王居股、夜郎王多同、钩町王亡波、夜郎王兴、兴妻父翁指、兴子邪务等。[61]上述人名明显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具有华夏式单名特征，如吴芮、吴阳；一类则具有译音特征，如驺力、居股、余善、多同、邪务、译吁宋。[62]这种差异反映出在早期南方部族与华夏国家的接触中，使用华夏式人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的较早接受了华夏式人名，有的则仍使用土著人名，还有的可能是双语人名并用。这种情况与楚简人名可以相互印证。可以想见，随着秦汉帝国南方统治的推进，这种华夏式与土著式并存的人名状态，会进一步朝着“姓+名”的华夏化方向过渡。在人名用字上，一些明显带有南方土著色彩的用字会逐渐减少。在这一过程中，上层人名的变化会早于一般的编户民。
（二）单名的推广与户籍编制
根据前面的分析，战国至西汉初期，南方人名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1）具有从土著人名到华夏式人名过渡的阶段色彩；（2）单名、双名并存，而单名比例较高。这两个特征成为思考走马楼吴简整齐单名现象的起点。
正如竹村卓二所说，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命名法（name giving system）。[63]而命名法中的核心人名又往往受制于其语言习惯。[64]古代楚地居民与苗瑶语族关系密切，民族学者指出，由于苗语词汇以单音节为主，复音的单纯词很少，因此苗族个体本名的命名受此影响，绝大多数是由单音节构成的。[65]这种单音节人名，在对译为相应的汉字人名时，会比较自然的标记为单名。这或许是战国至汉初楚地单名比例较高的语言基础。
不过正如前节所论，虽然战国至汉初楚地单名比例较高，却仍有大量双名存在。走马楼吴简整齐单名的由来显然另有其因。根据出土简牍来看，汉武帝时期长沙地区人名中单名、双名仍然并存。[66]而走马楼吴简整齐的单名现象，很可能东汉后期已经形成，如东牌楼东汉简中出现的人名就均为单名。[67]根据这些情况，再结合第一节所讨论的两汉之际人名变化趋势判断，长沙地区人名在东汉时期（特别是前中期）必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过程，即本来比例就较小的双名逐渐消失，最终呈现为整齐的单名。
如何理解这种人名的整齐化现象呢？洛阳东汉刑徒墓地出土的刑徒砖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刻在砖上的数百个刑徒人名中，绝大多数为单名，双名仅有黄丙午、黄丸以、李马少、江宾安等有限几人。[68]根据第一节的讨论来看，即便刑徒来源身份多样，如此高的单名比重也是很难理解的。富谷至敏锐地注意到，有些奇特的人名如金陵、渭阳等，可能是刑徒“生前因出生地而被称呼的俗名”。[69]这种地名型人名还可以举出赵郡、河阳、扶沟等。此外从单名用字观察，少、大、小、奴等出现很多，干支作为人名也有不少。这些都给人一种非正式人名的印象。前面提到，汉碑中“仲东阿东”之类题名，显示出官方存在着将编户民人名整齐化的做法。虽然还不能确认刑徒人名也存在这种情况，但由此显然可以提出一个疑问：走马楼吴简整齐的单名是否也是一种官府行为？
提出这种怀疑还有一个原因。同属于南方的巴蜀、吴越地区，东汉时期编户民中单名、双名也是共存的。先来看巴蜀。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有王岑鞠、康眇、王奉坚、何广周、王汶、苏伯翔、张王等多个人名，单名、双名均有。[70]延熹七年（164）《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官吏题名均为单名，但义工均为双名，如王文宰、王汉期。延熹四年成都《郑子真残碑》可以辨识的人名有：郑子真、潘盖、吕子近，[71]有单名，也有双名。都江堰出土建安四年（199）《北江塴碑》，官吏均为单名，“作者”则有赵口卿、苏子邛、杨叔财等双名。[72]王孝渊碑有石工张伯严。西南夷地区也有类似证据。云南昭通出土永元八年（公元96年）孟孝琚碑称，孝琚本名广宗，后改单名为琁，字孝琚。[73]
再看吴越地区。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的《三老讳字忌日记》中记载了三老“通”及其家人共15个人名。[74]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75]实际上具有官方色彩，[76]家族人名大多为“单名+字”形式或与此有关。不过，也有两个儿子提馀和持侯是双名。而且从这两个人名的用字来看，似乎有吴越地方色彩。此外，扬州出土的熹平五年（176）刘元台买地券，记有刘元台、刘文平等双名。[77]吴兴、台州等地出土的纪年砖铭则显示，东晋初年吴越地区民众中存在不少双名，[78]应当是延续汉代以来的制名习惯。[79]
由于巴蜀、吴越地区缺乏东汉简牍户籍资料可供比较，这些地区是否存在户籍上的整齐单名现象，目前还不清楚。[80]这个问题同样也存在于中原、西北等地区。而长沙周边地区又缺乏相应的石刻资料可以比较。这就提出了一个难题：究竟是东汉时期存在普遍的户籍名与使用名不一致的现象，还是单名化仅存于长沙地区？
户籍名与实际用名不一致的情况，任何时代当然都是存在的。但从地券和侍廷里石券等资料来看，东汉时期中原、西北等地区的双名所占比例不小。如果户籍上全部登录为单名，会有相当规模的户籍人名与实际用名不一致。这一点是很难想象的。此外，现存东汉记录有双名的资料，很多都与官府有关，如刘平国摩崖、辛通达造桥碑。蜀郡《繁长张禅等题名》中，官吏为“姓+单名+字”形式，夷王为单名，民、夷侯、夷民等则均为双名。[81]侍廷里石券和买地券均有契约性质，似乎也应该使用与户籍对应的人名。西北等地出土的汉晋简牍，年代从西汉中期一直延续到西晋，单名占绝大多数，但仍有一定数量双名。如楼兰尼雅出土魏晋文书中就有胡腾宁、张幼业、尚法龙等双名。[82]
走马楼吴简中的整齐单名由此显得相当特别。我在讨论吴简姓氏问题时曾提出，吴简中存在的特殊姓氏结构，可能是经由楚秦到两汉的编户化过程而得以推广的。[83]如所周知，从不同人群的文化接触和同化过程来说，人名相对于姓氏而言，发生变化一般会更早一些。但对于编户化过程中伴随的人名登录来说，姓与名的变化却可能是同步的。会不会正是强制性的户籍登录，推动了长沙地区的单名化进程呢？《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些活跃于武陵、长沙、零陵等郡的蛮夷首领人名，包括溇中蛮覃儿健，武陵蛮詹山、精夫相单程，武陵澧中蛮陈从，零陵蛮羊孙、陈汤，五溪蛮夷黄加少、高相、法氏、赵伯、潘鸿等，[84]有的就并非单名，或许可以作为单名化与编户行为有关的证据。
关于编户带来的人名登录，敦煌悬泉出土的西汉归义羌人资料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例子。其中提到如下一些羌人名：奴葛、芒东、潘朐、狼颠、东怜、唐尧、蹏当、封芒、落蹏、屈调、封调、榦芒、驴掌、归何、芒封、封唐、零虞、嘉良、离吉、狼阳。[85]这些人名显然只是羌语人名的对译，并没有姓，如驴掌、芒封是父子，归何、封唐为兄弟，人名中就并无体现。这是编户过程中的人名对译登录。值得注意的是，音译人名首字有的与华夏习惯上的“姓”吻合，如潘、唐、封、屈，有的则保留了较质朴的译音。这种情况也见于《后汉书》记载的羌人名，如烧当羌支的滇良、滇吾、滇岸、东吾、迷吾、迷唐。[86]在官方户籍和华夏观念中，这些音译人名的首字显然具有了“姓”的功能。[87]
