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
一
在拙著《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一文[1]中，作者曾经比较宋、元、明三朝以银表示的米价，说明代长江下游或江南的平均米价，每石约值银九钱四分多点，约为宋、元时代平均价格百分之五○左右。因为江南是全国的谷仓，在宋代已经有“苏、常熟，天下足”这句俗语的流行，故那里米价的变动应该可以代表全国米价变动的一般趋势。不过，事实上，由于土地面积的广大，地形的险阻，交通运输的困难，以及其他因素，我国有些地方的米粮供求状况，和价格变动，并不和全国各地完全一致。比方明代北方边境各地，因为驻有大量军队，米粮的价格便常常因求过于供而不像江南那样便宜，其波动的程度也远较国内各地为大。
明朝（1368—1644）统一中国后，蒙古的统治者自大都（即今北京）撤回塞外，但还保有相当雄厚的军事力量，常常给予明帝国的安全以严重的威胁。由于北边国防形势的特殊，明朝政府不得不在北方边境作积极的防御布置。因此，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沿着长城（按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迄嘉峪关）的国防线上，先后设置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及甘肃九个重镇，合称九边，各设重兵，统以大将。这九个重镇既然都驻有重兵，兵多了，对粮食的需求自然增大。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当日北方沿边各地，由于天然的（例如土壤贫瘠、雨量不足、气候早寒）及人为的（例如战争的破坏）原因，米粮产量却非常有限，故米粮价格常常发生波动。因为米价的波动足以影响边地驻军的生活，故明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米价变动的记载。在上述九镇中，我们对于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及甘肃等六镇米粮价格的记载都曾搜集到不少的资料，故在本文中加以初步的整理。
二
为着要探讨明代北方边境米粮价格变动的情况，我们可以沿着北方边境，自东至西，把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及甘肃的米价，分别列举如下。
（1）辽东明代辽东的镇守总兵官驻扎广宁城（在今辽宁北镇县西南一百三十里），副兵官驻扎辽阳（今辽宁辽阳县治），[2]其分守地自山海关至鸭绿江口。关于明代辽东的米价，兹撰成下列两表。
第一表 明代辽东每石米价
续前表
续前表
第二表 明代辽东米价指数（基期：1450）
续前表
资料来源：见第一表。1450年米价，以1440年米价来代替。
明代辽东人口消费的粮食，除稻米（大米）外，粟（小米）也非常重要。关于明代辽东的粟价，我们也搜集到一些资料，兹列表如下：
第三表 明代辽东每石粟价
续前表
根据第一、二两表，我们可知明代辽东的米价，自正统年间（1436—1440）至天启初年（1621），虽然一起一伏的变动，但就长期观点来看，显然有长期上涨的趋势。在这将近两个世纪的期间内，有三个米价特别上涨的时期，即成化十四年（1478）（每石银四两），嘉靖三十七、八年（1558—1559）（每石七八两），及万历四十六年（1618）（每石三两）至天启元年（1621）（每石十二两）。这前后三次米价上涨的高峰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换句话说，如以成化十四年的米价为基期，嘉靖三十七、八年为它的两倍，天启元年为它的三倍。复次，就辽东的粟价来说，我们也可以约略看出，万历年间（1573—1620）的价格，约比一个世纪以前的成化年间（1465—1487）高出数倍至十余倍。
（2）蓟州蓟州镇故治在今河北省蓟县，其分守地包括今之河北边外山海关至居庸关的长城。关于明代蓟州的米价，兹撰成第四、五两表。
第四表 明代蓟州每石米价
续前表
第五表 明代蓟州米价指数（基期：1450）
续前表
资料来源：见第四表。1450年米价，以1449年米价来代替。
我们看过第四、五两表之后，可知蓟州的米价，在正统十四年（1449）以后的长期间内，虽然不像辽东米价波动得那么厉害，但在嘉靖（1622–1666）中叶前后，及万历（1573—1620）中叶以后，也向上升涨，其后到了天启三年（1623），以山海关米价为例，更涨至每石售银四两，约为15世纪中叶的十三倍有多。
（3）宣府宣府镇故治在今察哈尔宣化县，[3]其分守地为今察哈尔延庆县至山西大同境的长城。现在把明代宣府的米价，列表如下。
第六表 明代宣府每石米价
续前表
第七表 明代宣府米价指数（基期：1450）
资料来源：见第六表。
根据第六、七两表，可知明代宣府的米价，在15世纪中叶前后还相当便宜，每石约售银四钱多至五钱左右；但到了15、16世纪间，米价贵时每石要售银二两或将近二两左右；其后到了16世纪中叶及17世纪的30年代，每石米价更高涨至银五两或四两。
（4）大同大同镇故治在今山西省大同县，[4]其分守地为山西边外的长城。关于明代大同的米价，现在根据记载撰成第八、九两表。
第八表 明代大同每石米价
第九表 明代大同米价指数（基期：1450）
资料来源：见第八表。
第八、九两表告诉我们：明代山西北部大同一带的米价，与宣府米价变动的趋势几乎完全一样。换句话说，大同每石米价，在15世纪中叶约值银四钱，其后有上涨趋势，及16世纪中叶和17世纪的30年代，更上涨至每石售银三两有多或四两。
（5）延绥延绥镇城初在陕西绥德，及成化九年（1473）更向北迁移至陕西榆林，[5]故又名榆林镇，其分守地包括由延安至绥德的陕西北部地区。兹将明代延绥米价，列表如下。
第十表 明代延绥每石米价
续前表
续前表
第十一表 明代延绥米价指数（基期：1450）
资料来源：见第十表。1450年米价，以成化年间（1465–1487）以前米价来代替。
