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中国经济史研究》附录

  全汉昇先生,广东顺德县人,民国二十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进入中研院史语所,潜心于中国经济史之研究。l949年以后,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新亚研究所,讲授中国经济史。l984年当选台北中研院院士。全先生治学,务实求真。半世纪来专题著述甚多,上自魏晋以迄战前,绵延壮阔,根基深厚。他的学术见解与成就,举世重视。本文拟将他在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贡献作一简略介绍,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读者如果希望作进一步了解,请参考文后所附全先生著作目录。

一、唐宋帝国与运河

  在中国经济史上,全先生对于唐宋时期的研究,贡献最著。《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尤为千古不刊之作。在这本书里,他把运河的重要性,即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根据史实作生动的叙述与有条不紊的因果分析。这一创作的学术价值,不仅在唐宋史研究上极为重要,即对于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亦有莫大贡献。中国自商周以至秦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都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广大地区多未开发。但是,从魏晋到隋唐的几百年间,中国经济南Jt’,–大区域的相对生产力发生空前变动。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北方由于战乱频仍,胡人入侵,生产大受破坏,汉人大规模南移。结果,北方经济衰退,南方不断开发。当中国再度统一(即隋唐时代),南方的长江流域,无论农、工、商、矿各业,都驾凌北方之上。南方于是取代北方,一跃而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

  他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近代轮船兵舰发展以前,海洋实为天然屏障。中国边患,因此都在北方。历代都必须在北方沿边布重兵,以防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入侵。同时,为了便于了解边情,控制边郡守军,以收指臂之效,中央政府也仍有设于北方之必要。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维持边境庞大驻军和首都的皇族及朝廷大小官员的生活,便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把南方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大量北运。然而,中国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沿海交通在轮船发展以前又多危险(风暴及海盗)而不可恃,于是有建设一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之必要。隋炀帝之开凿运河,主要原因在此。这条运河把北方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对于盛唐武功有元比贡献。以后这条运河能否畅通,也和唐宋帝国国运息息相关。  唐初行府兵制,兵农合一,且中央政府机构还算简单,国都所在地的关中,粮食供需尚不致大相悬殊。可是到了7世纪后半的高宗时代,朝廷机构大为扩张,长安人口膨胀,同时府兵制又渐变为募兵制,军需民食大增,关中粮食供应便大成问题。原来隋炀帝修运河,自洛阳以达长江下游。从洛阳到长安一段,有三门险滩,尚未顾及。所以,唐初南方物资,可藉运河畅运洛阳,却难以大量输送至长安。高宗于是设洛阳为东都,此后直到玄宗(713—755)前期,天子及从臣常于春夏间东幸,甚或常驻洛阳,时人称玄宗为“逐粮天子”。玄宗后期,由于名臣裴耀卿和韦坚相继改善河道运输——改直运为分段运输、修陆路绕三门险滩、关中另开运河以达长安——成效大著,江淮米粮及其他物质,可源源运至关中。最盛时年达四百万石。玄宗非但无须就食东部,而且可倾力向西北发展,大唐帝国声威远播,使开元、天宝年间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安史之乱(755_763)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运河的浚修与维护大不如前,运河的交通又不时被地方兵将阻断,大大地失去了联系南方经济重心和北方政治军事重心的作用,唐朝国势于是中衰。吐蕃、回纥相继侵凌。到末年各藩镇自擅兵赋,互相争夺,运河水道破坏,长安供应被切断,政府财政破产,李氏王朝便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五代期间(906q60),没有一个帝王能控制运河沿线地区,他们的政权也无法长久维持。

  北宋建都开封(汴州),在黄河平原上,与辽及西夏对峙。就地理形势来说,元险可守。一旦有患,实防不胜防。然而,和长安或洛阳比较起来,开封有一大优点:即长久以来它已成为运河南北交通枢纽,容易获得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尤其北宋行中央集权,首都拥重兵,对于粮食的需要更比唐代为巨。开封的这个优点,对于宋太祖选择国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从南方运到这里的粮食,每年多达六百万石,甚至高达八百万石。此外尚有其他货物,源源到达,支持北方军糈民食。北宋之能长久和北边及西北二大异族抗衡,运河一脉畅通,联系南北,贡献莫大。到了徽宗时候,蔡京用事,政府用于购买粮食的巨额准备金消失,又改分段转运法为直运法,结果北运米粮大减。钦宗时,汴京被金人围攻,运河上游又被盗贼破坏而溃决,河水浅阻,漕运不通,北宋军事上难以支持,终于崩溃。