归义羌人籍人名被整齐的对译为两个汉字。如果认为首字具有“姓”的功能，这些人名就呈现为整齐的“姓+单名”形式。这对于理解吴简单名现象很有启发。地方官府在编制新附户籍时，可能普遍存在技术上的整齐化倾向。新附户籍的编制者是官吏，他们自身习惯于使用单名，按照习惯给新附人口登记单名是很自然的。而且如前所论，苗瑶语族中流行的单音节命名习惯，也为此提供了人名转译的语言学基础。不过，如果说长沙地区的编户人名经由这样一个过程而走向单名化，前提则是东汉时期长沙地区必须有大规模的新户籍编制。这一点只要对照《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相关诸郡户口数字，便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汉书·地理志》所据户口资料大致在元始二年前后，《后汉书·郡国志》则一般认为在永和五年（140）前后。[88]在这一百多年间，巴蜀、吴越诸郡户籍人口增长很少，有的几乎停滞；而赣湘地区的豫章、桂阳、零陵、长沙等郡则有巨大增长，增长额均为西汉在籍人口的数倍，最低的桂阳郡是三倍多，最高的零陵郡竟有七倍多，走马楼吴简出土的长沙郡则有四倍半。这种短时间内局部地区大规模的户籍人口增长，显然不会是地方经济发展和人口自然增殖的结果，背后应该有地方官府的强制性人口附籍举措，比如对蛮族战争带来的蛮口迁入、和平时期的人口搜检，等等。[89]这也带来当地民族关系的变化，东汉长沙及周边地区蛮族动乱频繁发生，其根本原因就是反对附籍和承担赋役。[90]
户籍人口数字巨大增长的背后，是大规模的新户籍编制工作。由于新编入户籍的人口超过原有人口数倍之多，单名化得以显著推行。[91]据此判断，南方户籍的“单名化”现象不会仅存于长沙地区，临近的豫章、桂阳、零陵、苍梧等郡应当也是如此。遗憾的是尚缺少这些地区的具体资料。[92]而伴随着大规模编户化进程而发生的，当然也不仅仅是户籍人名的变化。西汉末至东汉时期，长江中游以南地区的社会文化面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一个值得今后认真思考的问题。令人期待的是，最近长沙走马楼新发现了数量可观的东汉前中期简牍，从相关报道来看仍以官府文书为主。相信随着这些简牍的陆续整理公布，汉代长沙郡及周边地区编户人名的变化轨迹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三、晋宋之际上层双名的兴起及其意义
如上所述，西汉末至东汉，上层人名的制名习惯经历了一个单名化的过程。这种单名习惯经由户籍编制等途径，对某些地区的编户人名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人名使用习惯自东晋后期开始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上层的单名习惯开始被突破，进入南朝后，双名比重则逐渐增大，形成单名、双名并行使用的状态。[93]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上层“去二名”的文化观念，为何会在晋宋之际逐渐消退？这与底层单名、双名并存的制名习惯有无关系？
东晋后期社会上层人名中双名的兴起，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多以“单名+之”的方式构成双名。关于“之”字的意义，陈寅恪很早就指出是天师道徒的习惯，具有信仰标识的内涵。[94]不过，单纯从文字角度来说，“之”则是一个虚字，也可以认为没有任何实质性字义。正由于此点，使用时也常常会省略这个字，只以单名相称。由此就引出一个问题：在上层双名兴起的过程中，虚字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双名中的虚字确实比较特殊。南北朝是最重视避讳的时代之一，但之、道、僧等人名用字不在避讳之列。陈垣指出：“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子桢之，献之嗣子静之。祖孙父子，皆以‘之’为名，不以为嫌也。宋王弘子僧达，孙僧亮、僧衍，从子僧详、僧绛、僧虔，从孙僧祐，叔侄皆以‘僧’为名，不以为嫌也。”[95]这就说明，之、道、昙、僧、灵等虚字，主要是作为双名中的信仰点缀。[96]由于这些字并不具有实际人名功能，所以不需要避讳。由此可以认为，带有这类虚字的人名，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双名。问题是，为何要增加这类无实际功能的虚字呢？
这可能要考虑到民间文化习惯的影响。东晋南朝社会虽然强调身份制，但士族社会与民间社会之间并不能完全隔绝。在士族社会的人名系统中，单名和字共同构成一个身份性的雅名，与此同时，小名的使用却具有民间性。如司马攸小名桃符，梁武帝小名练儿，其子子卿小名乌熊。[97]此外，还可以举出镇恶、桃枝、道民、灵宝、法生、法真、蛮奴、客儿、蟠龙、社客等小名。[98]这些小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俚俗色彩和信仰表达意涵，如道教色彩的道民、灵宝，驱鬼辟邪的桃枝、桃符、镇恶。在小名使用上，士族与普通民众看不出明显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间社会中，这类俚俗小名也常被用作正式人名。[99]从性质上说，这种做法与士族人名中的“之”、“僧”、“道”等信仰性虚字是相似的。士族社会中虽然没有直接以小名为人名的情况，公开场合中称小名则很常见。司马昭喜爱司马攸，常呼其小字：“此桃符座也。”[100]有人曾当面称桓伊小字说：“此桓野王也。”[101]除了小名，前面曾谈到汉魏人名中带有虚字“阿”的人名是很常见的。六朝士族社会也延续了这一习惯，如称吕蒙为阿蒙，王子敬为阿敬。[102]“阿”是一个非信仰性的虚字。这就让人怀疑，上层“之”、“道”等虚字类双名的出现，也许是受到民间习惯的影响。双名与单名相比，其优势就在于多出一个字，表达的人名内涵更为丰富。东晋桓豁诸子的命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晋书》卷74《桓彝传附子豁传》：“初，豁闻苻坚国中有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为名以应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绥、石康知名。”[103]桓豁诸子名字中共有的“石”字，据称是为了契合前秦谣谶。而要想在人名中体现“坚石打碎”这一谣谶的话，在当时流行的单名基础上增加一个“石”字，是最为方便的。这应当是流行于民间社会的双名，逐渐为士族社会所接受的功能性基础。当人们发现在人名中增加一个字可以更丰富地表达愿望之后，虚字也就逐渐超出了信仰和口语层面。上层人名由此突破了东汉以来的单名惯例。
晋宋之际，随着统治阶层社会身份的变动，双名化趋势也愈益显著。《宋书》中刘裕诸子均为带有“义”字的双名，是最好的事例。云南所存两通爨碑的明显差异，也体现了这种变化。其一是爨宝子碑。[104]碑立于桓玄大亨四年，即义熙元年（405）。此碑仅有碑主爨宝子是双名，主簿、斡吏等13人均为单名，如主簿扬磐、录事孟慎、斡吏任升、小吏扬利。[105]到了刘宋爨龙颜碑，题名有了很大变化。此碑立于大明二年（458），上距爨宝子碑50余年。列碑题名50人，姓名完整者41人，其中单名9人，双名32人。[106]题名中爨姓者最多，有11人：
建宁爨道庆 府长史建宁爨道文 司马建宁爨德氓 仓曹参军建宁爨硕□ 府功曹建宁爨□ 别驾建宁爨敬祖 主簿建宁爨德□ 镇蛮长史建宁爨世明 司马建宁爨顺靖 屯兵参军建宁爨孙记 门下建宁爨连迫