根据以上两表，可知明代延绥的米价，在成化年间（1465—l487）以前，即15世纪中叶左右，低廉到每石售银二钱，其后有涨有落，但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曾高涨至每石五两，约再过一百年后的崇祯四年（1631）则上涨至每石四两。
（6）甘肃明代甘肃镇的镇守总兵官驻扎甘州城（今甘肃省张掖县），[6]其分守地自庄浪北至嘉峪关，即甘肃西北的长城。关于明代甘肃米价及粟价，兹撰成下列三表。
第十二表 明代甘肃每石米价
续前表
第十三表 明代甘肃米价指数（基期：1450）
资料来源：见第十二表。1450年米价，以成化年间（1465—1487）以前米价来代替。
第十四表 明代甘肃每石米价
续前表
根据以上三表，我们可以知道，明代甘肃米价变动的趋势，除正德九年（1514）特别昂贵以外，和延绥米价非常相似。甘肃的粟价也和米价一样，在15世纪中叶左右比较便宜，及16世纪20、30年代间则向上升涨。
第一图 明代辽东及蓟州米价指数
第二图 明代宣府及大同米价指数
第三图 明代延绥及甘肃米价指数
上述明代北方各镇以银表示的米价，约在15世纪中叶以前不久
才有纪录，这是因为明朝初叶政府发行“大明宝钞”，禁止以银交易，其后到了正统元年（1436）才正式准许用银作货币的原故。明朝政府于洪武八年（1375）发行大明宝钞，规定钞一贯准钱一千文，银一两，或金二钱五分。为着要保证宝钞的流通，禁止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罪。可是，在最初发行的数十年内，由于收回受限制，发行不受限制，宝钞的流通量越来越激增，它的价值便越来越低跌。宝钞既然要不断贬值，人民为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损失，自然不愿使用或持有宝钞，从而藐视政府的禁令，相互间改以价值比较稳定的白银作货币来交易。迫于客观形势的驱使，到了正统元年，政府在长江以南大部分交通不便地区征收的田赋，也规定由米、麦改折成银两，按照每石折银二钱五分的比率来征收，称为“金花银”。人民既然要用银代替米、麦来纳税，他们必须能够把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换到银子作代价才成。因此，政府“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7]银既然正式成为合法的货币来流通，各地市场上的物价自然都改用银两来表示，故在明代文献中，约在15世纪中叶以前不久，北方边镇的米价，也开始改用银两来计算。
三
综观明代文献中关于北边米价的纪录，我们可以发现当日北方各边镇的米价变动，约有四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自明代中叶左右开始，北方边镇米价长期上涨的趋势。
就辽东来说，在正统五年（1440）及以前，每石米只售银一钱至一钱余，比每石折征二钱五分的金花银还要低廉，可是在成化十四年（1478）却每石售银四两，嘉靖三十七、八年（1558–1559）售银七八两，及天启元年（1621）更高涨至每石售银十二两。如果拿前后三个米价上涨的高峰来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见，第二个高峰（嘉靖三十七年）为第一个高峰的两倍高，第三个高峰（天启元年）为第一个高峰的三倍高。宣府、大同的米价，在长期间内虽然没有像辽东波动得那么厉害，但在嘉靖三十八年及崇祯十年（1637），米价昂贵至约为15世纪中叶的数倍或将近十倍。延绥的米价，在成化年间（1465—1487）以前每石不过售银二钱，但到了崇祯四年（1631）却上涨至每石售银四两，即约为15世纪中叶的二十倍。明代北边每五十年平均的米价，根据日本学者寺田隆信的研究，自1440—1489年，每石平均售银。．四八九两；1490–1539年，上涨至一．七五二两；1540—1589年，上涨至二．六五八两；1590–1625年，更上涨至四．四七七两。[8]由此可见，明帝国北方边境的米价，在15世纪中叶以后将近二百年的期间内，约上涨九倍多点。
第二个特点是明代北方边镇米价之季节性的变动。明代北边各镇米粮的供求状况，在一年中往往因季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故米价在秋天收成时往往比较低廉，但到了春天青黄不接时却非常昂贵。嘉靖十年（1531）二月，兵部尚书李承勋说：“大抵边镇米价，不论丰凶，冬月犹可，一人初春，日益翔贵。商贩以时废居，率致巨富。”[9]当日边镇米商赖以获利的因季节而波动的米价，到底波动得怎么样呢?嘉靖四十四年（1565）五月，巡抚山西侍郎万恭说：“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在今山西北部）……往岁八月秋成，银一两可得米二石。……延至十月，以为时估方定，则仅得一石八斗矣。……延及今岁二月，又仅得一石四斗矣。”[10]换句话说，同样一两银子，如在山西北部购米，在春天二月的购买力约只为去年八月收成时的百分之七十。当日山西北部米价这样的波动，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事实上北方边镇的米价，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往往为秋收时的两倍，或将近三倍。约在嘉靖（1522–1566）中叶以前，邹守愚撰《边储议》，其中说：“且收成之际，多在于七八月，米价之贱，多止于五六钱。……明年之春，……欲籴之日，则病于时估之涌腾，名曰八钱，实过一两。”[11]又嘉靖三十七年（1558）八月，大学士严嵩等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三两才可得米一石耳。”[12]
