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以赵普为中心
《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第二篇

    

一、引言

  北宋的经济发展,超迈前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夷考其事,实肇基于建国初期一系列之经济措施。《宋史·食货》下一云:

  自天宝以后,天下多事,户口凋耗,租税日削,法既变而用不给,故兴利者进,而征敛名额繁矣。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赋自赡,上供者殊鲜。五代疆境副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1]

  故宋太祖所承袭者,乃一残破之局面。在国境方面,北宋建国时之疆宇只区限于黄河中下游两岸,版图远较汉唐为小。《宋史·地理》一曰:

  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2]

  北宋政权既处于中原的开封,所统辖的境土还很狭小,而在中原地区之外,北边不但有强大的契丹(辽),在太原还有一个在契丹卵翼下的北汉;在长江流域,则有在四川的后蜀、湖南的楚、金陵的南唐、杭州的吴越;还有在两广的南汉、福建的闽;皆为独立之政权,有强大的军事或经济实力,与中原初建之宋政权旗鼓相当。因此,赵宋政权能否突破重重困难,以建立百年基业?抑或像五代各朝那么短促?这些问题,并不是一言可决的。此外,更严重的,是宋太祖所面对的内忧,比上述之外敌更难对付。因此,宋初君臣的努力求治,才能履险如夷,建下有宋三百二十年(960-1279)的基业,其初期的种种措施,实有过人之处。此中原因,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之核心。据初步研究显示,宋初所执行之种种政策中,以调整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尤以藩镇所辖地区之财政中央化,对宋朝之稳定和持续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故此,本文将就宋太祖时期的财政政策作一考察,这方面的厘清,或可使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宋代如何由列国分立,内忧外患的局面中走向统一,进而更成为我国经济繁荣的朝代。同时,在考察大量原始文献后,笔者发觉宋代史料中关于太祖一朝的事迹,尤以与太祖皇弟赵光义有关的事情,有很多不尽不实的地方。又由于同一原因,一般对赵普在宋初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十分了解,甚者则误解其操守不正,作人身之攻击。凡此种种,本文都试图把它弄清楚,因为笔者认为这些人物对宋初政局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需要特别注意。

二、宋太祖时期政策之制订者——赵普

  宋太祖赵匡胤是军人出身,父亲赵弘殷也是职业军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说:

  (赵匡胤)自殿前都虞侯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洊立大功。[3]

  故史言「宋太祖兴兵间」[4],乃是实录。太祖既为一军事人物,其识见当以军事方面较为擅长,而宋祖得位乃因周世宗英年早逝,留下了一个七岁的儿子为帝,由此而形成一个「主少国疑」的局面,给予禁军领袖赵匡胤千载一时之机。《韩非子·亡征》说:「婴儿为君,……可亡也。」[5]关于宋祖之取得天下,其母杜氏也有深切的了解。《长编》卷二曰:

  (杜太后)疾革,召普入受遗命。后问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呜咽不能对。后曰:『吾自老死,哭无益也,吾方语汝以大事,而但哭耶?』问之如初。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余庆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上顿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谓普曰:『汝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藏其书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6]

  学者多对此段文字存疑,认为属于孤证。其实,赵普「顾命」一事并不是孤证,相关记载又见于赵普〈谏太宗皇帝伐燕〉札子,其文曰:「伏自宣祖皇帝滁州不安之时,臣(赵普)蒙召入卧内;昭宪太后在宅寝疾之日,唤至床前,念有倾心,皆曾执手温存抚论,不异家人。」(按:此文在雍熙三年太宗伐燕时所上,时普为邓州节度使。)这是说,赵普与太祖的父母关系很不错,故两人在弥留之际,普均在榻前陪伴。[7]

  杜太后以此为「大事」,强调「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实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实上,杜太后是颇留心政事的。《赵氏族谱·宣祖玉牒》载:

  (太祖登极),太后并无喜容。左右进言曰:「臣闻谚语,‘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太后曰:「吾闻先圣有言,‘为君难’[8],天子置身于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而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太祖再拜曰:「谨遵慈训,不敢有违。」[9]

  又《东都事略·赵普传》曰:

  时昭宪皇后无恙,每与太祖参决政事,犹以书记呼普。尝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10]

  故此,杜太后遗命曰:「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实是对大宋百姓和赵氏皇族的前途所作的慎重考虑。五代时战争频密,人民流难,户口凋耗,皆由于政治之长期不稳定,而赵氏政权亦属新造,故必须由一成熟的君主治理。此外,五代的君主很多是短寿或中寿的,长寿的绝无仅有。[11]此种情况,杜太后可能亦体会极深,为平时所熟虑,因而在顾命时,把传位长君之意思仔细地嘱咐下来。这点对宋初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些枝节的问题,似乎与本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在宋初确是属于「大事」,对宋政权的发展影响深远,了解这些「大事」,对我们掌握宋初政治的发展很有帮助。