此外据碑文所记，爨龙颜有子4人，孙9人，亦均为双名，且有同辈排行用字，如子辈均以“驎”，孙辈均以“硕”命名。这种情况与刘裕诸子均以“义”排行相同。爨氏为当地土著大姓，其人名的双名倾向是非常显著的。为何仅仅50年间，两通爨碑的题名有如此大的变化？从爨龙颜碑全部题名来看，有三点值得注意：（1）信仰用字集中于“道”字，共有7人，“之”、“灵”、“昙”、“僧”等字则未见，似乎具有区域信仰特征；（2）题名与汉代底层人名命名方式有一定延续性，如叔、世、孙、祖等家族性用字多见；（3）“子”尾人名多见，共有6人：杜苌子、杨琼子、毛玮子、谢国子、耒叔子、盛庆子。联系到前面提到的爨宝子，可见“子”尾人名在当地是很流行的。现存南朝最庞大的题名资料——萧秀碑碑阴题名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子”尾人名。[107]而与“子”尾人名相似的，还可以举出“儿”尾人名。南朝寒人名中就有不少，如梅虫儿、邹伯儿、王竺儿。[108]人名中的“子”、“儿”与“阿”一样，都是带有口语意味的虚字。[109]有的语言学者认为，魏晋时期汉语词汇出现了双音化倾向，代表性现象之一就是“子”等无意义词尾的出现。[110]不过，这类人名在东汉民间社会中已经存在，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为词汇习惯的变化。爨碑和寒人的“子”尾、“儿”尾人名，显示出制名取向的变化。在东汉到西晋上层社会流行单名的时代，新进入官府者会习惯性的模仿制作单名。孟孝琚就是很显著的例子。而随着“之”、“道”等虚字式双名在以建康为中心的政治上层流行，单名已不再具有严格的身份标识意义，新进入官府者也就无需再制作单名。其原来的制名习惯，如单名、双名并存以及“子”尾、“儿”尾式人名，就会出现在官方场合之中。总之，上层人群对单名习惯的突破，导致社会不再处于提倡单名的氛围之中。正是这点导致南朝人名中双名比例的逐步上升，到了梁普通年间的萧秀碑题名，双名比例已占到九成以上。
晋宋以后上层社会的这种双名化趋势，最开始是底层社会的信仰心理、口语习惯等影响上层社会的结果。这是民间文化影响上层社会的一个事例。而一旦上层社会突破了单名观念的限制，反过来又会推动双名化的进程。特别是上层社会拥有文化优势，他们在双名制名方面的用字习惯会重新影响普通民众。双名中的虚字，在这种背景下就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陈书》卷8《周文育传》说：
周文育字景德，义兴阳羡人也。少孤贫，本居新安寿昌县，姓项氏，名猛奴。……及荟秩满，与文育还都，见于太子詹事周拾，请制名字，拾因为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让教之书计。[111]
周文育出身于社会底层，本名“猛奴”，是一个典型的民间俚俗人名。这个名字在民间也常用作小名。他改名为“文育”的经历，正说明上层社会文化观念的重要影响。[112]新名中的“文”体现的是一种文雅意识。人名中的“文”字在汉代已经存在，爨龙颜碑和台州砖铭中也可看到。梁萧秀碑题名中带有“文”字的双名更多，如陈文展、陈文进、张文智、杨文粲等。[113]而南朝寒人名中，带有“之”的双名也有不少，如李粲之、周管之、许朗之、丰勇之等，[114]应当也是受到上层制名习惯影响的结果。将这些人名与里耶、凤凰山等简牍人名进行对比，秦汉至六朝数百年间南方人名的变化就有了直观呈现。这种变化是上层文化习惯与民间习惯互动影响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变化至南朝并没有结束。由于双名中的虚字往往体现出民众信仰和社会观念，使其很容易受到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比如，从南朝到隋唐，人名中一个比较明显的新变化是“僧”、“灵”等信仰性虚字在逐渐减少，“仁”、“孝”等道德性的虚字则逐渐增加，显示出儒学理念对制名的影响。[115]而赵翼指出，五代时带有“彦”字的双名极多，为“一时风尚”。[116]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虽然西汉末期以后上层人名走向单名化，但他们对双名或者说由两个字构成的人名并不陌生。《白虎通·姓名》中说“名者，幼小卑贱之称也”，[117]《礼记·檀弓》“冠字”孔颖达疏解释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118]孙休诏书也提到：“人之有名，以相纪别，长为作字，惮其名耳。”[119]在东汉三国官吏、知识层单名流行的环境中，单名的使用其实是有很多限制的。[120]而“冠德明功”，以“敬成人”的“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相当广泛。[121]汉晋碑石简牍中官吏的“姓+字”书写形式，数量不少。碑石如光和年间的孙根碑阴题名，可辨者244人，人名均为“中军督孙玄象、孙彦龙”之类形式；青龙三年（235）的庐江太守范式碑，题名近40人，人名与尹湾汉墓出土《赠钱名籍》一样，均为“陈文信、王文舒”之类形式。[122]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身份，如《孙根碑阴》出现的官名，就有中军督、大中、驸马都尉、舍人、中书郎、计吏、督邮等；《赠钱名籍》所载亦均为地方吏员。[123]从当时的制名习惯来说，孙根碑阴题名者应当均为单名，《赠钱名籍》也应以单名为主。所以上述题名很显然是“姓+字”的书写形式。这体现出当时吏员圈的交际和礼仪习惯。
这种“姓+字”的题名形式带来一些启示。东汉官吏、知识层的生活中，由于讳名的影响，“字”的使用非常频繁。这应当是增加“之”、“道”等信仰性虚字的过渡性双名，在晋宋之际能够兴起并很快被官吏、知识阶层所接受的社会基础。在虚字使用扩大化以后，命“字”的用字习惯就会影响到双名的制名。南朝以降双名中的“文”、“仁”、“孝”等虚字，在汉代人的“字”中使用很多。“字”本来是对单名含义的进一步延伸。[124]当晋宋之际上层双名兴起之后，双名与“字”就出现了暂时的功能性重叠。东晋南朝文献中可以看到不少人名与字相同的现象，如司马德宗字德宗、王僧孺字僧孺，[125]可能就是这种功能性重叠的一种反映。从这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认为，南朝上层人名的双名化最开始表现为信仰性虚字的过渡形式，而当单名习惯被突破后，命字习惯对双名的影响则变得显著起来。这种变化可以称之为双名的“字化”。
四、结语
中国文明的多元起源早已成为一种共识。不过，学者也注意到，在公元前三千年纪后期的文明突破过程中，南方和北方呈现出明显的差异。[126]这种差异后来逐渐扩大，到《吕氏春秋》的时代，在华夏国家眼中南方的社会形态已相当落后：“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127]华夏国家向南方地区的权力推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华夏国家向南方的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同化表现在许多方面，本文关心的主要是南方人名标记系统的变化。概括来说，早期南方部族中人名的华夏化具有阶层差异。上层人群在与华夏国家的接触中，较早的模仿或被赐予华夏式人名。这是一种文化交际需要，同时获取华夏式人名也具有权威意义，有助于标榜身份和显示权力。与此同时，下层人群华夏式人名的大规模实现，则与编户化过程密切相关。
东汉以前南方经历了两次编户化过程。楚秦之际的编户化，主要是在军事征服的背景下实现的，虽然南方各区域完成征服的时间不同，但其人名系统均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华夏特征，保留了初期编户化时期的过渡色彩。第二次编户化发生于东汉时期，这次编户化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集中于湘赣诸郡。走马楼吴简呈现的整齐单名，就是这次编户化所推动的，它显示出华夏国家对边缘地区的权力影响。社会学家在解释多族群国家内部关系时，曾提出过一种“扩散理论”，即核心地区逐渐向边缘渗透，经过长时期扩散后逐渐拉平差距。[128]从早期南方人名系统的变化来看，核心地区在向边缘扩散时，有可能会在边缘地区推行较之核心区更为整齐的制度。这或者可以称之为“边缘的强化”。
