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13年“汴京大疫”辨析
在中国医学史、疾病史及古代史等领域，有关公元1213年汴京发生死亡百万人大疫的说法[1]，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许多论著中均提到了这次所谓的大疫，如：
陈邦贤先生说：“金贞祐元年（公元1213年）九月，蒙古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人民死亡的百余万人。”[2]他在另一部颇有影响的书中写道：“（贞祐元年）（公元1213）（九月）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金史宣宗皇后传第2）”[3]这里都认为公元1213年汴京发生了大疫。
此外，马伯英先生说：“这几次疾疫流行，《金史》亦载：（天兴元年，1232）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本纪》）（贞祐元年，1213年）九月，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金史·宣宗皇后传》）两次前后相隔仅20余年，每次死者皆在百万”[4]
符友丰先生也说：“从1213、1232年两次死人都在百万左右推算，可知人群易感性之高。”[5]；“由于金元军事冲突日益加剧，金政府不堪蒙古骑兵的侵扰，遂于1214年迁都汴梁(当时称为南京)，也就在迁都的前一年(贞祐元年，1213)九月，‘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金史·宣宗皇后传》)汴京几为一座空城。”[6]其他相关论述还有：“金元时期，战祸频仍，疫情不断，……贞祐元年(1213)‘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7]；“《金史》、《元史》都有大量的瘟疫流行之记载，最典型的是金朝末年，金元交战京城汴梁的悲剧。贞祐元年(1213年)‘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金史·列传·后妃下》)。”[8]等等。
以上列举了一些学者认为1213年汴京发生大疫的相关论述，说明贞祐元年即公元1213年汴京发生大疫之说，已被学术界所接受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用来论证1213年汴京发生大疫的原始文献均出自《金史》，为了搞清事实，我们先来看一下原始文献。
据《金史》卷六十四《后妃下》记载：
“三年，庄献太子薨，哀宗为皇太子。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元年，尊后为皇太后，号其宫曰仁圣，进封后父曰南阳郡王。
或曰：宣宗为诸王时，庄献太子母为正妃，及即位，尊为皇后。贞祐元年九月，诏曰：‘元妃某氏久奉侍于潜藩，已赐封于国号，可立为皇后。’其名氏盖不可考也。或又曰：自王氏姊妹入宫而后宠衰，寻为尼，王氏遂立为后，皆后姊明惠之谋也。
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风昏霾，黄气充塞天地。已而，后梦丐者数万踵其后，心甚恶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贫窭，将谁诉焉？’后遂敕有司，京城设粥与冰药。及壬辰、癸巳岁，河南饥馑。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
这则史料讲述的是宣宗诸皇后的事，第一段和第三段讲宣宗崩后，哀宗即位，尊宣宗的皇后与元妃两人，即“王氏姊妹”为太后事，时间是“正大元年”。第二段实际上是插叙宣宗另一皇后，即庄献太子母亲在“贞祐元年九月”被立为皇后，以及王氏姊妹入宫后其失宠等事。因为下面的文字没有再出现具体的时间，所以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把“大疫”这件事记在“贞祐元年九月”。
可我们万不能忽略了“及壬辰、癸巳岁，河南饥馑”一句。“壬辰、癸巳岁”，根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是指天兴元年（1232年）与天兴二年。“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也是紧跟着在叙述这两年的事。这里实际上是把正大元年“王氏姊妹”被尊为皇太后之日的梦境与天兴元年大疫联系起来记载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金史》卷二十三《五行》载：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戊午，上初视朝，尊太后为仁圣宫皇太后，太元妃为慈圣宫皇太后。是日，大风飘端门瓦，昏霾不见日，黄气塞天，仁圣又梦乞丐万数踵其后，心恶之，占者曰：‘后为天下母，百姓贫窭，将谁诉焉？’遂敕京城设粥与冰药以应之，人以为壬辰、癸巳之兆。”
原来是认为当时的梦境是“壬辰、癸巳之兆”，故而元人在撰写《金史》过程中，将这两件事列在一起。而后人在阅读时又不认真考证，未将这些事件的年代关系搞清楚，就造成了贞祐元年（1213年）也发生过一次死亡百万人大疫的错误。实际上金朝末期发生死亡百万人的大疫在“壬辰”年，即天兴元年。
这次大疫的发生是和“大元兵围汴”相关的，要证明它是否发生在1213年的汴京，只需证明当年有没有发生蒙古人围汴京事即可。 1213年秋蒙古发动对金的战争，史载：
“是秋（1213年，笔者注），分兵三道：命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肃、安、定、邢、洺、磁、相、卫、辉、怀、孟，掠泽、潞、辽、沁、平阳、太原、吉、隰，拔汾、石、岚、忻、代、武等州而还；皇弟哈撒兒及斡陈那颜、拙赤
、薄刹为左军，遵海而东，取蓟州、平、滦、辽西诸郡而还；帝与皇子拖雷为中军，取雄、覇、莫、安、河间、沧、景、献、深、祁、蠡、冀、恩、濮、开、滑、博、济、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郡。复命木华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木华黎承制并以为万户。帝至中都，三道兵还，合屯大口。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9]
我们可以看出此次蒙古攻金，虽然深入金的腹地杀掠一番，然而却并没有超过黄河的界限（参见下图），更无兵围汴京事件的发生。所以1213年也根本不可能发生“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的事件。
成吉思汗的对金战役图[10]
综上所述，公元1213年汴京根本就没有发生大疫，《金史·列传·后妃下》所记载的也是指公元1232年的大疫，讹传1213年的“汴京大疫”，只是后人的理解失误所致。
注释：
[1]李文波《关于元军围汴的疫史年代》一文曾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并未详加论证。
[2]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初版，1957年11月（修订版），第217页。
[3]陈邦贤：《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1982年3月，第299页。所引这则史料的出处应为《金史》卷六十四《后妃下》。
[4]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591页。
[5]符友丰：《金元鼠疫史与李杲所论病症》，《中医杂志》1996年第4期，第244页。
[6]符友丰：《李杲脾胃学说形成与发展动因探讨》，《河南中医》1995年第2期，第69页。
[7]黄涛：《金元时期医学繁荣的思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12月第4期，第207页。
[8]易守菊：《金元医学发展的政治嬗变因素》，《中医文献杂志》2001年第1期，第35页。
[9] 《元史》卷一《太祖》。
[10]见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259页。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