第三个特点是明代北边各镇的米价水准，大部分时间都远较内地为高。当日位于国防最前线的北方边镇，政府为着要保障国家的安全，不得不在那里驻防大量的军队。军队多了，对于粮食的消耗自然特别增大。可是，沿着长城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土壤砂瘠、雨量不足、气候早寒，粮食的产量非常有限，[13]故在那里集中的军队，有赖于内地粮食及其他物资的供应。不过，边镇与内地之间，往往因为地形险阻，交通困难，运输费用非常之大，[14]故加上运费以后，边镇米价自然要远高于内地。约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阶说：“二镇（宣府、大同）米、麦，每石值银三两以上。而军士每月支银七钱，仅买米、麦二斗二三升，岂能养赡?……今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仰赖圣恩，二麦大熟，每石止值银四钱以下。……”[15]由此可知，宣府、大同的米、麦价格，将近为北直隶、山东、河南麦价的十倍。在辽东方面，当万历四十八年（1620）熊廷弼谈到那里米粮及其他物品价格的时候，他说：“每银一两，不当内地二钱之用。”[16]其后，到了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也说：“兵每月（银）二两，饷岂不厚?但不屯无粟，百货难通，诸物常贵，银二两不得如他处数钱之用。”[17]这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明代北方边镇的米价，大部分时间都要远较内地昂贵得多，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第四个特点是地理上比较接近的边镇，米价升降的趋势大体上都很相似。明帝国北方边境，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因为面积广大，各地米粮的供求状况当然不尽相同，米价的变动当然也不会完全一样。可是，如果把上述各边镇的米价比较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位于北边偏东的辽东与蓟州，米价变动的趋势非常相似，这显然是由于两镇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的原故。同样因为地理上的接近，位于长城中部的宣府与大同，米价升降的趋势也很相像。复次，关于明末甘肃米价的资料，我们一时还没有找到，但就嘉靖十年（1531）以前的米价来说，位于长城西部的延绥和甘肃，米价变动的趋势也有若干相似的地方。
四
在明代北方边镇米价变动的几个特点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叶以后米价长期上涨的趋势。对于此点，我们现拟进一步来加以研究。
上引各种记载告诉我们，明中叶后北边米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米粮的歉收。明代北边各镇，因为驻屯了重兵，对粮食的需求非常之大，市场对粮食供应的变化也很敏感。因此，每当农产收成不好的时候，米价往往比收成好时加倍，[18]或将近加倍。[19]可是，北方各边镇，以榆林（即延绥）为例，是“熟时实少，不熟时实多”[20]的。如果荒歉的程度加大，米谷价格往往上涨至为平日的三四倍。[21]根据第一表，辽东因为连年歉收，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遭受“百年未有之灾”，米价尤其昂贵，每石要售银八两。陕西在明季数十年内，常常发生天灾一一尤其是旱灾。万历（1573–1620）四十八年间，有灾荒记录的，占二十五年。崇祯（1628—1644）年间，几乎连年灾荒。这和当日西北各地米价的昂贵，当然有密切的关系。[22]
农产失收对于米价上涨的影响，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事实上，米粮收成的丰歉，只能解释米价的短期波动；因为本年粮产歉收固然促使粮价上涨，如果其他情形不变，只要明年丰收，粮价自然要回复至原来较低的水准的。可是，如上述，明中叶后北方边镇的米价，虽然有起有伏，从长时期的观点来看，很明显的有长期上涨的趋势。为着要了解这种趋势，我们必须从长期的观点来考察一下明代北边米粮的供求状况。现在先从供给方面说起。
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明帝国初建立时的北方边境，有广大面积的荒闲田及抛荒田。可是，由于国防上的需要，明朝政府却在那里驻屯重兵，因此要实行屯田政策来开垦荒田，以便增加粮食的供应。当日北方沿边的田地，有由军士屯种的，称为“军屯”；有由商人雇人垦殖的，称为“商屯”。当军屯或商屯盛行的时候，驻防于北方边镇的军队，自然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粮食的供应；可是，约自明中叶左右开始，军屯及商屯相继破坏，边防军队的粮食问题便要严重起来了。
明初边地的军士，规定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从事屯种的屯军，多半每人耕种五十亩的军屯分地，每年生产所得，以正粮十二石自用，而交纳余粮六石上仓，以给守城军士。[23]这样一来，利用军队劳力来垦种荒田的结果，边地粮食生产自然增加，从而军粮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因此，明人常常称道明初军屯的盛况。在隆庆三年（1569），户部尚书刘体乾说明初北边各镇，“一军之田，足以赡一军之用”。[24]其中关于辽东的军屯，成化十九年（1483）总理粮储户部郎中毛泰说：“自洪武（1368—1398）至永乐（1403—1424），为田二万五千三百余亩（按应作顷，亩误），粮七十一万六千石有奇。当时边有储积之饶，国无运饷之费，诚足食足兵之要道也。”[25]此外，大同、甘肃以及其他边镇的粮饷，据说也都仰给屯田。[26]这些话可能过于夸大，但毫无疑问的，洪武、永乐间军屯的积极推行，曾有助于北边驻军粮饷问题的解决。