与区域差异相伴随的是人名的分层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名背后其实是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 的区分。[129]东汉的单名习惯是精英文化的产物，而民间并不遵循这一理念。而属于“大传统”的单名习惯，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着民间人名的“小传统”。其一是地方官的权力和教化；其二是地方属吏阶层的观念和实践，他们身处官民之间，容易受到单名惯例的影响。反过来说，“小传统”对于“大传统”的影响显得较为迟滞。晋宋之际，上层社会的单名惯例开始被突破，首先是“之”、“道”等信仰性虚字附加在单名之上，形成一类特殊的双名。影响这种变化的，可能有来自“小传统”的两种因素：信仰心理和口语习惯。单名惯例被突破后，属吏阶层也摆脱了单名影响，大量“子”尾、“儿”尾等带有口语特征的人名浮出水面。而当上层人群突破了单名限制，就会创造出新的双名制名方式。最明显的是汉代以来上层人群中“命字”的方式，开始影响到双名用字。这种双名的“字化”，又反过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下层人群。从人名的这种变化轨迹来看，精英文化会吸纳民间文化的某些因素，以实现某种文化突破。而当突破完成后，新的精英文化会再次反馈到民间。
人名作为一种文化标记符号，具有相当特殊的文化意义。本文所讨论的汉晋南方人名中单名、双名的变迁，只是人名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内涵中很小的一个侧面。永嘉之乱以后，南方和北方社会进入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大量涌人华夏核心区域的边境人群，他们的人名系统如何在具体层面上发生变化？陈寅恪先生虽然很早就曾提及这个问题，[130]但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31]本文对南方人名的考察，也许可以印证陈先生的这一设想。有理由相信，人名问题或是推进今后中古社会史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
附识：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修订稿多有参酌。本文初稿曾于2010年8月在台湾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上报告，承蒙评议人吴修安、许凯翔及与会的陈弱水、佐川英治等多位师友批评指正；同事鲁家亮博士亦在资料方面提供不少帮助，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注释：
[1]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8页。
[2]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一些传统论题，如南方蛮越族系、秦皇汉武的南方经略、汉晋南朝的蛮族政策、西南夷与南中大姓、山越，等等。由于史料限制，不少论题实际上已陷入停滞状态。相关成果繁多，兹不赘述。近年来，受到族群认同理论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角度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如王明珂对“太伯奔吴”传说的分析（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3—184页）。但他的研究更偏重于北境民族和羌人社会。关于南方蛮族问题的相关思考，参见鲁西奇：《释“蛮”》，《文史》2008年第3期。
[3]王素：《说“夷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罗新：《“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利用出土简牍对中古南方民族史的一个反思，参见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4]魏斌：《吴简释姓——早期长沙编户与族群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8年，第23—45页
[5] 《三国志》卷48《吴书·孙休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60页。
[6]张联芳主编：《外国人的姓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54—490页。
[7]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146页；李学勤：《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8]侯旭东：《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9]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81—96页；纳日碧力戈：《姓名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83—190页；张锡禄：《白族姓名初探》，《民族学研究》第5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17—132页。
[10]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5、1665—1669页。参见周振鹤：《秦汉风俗地理区划》，《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3—127页。关于南方文明和自然环境的简要解说，参见童恩正：《南方一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南方文明》，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11]参见森本淳：《嘉禾吏民田家莂にぇみる同姓同名に關する一考察》，《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长沙吴简研究报告》第1集，東京：日本长沙吴简研究會編，2001年，第68—79页；高凯：《从走马楼吴简〈吏民田家莉〉看孙吴时期长沙郡民的起名风俗》，《寻根》2001年第2期；高凯：《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吏民的联姻》，《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黎石生：《〈吏民田家莂〉中的田家姓名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
[12] 《汉书》卷12《平帝纪》，第352页。
[13]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819页。