  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在公元960年陈桥兵变后,宋太祖所承继周朝的,只是一堆烂摊子。前面说过,宋太祖是一军事人物,而他所以能取代周朝,主要是凭借他担任后周禁军之最高统领「殿前都点检」这一职位和周世宗早逝而出现的一个机会。无疑,宋太祖在军事方面是有才能的,他屡立军功,又曾努力广交同袍[12],以扩大个人之影响力。但是,总的来说,宋太祖并没有治理国家的训练,其行政经验亦很贫乏。史称他「好学忘惓」的精神,多属史家虚美之词。《赵氏族谱·太祖玉牒》曾有以下的记载:

  (太祖)秉性沉厚、有大度量,好骑射为戏。太后劝他读书,太祖奋然曰:「……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世扰乱,儿娴习武事,他日有机可乘,得安邦定国,出人头地,不至虚负一生。」

  人们一直把宋太祖视为文武双全,史料中也曾遗留下一些「尽令武臣读书」的记载,是可以反映他努力研究治国之道;但是,在时间上,宋太祖是不充裕的。当他受世宗重用后,一直忙于打仗,因此,只可以说宋太祖是边学边做的。但是,太祖在世宗时代以至在即位后十多年间,居然没有犯上多少错误;整体而言,更把宋朝治理得相当好,使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纳入一个新秩序内,这种成就,是值得关注的。据笔者估计,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显德三年(956)与赵普相识,并招纳他成为最重要的参谋。环顾此一期间,赵匡胤身边的文士,赵普是最受亲信和重用的。由于得到赵普的辅佐,使宋太祖的事业蒸蒸日上;在短短十数年间,不但当上了皇帝,更能渐次削平诸国,并消除五代以来地方割据分裂和节度使不听中央指令等各种问题,使中央政府稳固地建立下来。这不但使宋政权能上继汉唐,并且在当时的世界上,占据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

  赵普既是赵宋政权的总参谋,得到宋太祖异常的倚重,故此,在这里必须先交代一下他的出身与经历。据《宋史》卷二百五十六曰:

  赵普,字则平[13],幽州蓟人。后唐幽帅赵德钧连年用兵,民力疲弊。普父迥举族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阳。普沈厚寡言,镇阳豪族魏氏以女妻之。周显德初,永兴军节度刘词[14]辟为从事。词卒,遗表荐普于朝。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质奏普为军事判官。宣祖卧疾滁州,普朝夕奉药饵。宣祖由是侍以宗分。太祖尝与语,奇之。时获盗百余,当弃市。普疑有无辜者,启太祖讯鞠之,获全活者众。淮南平,调补渭州军事判官。太祖领同州节度,辟为推官,移镇宋州,表为掌书记。

  就上文而论,除范质推荐赵普为判官或因刘词遗表外,普在成长后已受知于三人,即镇阳豪族魏氏,永兴军节度刘词和宋太祖赵匡胤三人。由此可见,赵普的才干,已为人所赏识。此外,普父迥有能力一徙常山,再徙洛阳,其「家世」绝非一般平民所能企及。故普元配乃豪族之女,或与其家世亦当有关。本传言「普少习吏事、寡学术」,似非实录。史称普弟安易「略涉书传,记性强,好谈事务,而疏阔不可用。初太宗尝问农政,安易请复井田之制。又以家本燕蓟,多访以边事。」[15]可略窥其门风与家学。所以赵普「寡学术」之评,当有值得商榷处。又赵普一生多次受别人的攻击,包括卢多逊、雷有邻等,而在太宗雍熙四年(987),陈王元僖曾上书荐普,更详细叙说赵普之屡受攻讦,其文曰:

  伏见山南东道节度使赵普,开国元老,参谋缔构,厚重有识,不妄希求恩顾以全禄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圣朝之良臣也。窃闻憸巧之辈,朋党比周,众口嗷嗷,恶直丑正,恨不斥逐遐徼,以快其心。何者,盖虑陛下之再用普也。[16]
 
  由此可见,历来根据宋初史料而对赵普之批评,未必能绝对公允,我们更不能遽据一二已受删改之史料,作为定论。

  相反地,关于宋太祖对赵普的倚重,历来记载甚多,今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于下:

  一、昭义李筠叛,太祖亲征,以普留守京师。普愿扈从。太祖曰:「赵普胜介胄乎?」许之。普因进策曰:「陛下初登宝位,光耀神武,挫英雄之气,服天下之心,在此举矣。且兵机贵速,不尚巧迟,若倍道兼行,掩其未备,所谓自天而下,可一战而擒也。」太祖用其策。(《东都事略》卷二十六本传)。

  二、维扬李重进叛,太祖问普攻取之策。普曰:「重进昧武侯之远图,守薛公之下计,不过缮修孤垒,以长淮为恃也。况其内乏资储,外无强援,以臣愚见,急攻亦取,缓守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矧陛下以顺讨逆,何忧哉。」不逾月,遂诛重进。(同上)

  三、普始为相,太祖命薛居正、吕余庆参知政事以副之,不知印、不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书而已。事无大小,一决于王(赵韩王普)。(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

  四、太祖宠待韩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骧劾奏普强市人第宅,聚敛财贿[17]。上怒叱之曰:「鼎铛尚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同上)

  五、吕颐浩言:「……臣尝见太祖皇帝与赵普论事数百通,其一云:『朕与卿平祸乱以取天下,所刱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56)卷六十一,绍兴二年十二月癸巳条,页1047。)

  六、宋太宗曰:「太祖朝,赵普在中书,其堂帖势重于敕命。」(《长编卷四十》)

  纵观赵普一生,尤以在开宝六年罢相前,极受太祖倚重。据张其凡的分析:「在赵普独相的十年间,中书无事不统,赵普权尊任重。」[18]又《东都事略·赵普传》对赵普谋收节度使之权有精简的记述,其文曰:

  自唐以来,方镇多以赋入自擅,而上供殆鲜,场院率令部曲主之,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输额之外辄归己,或私纳货赂以事贡奉,用冀恩奖。普劝太祖革其弊。方镇阙帅,命文臣权知,所在场院,间遣京朝官廷臣监临。诸道置转运使,诸州置通判,使主钱谷,自是,利归公上矣。又数遣使者分诣诸道,选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京师以备宿卫,教习精练,太祖每御便殿临试之。不数年,兵甲精锐,府库充实,皆普之谋也。

  由此可见,宋初的大政方针,皆出自赵普的策划。

  赵普既是宋初政策的主要策划人,当时的军政大事,如「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是太祖在赵普家中确定的。《东都事略》本传云:

  太祖尝夜幸普第,立风雪中,普皇恐出迎,太祖与普饮于堂中[19],设重裀地坐,炽炭烤肉,普妻和氏行酒,太祖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太祖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矣。愿闻成算所向。」太祖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太祖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太原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矣。」

  日后的发展,悉如普议。

  除了因为受知于宋太祖外,赵普本身刚强的性格,亦对宋初政治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东都事略》本传又载:

  尝为某事择官,列二臣姓名以进,太祖不用。明日,复奏之,又不用。又明日,复奏之,太祖怒,裂其奏掷陛上。普颜色自若,徐拾奏归补缀,明日复进,太祖悟,乃可其奏。后二臣者果称职。

  又《宋史·石守信传》记:

  太祖(既以杯酒释诸将之兵权,)欲使符彦卿管军,赵普屡谏,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兵权,太祖不从。宣已出,普复怀之,太祖迎谓之曰:「岂非符彦卿事耶?」对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罢,乃出彦卿宣进之,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普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侏(左人+右离)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太祖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厚,彦卿岂负朕耶?」普对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

  又《宋史·赵普传》云:

  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某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故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赵普不但对其十分信任之太祖,屡加规谏,甚至对太宗亦献其忠诚,务求人主大公无私。《东都事略》本传云:
 
  侯莫陈利用以左道得幸,为郑州团练使,骄肆僭侈,大为奸利,普奏其事,太宗为黜之商州。普固请诛之。太宗曰:「岂有万乘之主而不能庇一人死乎。」普曰:「此巨蠹也,陛下不诛,是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太宗悟,遣使诛之。既而又贷其死,使者至,而利用死矣。

  观上数事,足见赵普真「能以天下为己任」,故《宋史》本传论曰:

  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求其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若宋太祖之于赵普,可谓难矣。……及其当揆,献可替否,惟义之从,未尝以勋旧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罚而薄敛,三百余年之宏规,若平昔素定,一旦举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终身以轻动为戒,后皆如其言。家人见其断国大议。闭门观书,取决方册,他日窃视,乃《鲁论》耳。……普为谋国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龟圣模,宋之为治,气象醇正,兹岂无助乎。