可是，明初政府在北边积极推行的军屯措施，经过相当时期以后，却逐渐废弛。北边田地多半砂瘠，在明朝中叶以前，被分派在那里耕种的屯军，多因劳费大，收获小，赔纳不起定额的屯粮（又称屯粮子粒、屯田子粒、或子粒），而饥困逃亡。[27]其后，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由于边防吃紧，敌兵侵扰，屯政更大受破坏。[28]因此，早在成化十九年（1483），户部郎中毛泰已经说辽东屯粮的实际收入，“岁不足七八万（石）之数，较于旧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29]在弘治年间（1488–1505），兵部尚书马文升说：“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结果屯地“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30]到了嘉靖年间，魏焕说：“今之屯田，十无一存。”[31]又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兵部尚书王琼说：“屯田满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32]又兵科右给事中祝咏说：“甘肃屯田，名存实废。”[33]及隆庆初年（1567），户部尚书马森说：“屯田十亏七八。”[34]再往后，到了万历四十一、二年（1613—1614），户部尚书叶向高把洪武、永乐间北方边镇每年的屯粮收入，和当年的屯粮收入，加以比较，兹列表如下：
第十五表 明代北方边镇每年的屯粮收入（单位：石）
资料来源：《皇明经世文编》第二八册（卷四六一），页409，叶向高《屯政考》。按叶氏于万历四十一、二年任户部尚书（见《明史》卷二四○，页1—9，《叶向高传》，及卷一一○，页16—17，《宰辅年表》），该文当撰于此时。
根据第十五表，我们可知，原来屯粮较多的边镇，如辽东、甘肃，在万历中叶以后每年的屯粮收入，还不到洪武、永乐间的四分之一；其余边镇的屯粮收入，也较前锐减。综括起来，叶向高在上引《屯政考》中说：“及嘉（靖）、隆（庆）以来，累清屯田，虽时盈时耗，而较其见存之数，大约损故额十之六七矣。”此外，在上表中没有提及的大同屯粮，洪武、永乐间每年多至五十余万石，及嘉靖三十八年（1559）更减至只有十余万石。[35]
北边各镇原来赖以供应粮饷的军屯，自明中叶以后既然由盛而衰，那里的粮食供应自然要大受影响。除军屯以外，明代北方沿边的土地，又由商人出资雇人屯垦，称为“商屯”。明中叶以前，商屯对于北边粮食的供应也有贡献，但自中叶以后，也因制度的改变而日趋衰落。
为着要满足北方沿边驻军对于粮食的需求，明初政府以食盐作代价来奖励商民输送粮食，名叫“开中”。[36]其法规定商民把米粟运往边境，向官仓缴纳，换取盐引，再拿盐引到各盐产区换盐出卖。每一盐引须纳粮多少，因道路远近险易，及粮食的种类，而各有不同。例如洪武三年（1370），商人于大同仓人米一石，或于太原仓人米一石三斗，便可得到淮盐一小引（重二百斤）。[37]后来因为要奖励商人输纳更多的米粟，政府更减低每一盐引所须输纳的数量。例“如永乐年间（1403—1424），淮盐每引不过纳米二斗五升，或小米四斗。遇米贵，小米亦止二斗五升”。[38]因为按照这种比率来换取盐引，有利可图，同时如果在边方就地生产粮食，更可节省内地与边方间的运输费用，故财力雄厚的盐商便出资招募流民，在边地开垦耕种，再把生产得来的米粟就地缴纳，换取盐引。[39]这样一来，贫瘠荒凉的边地，便因商人的垦辟屯种，而粮产增加，[40]粮价低廉，[41]同时军粮的供应也充裕起来了。[42]
可是，这个对明帝国北边军粮供应曾经有过贡献的商屯制度，到明朝中叶左右却日趋废弛。明代人口消费的食盐，大部分产于沿海地区，其中尤以两淮的出产为最重要。但各盐产区每年产量的丰歉，远在北边各地的政府机构并不完全知道，故召商输粮，有时不免多发盐引。由于盐引发出过多，商人持往各盐产区换盐，往往因为盐产不足，不能马上得到，结果只好“守支”（守候盐的支给）。[43]正统五年（1440）正月，“两淮都转运使司奏：各处纳米中盐客商，有永乐（1403—1424）中候支，到今祖父子孙相代，尚不能得者”。[44]这种情形，到了成化年间（1465—1487）更为严重。[45]商人因为深深感觉到守支的痛苦，自然希望这个制度能够改善。在另外一方面，沿边荒地既然由商人投资来雇人屯垦耕种，边地的粮食生产自然增加，粮价自然下跌。当粮价低下的时候，如果仍然按照原来盐一引易粟二斗五升的比率来开中，政府不免感到吃亏太大。由于这些情势的驱使，到了弘治五年（1492），在淮安出生的户部尚书叶淇，便应两淮盐商的请求，加以改革，规定以后商人不必纳粟于边，只要在盐产区向都转运使司纳银，即可得到盐引，换盐出卖。因为每一盐引所纳银数，远较原来在边地缴纳米粟的时价为高，官方也觉得比较上算。[46]可是，这样一来，商人看见此后不必人粟于边，便不再在那里垦辟屯种，结果边地荒芜，粮产锐减，粮价激剧上涨。[47]有鉴于纳银而不纳粟的流弊，在叶淇变法后的长期间内，曾经有不少人建议恢复开中法，可是，由于屯垦设备的废坏、壮丁的离散、边地的荒芜，以及其他因素，事实上商屯制度再也不能有效实行了。[48]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在明代前期本来有助于北边就地筹足军粮的军屯与商屯，自中叶以后都日趋废弛。由于屯田制度的废弛，北边米粮生产不足，供给减少，价格当然要上涨了。
五
明中叶后北边米粮价格所以长期上涨，除供给方面的原因以外，我们又可从需求方面来加以考察。
当北边粮食生产因屯田衰落而减小的时候，在那里驻屯的军队，对于粮食的需求却仍然一样；有时因为边境形势紧张，战争爆发，军队加多，对于粮食的需求更要增大。在这种情势之下，政府既然不能倚赖军屯或商屯来供应军粮，为着要维持边军的生活，便不得不运输银子前往接济，称为“年例”，或“年例银”。嘉靖年间，梁材曾撰文说：“正统（1436—1449）、景泰（1450—1456）年间，各边京运年例银两多寡不等，大约不过一十万两之数。”[49]事实上，每岁各边京运年例银十万两的时间，只限于正统年间及景泰初叶，因为景泰三年（1452）户部运往陕西、宣府、大同、辽东籴军饷的银子已达三十万两，[50]景泰七年（1456）则为二十五万五千两。[51]其后到了天顺三年（1459）更多至四十三万两，四年为三十五万五千两。[52]大约初时政府运银赴边，还没有成为定例，但自成化二年（1466）开始，则正式成为岁额或年例。兹将成化二年以后每年自京输往各边的年例银总额，列表如下：