[14]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第53—54页；贾从江：《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15]黄士斌：《河南偃师县发现汉代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年第12期。邢义田曾对石券姓氏构成有过梳理，参见邢义田：《汉代的父老、僤与聚族里居——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读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61—462页。
[16]邢义田推测，侍廷里似指县寺所在之里，参见邢义田：《读居延汉简札记》“寺廷里”条，《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4—105页。
[17]每列首个人名为券主。其中，孙成地券释文见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续编》卷上，《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14057页；王当券释文见洛阳博物馆：《洛阳东汉光和二年王当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6期；房桃枝、樊利家地券释文见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下册卷1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48—353页；武孟子地券释文见端方：《陶斋藏石记》卷1，《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1册，第7993页。有关诸券的整理和考释，参见鲁西奇：《汉代买地券的实质、渊源与意义》，《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8]张传玺认为武孟是地名，“子男”作“男子”解，可备一说（参见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8页）。鲁西奇根据杨守敬的意见，认为“靡婴”应断开，读作“靡、婴”，依据是东汉双名少见（参见鲁西奇：《汉代买地券的实质、渊源与意义》，《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按：这个依据显然不能成立，仍以连读为是。另外，少卿是否为朱大弟之“字”，不明。
[19]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20]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第8期。
[21]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京都：同朋舎，1994年，第118—119页；罗福颐：《芗他君石祠堂题字解释》，《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2期。
[22]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302—303页。
[23]济宁市文物管理局：《山东济宁市肖王庄一号汉墓的发掘》，《考古学集刊》12，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99—112页。
[24]永田英正编：《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26—27页。
[25]分见《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卷6《孝顺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4、267页。
[26]关于汉代人名的用字习惯，学界已有不少讨论，参见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第40—42页；邢义田：《汉简、汉印与〈急就〉名互证》，《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第84—101页；秦进才：《两汉姓名窥管》，沈长云等编著：《探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6—157页；刘钊：《古文字中的人名资料》，《吉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27]人名分见《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卷83《逸民列传》、卷84《列女传》，第2703—2806页。
[28]洪适：《隶释》卷1《成阳灵台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7页。
[29]顾炎武：《日知录》卷32“阿”条，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24—1825页。
[30]南阳博物馆：《南阳发现东汉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文物》1974年第8期。
[31]关于文献所载汉魏人名中的“阿”字，参见张孟伦的分类辑考：《汉魏人名考》，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7—62页。
[32]洪适：《隶释》卷2《殽阬君神祠碑》，第33—35页。
[33]洪适：《隶释》卷1《成阳灵台碑》，第16页。
[34]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儿997年，第85—95页。关于长吏人名的统计和分析，参见李解民：《〈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研究》，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6—54页。
[35]顾炎武《日知录》卷23“两名”条指出，“二名”的本意，其实是指一个人先后有两个名字，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1329—1330页。
[36]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9页。
[37]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132—133页；王国维：《刘平国治□谷关颂跋》，《观堂集林》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79—980页。左将军刘平国和题词中的京兆长安淳于伯□，或许是称“字”。
[38]相关镇墓文见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00—122页。
[39] 《魏书》卷101《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8页。
[40]关于苗、瑶、壮、侗等南方主要少数民族的人名简况，参见张联芳主编：《中国人的姓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74页以下。
[41]近代台湾泰雅人命名的变迁，就折射出清、日本、民国在不同阶段的权力影响，参见程美宝：《台湾苗栗县泰雅人的命名与墓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42]上述人名分见《吴越春秋》卷1、卷2、卷10，周生春：《吴越春秋汇校辑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18、178页。