  此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宋金二国以淮河为界,对立了一个世纪,以后分别为新兴的蒙古所灭。据全先生观察,宋金对峙,运河南北二段分属二个不同的政权,而且北段完全淤塞,失去了沟通南北经济大动脉的作用,使宋金二国国力变得分散而薄弱。另一方面,杭州居运河南段终点,和长江南岸的镇江相连。长江诸路财赋,可以经由镇江人运河而达杭州,源源供应。南宋所以能偏安一隅,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运河的经济功能仍然是个重要因素。

  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对于商业发展与都市化的研究。首先,为探讨交通运输对都市发展的可能影响,他选择这个时期运河沿岸三个重要城市——扬州、开封(汴梁)、杭州(临安)——作深入观察。其中开封及杭州分别为北宋与南宋首都,由于政治及军事上的重要功能,加上运河交通便利,使它们很快地成为庞大的商业城市。这二个大都市有个共通的特点,即首都所在,有大量人口(官员、军人、学生、地主、游客……)能将首都以外的财力转移到这里,以供消费。因此,它们的购买力很大,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货物到这里来销售。例如,开封所需粮食及工业品(丝织品、漆器、书籍、纸、笔、砚等),大都从东南的皖、苏、浙、闽、赣等地输入。药材和一部分丝织品,取给于四川。此外,木材取给于山西、陕西;盐来自山东、山西;铁器及陶器分别从河北、陕西输入;奢侈品如象牙、珍珠、香药之类来自海外;战马自西夏、于阗而来。这种消费性城市的扩张,促进国内商业的发展;交通运输的便利,又加速都市的膨胀①。

  扬州的兴起,在经济史上更具重要性。唐宋以前,中国都市大都由于行政或军事功能而形成。从这个观点来看,开封和杭州在宋代的繁荣,仍不脱离传统,不过规模远较前代为大而已。扬州在唐代的繁荣及以后取代扬州而兴起的真州,却纯由其商业功能的发挥所致。在《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一文中,全先生阐述这个城市在唐代繁兴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于它“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上,为南北交通要冲,实是全国货物最理想的集散地”。不但南方盐、茶、药材各货,即海外舶来品,也多集中于此,再经运河北运销售。商业发达,工业、运输业、金融业等亦相应而生。除商业大都会的兴起外,他也发现宋代若干地方,或由于交通方便,便于商品集散,或由于人口增加,由虚市演变为市镇(见《南方的虚市》一文)。商业功能城镇的出现与增加,象征着都市发展的新阶段。全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地起了带领作用。

  其次,唐宋时代经济和以往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方向的转变。中国在唐宋以前的国际贸易,多沿“丝绸之路”与中亚各国交易。唐宋以还,由于南方的开发,航海技术的改进,及阿刺伯商人在海上的活跃,中外贸易大都转移到东南沿海。唐宋时期,中国沿海国际贸易商埠相继勃兴。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在唐代和北宋,广州更居首位。全先生在《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一文中,对于当时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广州在国内外贸易所扮演角色,作了一番切实的考察。根据他的研究,宋代广州输入品多为珍珠、象牙、犀角、香药等奢侈品。这些货品大多来自南洋。输出品则多为工业制造品,如五金、布帛、瓷器、漆器。此外,铜钱输出很多,广泛流布海外,遍及日本、南洋、印度、非洲东岸,几成为国际货币。

  宋代国际贸易的经营,阿刺伯商人最为活跃。但是,华商和中国官吏经营南洋贸易者也很多。无论外商或华商,他们也从事广州与国内各地问的贸易。例如,将进口外货及两广多余的米盐,运销各处。当时广州与国内交通路线,大致有二条:一条沿着现今粤汉铁路或附近北上,通长江西至四川,或经运河以达华北。另一条则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城市。广州的繁荣是建立在转运贸易之上。这也是由于发挥商业功能而兴盛起来的城市(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尚有其他重要贡献,将并人下节论述)。