第十六表 明代各边年例银总额
续前表
资料来源：《皇明经世文编》第二七册（卷四四四），页479叫80，王德完《国计日诎边饷岁增乞筹画以裕经费疏》（万历二十一年）；第二六册（卷四二六），页335，陈于陛《披陈时政之要乞采纳以光治理疏》（撰于万历二十二年，参考《明史》卷二一七，页6，《陈于陛传》）；第二○册（卷三一八），页48，王崇古《陕西岁费军饷疏》；《明神宗实录》卷一八六，页6下—7，“万历十五年五月癸卯”；卷二二三，页4，“万历十八年五月丁巳”；卷三五五，页2下，“万历二十九年正月己未”；卷四四九，页6下，“万历三十六年八月庚辰”。
看过第十六表以后，我们可知，明代北方各边的年例银，自嘉靖初年（1522）开始，有越来越增加的趋势。关于各边年例银增加的情形，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德完说：“总计弘（治）、正（德）间，各边年例，大约四十三万而止。在嘉靖则二百七十余万，业已七倍。至今日则三百八十余万，且十倍之。”[53]根据上表，到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各边年例银更多至为嘉靖以前的十二倍以上。除各边年例银的总额以外，王德完又分别列举每一边镇自嘉靖以前至万历二十一年的年例银数，兹列表如下：
第十七表 明代每一边镇的年例银数（单位：两）
资料来源：王德完前引文，其中又说：“其在甘（肃）、固（原）等镇，或增八九万，四五万，此眇少者也。”[54]
根据以上两表，我们可以看出，自嘉靖初年至万历中叶，即在16世纪的长期间内，政府每年运往北边各镇的年例银，有继续大量增加的趋势。其后到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诸部族后，以“七大恨”告天，誓师灭明。随着辽东战事的爆发，明朝政府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更继续不断地把大量银子运往使用，称曰“辽饷”。例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吏科等科给事中张延登、官应震等说：“自有辽事迄今一年有奇，而解发该镇者已四百余万。”[55]又泰昌元年（1620）八月，户部奏：“今查（万历）四十六年四月起，至今年七月止，共解过辽东银八百三万八千有奇。”[56]又同年十月“己酉，户部奏：辽东新饷，自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起，至泰昌元年九月止，共发过一千五十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三两有奇”。[57]其后到了天启元年（1621）正月，“户部尚书李汝华条辽饷之数：自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二十五日起，至泰昌元年十月十七日止，共发银一千九百九十三万二千五百六十两零；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共发银二十五万五千八百六十两；总计发银之数，二千□□□（按应作：一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六两”。[58]由此可知，在辽战发生后的两年零八个月内，户部运往辽东的银子已经超过二千万两。除辽东外，如果再加上运往其他边镇的年例银，明季每年在各边支用的银子，为数当然很多。
无论是年例银或是辽饷，都是由政府以税收及其他方式自全国各地征集得来，而转运往各边支用的。北边各镇银两开支激增的结果，在市场上对于米粮及其他物品的需求自然增大。可是，有如上述，明中叶后北边米粮的供应却因军屯、商屯的相继衰落而锐减。这样一来，在中叶以后的长期间内，供给减小，需求增大的结果，北方各边镇的米价自然要向上升涨；而万历末年以后的辽东，由于辽饷开支的特别增大，米粮及其他物品的价格自然要更加昂贵了。
六
综结上文，我们可知，明代北边各镇以银表示的米价，虽然各有涨落，但自中叶以后，很明显的有长期上涨的趋势。米粮价格的涨落，和粮产收成的丰歉当然有密切的关系，可是事实上这只能解释米价的短期波动；因为本年米粮歉收，虽然要由于供给减小而价格升涨，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到了明年丰收，米价自然仍旧降至原来较低的水准。因此，对于明中叶后北边米价的长期上涨，我们要从那里米粮市场上长时期的供求状况来加以说明。在供给方面，约自明中叶左右开始，原来曾经每年供应边军以充足粮食的军屯与商屯，都相继废弛。当屯田废弛，不能在沿边就地筹足军粮的时候，政府为着要维持边军的生活，每年只好运年例银前往，以便用来收购军粮，或支发军饷。故由于年例银的增加，北边各地对于米粮的需要也就跟着增大。
明中叶后屯田制度所以由盛而衰，原因有种种的不同，但沿边形势紧张，敌兵时常侵扰，当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至于各边年例银的增加，一方面固然由于边地米价昂贵，政府不得不多运银子前往收购，他方面又由于边防吃紧，军事支出激增。万历末年辽饷的大量开支，更是辽东战事爆发所致。因此，寻根究底，明中叶后北边米粮价格所以因求过于供而长期昂贵，沿边形势的紧张显然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