  给予赵普极高却极公允之评价。同时亦可由此窥见赵普于赵宋政权确有创制立法的功绩了。

  总括而言,赵普一生正值五季中后期及赵宋建国之初期,他因时际会,得到了宋太祖的倚重和亲信,遂能以一介书生,一跃而成为赵宋政权之奠基人和宋初制度的策划人。其后因普与太宗时「尝有所不足」(《长编》卷三十三),又「当普忤旨,左右争倾之,(吕)余庆独为明辨,上意稍解。」(同上,卷十四),则以赵普以宠衰罢,而宠衰实由别人之攻击所致。政潮凶险,有非外人所能明也。而普一生之事迹,遂被加上许多污点,如「贪权」、「贪财」、「寡学术」、「鄙夫」等等不名誉的评价,而其一生功绩遂多为人所忽略。这不但是赵普个人的不幸,亦影响了我们对宋初政治发展作出较公允正确的判断。因此,我们对赵普的事迹及评价,实有继续深入探讨的需要。

三、宋初以收回地方财政权为目标之政策制订及推行

  要明白宋之所以能建立长治久安之百年大计,当先明白唐之所以致乱之由。钱穆先生说:

  唐代设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成为一独立机构,不属于三省。……唐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此即所谓「分巡」、「分察」。……唐德宗时,尚书六部,每两部各设御史监察一人,谓之分察。分巡则分全国为十道,派去监察之御史,称为监察使,后改巡察按察诸称,最后称为观察使,意即观察地方行政。在唐代,无论其官名为巡察使、观察使,派到各地区活动巡视观察,实际上则常川停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之长官,地方行政权掌握在手,其地位自较原置地方官为高。故唐代监察使,本一御史官,而逐渐演变成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州县地方压抑在下面。使地方行政变为三级制,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成为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假如此监察使巡视边疆,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在其地区,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亦由节度使掌握,于是便形成了「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军阀割据。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安史之乱,即由此而生。而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形强大,……最后终于把唐朝消灭了。[20]

  钱穆先生精确地把唐亡之原因指出:藩镇割据,形成尾大不掉。五代可以说是晚唐的延续,故宋太宗说:

  五代之际,生灵凋衰,周太祖自邺南归(汴京),士庶皆罹剽掠,下则火灾,上则彗孛,观者恐惧,当时谓无复太平之日矣。」(《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吕蒙正传>)

  其实在陈桥兵变之际,赵普已特别注意控制诸将,使不为暴乱。《长编》卷一记将士推戴宋祖时,赵普对诸将发表了一次关系重大之说话。

  普顾谓匡义曰:「事既无可奈何,政须早为约束。」因语诸将曰:「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案:是指慕容延钊的军队。)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皆许诺。

  赵普的一遍说话,为赵宋政权开启了新局面。赵匡胤以和平过渡之方式,使宋政权一开始便与五代截然不同。「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赵宋却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民心的措施。他们不但「优礼柴氏子孙」[21],并形式上保留了后周政权的三位宰相,并下诏褒奖因效忠柴氏而被杀的韩通为「中书令,以礼葬之。」[22]这些措施,更加巩固了赵宋政权的地位,并显示出赵宋政权是异于五代的。诚如普言:「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这些措施,不但使百姓耳目一新,而且使当权者能顺应此时机而实行新的政策。对于改革五代的弊政,这种稳定的局势是必须的。而最能掌握此种时机并加以利用的就是赵普。普在赵宋建国后,因得太祖倚重,官位升迁极速,据《宋史》本传,赵普于建隆元年平上党后,迁兵部侍郎、枢密副使。建隆三年,拜枢密使、检校太保。又据近人张其凡研究,宋初,仍五代之旧,枢密院为中央事权的核心,范质等三相及枢密使吴廷祚,「自以前朝旧臣,稍存形迹。」到了乾德二年,三相皆罢,赵普独相,中书威望,由此大增,朝廷事权,又从枢密院回到中书。[23]由此而言,赵普在赵宋建国初期,至开宝六年八月罢相,先后凡十四年,皆为宋政府之核心人物。长编卷十四说:

  普……沈毅果断,以天下事为己任,上(太祖)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

  赵普既得君倚重,乃竭力尽忠,筹谋治国之道。在讨平李筠和李重进后,赵匡胤在国内外的声望日增,而国内亦无重大之反对势力,于是太祖与赵普今儿讨论长治久安之道。《长编》卷二说:

  初,上既诛李筠及重进。一日,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鬬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榖,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赵普确有见于唐末五代以来,天下丧乱之主因,在「方镇太重,君弱臣强」,故其所考虑之对策,亦以此为出发点,以图全面改善此种本末倒置的局面。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收紧方镇在政治、财政和军事的权责,使中央政府之权力能再次凌驾于地方之上,以便作出有效的统治。这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不但在宋初三、四十年间从未间断地执行,并终于成为宋代的一个基本国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普极重视以和谐手段以达致其目的。在前文中,赵普一再强调「自然宁谧」、「天下自安」的方针,俱能反映出赵普重视争取和平方式已达致上述的目标。