二、货币经济

  中国经济自先秦至两汉,金属货币的使用有逐渐推广的趋势。但是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期间,货币发展开倒车,实物货币盛行,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唐宋时代,金属货币再度流行,而且进入纸币阶段,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比欧洲最先使用纸币的国家——瑞典——还要早六个世纪。然而,自南宋末期经元代以至明初,由于政府对纸币管理不善,发行漫无限制,自坏币信;明清两代又回复到金属货币阶段。一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中国才完全废弃金属货币,采用纸币为通货。从早年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到现在,全先生一直对于货币与物价变动很感兴趣,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他人实难企及。

  民国三十年底,他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发表一篇长文《中古自然经济》。这篇论文,到现在仍然是研究魏晋以至唐朝中叶中国货币演变的最重要著作。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三个问题,并从多方面考察,以求解答。第一,自然经济何以在这个时期产生?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从汉末到隋初,前后有黄巾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侯景之乱等,结果人El锐减,土地荒芜,交通困难,尤以北方为甚,在在严重影响商业的发展。其次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币材——铜——的缺乏。这又由于当时铜产大减及佛寺广铸铜像所致。铜的供给萎缩,铸币随之急剧减少。钱币缺乏,实物货币便自然而然地出而取代。第二,实物货币的使用,普遍到何种程度?他从交易、租税、地租,及工资的支付各方面加以考察,都发现以实物(绢、帛、谷)为支付手段者多。第三,这种现象持续到何时才改观?据他观察,一直到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前后,一方面由于商业的发展,一方面由于铸钱的增加,金属货币才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的税制改革,将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租调制度改为以征收钱币为主的两税法,便是这种演变的明显标志。

  他的《中古自然经济》的见解,在学术界并非没有异议。何兹全便以为这个时期南北二个区域情形迥异。北方因受战乱破坏,逆退到自然经济的境地。南方经济由于大量移民的迁入,反而逐渐开发与繁荣,货币经济乃居主导地位[1]。彭信威认为:“这一个时代,大体上可以说是钱帛本位的时代,钱为主,帛为副。”[2]这个时期,政治上四分五裂,战乱叠起,朝代更迭频仍,使用实物货币的普及程度,自然因时因地而异。但是,无论南北,这个时期钱币缺少和紊乱,是明显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实物货币便相应出现。考察最近有关此一时期的一些著作,自然经济居优势之说,仍多为史家所接受[3]。

  中国货币的发展,宋代已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到元朝纸币更成为唯一通货。然而,宋元时代实施纸币,最后都归失败。检讨中国过去实行纸币失败的经验,全先生写了二篇重要论文——《宋末通货膨胀及其对物价的影响》及《元代的纸币》。据他研究结果,不论南宋或元代,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过程,大致都经过了价值稳定、温和通货膨胀及恶性通货膨胀三个阶段;而且纸币币值稳定与否的原因也如出一辙。

  两代初期发行纸币币信之所以良好,主要由于发行数额有限,且有充分现金准备。但是这种谨慎的发行政策,都因对外作战而无法维持。南宋在13世纪初屡与金人交战,金亡后又屡与蒙古为敌。军事支出庞大,税收不足,只好以通货膨胀手段来应付。元世祖统一中国后,仍不断征伐海外如El本、占城、爪哇等地,耗费至巨,后来更加上诸王赏赐及佛事费用激增,财政匮乏,于是很快步上南宋的后尘,以通货膨胀政策弥补财政赤字。到了末期,宋受蒙古进逼,领土日蹙。元末各地群雄并起,加以天灾频仍,收人锐减,纸币现金准备完全耗尽,发行额则急剧增加。结果,币值狂落,信用扫地,两代政权都在恶性通货膨胀狂潮中覆亡。经过这二次惨痛教训,中国币制在明清两代又退回到金属本位。

  明代中叶以后及清代约四个世纪期间,中国币制可说是银铜复本位,即银两和铜钱兼充市场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银铜复本位的实施,必须以这二种金属的充分供应为前提。全先生对于明清两代货币之研究,就是着重探讨货币供给,以明了币制之发展。在这方面没有人做得比他多,也没有人的成就比他大。为探究白银和铜的来源,他接连发表了下面十二篇论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季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明清时代云南银课与银产额》、及《清代云南铜矿工业》、《再论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人中国》、《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Trade between China,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mericas during the l 6—18 th Centuries”,“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这些著述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于明清币制形成的认识。

