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13年“汴京大疫”辨析

  在中国医学史、疾病史及古代史等领域,有关公元1213年汴京发生死亡百万人大疫的说法[1],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许多论著中均提到了这次所谓的大疫,如:

  陈邦贤先生说:“金贞祐元年(公元1213年)九月,蒙古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人民死亡的百余万人。”[2]他在另一部颇有影响的书中写道:“(贞祐元年)(公元1213)(九月)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金史宣宗皇后传第2)”[3]这里都认为公元1213年汴京发生了大疫。

  此外,马伯英先生说:“这几次疾疫流行,《金史》亦载:(天兴元年,1232)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本纪》)(贞祐元年,1213年)九月,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金史·宣宗皇后传》)两次前后相隔仅20余年,每次死者皆在百万”[4]

  符友丰先生也说:“从1213、1232年两次死人都在百万左右推算,可知人群易感性之高。”[5];“由于金元军事冲突日益加剧,金政府不堪蒙古骑兵的侵扰,遂于1214年迁都汴梁(当时称为南京),也就在迁都的前一年(贞祐元年,1213)九月,‘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金史·宣宗皇后传》)汴京几为一座空城。”[6]其他相关论述还有:“金元时期,战祸频仍,疫情不断,……贞祐元年(1213)‘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7];“《金史》、《元史》都有大量的瘟疫流行之记载,最典型的是金朝末年,金元交战京城汴梁的悲剧。贞祐元年(1213年)‘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金史·列传·后妃下》)。”[8]等等。

  以上列举了一些学者认为1213年汴京发生大疫的相关论述,说明贞祐元年即公元1213年汴京发生大疫之说,已被学术界所接受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用来论证1213年汴京发生大疫的原始文献均出自《金史》,为了搞清事实,我们先来看一下原始文献。

  据《金史》卷六十四《后妃下》记载:

  “三年,庄献太子薨,哀宗为皇太子。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元年,尊后为皇太后,号其宫曰仁圣,进封后父曰南阳郡王。

  或曰:宣宗为诸王时,庄献太子母为正妃,及即位,尊为皇后。贞祐元年九月,诏曰:‘元妃某氏久奉侍于潜藩,已赐封于国号,可立为皇后。’其名氏盖不可考也。或又曰:自王氏姊妹入宫而后宠衰,寻为尼,王氏遂立为后,皆后姊明惠之谋也。

  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风昏霾,黄气充塞天地。已而,后梦丐者数万踵其后,心甚恶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贫窭,将谁诉焉?’后遂敕有司,京城设粥与冰药。及壬辰、癸巳岁,河南饥馑。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

  这则史料讲述的是宣宗诸皇后的事,第一段和第三段讲宣宗崩后,哀宗即位,尊宣宗的皇后与元妃两人,即“王氏姊妹”为太后事,时间是“正大元年”。第二段实际上是插叙宣宗另一皇后,即庄献太子母亲在“贞祐元年九月”被立为皇后,以及王氏姊妹入宫后其失宠等事。因为下面的文字没有再出现具体的时间,所以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把“大疫”这件事记在“贞祐元年九月”。

  可我们万不能忽略了“及壬辰、癸巳岁,河南饥馑”一句。“壬辰、癸巳岁”,根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是指天兴元年(1232年)与天兴二年。“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也是紧跟着在叙述这两年的事。这里实际上是把正大元年“王氏姊妹”被尊为皇太后之日的梦境与天兴元年大疫联系起来记载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金史》卷二十三《五行》载: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戊午,上初视朝,尊太后为仁圣宫皇太后,太元妃为慈圣宫皇太后。是日,大风飘端门瓦,昏霾不见日,黄气塞天,仁圣又梦乞丐万数踵其后,心恶之,占者曰:‘后为天下母,百姓贫窭,将谁诉焉?’遂敕京城设粥与冰药以应之,人以为壬辰、癸巳之兆。”                         

  原来是认为当时的梦境是“壬辰、癸巳之兆”,故而元人在撰写《金史》过程中,将这两件事列在一起。而后人在阅读时又不认真考证,未将这些事件的年代关系搞清楚,就造成了贞祐元年(1213年)也发生过一次死亡百万人大疫的错误。实际上金朝末期发生死亡百万人的大疫在“壬辰”年,即天兴元年。

  这次大疫的发生是和“大元兵围汴”相关的,要证明它是否发生在1213年的汴京,只需证明当年有没有发生蒙古人围汴京事即可。 1213年秋蒙古发动对金的战争,史载:

  “是秋(1213年,笔者注),分兵三道:命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肃、安、定、邢、洺、磁、相、卫、辉、怀、孟,掠泽、潞、辽、沁、平阳、太原、吉、隰,拔汾、石、岚、忻、代、武等州而还;皇弟哈撒兒及斡陈那颜、拙赤、薄刹为左军,遵海而东,取蓟州、平、滦、辽西诸郡而还;帝与皇子拖雷为中军,取雄、覇、莫、安、河间、沧、景、献、深、祁、蠡、冀、恩、濮、开、滑、博、济、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郡。复命木华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木华黎承制并以为万户。帝至中都,三道兵还,合屯大口。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9]

  我们可以看出此次蒙古攻金,虽然深入金的腹地杀掠一番,然而却并没有超过黄河的界限(参见下图),更无兵围汴京事件的发生。所以1213年也根本不可能发生“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的事件。

成吉思汗的对金战役图[10]

  综上所述,公元1213年汴京根本就没有发生大疫,《金史·列传·后妃下》所记载的也是指公元1232年的大疫,讹传1213年的“汴京大疫”,只是后人的理解失误所致。

注释:

[1]李文波《关于元军围汴的疫史年代》一文曾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并未详加论证。

[2]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初版,1957年11月(修订版),第217页。

[3]陈邦贤:《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1982年3月,第299页。所引这则史料的出处应为《金史》卷六十四《后妃下》。

[4]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591页。

[5]符友丰:《金元鼠疫史与李杲所论病症》,《中医杂志》1996年第4期,第244页。

[6]符友丰:《李杲脾胃学说形成与发展动因探讨》,《河南中医》1995年第2期,第69页。

[7]黄涛:《金元时期医学繁荣的思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12月第4期,第207页。

[8]易守菊:《金元医学发展的政治嬗变因素》,《中医文献杂志》2001年第1期,第35页。

[9] 《元史》卷一《太祖》。

[10]见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259页。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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