  赵普既要以和平手段达到中央集权的目标,故其采取的手段是循序渐进的。他首先要求宋太祖收回禁军将领典兵之权,而易之以资望较浅、容易控制的将领。今先列出宋初诸将升迁后的职位。《长编》卷一曰:

  石守信……为归德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常山高怀德……为义成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厌次张令铎……为镇安节度使、马步军都虞侯;王审琦……为泰宁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辽人张光翰……为宁江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安喜赵彦徽……为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其翊戴之勋也。……先是,……韩令坤领兵巡北边,慕容延钊复率前军至真定。上既受禅,遣使谕延钊与令坤各以便宜从事,两人皆听命。己未、加延钊殿前都点检、昭化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二品;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

  太祖最初的意图,是任命自己一班亲信将领典领禁军,似乎未发觉其中危险。当二李反抗活动平息后,赵普便多次提出要求太祖释去诸禁卫将领典掌禁兵之权。《长编》卷二曰:

  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案:「乘间」者,是指其乘着太祖询问长久之计而言。)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上悟。

  经过赵普的仔细分析,遂有史称「杯酒释兵权」之事发生,此时为人所熟知,故不赘。然有一点当注意者,诸将之释去兵权,乃是单指其中央禁军之领导权,而「出守大藩」,不但仍保留若干兵权,同时更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作为交换条件。据李焘《长编》卷二子注曰:

  太祖与赵普之意,但不欲守信等典禁军耳。岂不令守信等各居方镇邪?太祖云为天下不若为节度使乐,是欲守信等出为节度使也。……朱文公曰:「赵韩王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灌,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

  值得注意是:收藩镇之权与罢诸将典掌禁军之权,是两件有关而不相同的事。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一曰:

  上(高宗)曰:『唐末五季藩镇之乱,普能消于谈笑间,如国初十节度,非普谋亦孰能制,辅佐太祖,可谓社稷功臣矣。」

  宋太祖与赵普实行释诸将兵权,其直接目的当然是减少禁军叛变的危险,而其令诸将「出守大藩」,却间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量。因为,这些开国功臣都是拥护赵宋政权的,他们出守大藩是一种政治交易,也可视作一种买卖,双方均是在和平亲善的环境下达成协议的,因此,他们大致上可被视为中央政府的紧密追随者,把这些人分派到各地也可显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的加强。这种效果似乎未有文章提及。

  在解除了禁军叛变的威胁后,赵普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当以收回方镇的财政权最为重要。《东都事略·赵普传》曰:

  自唐以来,方镇多以赋入自擅,而上供殆鲜,……(赵)普劝太祖革其弊。方镇阙帅,命文臣权使,诸州置通判,使主钱谷;自是,利归公上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三亦说:

  宋太祖皇帝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是外权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簿渐为积密。

  这一命令是使地方除必要支出外,凡金帛之物须送交中央,加上对文书工作的加强,地方因缘为奸的机会便减少了。到了乾德六年,朝廷更下达了一道诏书,内容如下:

  诏诸州通判官粮科院至任,并须躬自检阅帐籍所列官物,不得但凭主吏管认文状。(同上)

  这些命令主要是加强对地方财务的管理,以防地方吏员侵吞官物。陈氏止斋曰:

  国初上供,随岁所入,初无定制,而其大者在粮帛银钱诸路米纲。(同上)

  马端临的按语说:

  上供之名,始于唐之中叶。盖以大盗扰乱之后,赋入失陷,国家日不暇给,不能考核,加以强藩自擅,朝廷不能制,是以立为上供之法,仅能取其三之一。宋兴,既已削州镇之权,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大权在上,既不敢如唐之专擅以自私,献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隳乱而难考,则虽按籍而索,锱铢皆入朝廷,未为不可,然且犹存上供之多,取酌中之数,定为年额,而其遗利则付之州县椿管,盖有深意:一则州郡有宿储,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则宽于理财。(同上)

  此外,陈氏止斋又说:

  承平日久,国家盖务宽大,诸郡钱物,往往积留,……以此见得开国以来,讫于至和,天下财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泽,于此见矣。……国初未尝务虚外郡以实京师。(同上)

  马端临于此加了详细的按语,他说:

  按乾德三年有诸州金帛悉送阙下之诏。……止斋遂以实录不载前诏(即建德三年诏)为疑。盖唐末而方镇至于擅留上供之赋,威令不行故也。宋兴而州郡不敢私用留州之钱,纪纲素立故也。既欲矫宿弊,则不容不下干德之诏。然纪纲既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则不妨藏之州郡,以备不虞,固毋烦悉输京师而后为天子之财也。(同上)