  据全先生多年研究结果,明清时代银铜复本位之所以能相当顺利地运行,是由于银和铜这二种币材的供给大为增加的缘故。先就银的供给来说,国内银矿产额对于货币用银的增加,自有贡献。其中最主要的银矿是云南银矿,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每年产量可能在三十余万至四十余万两。但是,当时银的主要来源是国外,而不是国内;美洲和日本的银产,尤为重要。自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和到东方的新航路后,欧洲海上强权纷纷在美洲和亚洲掠夺殖民地。西班牙人首着先鞭,于l6世纪上半征服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鲁(Peru)和玻利维亚(Bolivia)一带,又于1565年自墨西哥出发,占领了菲律宾,而成为一个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大帝国。他方面,从l3、14世纪开始,已有中国商船往来南洋各地,并有不少华人聚居菲岛。西班牙人占据菲岛后,中菲贸易大量展开。中国与美洲间的贸易也通过菲律宾而迅速发展起来。当时菲岛生产落后,在那里统治的西人生活必需品(如粮食)以至军需品,都要靠华侨商人供应。中国丝货更为菲岛及美洲西人所喜好。中国商品(特别是丝货)于是大量往菲岛输出,大部分丝货更以大帆船从菲岛输往美洲。为购买中国货物,西班牙人找不到适合的货品来交换。但是他们有一项产品,中国人都乐于收受,那便是西属美洲出产的丰富白银。这样一来,随着中菲贸易的进展,每年都有大批白银从美洲经菲岛输人中国。据全先生观察,初时每年仅数十万银元,l6世纪末叶超越百万元,l7世纪增至二百万元以上,l8世纪每年更高达三四百万元,到了19世纪初期减至一百五十余万元。他估计从l571—1821年的二个半世纪期间,约有二万万银元自美洲经菲律宾流人中国。

  其次,与西班牙人争雄海上的葡萄牙人于l557年占领澳门。葡人以澳门为据点,也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她们向中国大量收购丝货、棉布、瓷器……等,分别往三个方向输出,以谋巨利。第一,往西运至葡人在印度的根据地果亚(Goa),一部分更转运至欧洲。第二,往北运至l3本长崎。明末倭寇为患,中国政府禁止l3本通商,葡人趁此充中13贸易媒介,以满足l3人对中国货物的需求。第三,也往南运至菲律宾。结果,大量白银也不断地由这三个方向流人中国016、17世纪之交,日本为世界上仅次于美洲的盛产白银之地。据估计葡船当时运往长崎的中国货物,每年约值一百万两以上,稍后有时甚至高达二三百万两。

  18世纪以至l9世纪早期,英、美、法、荷诸国也载运大量白银到中国,以购买丝、茶等产品。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输华白银数量更居魁首。l8世纪后半,广州一地每年输入白银达四五百万银元之多。据摩尔斯(H.B.Morse)估计,l7001830年期间,广州一地净输入白银约共四万万银元;再加上其他港口的输入,总数当在五万万银元左右。

  现在再看铜的供给情形。明代铜产不盛,铸钱远较前代为少(元朝除外)。15世纪纸币停止流通后,用银多于铜钱。有清一代,不但白银日多,铜钱流通数亦大为扩张。清初铸钱用铜,多从日本进口,称为洋铜。从l8世纪早期开始,清政府积极发展国内铜矿,云南铜矿产量扶摇直上。雍正朝(1723—1735)前期,每年产量由一百万斤增至四百万斤。从乾隆五年(1740)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产大多维持在一千万斤以上。铜产丰富,足以满足全国铸钱的需要。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铜钱流通额持续大量增加,与白银流通额并驾齐驱。银铜复本位制,可说已发展至成熟境地。