[43]李锦芳：《百越族系人名释要》，《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44]周振鹤、游汝杰：《古越语地名初探》，《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郑张尚芳：《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民族语文》1990年第6期。
[45]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2—354、331—332页。
[46]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163—184页。
[47]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3—129页。
[48]西江清高：《关于重建四川古代史的几个问题》，《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3—35页。“蚕丛”一名，有学者认为与养蚕有关，童恩正认为也可能得名于部族居地岷山“巉稜如簇蚕”（《古代的巴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44—47页）。
[49] 《史记》卷40《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1页以下。
[50] 《包山2号墓简册》文书类“疋狱”、“案卷”等，释文参见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6—91页。
[51] 《左传》桓公六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5—116页。
[52]刘钊：《古文字中的人名资料》，《吉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关于文献中记载的禽兽虫鱼类人名，参见张孟伦：《汉魏人名考》，第37～46页。
[53]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渐》，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2—186页。
[5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203—211页。关于南阳里户籍的讨论很多，参见邢义田：《龙山里耶秦迁陵县城遗址出土某乡南阳里户籍简试探》，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744,2007年11月3日；张荣强：《湖南里耶所出“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黎明钊：《里耶秦简：户籍档案的探讨》，《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陈絮：《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5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
[56]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
[5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58] 户人名按照其里名推测，或许可以理解为均姓“郑”，参见邢义田：《汉代的父老、倬与聚族里居——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读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458—459页。奴婢本来是否有姓还不清楚，尾形勇认为汉代奴婢无姓（参见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89—101页）。关于早期的平民姓氏问题，另参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92—196页；徐复观：《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形式的形成》，《两汉思想史》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7—191页。
[59]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参见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5—82页。
[60]何宁：《淮南子集释》卷18《人间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90页。关于秦汉的岭南开拓，参见河原正博：《漢民族莘南发展史研究》，柬京：吉川弘文館，1982年，第3—46页。
[61] 《史记》卷114《东越列传》，第2979—2984页；《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37—3846页。
[62]李锦芳认为，早期百越地区的多音节人名，显示出胶着型语言特征的残留，参见氏著：《百越族系人名释要》，《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63]竹村卓二：《瑶族的社会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金少萍、朱桂昌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65页。命名法的独特性同时体现在姓名两个方面。另参谢剑：《排瑶命名制度浅释》，《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
[64]纳日碧力戈：《民族姓名的语言制约因素析要》，《民族语文》1990年第4期
[65]宇晓：《中国苗族亲子连名制初探》，《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
[66]走马楼出土汉武帝时期简牍尚在整理之中，已公布少量简文中有埚子、襄人、搞、周等人名，单名、双名并存，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组：《2003年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重大考古发现》，《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7—64页。
[67]长沙市文物考古所等：《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1—131页。如著名的光和六年李建诤田案卷，载有李姓的升、建、替、颜、条，精姓的宗、姬、张、昔等人名，即均为单名（第73页）。不过，东牌楼简编户人名资料不多，此点还不敢确认。
[68]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附刑徒姓名统计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1—145页。