在北边刺激米粮价格上涨的年例银，由嘉靖（1522–1566）以前每年的四十万两多点，增加至嘉靖末年（1566）的二百七十余万两，更增加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四百九十余万两。到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战爆发，明朝政府在两年零八个月的期间内，光是辽饷的支出，便超过二千万两。明廷每年在沿边支出越来越多的银子，固然自全国各地搜括得来，而它所以能够搜括到这许多银子，和当日外国白银大量流人，使国内银流通额激增，也有密切的关系。原来西班牙政府于15、16世纪间占领美洲后，一方面在那里开采储藏丰富的银矿，他方面以西属美洲为基地，于1565年占据菲律宾群岛。自这一年开始，来往于美洲与菲岛之间的大帆船，每年都载运大量白银输往菲岛。这些银子运抵菲岛后，大部分都为自中国（尤其是福建）前往贸易的商人赚回本国。[59]由于大量白银的长期输入，中国国内的银流通量自然激增，故明季政府在各地征税时，能够征集巨额的银子，以满足北边军事上的需要。由此看来，尽管太平洋是这样的辽阔，远在西属美洲的银矿生产，在明朝末叶的长期间内，对于明帝国北边米价的波动也是有影响的。
1969年7月8日，九龙。
附记：文中有关米价指数的编制与绘图，曾蒙王业键先生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
[1] 《新亚学报》第八卷第一期，页157—186，九龙，1967。
[2]魏焕《皇明九边考》（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卷二，页3叫；和田清编《<明史·食货志>译注》，东京，1957，上卷，页417。
[3]和田清前引书，上卷，页416。
[4]同书，上卷，页417；《皇明九边考》卷五，页2下—3。
[5]和田清前引书，上卷，页415。
[6]同上；《皇明九边考》卷九，页3。
[7]参考拙著《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
[8]寺田隆信《明代北边的米价问题》（日文），《东洋史研究》，日本京都，1967，第二十六卷第二号，页194。
[9] 《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页8，“嘉靖十年二月丙子”。又《皇明经世文编》第七册（卷一○○），页394，李承勋《丰财用材》说：“各边谷粟之价，不论丰凶，十二月以前，其价尚可，正月以后，则日贵一日。……”
[10]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六，页8—9，“嘉靖四十四年五月壬戌”。
[11] 《皇明经世文编》第一三册（卷二○一），页467—468。
[12] 《明世宗实录》卷四六三，页1下，“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壬戌”。
[13]关于明代宣府、大同、延绥、甘肃的粮食生产情况，《皇明经世文编》第二二册（卷三五八），页344—345，庞尚鹏“清理宣府屯田疏”说：“该镇（宣府）延袤不及五百里，山川棼错，地多不毛。求其可施锄犁者，仅十之三四，而沙砾半之。……即使其广收而薄敛，犹患不能自存。……”又第二八册（卷四五二），页74，梅国祯《再请罢榷税疏》说：“且九边之地，无不称穷苦，而至穷至苦，则大同为第一。地滨穷荒，土脉沙瘠，而风气寒冰异常，穑事岁仅一熟。稍遇旱荒，即一熟不可得。自谷、荳、黍、稷之外，百物不产。”又第一五册（卷二三二），页246；许论《榆林镇》说：“镇（榆林镇，即延绥镇）城四望黄沙，不产五谷……”（又见《皇明九边考》卷七，页11）又《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三，页7，载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戊戌，“户部覆：甘肃巡抚王口、巡按吴定题称，甘肃地土瘠薄，天气寒冷；附近力勤者，种一歇二，方能收获；地远力薄者，三四年方种一次。……”此外，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7），页248—249，251—253，也详细探讨明代北边各重镇农业落后的情况，可供参考。
[14]例如《明史》卷一八二，页12，《马文升传》，载弘治十三年（1500），马文升说：“其输边塞者，粮一石费银一两以上；丰年用粮八九石，方易一两。”又《明孝宗实录》卷一七七，页12，载弘治十四年（1501）闰七月“己巳，户科给事中许诘……谓陕西之民，近输夏税于边方者，每麦一石，用盘费银三两……”。此外，关于边地交通不便，运费高昂的情况，上引萧彦《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参考第十表万历十年四月项下）说：“臣彦曩阅定边（在今陕西西北），则去岁（万历十年）四月也。当其时，该镇（榆林）银一钱，米七升有奇。至定边，相去四日程耳，银一钱即得米二斗有奇。”榆林和定边的距离不过是走四天的路程，但前者的米价却将近为后者的三倍，这显然主要由于运费负担太重的原故。
[15]上引徐阶《请处宣大兵饷》（参考第六表嘉靖三十八年项下）。
[16] 《经辽疏牍》卷三，页二。，《官军劳苦乞恩慰劳疏》（万历四十八年）。
[17] 《明熹宗实录》卷七八，页22下，“天启六年十一月乙未”。
[18]例如《明宪宗实录》卷二○八，页6下，载成化十六年（1480）十月丙寅，“户部总理辽东粮储署郎中金迪奏：辽东……年丰银一两可籴四石，歉则二石……”。
[19]上引唐龙《大虏住套乞请处补正数粮草以济紧急支用疏》（参考第十表“弘治十四年以前”项下）说：“自弘治十四年（1501）大虏占套，（榆林）民废耕种，粟、米、草料等项，俱仰给腹里搬运。银一钱，遇熟籴米八九升，不熟仅籴五六升。”（《皇明经世文编》第二。册，卷三一九，页100，王崇古《陕西岁费军饷疏》略同）。
[20]同上。