三、物价史研究

  关于中国物价史的研究,全先生更属开路先锋[4]。研究20世纪以前的中国物价,非常困难。首先是材料缺乏,无论是官书、地方志,或私人著述,记录零碎而又多不明确。原始材料如商店帐簿、土地买卖契券、收租簿、官方报告等,保存无多[5]。其次,中国过去币制和度量衡不统一,斗的大小、秤的轻重、尺的长短、地亩的宽狭,因地因时而异。银两和铜钱的成色及重量,也各地互异,且有公铸私铸之别。因此,即使千辛万苦收集到一些物价材料,仍然难以作时间上或地区间的比较。在重重困难之下,全先生多年来日以继夜地搜求整理,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今天我们对于民国以前约一千三百年间的物价变动,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不能不归功于他。

  清朝入关以前的物价变动趋势,除前述二篇有关宋、元纸币通货膨胀的著述以外,他还著有《唐代物价的变动》、《北宋物价的变动》、《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及《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等论文。现在将他研究唐、宋物价的成果简述于下:关于唐代约三个世纪期间,他发现曾经发生三个物价下落时期和四个物价上涨时期:(一)开国后十年(618027)因承隋代几度对外征伐之后,加以农产失收,物价昂贵。(二)从贞观初期到高宗前半期(629—666)约共三十八年间,政府鼓励生产,改善钱币,田禾丰稔,百物低廉,是政治史上有名的贞观永徽之治。(三)高宗后期到玄宗即位之前近半世纪期间,钱币贬值,水旱间发,物价有腾涨之势,不过上涨程度并不厉害。(四)开元、天宝时期(713-755),社会经济繁荣,百物丰盈,物价廉贱,是历史上难得的升平盛世。(五)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结束了这个千古歌颂的黄金时代。此后三十年间,因受战争破坏,凶荒迭见,以致物价空前飞涨。(六)从德宗贞元年间到宣宗大中年间(785-859)的七十余年,物价有长期下降之势。这是由于政府实施两税法,人民必须以钱纳税;同时,商业发达,对于钱的需求亦增。他方面,铜产不足,佛寺及工业用铜又大量增加,市场上钱的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演变为钱重物轻的现象。(七)唐代的最后四五十年(860—907),战乱连年,灾荒频仍,物品供应非常缺乏,物价于是又扶摇直上。

  同样地,全先生也把北宋物价变动勾画出一个轮廓。他将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物价变动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960–1022),物价长期下落,主要是由于农产增加和货币紧缩二个因素所造成。第二个时期(1023—1067),因受西夏战争影响,耗费甚巨,财政收支失去均衡,物价上涨。第三个时期(1068—1100),物价趋向低落。他认为当时物价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实行募役、青苗等新法,对于货币的需要大增。第四个时期(1101—1127),物价升腾。此时政府铸钱贬值,加以私铸流行,所以币值大跌,被金人围攻时,交通阻断,更加速物价飞跃趋势。

  考察北宋铸钱数额,在第一个时期内每年低至五十万贯,高不过一百八十余万贯。在第二个时期,每年大都铸钱百余万贯,最高一年达三百万贯。第三个时期,铸额突增,每年最少约二百九十万贯,最高达五百万贯以上[6]。王安石新法,固然大为增加货币需求,同时货币供给也大幅扩张,所以物价是否趋向下降,值得商榷。当然,当时物价水准不如对西夏用兵时那样高涨,是易于了解的。

  全先生对于清代物价研究,用力最勤。他对于这个时期物价史的贡献,我以为比他在唐宋物价研究上的贡献还大。他研究清代物价的著作包括后列数种:《清中叶的米粮市场与贸易》(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与 Richard A.Kraus合著)、《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清雍正年间的米价》(与笔者合著)、《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变动趋势》(与笔者合著)、《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的变动趋势》(与笔者合著)及《清康熙年间江南及附近地区的米价》。他的粮价研究,对于增进清代经济之了解有两大贡献:第一,他发现从17世纪末直到18世纪终了,粮食和其他物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而且这种上升趋势和当时美洲白银的大量进口有莫大关系。如前所述,明清时代,白银已成为中国主要货币之一。但是,中国国内银产不丰富,白银的来源主要在国外,尤其是美洲。当时西方人到东方殖民贸易者日多,对中国丝、茶等产品需求很大,于是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银流人中国。白银进口愈多,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也愈多,结果造成长期物价上升的趋势。