[69]富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柴生芳、朱恒晔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70]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另参永田英正褊：《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286—287页。
[71]洪适：《隶释》卷15《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郑子真宅舍残碑》，第159—162页。
[72]罗开玉：《关于〈建安四年北江堋碑〉的几点认识》，《四川文物》2011年第3期。
[73]永田英正编：《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70—71、266—267页。
[74]永田英正褊：《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18—19页。
[75] 《史记》卷30《平准书》裴骃集解引如淳语，第1431页。
[76]牟发松：《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文史哲》2006年第6期。
[77]蒋华：《扬州甘泉山出土东汉刘元台买地砖券》，《文物》1980年第6期。胥浦汉墓出土的先令券书记有多个双名，年代是元始五年（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第1期）；浙江诸暨出土的建宁元年番延寿墓莂，记兄弟九人买山葬其父马卫将，出现了番延寿、马卫将两个双名，其中“延寿”是西汉常见人名。不过，这通地券的真伪还存在疑问，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墓券汇编考释》将其列入疑伪地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3—64页）。
[78] 《吴兴金石录》卷2，《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4册，第10698—10700页；《台州金石录附台州砖录》，《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5册，第11181—11231页。试举几例：俞龙唪（建武元年）、刘力门（大兴四年）、番有言（永昌元年）、高茂周（泰宁三年）、任景诚（咸和元年）、吴思功（咸和五年）。
[79]现在发现有题名的孙吴地券，券主多为官僚身份，人名均为单名，参见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234—243页。不过，南京燕子矶出土的孙吴墓砖中，有一个“陈少珍”，还不清楚是称字还是双名，图版和释文参见庄大明、凌波主编：《古代铭刻书法》，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35、173页。
[80]吴郡、会稽等地出土孙吴铜镜中所记镜师人名，均为单名，不知是否与官府控制有关，参见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第11期；《吴镜师陈世所作神兽镜论考》，《考古》1986年第11期
[81]洪适：《隶续》卷16《繁长张禅等题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9—431页。
[82]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4、78页。
[83]魏斌：《吴简释姓——早期长沙编户与族群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第32—36页。
[84]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1—2834页；洪适：《隶释》卷7《车骑将军冯绲碑》，第86页。
[85]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9—174页；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86]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8页以下。
[87]直至现代，岷江上游比较闭塞的村寨中仍有羌人有名无姓，与此相应，其人名译音的首字常常被作为姓使用（参见张联芳主编：《中国人的姓名》，第494—496页）。史籍中常见的羌人大姓，如弥姐、昨和、雷、党等（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9—107页），可能来源于其部落名。悬泉简中提到的“聊藏耶茈”、“聊良”等“种”名（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66页），可能就是部落名。
[88]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7318、401408页。
[89]魏斌：《吴简释姓——早期长沙编户与族群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第32—36页。
[90]伊藤敏雄：《中国古代における蠻夷支配の系谱——税役を心として》，《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第239—256頁。
[91]双名如何整齐化为单名，这一点很令人感兴趣。走马楼吴简记载的吏民单名中，有不少诸如邓客、蔡客、郑黑以及以狗、鼠、牛、羊、鹿、象、尾、角、爪等动物或其肢体命名的人名（参见高凯：《从走马楼吴简〈吏民田家莂〉看孙吴时期长沙郡民的起名风俗》，《寻根》2001年第2期）。与之相似的还有包山楚简人名中多见动物性用字。根据苗族人名习惯来看，这种带有很强俚俗色彩的单音节人名，在实际使用中常常会加上“子”、“儿”、“阿”等音节性虚字（参见张联芳主编：《中国人的姓名》，第281—283页；另可参见杨庭硕：《史载黔中苗族人名研究》，《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东汉也有溇中蛮覃儿健这样的人名。这种音节性虚字在登录户籍时大概很容易被省略。
[92]广州出土的东汉西晋砖文中，记有陈次华（永元十六年）、陈仰（永嘉五年）、陈仲恕（永嘉六年）等几位造砖者人名（参见陈永正：《岭南书法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页），遗憾的是人名数量很少，性质亦不能断定，还无法据此做进一步论证。
[93]杨双群：《魏晋南北朝碑刻人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2007年，第55—56页。
[94]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21—123页。
[95]陈垣：《史讳举例》卷5“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67—69页。
[96]关于南北朝人名与信仰的关系，参见吕叔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
[97] 《晋书》卷38《齐王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33页；《梁书》卷1《武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页；《南史》卷48《陆慧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91页。