  由此可见,宋初在收紧对地方财政的管理,已十分成功的,因此,后来因为官吏知有朝廷,中央才渐渐放松了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容许部分财物留存在州郡,以备不时之需。叶适对此问题有总结性的论述。他说:

  唐末藩镇自擅,财赋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变,屡作排门安肆以受科敛之害,而财之匮甚矣。故太祖之制诸镇,以执其财用之权为最急,既而僭伪次第平一,诸节度伸缩惟命,遂强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财在上也。(同上书,卷二十四)

  由于收回地方财政之权,使中央的财政充裕,从而完成了统一南方的局面。《文献通考》卷二十四云:

  宋兴而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祖宗因其畜守以恭俭简易,……百姓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

  所以,《宋史·食货志》上一曰:

  宋承唐五季之后,太祖兴,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

  宋初不但「除藩镇留州之法」,亦着重轻徭薄赋,因时制宜,以纾民力。《宋史·食货志》上二曰:

  赋税自唐建中初,变租庸调法,作年支两税,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期而苛敛,增额而繁征,至于五代极矣。宋制岁赋,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曰民田之赋,……曰城郭之赋,……曰丁口之赋,……曰杂变之赋,……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榖、曰帛、曰金钱、曰物产是也。……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输,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迟速,视收成早暮而宽为之期,所以纾民力。诸州岁奏户帐,具载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两税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

  除此之外,又鼓励百姓垦荒,以增加耕地面积。《宋史·食货志》上二又曰:

  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繇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芜。太祖即位,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选官分莅京畿仓庾,及诣诸道,受民租调,有曾羡者辄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弃市。[24]

  关于保障农民,以防水旱天灾者,则置义仓。《宋史·食货志》上四曰:

  太祖承五季之乱,海内多事,义仓寖废。干德初,诏诸州于各县置养仓,岁输二税,石别收一斗。民饥欲贷充种食者,县具籍申州,州长吏即计口货讫,然后奏闻。

  以上是地方州县一级的财政安排。而实际掌管州政的,则是由中央直接委派到地方各府州军监的知州与通判。《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载:

  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掌总理郡政,宣布条教,导民以善而纠其奸匿;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其赋役、钱榖、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凡法令条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属;有敕宥则以时宣读,而班告于治境;举行祀典;察郡吏德义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软不任事,或奸贪冒法,则按劾以闻;遇水旱,以法振济,安集流亡,无使失所。……分曹以理之,而总起纲要。凡属县之事皆统焉。

  据此,则知州(府、军、监)之权责十分宽广,如在重要的军事重心,知州并兼有军事之权,则军民之政,并属焉。中央政府为加强对地方之控制,故设立「通判」以监之。

  《宋史·职官志》七又云:

  宋初惩五代藩镇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25],命刑部郎中贾玼等充。建隆四年,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史、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时大郡置二员,余置一员,州不及万户不置,武官知州,小郡亦特置焉。其广南小州,有试秩通判兼知州者。职常卒贰郡政,凡兵民、钱榖、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

  地方州郡之军政,既由知州、通判所掌,故节度使终成一虚衔。《宋史·职官志》六曰:

  节度使,宋初无所掌,其事务悉归本州知州、通判兼总之,亦无定员,……遵唐制,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

  宋太祖与赵普既在「谈笑间」削去节度使之军、财、民、刑之大权,故自唐中叶以来方镇之祸,遂告终结,而赵宋初期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目标,亦同告完成。

四、结论

  根据上文的讨论,宋初君臣所需要应付的最重要问题有二:一、如何能平定列国,统一天下?二、如何改变唐末五代以来,战斗不息、方镇抗命的局面?这两个问题之解决次序为如何?

  我们知道,宋太祖是军人,在处理国事方面是欠缺经验的,所以他必须倚信文人,以助他作有效统治。赵普在滁州受知于赵匡胤后,便成为了他的总参谋;宋太祖因适逢千载一时之机会,登上皇帝的宝座。自此以后,君臣相知甚深,赵普地位亦升迁极速,数年间便成为宰相,被太祖视为「社稷臣」。由于得到太祖的信任,使赵普能「以天下为己任」,在宋初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为宋朝立下三百余年之基业。首先,赵普力劝宋太祖往亲征反对宋政权之李筠和李重进,一方面解除了后周政权再起的危险,一方面更为宋朝建立威信与声望,显示出宋政权之军事实力,这对宋政权之稳定,十分重要。其次,在消除了地方之反对势力后,赵普劝服了宋太祖,要他解去禁军将领典领禁军之权,并加强对禁军的直接统制。这种措施的目的,是要彻底消除五代以来将领叛变的危险,使宋政权更加安全稳固。另一方面,这些将领「出掌大藩」,也间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要彻底地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之控制,就必须减损以至解除节度使之权力,以求集权中央,消除五代以来方镇擅权的局面。由于宋政权在初期能够做到以下数点,他们的力量才能不断扩大:

  一、和平过渡,市不易肆,争取民心。

  二、仍重任周朝大臣,保持了政府的稳定。

  三、宋祖亲征,速平二李,威信骤增。

  四、善于处理与诸将之关系,故能一方面解除兵变的威胁,一方面使其协助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亦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日增,使它对加强地方(尤以藩镇)的控制时,不致引起地方势力反抗。

  行政指令的下达和有效地执行,是以中央政府的「实力」为基础的。一个没有实力的中央政府,它的命令便成为虚文,为受文者所轻视(如唐末)。宋政权实力既增,便逐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首先,在建隆三年三月,收回司法权[26]。同年十二月,削夺节度使镇将之权[27]。次年四月,始置诸州通判(见前);六月,「初名朝臣知县」[28];乾德三年,命诸州,除度支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都下,不得占留(见前)。凡此种种,具以减方镇擅权之祸,增中央政府之威信与实力,以备日后整军经武,一统天下之需要。在太祖夜访赵普的一席话,反映了其确实掌握形势的发展。也由于宋廷大致上跟随这方针用兵,使得宋朝能以较少兵力就能评定较弱的南方诸国,除了消除南方政权之威胁外,更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从上述所论各项事实,足见赵普在宋初的地位非常重要。他不但不费一兵一卒便能解决了诸将典兵、方镇擅权的大患,更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使财政权集于中央。有了充裕的经济力量后,再派出精锐的禁军去削平诸国,使宋朝在十数年间便彻底消除了唐末五代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是中国复归统一[29],并奠下了赵宋三百二十年的基业。本文的副题:「以赵普为中心」,就是希望人们在研究宋初这段历史时,不要忽略这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稷臣。

注释:

[1]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卷一百七十九,页4347。

[2]同上书,卷八十五,页2093。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中华书局,1979),册2,页1。

[4]《宋史》,卷九十八,页2421。

[5]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卷五,页268。

[6]李焘,前引书,页46。此即世传「金匮之盟」,近人认为此事乃子虚乌有(如张荫麟)。但李焘对此事之始末考究甚详,大略谓「太后以周郑王年幼,群情不附,故令太祖授天下于太宗。」是「太后顾命,独指太宗」。而当时「太宗实不在旁也。」李焘更力辩「廷美……母耿氏,实太宗亲语宰相,《国史》着之,其迹甚明,不知(《建隆)遗事》果何所据乃云尔。……况所谓《建隆遗事》者,亦不必皆出于(王)禹偁所也。」按李焘对宋初事迹,曾精心探讨,除《长编》外,曾编著《赵普别传》(见周益公(必大)《大全集》续卷二十六),故若就李氏当时可见之史料及见闻而论,他的论证实相当严密,后人若没有其它史料证明、而只从中推测估计,则我们应当视李氏的结论是较公允可信的。

[7] 《宋史》本传论言普「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也反映其与太祖一家的特殊关系。

[8]笔者按:“为君难”语出《论语.子路》。很多学者认为杜太后引用蒙学课本《论语》,又不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强求所生的孩子都能为皇帝的主观愿望,真是「不识大体」。然而,历史上被公认为「刚猛果断」的胤禛(雍正皇帝),在其即位之初,即御书「为君难」扁额于其养心殿内,又刻制多方「为君难」印玺,钤于书画起首处,作为警惕自勉。今其中一方「为君难」印玺即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参见〈雍正帝刻“为君难”以自勉〉, http://mag.epochtimes.com/b5/156/7405.htm。笔者认为,杜太后所言实极具睿智,绝不可视之为愚妇。其实,仅仅在两年之前,杜太后曾亲自目睹因年青的柴荣(周世宗)之夭逝而亡国,故难免为其皇族之荣替而忧心忡忡。所以,她曾说:「天子置身于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而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此外,太祖好饮酒,或已出了点毛病,为杜太后所熟知,也有可能。然此仅为推测之词,尚乏证据。

[9]赵锡年参订《赵氏族谱》线装四册,收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CS1169.C43C5 1927b。

[10]王称《东都事略》(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丛刊:第4种,1991),卷二十六,页431。