  有一点值得指出,即18世纪的中国经济空前扩张。人口约从2亿上升至3亿左右,耕地从7.5亿亩增加到10亿至ll亿亩。其次,国际贸易大为发展,国内各地区间贸易也显著增加。再次,若干专业的工商市镇纷纷出现。这些现象显示,当时全国的生产与所得也大幅膨胀[7]。生产与所得增加,市场交易数额扩大,对于货币的需求也必相应增大。在这种情形下,白银流通额增加,未必会造成物价的上涨。

  不过,18世纪在中国流通的货币不止白银一种。金属货币还有铜钱,而且铜钱铸造和流通额也大量膨胀。还有,到l8世纪后半,由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市场上私票(钱票及银票)流行。这些私票,系由银钱业或商号发行,大多无十足准备。一元现金准备发行数元私票额,是通常的事。这样一来,私票俨然成为货币中一新部门,和白银、铜钱鼎足而立。它们不但大大地增加货币流通量,而且促成流通速度的增加。所以,我以为18世纪的物价长期上升,是这三种货币同时大量扩充所造成。

  他在清代物价研究上第二个重大贡献,是他对于各地区间粮价水准的差异和各地区间经济交流的考察。在18世纪期间,中国南方产米各省的粮价水准,以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苏等省为最昂,长江中上游及内地各省(安徽、江西、湖广、四川、广西)则比较低廉。这是由于前者人稠地狭、粮食不足,后者人口相对稀少,粮食有余。这种现象——各地区间粮价水准的差异——对于促进各地区间经济交流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米粮从四川、湖广、江西、安徽等地经长江水路运到下游及东南沿海销售;广西剩余米粮也经由西江顺流而下,运到广东各地出卖。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粮食不足问题,主要是透过市场的运行而解决的。清政府的粮食政策运用,如常平仓积储、截留漕粮备赈等,其效果远不如市场机能。

  他方面,东南沿海人口过剩地区向内地输出二项主要东西:一为人力,一为工业品。整个18世纪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主要的方向是从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往江西、湖广、四川等地移动。大量移民的结果,内地农业资源得以开发,也解决了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危机。鸦片战争前长江下游出产工业品内销的最明显例子,是江苏的棉纺织品。在这里生产的棉布,通过长江水路运销内地各省[8]。由此可见,全先生从货币、物价、国内外贸易、人口移动等多方面探讨,把清代经济史研究推展到新的境界。他的研究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对于清代经济的认识。

四、中国近代工业化

  受了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二次失败的教训之后,中国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产生了仿效西方练兵制器的洋务运动,这也是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开始,和近邻的日本,约略同时起步。然而,几十年后两国成绩相去霄壤。日本到20世纪初已在东方称雄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跃而为世界五强之一。中国到抗战前夕,却依然是个经济落后国家,全部国民生产中由现代部门所贡献者,不过占八分之一[9]。中国近代工业化何以成绩这样令人失望?这个问题也是全先生多年来注意的一个重点。对于这个历史上的重要课题,他也是研究的先驱。

  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他一方面就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展作一个广泛的考察,一方面对于一些关键企业、关键地区,和关键问题作深入的个案探讨。《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和《t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二文便属于前一类。《清季的江南制造局》、《汉冶萍公司史略》、《清季铁路的官督商办制度》、《清季的商办铁路》(与何汉威合著)、《清季铁路建设的资本问题》、《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山西煤矿资源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关系》等论著,都是后一类的研究成果。