[98]参见石云孙：《魏晋南北朝人小名》，《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99]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萧衍及东晋南北朝人小字”条：“东晋南北朝之人名，往往反映宗教信仰、民间风俗以及民族来源等。北朝石刻造像上所列大量社会中下层人民之名字，由于受士族传统文化影响较少，往往不以儒家经典命名。”（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7页）另参《廿二史札记》卷15“元魏时人多以神将为名”条，王重民： 《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16—317页。
[100] 《晋书》卷38《齐王攸传》，第1133页。
[101] 《晋书》卷81《桓宣传附族子伊传》，第2118页。
[102]张孟伦：《汉魏人名考》，第57—62页；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第60—61页。
[103] 《晋书》卷74《桓彝传附子豁传》，第1943页。
[104]释文参见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115页。
[105]洪适《隶释》卷17《益州太守无名碑》有永寿元年（155）滇池、建伶、桥栋、牧靡等地出身的故吏题名多人，大都残缺，可见的几人均为“单名+字”的题名形式（第176—177页）。
[106]释文参见汪宁生：《云南考古》，第115—120页。原释文“爨连迫”前衍一“爨连宁”，今不取。另参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爨龙颜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6—410页。
[107]王昶：《金石萃编》卷26《始兴忠武王碑阴》，《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册，第464—475页。按，此碑阴为萧秀碑题名，王昶误系之萧儋碑。题名有一千二百余人，可辨者约一半。
[108] 《南史》卷77《恩悻传》，第1935页。
[109]王国珍认为，“人名+子”现象的起因是表达亲昵（《社会语言学视角中定襄话的“人名+子”现象》，《修辞学习》2007年第5期）。
[110]骆晓平：《魏晋六朝汉语词汇双音化倾向三题》，《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4期。
[111] 《陈书》卷8《周文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37页。
[112]类似的改名经历也见于张敬儿和曹虎，如敬儿本名“苟儿”，宋明帝“以其名鄙”而改为敬儿（《南齐书》卷25《张敬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64页）；曹虎本名“虎头”，齐武帝以“名鄙”改为虎（《南齐书》卷30《曹虎传》，第561–562页）。不过，他们的新名仍未摆脱俚俗色彩
[113]王昶：《金石萃编》卷26《始兴忠武王碑阴》，《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册，第464—475页。
[114] 《南史》卷77《恩悻传》，第1935页。
[115]关于仁、孝在六朝隋唐时代的政治文化意义，参见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国家の思想耩造》，東京：校倉書房，1994年，第259—292页。
[116]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2“五代人多以彦为名”条，王重民：《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87—489页。
[117]陈立：《白虎通疏证》卷9《姓名》，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07页。
[118] 《礼记正义》卷7《檀弓上》，《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86页。
[119] 《三国志》卷48《吴书·孙休传》，第1160页。
[120]侯旭东：《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一尊卑、统属与责任》，《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21]陈立：《白虎通疏证》卷9《姓名》，第415页。
[122]释文分见洪适：《隶释》卷10《孙根碑阴》，第117—118页；王昶：《金石萃编》卷24《庐江太守范式碑》，《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册，第418—419页。
[123]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第119—122页。关于《赠钱名籍》的讨论。参见高村武幸：《漢代の地方官吏と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第199—236页。
[124]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第27—34页。
[125] 《晋书》卷10《安帝纪》，第249页；《梁书》卷33《王僧孺传》，第469页。更多的例子，可以参见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第62—65页。
[126]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27]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卷20《恃君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5—546页。
[128]赫克特（Michael Hechter）：《内部殖民主义》，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9—90页；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7—194页。
[129]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9～139页。
[130]陈寅恪：《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74—276页。
[131]在这个问题上的后续探讨，参见何德章：《北朝鲜卑族人名的汉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1996年，第39—47页；罗新：《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6—174页；罗新：《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7—149页。
来源：《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