[11]如后唐庄宗李存朂崩年四十二、晋高祖石敬瑭崩年五十一、汉高祖刘暠崩年五十四、周太祖郭咸崩年五十一、周世宗柴荣崩年三十九。以上俱见《五代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一<帝号>条。

[12]宋太祖交结同袍的史料很多,今只举出两事。《宋史》卷二百五十一,页8835曰:(慕容)延钊与太祖友善,显德末太祖任殿前都点检,延钊为副,常兄事延钊;又卷二百五十,页8824言:(赵)彦征,真定安喜人,与太祖同事世宗,太祖兄事之。

[13]士人的字号,多与其名相称,且以寄托其思想抱负者。笔者相信普字则平,是指以屈原(名平)之忠贞爱国之志为法则。

[14]《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新五代史》卷五十有传。

[15]赵安易事见《宋史》卷二百五十六附传。

[16]关于赵普事迹,可参看张其凡《赵普评传》(北京出版社,1988);唯赵普事迹曾被删改,请参考蒋复璁之<宋太祖实录编纂考>及<宋太祖时期太宗与赵普之政争>两文,均收于氏着《宋史新探》,正中书局,1964。陈王元僖之原文载《宋史》赵普本传。

[17]关于赵普贪财之说,历来都是其多受抨击的主要原因,除雷德骧外,卢多逊也曾对赵普加以攻击。他说:「普尝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广第宅,营邸店,夺民利。」(《长编》卷十四)此外,全师汉升在<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中,指出宰相赵普也有私营木材的嫌疑,认为他很贪心,并强调「凡是遣亲吏或亲信往来秦陇市木的人就是等于自己私贩木竹,绝对不能只诿过于亲吏」,「退一步说,就是赵普市木为的是要修房子,也用不了多少木材,不必‘联巨筏’那么大的规模来运送。」(页58至61)笔者有不同见解。据《长编》卷十四载:「枢密副使沈义伦居卑陋,处之安然。当时贵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陇间,以营私宅。义伦亦尝市木为母营佛舍,因奏其事。上笑曰:尔非逾矩者。知居第尚不葺,因遣中使等案图督工匠五百人为治之。」保案:此条可反证市木秦陇并不一定为营利,同时冒禁之风也很盛,非可独责赵普一人。再者,《宋史·赵普传》言:「吏因之窃货大木,冒称普市,货鬻都下。」史文既明言这些木材为吏私售于市,则不可说为「是赵普叫他去做的。」又如,‘联巨筏’的规模究竟如何?史文并没有确实数目,故用 ‘那么大的规模’来形容似不太合适。同时,沈义伦是枢密副使,太祖已命五百名工匠为其建造居所。与沈氏相比,赵普以宰辅之专,且深获太祖之倚重,其屋宇之规模宁可狭少耶!如是,则普第需用之木材自然相当之多,故‘联巨筏’的规模可能有实际需要,也不一定要藉此图利。又同传载其收受钱俶之瓜子金,乃宋太祖的一个策略,不能视作一般贪污事件。因此,笔者对赵普是个贪心宰相的说法,并不同意。

[18]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又张氏《宋初政治探研》(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卷一,页19-68〈中书事权〉有更全面的讨论。

[19]《长编》卷九载此次会议,晋王亦参加了这次讨论,但从始至终,光义未发一言,故笔者疑光义实未参与此次重要的讨论,《东都事略》得其实矣。又下文云:「吾意正如此,特以试卿耳。」似亦可疑;其事当为太祖对列国并立的情形,十分不安,以致睡不着,风雪中往找其谋臣。当普道出了「先南后北」的优点后,太祖以为甚对,但却不肯直认只有普才想得如此完备。

[20]钱穆<唐代制度之得失>,载孙鼎宸编《新亚书院文化讲座录》,香港新亚研究所,1962,页16-17。

[21]《長編》卷一,頁3。

[22]《長編》卷一,頁6。

[23]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24]可参考金中枢<宋初严惩赃吏>,载《中国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台北: 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78。

[25]参考谢兴周《宋代府州通判制度之研究》,新亚研究所1986年硕士论文,新亚研究所图书馆藏。

[26]李(上直+下土)《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建隆三年「三月,初令大辟奏案刑部详覆,以止藩镇专杀。」

[27]李(上直+下土),前揭书,卷一建隆三年十二月「诏诸县贼盗鬬讼,令县令尉领其事。自万户至千户,置弓手有差。镇掌唯得掌郭内。」

[28]前揭书,卷一。

[29]宋朝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最大的原因是由于辽朝的强大,故未能恢复故土。事实上,在五代时,辽朝曾两次入据汴京,推翻后唐、后晋的统治,实力非常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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