  他把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展(至抗战前夕止)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同治四年(1865)江南制造局成立到l894年甲午战争为止。这个时期工业化的最大特点是国防或军事工业的建设。除了江南制造局外,福州船厂、天津机器局、汉阳枪炮厂、汉阳铁厂等都在这个期间设立;目的在采用西方机器来制造枪炮轮船,加强国防。同时,这些工业都是官办企业。第二个阶段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895–1914)。这个时期,由于列强在华获得直接投资特权,各国纷纷在华设立工厂和建筑铁路,所以外资在中国居重要地位。其次,除了外人在华筑路以为政治经济侵略的工具外,国人也感到发展交通运输的重要,因此铁路建设大有进展。再次,政府鼓励私人兴业,以增加财富,在商战中挽回利权,因而这个时期有好些民族资本企业和轻工业的兴起。第三个阶段从1914年到l93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短期间,欧美各国工业品输华数额大减,给予中国民族工业一个发展的大好机会,尤其纺织工业,空前蓬勃。但是到了20年代,民族工业又遭受到外资的沉重压力,日本资本更一直在华加紧扩充,以致战前许多重要工矿企业都在外资控制之下。还有,战前工业都集中在极少数地区——上海、天津、武汉、东北。上海一隅,工业生产竞居全国之半。现代企业在广大的内地,仍寥若晨星。全国每人平均工业生产价值,和欧美甚至日本比较,微不足道。  他的许多关于近代中国工业的个案研究,主要在探求战前中国工业化不能起飞的原因。他在这方面种种著作中可归纳而得的结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下列因素:资本缺乏,人才缺乏,计划、组织和管理不当,社会政治环境不良。的确,江南制造局的机器设备不完善,商办铁路成绩低劣,汉冶萍公司债台高筑,终至为日人所控制,山西丰富的煤矿不能大量开发等等,资金筹措困难,都是很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全先生更进一步探究,他认为国民所得低、储蓄微薄;信用机构不健全;及屡次对外战争失败,赔款负担很重等三点,是造成资本贫乏的主要原因。

  资本和人才的缺乏,是后进国家经济发展中普遍遭遇的障碍。但是,当时中国是否贫穷得几无余力投资,有待商榷。据最近美国一学者研究,战前中国国民生产净额除去大众基本消费之外,潜在的剩余(potential surplus)当不下国民生产的四分之一。然而,当时投资仅占国民生产的百分之五左右。这些数字明白显示,当时国民生产中一可观部分,耗用于非必要的消费上了[10]。所以,我觉得战前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关键不在太穷,而在于不能将潜在的剩余导人投资途径。

  要将潜在的剩余转入投资,不外三个途径:一为投资人自筹资本,或组织公司,发行股票及债券。二为以银行为枢纽,吸收游资,然后以贷款或承购(underwriting)方式,将资金转移到生产途径。三为政府以课税或公债方式,减少不必要消费,而将潜在民间的剩余资源征集起来,用于直接投资(如交通运输、教育、卫生等),或辅助私人企业。依乔欣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 ron)的研究,,依靠第一种筹款投资途径,只有在经济较发达、商业信用较健全的国家,才有可能;经济愈落后,信用愈不健全的国家,政府在筹措建设资金方面必须负担起越大的责任[11]。l9世纪后半到20世纪初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主要靠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负起筹集资本的功能,俄国则主要靠政府的强制课税方式。日本则一方面改革税制,一方面鼓励银行的设立,双管齐下,以解决工业资本问题。但是,中国银行业发展迟缓,到l930年代还不及日本经济起飞前夕(1880年代)的水平[12]。中国政府从清末至战前,又没有对税制作根本改革,掌握财源很有限,因此每每捉襟见肘,难有作为[13]。  

  同样地,为了解决工业化人才问题,德国和日本政府在19世纪后半期,

  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制度,包括义务性的小学教育,以至训练专才的大学及研究所。结果,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但文盲几乎全部扫除,而且产生了大批的科学家及技术人才。然而中国的传统科举取士,到l905年才取消,此后三十年,政府对于教育之投资,也没有积极推展。人才缺乏,企业界的计划、组织及管理,自然难望健全。

  至于20世纪上半社会政治不安,战乱频仍,对于工业发展有极不良的影响。全先生在他的《汉冶萍公司史略》中指出,民国成立以来,内乱时发,汉阳铁厂每每炉毁厂停,萍乡煤矿常因战事停工,大冶铁矿屡被迫向地方政府捐款。在这种情形下,营业如何能望兴盛?他又说:“当日中国一般的工业,也像汉冶萍公司一样,饱受军阀或政府的摧残,以致凋零衰落,能够逃出这个不幸的命运的,简直是凤毛麟角。”[14]宁不令人扼腕兴叹!事实上,当日上海一地工业化之所以一枝独秀,除了它的地理位置优良、交通运输方便以外,外人租界所在,环境较为安定,以致内地资本与人口纷纷往上海流入,也是一大原因。上海和广大的内地互相对照,犹如沙漠中绿洲,实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畸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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