[21] 《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页7下—8，载嘉靖十年（1531）二月丙戌，兵部尚书李承勋说各边镇“平岁米石银一两……凶岁每石值银三两，军多饿死。……”又卷四一二，页3，载嘉靖三十三年（1554）七月癸丑，“户部尚书方钝言：大同镇……岁荒，谷价踊贵，四倍于旧……”。
[22]李文治《晚明民变》（香港远东图书公司，1966），页15—16。
[23]王毓铨前引书，页130—132。
[24] 《明穆宗实录》卷三九，页2，“隆庆三年十一月乙亥”。
[25]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页7，“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关于文中“亩”应改为“顷”的证据，参考王毓铨前引书，页110—111。
[26]王毓铨前引书，页209—210。
[27]例如《明宣宗实录》卷七六，页2，载宣德六年（1431）二月丁酉，“陕西参政陈琰言：宁夏、甘肃……卑下瘠地，则分与屯军，致屯粮亏欠，兵士饥困……”。又《明英宗实录》卷一五一，页6，载正统十二年（1447）三月庚辰“减万全都司开平、龙门二卫屯军余粮．先是每军田五十亩，纳余粮六石。至是各军以地土沙瘠，种纳不敷为言……”。又《明孝宗实录》卷九六，页1，载弘治八年（1495）正月庚寅，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韩福言：“边方田多沙瘠，兼以天气早寒，灾多收少，大同、宣府所属屯田军余（每一军户的余丁，他在营生理，佐助正军），比因陪纳，逃窜四千余名……。”
[28] 《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二，页2下—3，载嘉靖十三年（1534）四月“己巳，先是户科给事中管怀理奏言……今屯田不兴……其弊有四：胡马充斥，疆场戒严，时不能耕也。牛种不给，力不能耕也。丁壮亡徙，无人以耕也。套（河套）为虏有，虏反居内，田顾居外，势不敢耕也。有此四弊，屯政坏矣……”。又《皇明经世文编》第一七册（卷二八○），页706，冯璋《实边储疏》（约嘉靖中叶）说：“窃以屯田之废久矣，而边屯旷废，尤为极甚。自北虏猖獗，住牧近边，屯军与虏止隔一墙，则畏怯而不敢于耕。防守之处，日接烽火，加以摆边之役，昼夜无休，则警急而不暇于耕。田久荒芜，牛具犁种，尽无从出，则罄竭而不能于耕。”
[29]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页7，“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
[30] 《皇明经世文编》第五册（卷六三），页473，马文升《清屯田以复旧制疏》。
[31]同书第一六册（卷二五○），页212，魏焕《经略总考》。
[32] 《明世宗实录》卷一○○，页10，“嘉靖八年四月戊子”。
[33]同书卷一六五，页3，“嘉靖十三年七月戊寅”。
[34] 《明史》卷二一四，页6—7，《马森传》。
[35] 《明世宗实录》卷四七二，页7，“嘉靖三十八年五月甲午”。
[36] 《明史》卷八○，页5，《食货志》说：“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按“中”字应读去声。
[37]同上。
[38] 《皇明泳化类编》卷一○三，页3，《盐法》。
[39] 《皇明泳化类编》卷一○三，页4，《盐法》说：“正盐，自国初以来，商人相继在边上纳本色粮料，以致耕者趣利，边地尽垦，城堡仓廒增至数万。”又《皇明经世文编》第二八册（卷四六一），页411—412，叶向高《屯政考》说：“国初盐政修明，输粟给引。贾人子以积粟为利，各自设保伍，募众督耕。畚锸盛于戈矛，墩埤密于亭障。军民错居，守望相助。屯田之兴，于斯为盛（原误作成）。”
[40] 《皇明经世文编》第一二册（卷一八六），页508–509，霍韬《哈密疏》说：“昔我太宗皇帝之供边也，悉以盐利。其制盐利也，盐一引输边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菽粟，自筑墩台，自立保伍，岁时屡丰，菽粟屡盈。”（《胡端敏公奏议》卷一○，页7，前引文，及《国朝典汇》卷九七，页16，《盐法》，嘉靖七年正月条略同）又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六《覆议屯田疏》（约撰于崇祯元年，参考《明史》卷二五六，页5—4，《毕自严传》）说：“所谓商屯者，洪（武）、永（乐）之间，用淮、浙、燕、齐盐课，专给边饷，每盐一引输粟二斗五升，令商自储于边，计粟领引。为商贾者利其息之饶也，遂各不爱重资，招民垦土，自具牛种，自理阡陌，自筑墩堡。塞上人烟稠密，士马饱腾，殷富之风，比于内地，实赖商屯之力。”
[41] 《皇明经世文编》第一二册（卷一八六），页519—520，霍韬《天戒疏》说：“成化（1465–1487）以前，盐引皆输边粟，故富商自招流民，自垦边地，自艺菽粟，粟米自多，其价自平，而食自足。”又郑晓《郑端简公今言类编》（丛书集成本）卷二，页121—122，《盐法》说：“国初召商中盐，量纳粮料实边，不烦转运，而食自足……向者上纳本色时，商自舅民耕种塞下，而得谷为易，又塞下之积甚多而价轻……”又《明史》卷八○，页9，《食货志》说：“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
[42] 《皇明经世文编》第二六册（卷四三一）页597—598，刘应秋《盐政考》（约撰于万历中叶），指出明初商屯的好处，认为除省去运粮的麻烦，及使失业流民因屯垦而得到就业机会以外，军粮供应的充裕尤其重要：“商人自募民耕种塞下，得粟以输边，有偿盐之利，无运粟之苦，便一。流亡之民，因商召募，得力作而食其利，便二。兵卒就地受粟，天和籴之扰，无侵渔之弊，便三。不烦转运，如坐得刍粮，以佐军兴，又国家所称为大便者。”
[43]龙文彬《明会要》（大阪）卷五五，页16下—17说：“产盐有盈有绌，边地不能悬知，则但知召商开中，而初不为支盐计．故守支之弊，在永乐时已不免。逮宪宗（1465—1487）之时……商人益困守支，而盐亦壅遏不行。夫商人挽输至数千里外，守支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盐……然则商人病开中亦极矣。”
[44] 《明英宗实录》卷六三，页9，“正统五年正月丁卯”。又《皇明经世文编》第二八册（卷四六○），页351—352，李廷机《盐政考》（约撰于万历中叶，参考《明史》卷二一七，页13—15，《李廷机传》）说：“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贯鱼，累同积薪，有数十年老死不得给，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则非便也。”
[45]参考上注
[46] 《国朝典汇》卷九六，页11下—12，《盐法》；《明史》卷一八五，页3，《叶淇传》。
[47] 《明史》卷七七，页10，《食货志》说：“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为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又《皇明经世文编》第一二册（卷一八六），页509—510，霍韬《哈密疏》记载得更为详细，内说：“至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年间，甘肃、宁夏粟一石，易银二钱。时有计利者曰：商人输粟二斗五升，支盐一引，是以银五分，得盐一引也。请更其法，课银四钱二分，支盐一引。银二钱，得粟一石。盐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盐，致八引之获也。户部以为实利，遂变其法，凡商人引盐，悉输银于户部。间有输粟之例，亦屡行屡止；且须输粟，亦非复二斗五升之旧矣。商贾耕稼，积粟无用辍业而归。墩台遂日颓坏，堡伍遂日崩析，游民遂日离散，边地遂日荒芜。戎虏人寇，一遭兵创，生齿日遂凋落，边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蓁墟，稻米一石，值银五两，皆盐法更弊之故也。”又参考同书第二七册（卷四四四），页461——462，王德完《救荒无奇及时讲求以延民命疏》（约万历廿一年）；余继登辑《典故纪闻》（丛书集成本）卷一七，页281—282；《明世宗实录》卷九五，页13，“嘉靖七年十一月辛酉”；《胡端敏公奏议》卷一○，页7，前引文；《国朝典汇》卷九七，页16，《盐法》。
[48] 《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七，页7，载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辛未，“户部议覆：南京给事中郑维诚、御史龚秉德等奉沼陈言财用六事：一、复飞挽。国初开中盐粮，取助军饷。……今之不能复本色者，弊亦有三：往者商自募民以佃塞下之田，得谷为易；今边田多汙莱矣。往者塞下实而米价廉；今且倍之矣。往者无戎虏蹂躏之患；今岁苦虏矣。亦安所从得刍饷而应召乎?……”又《明神宗实录》卷三一○，页2下一3，载万历二十五年（1597）五月丙申，“兵部车驾司主事徐中素言……召商开中以裕边，……尚书叶淇议改折色，商徙农散，乐土变为莱芜。后虽有仍征米、豆、刍、秫之令，然不过十中之一二矣。商人宁厚值以易粟，无宁垦田以多费，弊所从来久矣。……”又《皇明经世文编》第二七册（卷四四四），页481，王德完《国计日诎边饷岁增乞筹画以裕经费疏》（约万历二十一年）说：“数十年来，谋臣策士蒿目呕心，思复屯盐之旧者，至谆切矣。然蓁莽之区，竟无畔岸；开荒之报，多是虚文；逐末之辈，率惮耕耘；开垦之谭，卒成画饼。”又同书第二八册（卷四六一），页412，叶向高《屯政考》（约万历四十一、二年）说：“今议者咸谓盐政不修，则屯政难复，本本原原，其说当矣。顾愚以为守法易，复法难；法在而复之易，法亡而复之难。今盐引纳银，从来已久，一旦督粟于边，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输挽之怨先兴也。兼之军国经费，半倚商缗，必欲以粟易金，弊且捉衿见肘，吾恐边士之腹未充，而司农之计先窘也。”
[49] 《皇明经世文编》第七册（卷一○五），页617，梁材《议覆陕西事宜疏》。
[50] 《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五，页3下—4，“景泰三年四月戊寅”。
[51]同书卷二六四，页6，“景泰七年三月甲午”。
[52]同书卷三○一，页4，“天顺三年三月己丑”；卷三一三，页1，“天顺四年三月戊寅”。
[53] 《皇明经世文编》第二七册，页480，王德完前引文。
[54]关于嘉靖前后各边镇年例银数的增加情况，《皇明经世文编》第二四册（卷三八九），页127—128，杨俊民《边饷渐增供亿难继酌长策以图治安疏》（万历二十一年）也说：“臣考嘉靖以前九边年例银……如蓟镇旧止六万七千有零，今至三十八万九千余两；密云旧止一万五千有零，今至三十九万四千余两；永平旧止二万九千有零，今至二十四万六千余两；宣府旧止五万一千，近至三十三万三千余两；大同旧止五万，近至四十二万四千余两；山西旧止一十一万，近至二十一万三千余两；延绥旧止十万，近至三十六万七千余两；其他数未相远，相置不论。”其中有些数字，与王德完所说略有不同，待考。
[55]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五，页1，“万历四十七年八月辛亥”。
[56] 《明光宗实录》卷四，页4，“泰昌元年八月庚戌”。
[57] 《明熹宗实录》卷二，页2下，“泰昌元年十月己酉”。
[58]同书卷五，页1下—2，“天启元年正月乙亥”。
[59]拙著《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一卷（香港，1968年9月），页27—49；《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人中国》，同上学报第二卷第一期。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